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7年高考作文针对性阅读资料:报刊时评文精选(084)

一 批评的边界与理性的重建 ，应该如何公共讨论？

每一场公共讨论，每个人起初都怀着一个朴素的愿望：把事情弄清楚。如果这个愿望无法实现，那么很快就会变质。一个具体的疑问，会在极短的时间内脱离它最初的轨道，滑向对一个人整体价值的否定。

一次正当的质疑，会迅速膨胀为一场不设终点的道德凌迟。批评本该是理性的讨论，却常常异变为一场血肉横飞的人格绞杀。它不再关心问题在哪里，只关心如何把整个人送上祭坛，怎么让自己成为赢者。

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只要是人，就一定会犯错。一个人在一件事情上犯错，并不等于他就永远都是错的，他的人生就应该被判处极刑。很多人在公共讨论时总会犯这样的错，就是把一件事错了当成人生都错了。

这就类似于“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的孩子会打洞”，出身决定别人的看法。你做错了一件事，在别人眼里就没有对的，甚至于你的父母家人犯过错，你也不是什么好人。只要不是确定答案，就都是错误的。

这种偷换概念的公共讨论与批评行为，看似只是逻辑上的一步之差，实则是文明与野蛮之间的分水岭。这种观点背后藏着一种极其危险的思维方式：一个人只要在一个维度犯了错，那他在所有维度的成就都归零。

换句话说，就是非黑即白。只要有一个污点或者一点黑暗，就会被视为“坏人”。殊不知，这个世界人没有绝对的黑与白，都是白加黑的组合。昨天的行善只不过是恶念被暂时压制，今天的恶行是善念睡着了。

在那个动荡时期，有人提出“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就是过于矫正，把所有事情简单化为黑与白。事物往往都有两面性，且相互转化。在公共讨论或批评的时候，往往需要考虑多方面因素。

周处作为曾经的三害之一，被人厌恶憎恨是理所当然的，但不能因此彻底否定他这个人，特别是他通过学习改变，以及“除三害”后，周处就是一个值得尊敬的人。因为犯过错，就判断是彻底的坏人，就是断章取义。

真正负责任的公共讨论，不仅要辨别批评是否“对事不对人”，还要警惕那些看似言之有据、实则以假充真的精准操弄。证据被伪造的批评，比没有证据的谩骂更可怕，这就好比疑罪从有的判罚对上屈打成招。

就像一个小孩被人冤枉偷东西一样，只要没有切实的证据，批评和公共讨论带来的往往是心里的愤怒与委屈。然而当证据被伪造，屈打成招后的判罚，带来的就不仅仅是愤怒与委屈，还有身体的摧残与伤害。

冤枉是对他人的羞辱，伪造证据是对公共利益的蓄意谋杀。公共讨论时，需要保持理性，批评需要建立在事实基础上，而不是伪造的证据。对事不对人，功是功过是过。不能因为一个具体行为，就否定主体所有。

一个人的过错，不能吞没他的贡献；一个人的贡献，也不能豁免他的过错。古代有句话说，罪不及父母，祸不及妻儿。在批评或公共讨论某个人时，他的过错就应该由他自己承担，而不牵扯到他父母妻儿。

一个社会如果只会做“非黑即白”的判断与基于此判断的骂人，那么它对复杂人性的的理解能力就是完全不及格了。世界的发展往往循序渐进的，黑白灰应有俱全，任何前面的判断与批评，都是对人不公平的。

非黑即白的判断，会导致一旦一个人被认定有了瑕疵，就会被预先假定他一无是处，形成“污名化的雪球效应。一旦一片雪花开始滚动，就会越滚越大，最终导致被流言蜚语压垮。压垮他的不是犯错了，而是无端联想与怀疑。

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从来不体现在它批评得多么激烈，而体现在它能否在批评之后，依然为复杂的人性保留位置，不因为一个错误。而否定全部。去伪存真，靠的是证据、程序与逻辑，不是围观、联想与羞辱。

一旦“一个人做错一件事，就等于他一生都是错”这种逻辑被普遍接受并合法化，必然会导致“你所有的善意，都会因为你的某一次失误而算盘否定”的结果出现。公共讨论需要以批评为基础，但必须保持理性的头脑。

二 “3999元开天眼”，收割焦虑的心灵忽悠术 

“3999元的课程，号称可打开天眼，上完后没有任何实际效果。”据《工人日报》报道，近年来，疗愈服务兴起吸引了大量消费者。以心灵疗愈为名的各类疗愈服务涌入线上线下市场，冥想体验、一对一咨询、系列课程等服务形式五花八门，这其中虚假宣传、无证从业、涉嫌欺诈等问题频发。

