《穆阳志》编外 | 马汉瀛与穆洋教案

旧时，在宁德县城北门街的中段，有一座清代的马姓宅第，大门门楣上悬挂着“父子守备”黑漆鎏金匾额，彰显着这家主人不同寻常的家世。进入大厅，正上方还悬挂着另一方匾额“急公好义”，这是光绪十四年（1888年），闽浙总督兼摄福建巡抚、船政大臣卞宝第所题赠。正厅几案陈设一精雕木龛，龛中安放清代泥塑，身着武官补服，威风凛凛，旁塑白马一匹，栩栩如生。

这尊泥塑，就是宅第的主人清代武官马汉瀛。

马汉瀛，又名朝基，字登洲，号碧峰。出身县城马氏望族。他身材魁梧，勇猛过人，因为幼年丧父，生计维艰，时值罗源县盗贼作乱，其舅父林步超任福宁镇罗源营守备，遂得栽培，投身军伍，随侍左右。此后因为作战勇敢，屡立军功，拨授外营把总，防守寿宁汛。光绪十三年（1887年），福安县穆洋（阳）村民众阻建教堂引发争端，马汉瀛奉命调任福安担任防城把总，协助福宁总镇曹志忠属下霆庆营督办事务。

光绪十三年（1887年），穆洋本堂教士唐基所莫（Dominique）在福州教区主教苏玛素（Somasch）指示下，准备将石马兜原有教屋拆建为教堂。由于此处关系地方风水格局，消息一经传出，群情激愤。

福安知县朱承烈得知消息，当即赶到穆洋，会晤唐基所莫与冯意纳爵两位教士，并传唤当地绅耆缪彦庄等六人，查知旧有教屋本系普通民房，与周边建筑无二，若改作教堂，体量势必加高，对周边祠堂、宫庙、民居势必带来影响，所以要建造教堂，位置只能另选（村外水尾地方）；但是两位教士根据同治四年（1865年）中法签订的《柏尔德密协议》，执意要在原地拆除重建。双方相持不下，朱承烈一时束手无策，只得将此事上报福建通商局（清朝后期负责对外通商和交涉事务的衙门）裁定。

嗣后，通商局照会了法国领事宝海，双方经过激烈辩论，最终达成共识，允许在原址按原房屋样式修造，不得改为洋房或设置钟楼，但高度可较原房增高四丈（约13.33米）。

对于省里的决议，双方都表示不满意，事情由此陷入僵局。这让朱承烈深感为难，心急如焚。到了十月，穆洋部分奉教村民准备将缪氏隆岗祠拆建为教堂，其他村民闻讯赶往阻止，双方发生械斗。盛怒之下，教屋及新运木料均被村民缪聚生等人为首全部烧毁。事情发生后，朱承烈革去顶戴，由罗德聪暂行署理。

这场教案的爆发激起全县民愤，当时福安境内二十七处教堂、教屋均有村民聚集抗议，事态愈演愈烈，甚至蔓延至福安县城。农历十一月初三，县城举行城隍年例赛会，各乡信众汇集城关。次日清早，有信众一千余人包围城关教堂，将教堂和钟楼一并烧毁，城内官兵弹压无效，只得保护教士仓皇逃离。

光绪十四年（1888年），此事惊动朝廷，为了取得法国领事及教会的谅解，朱承烈被即行革职，署令罗德聪一并撤差。一方面，将调往闽县的原任福安知县王士骏重新调回，与候补同知蔡永基一同协商处理善后事宜。

同年八月初六日，马汉瀛与霆庆营哨官黄复成各带兵勇，陪同王、蔡二官员前往穆洋，为重建教堂勘择地址，当时一同前往的还有福安城堂教士高满珍，以及福州主教委派的金亮星教士。

后来大家选择了惠风门作为重建地点，但由于村民与教会之间分歧甚大，事仍悬宕。一直拖到了光绪十六年（1890年），事情仍然没有任何进展，当时的署理知县张翥焦虑万分。这时候，“教士近期利用教民缪进寿家举行诵经礼拜”的消息传到他的耳朵，于是抓住这个机遇，因势利导，派人与教士进行商酌，就以缪进寿房屋为诵经礼拜之所，至于被毁教堂，可以估价若干，如数赔偿。经过多次婉商，教士方始应允。为了早日平息事端，张翥将这一情况上报福宁府及通商局，通商局派遣张鸿书担任转办委员，前往办理此事。在福宁知府严良勋的委托下，张鸿书、张翥、马汉瀛数次前往穆洋，与教士商议折价之事。经过三人协力斡旋，教士终于答应赔偿条件，共赔洋银一万元（其中两千元未载入协议，免滋日后援例之弊），原被毁地基由官府收回，僵持三年之久的事件终得平息。同年十二月初七日，其他被毁的城内、外塘、苏洋等处教堂也一并得到赔偿，“至此，闽省中外交涉重大事件一律清结。”①

