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密工作】AI办公提效,保密底线不能松!

聂荣臻同志在长达70年的革命生涯中，为党和人民建立了不朽的功勋，同时也在多年秘密斗争中积累了丰富的保密工作经验。特别是大革命失败后，他和妻子张瑞华在香港、天津、上海等地坚持隐蔽斗争，秘密开展党的工作，养成了严守保密纪律的良好习惯。

秘密斗争经历丰富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鉴于聂荣臻具有秘密斗争经验，党组织派他赶往上海，协助周恩来迅速将工人纠察队转入秘密状态。在此期间，他有时装扮成工人，有时装扮成商人，到纠察队员比较集中的地方，做好善后工作，并设法把枪支弹药隐蔽起来，减少了革命力量的损失。

南昌起义前，聂荣臻被指定为前敌军委书记，从武汉赴九江做起义准备工作。他后来回忆道：“我们到九江以后，就一个部队一个部队去传达，因为起义计划是非常秘密的，主要是传达给各部队负责同志……告诉他们做好一切准备，一接到中央命令，就立即行动。”8月2日，经过秘密发动，他成功将张发奎部第25师两个团3000余兵力拉到南昌参加起义。

同年12月，聂荣臻参与组织领导广州起义，并在起义受挫的紧急关头，与叶挺果断决定组织人员撤退，保存了部分革命力量。起义失败后，他还机智地躲过了敌人的疯狂搜捕。对此，聂荣臻曾回忆道：“我在安排了部队撤退之后，天已很晚，就往八旗会馆附近住地走……回到住地，天还没亮，没有敢叫房东的门，怕引起人家怀疑，就坐在楼梯口等。直到天亮，房东开门之后，我才大大方方地上楼。房东说，你起得这样早呀？我说，是啊，不知道街上发生了什么事，出去看了看。”3天后，情况有所放松，他才秘密返回香港。

那时候，张瑞华也参加了广州起义，并在起义失败后来到香港，担任党的机要交通员。一天，她到干部训练班送文件，恰巧被聂荣臻看到，一见倾心。在报请组织批准后，两人于1928年4月结为革命夫妻。

以记者身份作掩护

在敌人的白色恐怖下，聂荣臻和张瑞华没有举行结婚仪式。婚后，张瑞华提着仅有的包括她所有财物的小箱子，搬进了聂荣臻的秘密住所。他们的生活清贫而幸福。张瑞华曾感慨道，聂荣臻“以记者的身份掩护进行工作，需要穿得像样些，但实际上只有一件绉纱短袖白衬衫。香港这地方天气热，每天一回来总是浑身大汗，我赶紧给他洗，好晾干了出去时再穿。在家里，他就只得穿一件背心，几乎没有替换衣服”。而她自己因为从事机要交通工作，要经常“以阔太太的身份为掩护，去各地送文件，就需要穿得更像样些”。即便如此，她也只有两件比较合体的旗袍，工作时才肯换着穿。

1930年初，聂荣臻和张瑞华按照组织要求，先后来到上海。周恩来同聂荣臻谈话，让他到天津开展顺直地区党的工作。2月，他们乘船来到天津。考虑到安全保密，聂荣臻继续以记者身份作掩护，有任务就说是出去“采访”。张瑞华主要负责“掩护和保障聂荣臻的工作和生活，完成好任务，同时仍担任机要交通工作”。

4个月后，他们被调回上海。聂荣臻进入中央特科工作，随即开启了一段更为隐秘的斗争生涯。他曾经回忆说：“在上海地下工作期间，我仍是以新闻记者身份作掩护的。因为新闻记者可以到处跑，行动方便。做地下工作，有恰当的职业掩护，才能深入到各种群众团体之中，广泛地接触群众，而不被敌人发觉。这一点非常重要。”

张瑞华也曾回忆说：“那时搞特科，是我没有生孩子以前。他天天像夜猫子一样，一清早5点钟就出去了，一直到晚上12点钟，一两点钟，甚至有时到3点钟才回来……他走了，我在家，还担任着机要交通的任务。他晚上2点左右回来了，我不能睡，晚上总是听着，听着，有声音没有，他一走进胡同口我就知道。他的皮鞋声与别人的不同。我就悄悄地在门里边等，等着脚步声音停了，按约定轻轻敲几下，知道是他，就开门让他进来。”鉴于工作特别危险，聂荣臻还叮嘱张瑞华，“如果到黎明我不回来，你就离开这个地方。”

自觉维护保密纪律

1930年8月，聂荣臻被调到中央军委协助周恩来工作。他和张瑞华也随之搬家。聂荣臻后来回忆说：“这年的九十月间，我搬到四马路跑马厅西北不远的一个弄堂里……这个地方条件好，靠近繁华地区，也靠近中央机关。做地下工作，能靠近热闹地区就很有利，成夜不断人，活动方便，一旦遇到敌人，也容易摆脱。”