以往案例已然表明，但凡扯到“开天眼”“点化”等玄学用语，就基本可以断定，这种疗愈课程根本没有技术含量，是收割焦虑的忽悠术。

“3999元打开天眼”，就是疗愈服务行业野蛮生长的一个缩影。从短视频引流到微信群成交，从速成考证到高价收费，一条灰色产业链悄然成型。消费者花出去的是真金白银，换回来的可能是二次心理创伤。这一行业若继续在灰色地带游走，受损的恐怕是公众对心理健康服务的基本信任。

疗愈服务之乱，乱在边界不清。心理咨询、教育培训、健康养生，几个领域彼此交叉，却各自缺乏针对性监管。从业者自称“疗愈师”，但人社部的职业资格目录里压根儿没有这个名目。一些机构推出所谓考证服务，其实就是花钱买证。一个刚完成课程学习的学员，转天就能以疗愈师身份上岗从业，如何保证服务质量？没有清晰的职业门槛，没有统一的执业标准，服务质量自然良莠不齐。

定价随意已成行业另一顽疾。同一类疗愈课程，价格从几百元到数万元不等，全凭从业者一张嘴。消费者很难判断合理价位，更无从评估效果。法律界人士指出，过高定价容易引发纠纷，甚至涉嫌诈骗。可现实是，大量交易发生在微信群等私域空间，隐蔽性强，消费者发现上当后连维权对象都难找到。预付费模式更是雪上加霜，商家跑路、拒绝退费、霸王条款，这些问题在投诉平台上比比皆是。

更深层的问题在于效果难以量化。心理健康评估目前主要依赖主观问卷，缺少客观有效的测量工具，无法判断疗愈服务究竟有没有用。监管缺少实实在在的抓手，行业自律也缺乏依据，消费者只能碰运气。

此前，据中新网引述相关研究数据，中国疗愈经济市场规模已突破10万亿元，覆盖人群广泛。这种情况下，当务之急是立规矩，尽快厘清服务边界，推动建立基本管理制度、行业标准和负面清单，让疗愈服务有章可循、有据可依。

比如，首先应明确哪些服务属于心理治疗范畴，只有具备专业资质的人员才能提供；哪些属于一般性放松减压服务，可以适当放宽准入但也要有基本规范。同时，建立投诉举报和效果评估机制，让消费者有处说理，让劣质服务无处藏身。

此外，打击虚假宣传和误导性营销行为绝不能手软。那些用玄学术语包装、夸大效果的推广话术，本质上是在利用消费者的焦虑和痛点牟利。监管部门应对此类行为保持高压态势。

总之，疗愈服务市场要走上健康发展轨道，立规矩是第一步。消费者擦亮眼睛固然重要，但比这更重要的是让规矩跑在前面。让疗愈回归服务本质，而非沦为收割焦虑的灰色生意，这才是疗愈经济该有的样子。

三 拿王虹反驳“寒门难出贵子”，典型低级红

7月23日，35岁的中国籍数学家王虹获国际数学最高奖“菲尔兹奖”，成为历史上首位中国籍、世界第三位获得该奖的女性数学家。这个名字一天之内创造了十几个热搜，包括：丘成桐希望王虹邓煜回国任教，王虹接终身教授邀请邮件以为是诈骗，王虹大二转数学系一度垫底，王虹回北大开讲座韦东奕坐第一排，王虹中学作文致敬了陈省身杨振宁，王虹曾在建筑师事务所实习1个月。众多热搜标签中，有一个标题很是刺眼：王虹获奖别再说寒门难出贵子。

且慢，这是八杆子打不到一块儿的事情吧，王虹得个菲尔兹奖，怎么跟“寒门难出贵子”关联起来了？仔细一看，原来是一家媒体评论的标题。这篇评论从韩雅平高考699分报考了清华“卓医班”被网民质疑说起，称“仿佛寒门出身的人不配谈兴趣”，然后转到王虹，愤愤不平地写到：

哪怕后来考上北大，她也不是顺风顺水。大一在别的学院，靠转系考试才“挤”进数学系；在法国读书时甚至一度转去学建筑。但兜兜转转，她还是凭着“寒门”骨子里的坚韧，和对数学的热爱，回到了熟悉轨道。所以，“寒门”怎么了？辩证地看，“寒门难出贵子”这句话，既是对“寒门”的偏见，也是对“贵子”的窄化，翻来覆去，不过是出身决定论的那套逻辑。