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五月，法国驻华公使施阿兰逼迫清政府达成《施阿兰协议》。该协议形成后，传教士在内地置产可毋庸报官，于是各地教会的地产急剧膨胀，各省督抚对此忧心忡忡，担心教、民之间会再惹争端。

果不其然，担心的事情还是在穆洋再次发生。穆洋天主堂的莫海纳教士在洋麻巷园地旁（民间谓此处为火星正穴，不能建房，否则会发生火灾。同治二年教案就发生于此）买下了村民林宗泰房屋及后面空地，房屋与洋麻巷园地只有一墙之隔。

同治二年（1863年）教案发生时，洋麻巷地已经被拆除围墙，但是教士在光绪九年（1883年）又悄悄地补上，光绪十三年教案发生时再次被拆除。此后，邻近村民经常会到园里取土，教士屡禁无效。光绪十九年（1893年）四月二十日，教士增筑围墙，二十五日村尾临水宫发生火灾，村民益信此地触犯火星。村民愤怒不已，聚众进行抗议，福安县衙当即派兵弹压，并对村民进行疏导，事态暂时得到平息。

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四月，穆洋教民又偷偷增高围墙，于是民、教之间再起冲突。穆洋缪氏族长缪汉轩等人前往县衙进行诉求，知县刘玉璋为了避免事态扩大，专函晓谕穆洋教士，饬令恪守光绪十六年成约，将围墙拆除。教士竟置若罔闻，刘玉璋只好请求上司向福建主教代为说情。

十月初，在福建主教苏玛素指使下，福安城关堂教士高满珍派人找刘玉璋协商，以旧买林宗泰住屋过于狭窄，因而在洋麻巷地砌墙，拟添筑小屋数间，以满足传教使用。由于双方积怨已深，刘玉璋劝阻高满珍顾全大局，中止建堂之议，高满珍答应缓期处理。

高满珍答应缓办只是表面，暗中已雇工采办木料，在三都岛上进行加工，为建造教堂做充足准备。这些木料材质高大，柱子长度达到二丈七八尺左右。刘玉璋得知消息，派员查核属实，即详报抚宪，请求省府照会法国领事，及时阻止，同时他又通知高满珍立即停止采办木料。

几乎在同一时间段，穆阳村民也得到了这一消息，他们进山砍伐竹子作成武器，以期阻止木料上岸，一冲突一触即发。

高满珍对官府的劝告，以及穆洋村民的强烈抗议不以为然，反而变本加厉，将两船加工好的大料由宁德运抵福安南门外溪口。刘玉璋对此十分不满，立即派马汉瀛前往劝阻，高满珍不仅不听劝告，反肆要挟，让县衙派兵押送这些木料。

十月二十四日，福建通商局照会法国副领事方栋，请求对方遵照协议，立即通知高满珍停止木料运输，免致再生枝节。为了避免激化，允许教士另找地址修建教堂，并委派通商局委员吕渭英前往福安，会同刘玉璋进行协商办理。

十二月初一日，吕渭英与刘玉璋前往穆阳，马汉瀛奉命陪同。吕渭英认为前任知县王士骏所定的惠风门地基建造教堂最为适宜，于是就找来马汉瀛，两人跟高满珍进行了面议。惠风门这块地，高满珍心实不愿，于是开始就提出“其地低洼恐被水淹”为理由，后又以“建在路外不宜”“事已上达，须由主教酌定”等屡屡搪塞。吕、马二人与之进行激烈争论，高满珍未作任何退步。无奈之下，吕渭英将此事再次上报通商局。

此后，在法国公使施阿兰施压下，清政府被迫同意让高满珍在原址建立教堂，至于刘玉璋，则以办理不善革职，由冯树勋接任知县。

教案平息之后，马汉瀛因为恪尽职守，为维护地方治安功劳卓著，经闽浙总督许应骙奏请，记名千总，实授福宁右营守备，兼理游击。调离福安之时，城乡士民夹道相送，并以“万民伞”相赠。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朝廷下令筹办警察机构，马汉瀛被推举为宁德县首任警察局长。宣统三年（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马汉瀛识大体、顾大局，率部起义。闽省光复后，蒙福建总督孙道仁委任，代理连江、罗源守备。

马汉瀛长子马鸿飞，号晋侯，以五品蓝翎补授罗源营守备。父子相继执掌军职，故有“父子守备”之美誉。

①：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辑出版《清季教务教案档》，光绪十六年十二月初七日，福建通商局会议条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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