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 拆走地基之后,工作的“意义”要换个地方长

【把问题找准，把核心做透，把效果做实】

© O-Evol 2026 | 作者：李墨 | 原创内容，欢迎关注、点赞、转发，转载请联系授权

这是李墨的组织进化观察公众号第 202 篇原创深度长文。

每个周一早上，数以亿计的人做同一个动作：去上班。这个动作如此自然，以至于很少有人停下来问——我们是什么时候开始指望它提供“意义”的？

追问一下，答案会让人愣一下：“靠工作获得人生意义”这个在今天看来天经地义的等式，在人类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并不存在。它是现代的发明——而此刻，这项发明正被 AI 从地基处松动。熟悉的东西忽然露出陌生的一面，这正是值得把它想清楚的时机。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王小伟，在一场公开访谈里给出的第一层论断，是一个历史事实。欧洲中世纪的贵族，你问他做什么工作，他会觉得很奇怪——为谋生而做工，对他们是陌生的概念。古希腊的哲学家同样如此：哲学不是职业，自由人即使住在陶瓮里也不做工。意义被搬进工作里，是相当晚近的事。

那意义是什么时候搬进工作里的？王小伟给出两步。第一步是集体叙事：三四十年前，人在单位里上班，单位有食堂、学校、理发店，工资里有报纸费和取暖费；那时的人真心觉得一辈子做一个平凡的工作有价值——人朝向集体，在一个宏大的事业里贡献绵薄力量，“人的普通性不是失败，而是荣光”。第二步是我们熟悉的当下：优绩社会。个人不再镶嵌在集体叙事里，要全然承担自己的成功与失败。工作之所以能给自尊，是因为“我”凭自己的脑力或体力挣到钱，合法占有财富，享有社会声望——意义来自“我配享我的财富和声望”。代价也随之而来：榜样从兢兢业业的普通人变成了身家百亿的传奇企业家，而对绝大部分人来说，把传奇当榜样，人生注定是一场惨败——它激励少数人，让更多人陷入倦怠。

王小伟还点出了一个常被忽略的变化：今天的累和十几年前的累，性质不同。十几年前大厂也辛苦，但挣得多，更重要的是人没觉得技能会被稀释、被取代——靠手艺挣钱，就有职业自尊。今天不一样：你有一套技能，但两年就可能过时。即使工作强度差不多，预期却差很多，人常常觉得随时可能被替代。消磨人的不是工作时长，是“随时可被替代”的预期——它把每一天的工作，都变成了对自我价值的临时辩护。

现在轮到第三步，也是访谈真正的锋利处：如果 AI 让脑力和体力劳动都变得无关紧要，优绩社会那个“我配享”的意义结构就失了地基。王小伟在访谈里记录了一个现场：一位数学家同事一年前开讲座时说，自己带的博士生不少已经赶不上 AI 厉害了；而最近半年，他注意到更多高校老师开始自觉“不如 AI”。“我们原来觉得数学是人类文明皇冠上最闪亮的明珠，现在它逐渐不再专属于人了。”王小伟接着提醒：那些智力密度不那么高、较少被关注的职业，更可能安静地被取代。一个程序员年薪百万时，他在家人面前的价值感是具体的；当这份工作被优化掉，他在家人眼里变成什么？意义危机不是情绪问题，是结构问题——过去两百年支撑现代人的那根柱子，正在被技术一节一节拆走。王小伟同时记录了人们下意识的对策：日常话语的“精神病学化”——NPD、ADHD、PTSD 越过专业诊断被随意使用，“情绪稳定”成为新的规训；人在外部世界持续受挫，就向内挖掘，用心理学词汇抵御结构性的倦怠。他管这个后果叫人的“犀牛化”：皮肤硬化、情感高防御，任何东西都不再能触动人。

用阿伦特的三分法看 AI 的替代顺序，图景会清晰很多。AI 最先吃掉的是“劳动”——重复的、消耗性的、不留痕迹的活动，这也正是人类最乐意交出去的部分；现在正在进入的是“工作”——写作、编程、分析、设计，这些曾经凝结着人的技艺与判断、能留下作品的活动。王小伟观察到的意义危机，本质上是第二层的失守：当作品不再专属于人，“我做出了这个东西”所带来的满足就开始漏风。