这个逻辑我看了好几遍都没有看懂，王虹跟“寒门”有多大关联。从媒体报道来看，既不算“寒门”，也不算“豪门”，而是普通家庭出身。她当然也不算一般的“贵子”，而是一个不可多得的数学“天才”。这可以说是一个人骨子里的坚韧，而不要归于“寒门骨子里的坚韧”。我理解作者急于反驳“寒门难出贵子”的积极追求，迫不及待地寻找典型案例，但王虹拿这个奖，真的无法作为支撑自身结论的论据。评论硬蹭王虹热点，只是一种典型的低级红。

从评论区来看，这样的生拉硬扯确实翻车了。一句点评赢得众多网民的点赞，不要把个人的爆表天赋和极度刻苦，包装成阶层上升通道的顺畅。1，看概率，不要拿特例说事。别拿个例当普遍现象，学学概率论与数理统计。2，本来特别好一件事情，硬要扯上社会流动去宣传，拿到这些数学奖，首先是要万里挑一的天赋，根本就不可能变成一个阶层流动的标志的，所以肯定会翻车。3，明明此地是人家的人生低谷。4，这是幸存者偏差，而且是天才，也好意思拿出来当论据。新闻水平不够，别想编些毫无关联的话题。

这句骂得更狠，我看这种作者不仅新闻学拉胯，概率学更是一坨。确实如此，由头错位，论据错位，论点偏差，论证无力。

对于高考699分的韩雅平因报考清华“卓医班”而被质疑的事，我也反感那种“教别人做人”“指导别人如何填志愿”的傲慢论调，她的医学梦不该被偏见碾压。但这件事引发的讨论，也扯不到“寒门难出贵子”的层面。反驳“寒门难出贵子”，应该用翔实的数据去论证，而不是用这些个案统计。毕竟，网民悲叹的是“寒门难出贵子”，相比普遍家庭“更难”，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多奋斗18年才能跟你坐一起喝咖啡，而不是“寒门不出贵子”。寒门能出贵子，但很难。

缺乏数理统计和概论分析，加上拿王虹这个案例论证，风马牛不相及，逻辑自然就满拧了。徒有对空言说的反驳欲和空洞的愤慨，不知所云。

这也暴露了当下一些媒体在事实与价值判断上的浮浅惯性，惯以“小众统计”去作“全称判断”，先射箭，再画靶，缺乏事实的真切与论证的真诚。我之前写过一篇题为《不要把别人的无奈和不堪当励志》的评论，批评这类新闻：比如，大学毕业后摆地摊年入百万，还清百万负债。211毕业生收破烂，月入过万。还有什么名校毕业生摆摊卖串，卖大葱，当环卫工，等等，都写得非常励志。可这些报道不会告诉年轻人，摆地摊能够年入百万的，是少之又少，肯定无法复制。收破烂能月入过万，不是普通的到大街上捡破烂，而是发明了一种小程序。卖大葱，当环卫工，卖猪肉，要经历很多无法想象的辛苦。缺乏下沉，急于上价值，以别人的无奈和不堪去塑造所谓的砺志“正能量”，难免会在评论区被网民摁在地上摩擦。

有一说一，论点不要超过论据所允许的限度，用力过猛，过度阐释，只会扭曲那个论据本身。王虹获奖这个热点不是一个筐，什么都可以往里装。

四 “好的关系才是好的教育”这个判断存在明显的逻辑谬误、认知偏颇以及对教育本质的简化

“好的关系才是好的教育”的观点在民间和部分教育圈内引发了广泛共鸣，但从教育学的严谨视角来看，该观点存在明显的逻辑谬误、认知偏颇以及对教育本质的简化。

一、逻辑谬误：因果倒置与化约主义。

因果倒置：该观点将“好的关系”视为“好的教育”的先决条件和唯一原因，犯了因果倒置的错误。教育本质上是“代际间高势能文化的传递”，教育先于关系，教育行为（如知识传授、价值引领）的发生会反哺并重塑关系。关系只是教育发生的载体和润滑剂，而非教育本身。

化约主义：将复杂的教育现象简单化约为“关系修复”，用“关系”这一单一维度掩盖了教育问题的复杂性。教育涉及知识传递、能力培养、人格塑造等多重维度，将教育简化为“关系修复”，忽视了教育过程中必要的认知冲突、专业引领和规则约束。