1931年1月，中央临时政治局召开会议决定，“中央军委由周恩来、陈郁、聂荣臻、陈赓等七人组成，周恩来为书记，聂荣臻为参谋长”。那时候，女儿聂力出生不久，聂荣臻顾不上家人，仍夜以继日地为党工作着。与此同时，他和张瑞华更加注重做好保密工作。

没有孩子之前，遇到有人来家里找聂荣臻谈工作，张瑞华就出去回避一下。现在有了女儿，就不便这样做了。家里来人谈工作，她只得用被子捂着，聂荣臻则尽量小声与人交谈，以免张瑞华听到。张瑞华出去送文件，也只是对聂荣臻说一下大概需要的时间，并不告诉他“要去的地点，和谁接头，文件的内容”等具体情况。他们就是这样，自觉维护着党的保密纪律，尤其注意“不该知道的不问，不该见的人不见”。

同年4月顾顺章叛变后，聂荣臻等在周恩来的领导下，采取紧急措施。聂荣臻曾经回忆说：“两三天里面，我们紧张极了，夜以继日地战斗，终于把一切该做的工作都做完了。等敌人动手的时候，我们都已转移，结果，他们一一扑空，什么也没有捞着。”

聂荣臻还曾回忆说：“为了躲避顾顺章，我搬家到了虹口区的提篮桥。工作虽然在继续进行，但危险性很大。我们这些过去与顾顺章交往很多的人，就经常待在家里……从那以后，组织上就已经在考虑我们这些人撤离上海的问题。”张瑞华后来也回忆说：“工作虽然继续进行，但危险性更大。1931年年底，富春、蔡畅、恩来、颖超、荣臻等同志奉命先后离开上海，进入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我因聂力幼小，被留在上海。”

“保密观念极强”

从1927年12月广州起义赴香港，到1931年12月离开上海，聂荣臻冒着敌人的白色恐怖，做了整整4年秘密工作。经历过生与死的严峻考验，他深切地体会到严守党的保密纪律的极端重要性。女儿聂力后来记述道：“这4年甚至改变了父亲的性格。父亲一生惜言如金，平时不爱讲话，能不说就不说；父亲一生谨慎，处处小心，组织观念极强，保密观念极强。”

聂荣臻秘密转移到中央革命根据地后，1932年春，张瑞华被组织安排在共产国际远东局驻上海联络处，后被调到中央开碰头会的机关，做机要交通和联络工作。

1934年，中央机关遭到破坏，张瑞华与女儿不幸被敌人关进监狱。聂力曾经记述道：“1934年春，由于叛徒告密，这个机关被敌人侦察到了。母亲和杨庆桂（张瑞华的同学）得到内线传递出的消息后，临危不乱，第一件事情就是赶紧焚烧文件，销毁证据。她们刚忙完，敌人的便衣也到了，进屋搜查半天，什么也没得到。母亲和我，杨庆桂和她的孩子被带到西摩路英帝国主义的巡捕房……敌人想从她们的嘴里挖出中共中央机关的情报。母亲和杨阿姨死不承认。”

一个月后，敌人以“查无实据，释放回原住处”把张瑞华和聂力等释放回家。但特务心有不甘，对她们采取暗中监视，企图放长线钓大鱼。张瑞华不动声色，利用一个大雨滂沱的夜晚，抱着聂力逃出虎口。这些艰辛经历，给年幼的聂力留下了深刻印记，她在新中国成立后投身于国防科技事业，也始终把保守秘密牢记心间。

在聂力的心目中，父亲聂荣臻一直是一位严于守密的人。20世纪60年代，我国导弹、原子弹研制进入关键时期，聂荣臻作为“两弹”事业的具体组织领导者，尤其注重做好保密工作。1960年10月4日，他在给中央书记处的报告中，就“尖端、精密生产和研究工作中的清洁和秩序问题”，特别强调“还有一个保密问题，机密的事情就不应该广播”。1963年，为了确保核武器研制的保密性，他还专门向周恩来和中央写过报告，提出文字记录尽量减少提及核试验，“电话上更要严格控制谈这件事”。

对此，聂力还曾记述道：“那时，有关原子弹的一切工作，全部都是在极其秘密状态下进行的。我虽然和父亲生活在一起，又在研制导弹的五院工作，对原子弹也是知之甚少。对我和母亲，父亲总是守口如瓶。”“父亲参与领导、组织原子弹攻关的很多情况，是很多年之后，我从别人那里听说，从别人的回忆文章里看到，或者是从已经解密的文件上看到的。”聂荣臻就是这样，以实际行动践行了保守秘密的庄严承诺，对自己严格要求，对家人严守秘密。

来源：保密观

编辑：更藏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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