拿这套三分法来分析 AI，会不会像拿着旧地图找新路？这个疑问可以正面回答：阿伦特画的从来不是某个时代的地图，而是人的活动本身的结构——只要人还要吃饭、还要做东西、还要在人群里开始新事，这张地图就有效。AI 改变的是每一层里“谁在干活”，没有改变三层结构本身。

但第三层“行动”留在原地。行动的定义是在人的中间开始一件新事——它的意义不来自产出物，而来自他人的回应：你说了一句话，有人接住；你发起一件事，有人加入。AI 可以模拟回应，但王小伟指出了密度的差别：一个可以选择离开的人决定陪伴，一个可以拒绝的人选择接纳，这种真实的在场与投入，是模拟给不了的。行动层的满足，至今仍然是人的专属领地。

这里还要给组织一记提醒。大卫·格雷伯（David Graeber）在《狗屁工作》（Bullshit Jobs，2018）里描述过一种岗位：从业者自己都认为它不该存在，每天的工作是打钩、表演、凑数字。王小伟在访谈中直接引用了他——很多人在工作中付出大量“精力劳动”，回到家里自然没有好脾气，于是向家人索取“情绪价值”作为代偿。一个组织里狗屁工作的比例越高，员工的倦怠就越不是福利问题，而是意义结构的塌方。AI 的到来让这个问题更尖锐：如果 AI 接管了有作品感的部分，而人留下的是走流程、做表演的部分，那将是最坏的分配——不是人机器各得其所，而是机器拿走了意义，人留下了空虚。

如果“我配享财富与声望”这根柱子靠不住了，意义感还能从哪里长出来？把访谈与学理合在一起，有三个来源值得认真对待。其一，作品感：做出一个具体的、有自己印记的东西——哪怕只是一顿亲手做的饭、一个被理顺的流程。王小伟自己的做法是给报纸写千字专栏，写人怎样被一个小的生活场景触动，“写作是我维持生命感的小策略，不然心灵会很快硬化”。其二，关系感：好的亲密关系与真实友谊里有一种纯粹的生命逻辑——对方陪着你，听你的不堪与不切实际，你被全然地照见；这是“抗技术”的，因为它不能被优化。其三，允许完成：法国思想家埃吕尔早就指出，现代技术的逻辑是在一切领域追求极致优化，任何事都不再被允许“完成”——砌墙立起来就完成了，而软件永远要修复、迭代。意义感恰恰需要“完成”这个体验：一件事做完了，结束了，我为此满意。

对组织，这三条来源应当被当作管理动作的清单来用，而不是当鸡汤读过。作品感对应的是：让员工的工作产出尽量以“作品”的形态存在——有署名、有边界、有交付时刻，而不是无尽流程里的一环。关系感对应的是：团队里真实的回应与在场——一对一的谈话、复盘时被认真听完的发言，这些不产生效率的时刻恰是意义感的容器。允许完成对应的是：给项目真正的终点与庆祝，而不是一个迭代接着一个迭代。组织不能承诺员工“工作有意义”，但组织可以决定：意义感的三个来源，在这里是被滋养的，还是被耗尽的。

对个人，王小伟的提醒温和得多，也根本得多：人是生命，不是智能。生命的逻辑是自足的、有节奏的，不是永远“还可以更好”的产品逻辑。在 AI 接管越来越多工作的时代，保卫意义感的起点也许很小——逛五分钟公园，种一盆薄荷，给喜欢的人做一顿饭，凝望一下自己的父母。这些事不产生任何竞争力，它们只是提醒你：你首先是一个活着的人，然后才是一个工作者。

回到那位数学家同事的沮丧。皇冠上的明珠不再专属于人，这是真的；但皇冠从来不等于人。当“工作=意义”这个现代等式开始松动，也许恰恰是时候，把两百年没敢问的问题问出口：如果不靠工作证明自己配得上存在，我们打算靠什么活？——我的判断是：这个问题没有标准答案，但每一个认真回答它的人，都在把意义感从时代的配置，变回自己的作品。

关键词：工作的意义AI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