二、认知偏颇：忽视教育的专业性与规训作用。

消解教育权威与专业边界：该观点过度强调师生关系的平等与“友好”，容易滑向“关系主义”误区，导致知识权威性消解，沦为“谁让我开心我就听谁的”。教育不仅需要温暖的关系，更需要专业的“规训”与“引领”，教师需要通过专业判断，在必要时进行“敲打”和“对峙”，以帮助学生突破认知局限。

忽视“专业”的不可替代性：教育不仅需要“关系”的土壤，更需要“专业”的种子。教师不仅需要共情和陪伴，更需要精准的诊断能力（识别认知障碍）和教学设计能力（将知识转化为学习任务）。仅靠关系无法解决学生的认知缺陷，缺乏专业支撑的“关系”往往只能解决表面情绪，无法触及教育的深层发展。

三、实践局限：以偏概全与忽视教育规律。

以“小众经验”否定“主流规律”：该观点多基于帮扶“问题学生”的个例，将“关系修复”视为解决一切教育问题的“万能药”。然而，教育具有规模化、标准化的共性要求，且“问题学生”的转化经验不能直接等同于普通教育场景的普遍规律。将小众经验绝对化，忽视了主流教育在知识系统化、社会化培养方面的规模化价值。

忽视儿童社会化的多元动因：该观点将学生的问题（如厌学、抑郁）全部归因于“关系失衡”，忽视了个体认知差异、生理心理发展规律、社会结构性压力等复杂因素。教育并非“关系”单方面能完全决定的，将教育问题完全“关系化”，容易导致教育者忽视对教育内容、教学方法和评价体系的科学探索。

四、价值偏颇：对“关系”的绝对化与庸俗化。

将关系绝对化：将“关系”抬升至“教育的一切”和“教育的归宿”，是对关系的庸俗化和绝对化理解。关系是教育的重要条件，但并非教育的全部，不能以“关系好”替代“教育好”，更不能以此否定教育中的客观标准、学业评价和必要的惩戒。

忽视教育的“阵痛”与“代价”：教育必然伴随“阵痛”，真正的成长往往伴随着对旧有认知的打破。过度追求“好关系”下的表面和谐，可能会回避教育中的必要冲突，导致教育失去应有的深度和张力，最终阻碍学生的真正成长。

综上所述，“好的关系才是好的教育”这个观点在强调教育的人文关怀、尊重学生主体性方面具有积极意义，但将其绝对化、因果化，则陷入了逻辑误区，无法全面涵盖教育的复杂本质。

五 不要放弃独立思考，不要误解和神化AI

“AI之伟大，在于它的正确”这一观点本质上是对AI能力的神化和误解。基于概率的“正确”而非绝对真理，AI本质上是强大的“模式匹配统计机器”，其输出的是基于海量数据的概率最高的结果，而非基于逻辑因果的绝对真理。当信息不足或超出训练范围时，AI会“幻觉”（即生成看似合理但实际错误的内容），将“内部统计合理”误认为“外部客观为真”。AI的“正确”仅在特定的数据范围、语境和参照系内有效。超出其适用边界，AI就会失效或产生错误，不能将其视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绝对正确。AI缺乏真正的“理解”与“创造力”，无法保证“正确”的深层价值。AI只能进行数据关联和模式匹配，无法像人类一样进行因果解释、抽象推理和真正的理解。它无法理解“对错”背后的伦理、道德和复杂语境，只能模仿语言形式，无法提供真正的“正确”价值判断。AI的“创造力”只是对已有数据的高效重组，无法在既有框架之外提出全新的问题或开辟新的语境，其“正确”只是路径上的最优，而非思想上的原创。AI无法承担“正确”背后的伦理与责任，存在“价值盲区”。AI不具备人类的人文主体性和道德能力，无法识别“对错”背后的伦理后果。它无法判断“正确”的答案是否会伤害他人或违背社会公序良俗，只能机械地输出符合统计规律的结果。如果训练数据存在偏见，AI会学习并放大这些偏见，导致“正确”的结果实际上是不公平的。AI无法为“正确”的结果承担伦理和现实责任，过度依赖AI的“正确”会掩盖人类自身的判断力。将AI视为“正确”的绝对权威，会导致人类主动放弃独立思考和判断权，将复杂的现实问题盲目外包给黑箱系统。AI只是辅助工具，其“伟大”在于提升效率、辅助决策，而非替代人类的终极判断。AI的“正确”是局部的、概率性的、工具性的，将其绝对化不仅违背了AI的技术本质，也会导致人类在认知和伦理上的盲区。

