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软件死后,人人都是黑客

SourceHut 最近修改了服务条款，禁止托管使用生成式 AI 辅助开发的原创项目。

Drew DeVault 写了一篇长文解释原因，从软件许可证谈到气候变化、劳工剥削和小胡子主义。

以前读这种文章多少有些恼火，现在倒觉得无所谓了。人总得有些自己愿意花时间维护的东西。

离开 FOSS 社区之后，偶尔还会看看那些熟悉的人。

有些人在写新的操作系统，有些人在设计新的编程语言，还有些人仍然忙着决定谁有资格留在社区里。

突然发现已经很难像过去那样严肃地参与这些争论了。

黑客文化似乎一直存在一种对旧技术的偏爱。

Unix、终端、邮件列表、纯文本、自己编译的软件。它们至今仍然很好用，但这不意味着使用它们就比使用其他工具更接近某种黑客精神。

一个拥有自己的推理集群、模型和Agent系统的人，未必比一个维护个人操作系统的人缺少独立性。

技术自主权没有规定必须使用哪一代技术。

软件曾经很难生产。

一个人需要花费多年掌握必要的知识，再依赖其他人积累的代码、工具和经验，才有可能完成稍微复杂一些的工作。

开源使这些积累能够被共同使用。

它既是一种政治主张，也是一种非常有效的生产方式。后者可能比前者更深刻地改变了软件工业。

现在，生产软件的成本开始下降。

这并不意味着软件工程已经变得简单。需求、正确性、维护以及运行中的种种问题仍然存在。

但一个过去无法实现的想法，现在可能只需要一个下午，就能获得一个勉强可用的版本。

即使其中绝大多数最终毫无价值，这种变化本身仍然值得注意。

稀缺性正在从实现转移到其他地方。

一件事情越困难，完成它的人就越容易获得某种特殊身份。

程序员如此，画家、摄影师、作家也如此。

当技术使某种能力变得普遍，原来掌握这种能力的人通常不会特别高兴。

他们可能开始强调过程的重要性，强调传统的训练方式，或者重新定义什么才算真正的创作。

很难分清，哪些是在维护作品的价值，哪些是在维护作者原有的地位。

FOSS 在这个过程中有些特殊。

几十年来，无数开发者把代码、文档和讨论公开，允许其他人在此基础上继续工作。

这些知识如今又被用于训练能够生产软件的模型。许多原作者并没有明确同意，模型本身也未必开放。

自由软件运动在试图消除知识垄断的过程中，参与创造了另一种知识集中方式。

历史似乎不怎么在乎参与者原来的意图。

但这也可能是自由软件的一种成功。

如果公开知识的最终目的，是让更多人获得创造和使用技术的能力，那么知识以什么形式被继承，未必总是最重要的问题。

一个项目可以停止维护，一个社区可以解散，其中积累的知识却可能继续被使用。

它不再需要以原来的形式存在。

某种未经同意的永生。

社会运动通常需要一个相对稳定的矛盾。

自由软件反对专有软件对用户的控制，开源运动则证明了另一种软件生产方式的可行性。

它们逐渐形成自己的组织、文化、道德规范，以及一套关于什么是正确实践的解释。

但如果原来的矛盾开始消失，或者已经转移到了别的地方，组织仍然有理由维持自身。

于是人们可能继续解决一个已经不再以原来形式存在的问题。

这也并非是自由软件独有的现象。

丰裕并不意味着自由。

能够生成任意软件的人，可能仍然无法控制自己依赖的模型、算力和基础设施。

知识的传播也不意味着生产知识的人能够分享相应的收益。

甚至当创造变得足够容易，新的困难可能不再是如何实现一个想法，而是如何判断它是否值得实现，以及谁来承担实现之后的后果。

旧问题没有全部解决，新问题已经出现了。

没有理由认为一套诞生于几十年前的理论，应该能够提前回答它们。

一个运动如果足够成功，最终可能使自己变得不再必要。

不过，对参与其中的人来说，事情不会这么简单。

一个人花了半辈子形成的技术偏好、价值判断和社会关系，不会因为世界改变就自动失去意义。即使他承认变化已经发生，也未必愿意接受随之而来的结果。

何况人们并不总是在追求某种最终状态。有时参与运动、维护社区、继续做熟悉的事情，本身就构成了生活。

自由软件社区当然可以继续存在。

只是不必要求后来者继续生活在同一个时代。

也许以后仍然会有人写自己的操作系统，设计新的编程语言，坚持通过邮件交换补丁。

也会有人让一群Agent完成这些工作。

还有人根本不关心软件是怎么写出来的。

这些人未必需要共享一种身份。

如果自由软件运动最终真的失去了它原来的对立面，继续维护它的人大概会感到失落。

其他人可能根本不会注意到这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