六 女装退货率达80%，责任不在消费者

消费领域有句名言：女人和孩子的钱，最好赚。如今，这个曾经的“金科玉律”正黯然褪色。据蓝鲸新闻报道，居高不下的退货率叠加不断上升的投流成本，有的百万粉丝女装店也撑不住了。

从赚女人的钱很容易，到提出“线上女装最难的一年”。有分析认为，高退货率是女装生意的最大难题。几年前大概在50%左右，如今70%～80%的退货率已是行业常态。

究竟是女人太挑剔，还是退货太容易？不少消费者现身说法，揭开真相——商家套路深，消费者遭遇“视觉诈骗”。看到晒出的卖家秀和买家秀对比，不少服装别说是一模一样了，简直是毫不相关。商家套路深，谁愿意为“挂羊头卖狗肉”的商品埋单？

热衷下单的消费者，拆开快递的一瞬间，只有碎了一地的商业滤镜和失望无奈。直播间里，模特身上的精致版型，变得松垮邋遢；精修图上的质感面料，到手变得廉价粗糙。据说，这种做法，正是行业潜规则所谓的卖“AB货”，即宣传的是高品质一套，卖的却是偷工减料的另一套。

虚假宣传、货不对板已成为行业顽疾，商品页面精修过度的图片与实物严重不符。号称抗皱免烫的衬衫，下水一次便褶皱不堪；标注百分百桑蚕丝的裙装，实则化纤混纺；标榜原创设计的款式，细究之下是“跟风抄款”……

消费者的挑剔，不是无理取闹。高退货率是被迫拿起的维权武器，对劣质品控、套路收割的止损。满心欢喜购买心仪的服装，谁愿意耗时费心费力、等快递上门退货，折腾半天徒增麻烦？

女装“退货率高”的另一原因，则是便宜到离谱的定价。比如，9.9元的吊带小衫，29.9元两条包邮的连衣裙，“骨折价”销售的同时，还配上“大牌尾单”“潮牌尾货”的宣传语。抱着低价捡漏的心态，不少消费者批量下单。

实际上，天下最朴素的道理，就是天上掉的不是馅饼，大概率只能是陷阱。正规品牌都有严格的库存管理和材料品控，哪有那么多尾单，即便是瑕疵商品，一般也都有处理渠道，不会轻易流入市场。更有甚者，劣质低价衣物，可能含有化学残留和超标甲醛等有害物质，危及健康。

说到底，消费者被一时冲动蒙蔽双眼，商家用虚假宣传编制的消费陷阱。“低价换销量”“低质推爆款”的逻辑，或许赢得了一时，长期来看，同质化竞争，倒逼上游企业不断压缩生产成本、采用劣质面料，做工粗制滥造，只会让整个行业陷入“劣币驱逐良币”的恶性循环。

生意难做从来不是女性消费乏力，而是套路收割走不通了。唯有敬畏消费者、狠抓产品品质，用心做好每一单，女装行业才能跳出内卷循环。

七 中考选中职高考弃清北，志愿填报是人生规划不是一次押宝

最近，一些关于高考、中考选志愿的新闻引发了不小的关注。据第一财经报道，湖南省今年高校招生本科批（普通类）第一次投档中，物理类投档线最高的是上海交通大学第103专业组，695分，超过了清华、北大。据广州日报消息，广州一位699分的中考考生，原本可以进入普通高中的创新班，却偷偷改了志愿上了中职。

这多少都让人感到有点反差。在很多人的心中，清北当然是“最好”的，而普通高中也是优于职业教育的。前者打破了“高分必选清北”的惯性认知，后者则颠覆了“普高优于职校”的传统路径。

但如果仔细分析也能发现，它们指向的是同一种变化：越来越多年轻人开始把志愿填报当作人生规划，而不是分数排序、名气大小。他们不再只是问“我能上什么学校”，而是在思考“我想成为什么样的人”。

上海交通大学第103专业组，专业是电子信息类（计算机永强试验班）。在眼下AI技术等大热的背景下，可以想见这是个非常受关注的专业。而那位读了中职的学生，也选择的是软件与信息服务专业，相比于就读普通高中、再经历高考的不确定性，相当于提前锁定了赛道。

而这也不是孤例，多所“小而精”的新型研究型大学今年分数线继续亮眼，比如在浙江，宁波东方理工大学的分数线为662分，超过了不少名校的专业；在广东，深圳理工大学、大湾区大学等分数都相当可观。

这是值得鼓励的现象。说明学生不只是埋头读书，也开始关注世事，留心产业方向，认真地谋划自己的职业方向。他们不再为“校名”“好听与否”所简单捆绑，而是带着目标感去规划未来，这本身就是一种重要的成长。

当然，也要看到，“自己偷偷改志愿”也未见得适合所有人。比如在中考的年纪，多数情况下尚未成年，认知、阅历和信息获取能力都还有限，在重要的人生节点上，独自决定很容易存在考虑不周的风险。

无论如何，家长更年长，对行业兴衰、就业变化以及社会运行都有更长期的观察。很多经验也许未必正确，却也未必没有价值。对于孩子来说，倒没必要刻意“反着来”，而是在充分沟通、充分了解信息的基础上，形成自己的判断。

而另一个不能忽视的风险，则是所谓热门、冷门的信息驳杂。事实上，此前就有不少所谓“天坑专业”的说法，但事实上都未必站得住脚，很多都随着飞速的社会变化而评价完全逆转。

对于考生来说，也要避免从“唯名校论”的误区走向“唯风口论”的另一个极端。不必因为一时的舆论热度就盲目追逐所谓的“风口”，也不必因为几篇帖子、几段短视频、几段AI分析就轻易给一个专业判下定义。世界的真相，很可能是没有永远热门的专业，也没有注定冷门的行业。比起押注一个“正确答案”，更重要的还是持续学习、不断调整方向的能力。

人生规划不只是考生的能力，也是一个家庭的互动过程。这既需要年轻人敢于思考、勇于选择，也需要家长放下成见、给予理解；既要关注时代趋势，也要尊重个体差异；既不能被名校光环所束缚，也不能被风口叙事所裹挟。

只有家庭之内，形成一个尊重、沟通、共同成长的氛围，人生规划才不会变成一次押宝，而会成为一次关于自我认知、社会理解与未来判断的长期行为。而这或许才是应对志愿填报这场“大考”正确的姿势。

八 当人们谈论美西方时，究竟是在理解世界还是在选择立场

在今天的舆论环境中，“美西方”已经不再只是一个地理或政治概念，而逐渐演变为一种高度情绪化、符号化的认知对象。人们在谈论它时，往往并不是在描述一个复杂的现实，而是在表达某种立场、态度，甚至身份认同。这种转变本身，值得被认真审视。

因为一旦讨论从“理解世界”滑向“选择立场”，人们所获得的就不再是认知的增长，而是认知的收缩。

首先需要承认的是，美西方从来不是一个可以被简单概括的整体。无论是制度形态、历史路径，还是社会结构、文化心理，其内部差异都远比人们日常讨论中呈现的要复杂得多。然而，在高度信息化与情绪化的传播环境中，这种复杂性往往被主动压缩为几个易于传播的标签：自由、混乱、先进、衰落、虚伪或理性。

标签的优势在于传播效率，但代价是理解能力的下降。当人们习惯用标签替代分析时，人们其实已经放弃了对真实世界的深入把握。

这种标签化不是中性的认知工具，它往往服务于既有的立场。换句话说，人们并不是先理解，再得出判断；而是先有判断，再选择性地吸收信息。这种“反向认知”的机制，使得关于美西方的讨论越来越像一场立场的确认，而非事实的探索。

例如，在某些语境中，美西方被塑造成一种理想化的制度样本，其内部的问题被弱化甚至忽略；而在另一些语境中，它又被简化为一系列结构性危机的集合，其长期演进中的调整能力与制度韧性则被刻意忽视。两种看似对立的叙述，其实都面临同一个问题：都在用单一视角替代复杂现实。

这背后反映的，并不仅仅是信息偏差，更是认知方式的问题。真正的理解，不是在肯定或否定之间做出选择，而是在多种可能性中建立结构性的认识。也就是说，人们需要看到的不只是“美西方是什么”，而是“它为什么会成为今天这个样子”，以及“这些经验在何种条件下成立”。

如果缺少这种结构意识，人们就很容易陷入一种看似激烈、实则空洞的讨论之中：观点不断对立，但认知并未前进。进一步来看，当人们将“美西方”作为参照时，真正重要的其实不是评价它，而是通过比较来反观自身。比较的意义，不在于简单地分出优劣，而在于识别差异背后的条件与逻辑。

例如，同样的制度设计，在不同的社会结构中为何会产生不同结果？同样的价值理念，在不同的历史语境中为何会呈现出不同形态？这些问题如果被认真对待，就会引导人们走向更深层的理解；反之，如果被忽略，人们得到的只会是不断重复的结论。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在许多公共讨论中，人们往往“越讨论越确定”，却“越确定越接近偏差”。因为确定性在这里，并不是来自事实的累积，而是来自立场的强化。

而真正困难、却更有价值的路径，是承认不确定性。承认人们对美西方的理解是有限的，承认不同叙事之间可能同时包含部分真实，也承认任何单一结论都可能依赖于特定前提。这种认知姿态，看似削弱了表达的锋芒，却实际上提升了判断的质量。

这不仅是关于“如何看待美西方”的问题，更是关于“如何理解世界”的问题。在一个信息极度丰富但认知极度分化的时代，个体所面临的核心挑战，已经不再是获取信息，而是如何处理信息。

而处理信息的方式，决定了人们最终所处的“现实版本”。如果人们持续以立场为先，那么无论面对怎样的对象，人们看到的都只会是被筛选过的世界；如果人们尝试以理解为先，那么即使面对复杂与矛盾，人们也更有可能接近真实。这并不意味着放弃判断，而是将判断建立在更稳固的基础之上。

九 处分“高考移民”副教授，保留硕博学位教职难解公正之问

据报道，副教授宋某某被举报18年前系“高考移民”。江苏师范大学回应称举报属实，2021年12月已给予宋某某处分，目前其本科学位被撤销，硕士、博士学位仍保留，仍在学校任教，仍为该校副教授。

这令不少人感到困惑。既已查实宋某某属高考移民，其本科学士学位已经被撤销，为何还保留其硕士、博士学位？学校为何还保留其教职，只是给予党内严重警告、降低绩效工资、取消第五轮岗位晋级资格等处分处理，而不是开除？似乎“不痛不痒”。

教育部、公安部《关于做好综合治理“高考移民”工作的通知》界定，高考移民指通过非正常学籍迁移、空挂学籍、违规落户、提供虚假学籍证明材料等手段，跨省获取高考资格的行为。对涉嫌高考移民、报考资格造假者的处理，应严格依法依规，才能维护高考公平。但具体到此事，也需要厘清其中的法律边界。

我国教育法明确，盗用、冒用他人身份顶替他人取得入学资格，已经成为公职人员的，依法给予开除处分。宋某某是否为公职人员身份尚不确定，即便是，“高考移民”也与“冒名顶替”不同，不能直接适用该条款作出开除处分。对于多年前的高考违规行为，追溯处置同样需要坚守法治原则，做到宽严适度、过罚相当。

监察法实施条例规定，监察机关可以依法进行调查、处置公职人员成为监察对象之前实施的违法行为。也就是说，宋某某如果是公职人员，对其高考移民过程中可能存在的违法行为，监察机关拥有调查处置权限。但相关表述也仅为“可以”，并非必须施以最重处分。

教育部发布的《普通高等学校招生违规行为处理暂行办法》规定，考生伪造证件、提供虚假户籍信息骗取高考报名资格，毕业后查实的，教育行政部门可宣布对应学段学历、学位证书无效。学位法也规定，学位获得者在攻读该学位过程中，以非法手段取得入学资格的，学位授予单位可以撤销学位。

因此，宋某某被查实属于高考移民，撤销其本科学士学位，是依法做出的处理。但按照现行法律法规，却难以撤销其硕士与博士学位。因为，授予硕士、博士学位是独立的。而类似情形也不鲜见。

虽然有人认为没有学士学位，硕士、博士学位“毛将焉附”，但授予硕士、博士学位，审查的是入学资料、课程成绩、学位论文。除非发现其硕士、博士入学、求学阶段存在应撤销学位的违规违法行为。

高考移民明显违反国家法律法规及政策导向，损害正常教育秩序，破坏社会公平正义。但是，一些网友从打击高考移民、强化师德建设出发，希望校方能开除或解聘宋某某，就现行法律法规而言，仍然属于模糊地带。

要解决这一困境，可能就需要修订、完善现行教育法，参照对盗用、冒用他人身份上大学行为的处理，明确对存在高考移民行为的具体处置标准，其规范范围也不局限于公职人员，可囊括事业编制人员、高校教师等。只有从制度建设上进一步明确处理规范，方能消弭相关争议，维护高考公平。

十 他杀了一辈子贪官，贪官却越杀越多

朱元璋是一个狠人，开局一个碗，最后得天下。他讨过饭，打过仗，从小兵干起最后得了天下，对人情世故了解很透彻，比谁都了解底层的辛苦，所以，他很痛腐败，对腐败绝不姑息，该杀的绝不放过。

朱元璋把反腐推到历史的极限，酷刑、杀戮、特务监控，能用的手段全用了。结还是失败了。他晚年感慨：早上刚治了，晚上又犯；晚上刚治了，第二天早上又来了。前边的尸体还没抬走，后边的人已经跟上来了。

治得越重，犯得越多。以教育感化，没有人会听；以酷刑震慑，结果杀不绝。教育感化、酷刑杀戮，不分亲疏、不避皇亲国戚、不避亲信朋友，无差别打击，力度一步步推到天花板，结果却让他感到越来越无力。

越杀越多，力度的天花板都碎了。当杀人都解决不了问题，那问题就不是出在人身上。人都是怕死的，地位越高越怕死。如果死都不再畏惧，那就没办法让对方感到恐惧了，再严酷的刑罚，也阻挠不了作恶了。

朱元璋做了很大的努力，也出过效果，但最终在他死后一塌糊涂。惩治腐败的力度到顶了，最后力度也就失效了。一个官员在乎财富，更在乎权柄。这也是封建时代崇高的理想：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

一个官员贪腐，有人性的贪婪作祟，也有人性生存的基本需求在引导。为什么那些已经富甲一方的权贵富豪怕死，因为他们拥有的太多，有太多的生活享受，死了就一了百了，再多的财富也都不再属于自己。

你让他们再去贪污，他们可能会心存侥幸贪一些，但当他们知道贪墨一点点也会被处以极刑，他们大概率是不会去贪的，因为不值得。如果面对的是一个生存都困难的官员呢？他们大概率会去贪，因为要活下去。

朱元璋的酷刑杀戮不能阻止官员贪腐，不是力度不够，而是很多官员不贪就活不下去。因为力度解决的是“不敢贪”，而制度在制造“不得不贪”。只要制造贪腐的制度还存在，再怎样的酷刑杀戮都阻止不了贪腐。

人总是要生存的，封建时代的官员，养的是整个衙门，如果朝廷给他的俸禄满足不了他的支出，贪腐就成必然，此时用杀戮就阻止不了贪腐。如果俸禄足够满足他的支出，酷刑杀戮才会具有最大的震慑力。

力度越大，越容易掩盖真正的问题。朱元璋每一次极致的反腐都在给人制造一种幻觉：反腐在行动，问题在解决。可实际上每一次反腐行动也是制度在宣告：制度还在运转，还能源源不断产出正在贪腐的人。

力度是症状的止痛药，但不是病因的手术刀。要切除病根，必须从制度上入手。不然再怎么用力也是打在棉花上，反腐力度越大，就反而越显得无力。任何不对症下药的治疗，最终都会导致病情死灰复燃。

朱元璋做到了力度的极限，但杀了那么多人都解决不了问题，恰恰证明了力度的无效。剥皮削骨吓不住后来者，反腐风暴清不出一片净土，极限杀戮阻止不了贪腐者前赴后继，那就说明，制度贪腐的制度还在。

朱元璋对百姓的初心无可指摘，反腐的初衷不容置疑，自身的勤俭也无可挑剔，但初心、初衷和力度都不能替代方向。当杀人都解决不了问题，那么问题就不是在人身上，而是出在逼人成为问题的地方。

朱元璋杀了一辈子贪官，唯独没杀那个逼人贪的制度。那个制度比他活得长，直到明末那个制度依然活蹦乱跳，明朝的贪腐从没有被真正解决过。朱元璋掩盖的只是一地，甚至在掩盖一地的时候，其它地方还在贪腐。

生存是一切的根本，朱元璋考虑了朱家弟子的生活，却独独忘记了生产力能不能支撑国家供养那么多朱姓弟子和官员。不管是官员还是百姓，生存不下去了，一定会铤而走险的，结果是官员贪腐、百姓犯罪。

朝廷冗员，财政供养过多，入不敷出，是造成官员不怕死贪腐的重要原因，他们要生存，就会伸出罪恶之手，酷刑杀戮就吓不到他们。如果官员薪资已经超过大部分人，生活优渥，还要贪腐的话，酷刑杀戮就势在必行，也更有震慑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