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Token”还是“词元”?AI命名背后的霸权之争

一个好名字，就是一个超级符号，是无形资产。

对于个人，对于品牌、商标是这样，对于新兴事物层出不穷的大时代更是如此。

前段时间，人民网发英雄帖征集意见：“请给AI起个好名？”

语气诚恳，甚至有点着急：

AI发展迅猛，直接照搬字母、没有汉字的用法，显得直白粗陋，也不符合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规范；虽然有“人工智能”这个叫法，但似乎缺少形象感与亲和力，还有机会再顺口一点。

随后，官方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年会上，使用“词元”指代人工智能领域中的“Token”。

消息一出，有人叫好，觉得终于有了“自己的词”；也有人觉得多此一举，“Token叫习惯了，何必折腾？”

事实上，这件事绝不是咬文嚼字那么简单。

这是一场关于叙事主权的争夺，而叙事主权，是这个时代最隐秘、也最重要的战场。

中国AI术语官方定名时间线（2026年3月）

100年来，美国最成功的发明创造是什么？

是原子弹、航天飞机吗？是计算机、芯片吗？

不，是一个词语，叫做“美国梦”（American Dream）。

1931年，正是大萧条时期，美国作家亚当斯在《美国史诗》一书中创造了“美国梦”一词：

“在这片土地上，每个人都应该过上更美好、更富足、更圆满的生活，能依靠自己的能力挣到自己想要的一切……

美国梦不只是汽车，也不只是高工资，而是一种社会秩序，在这种秩序下，所有男人和女人都能凭借自身素质取得最大成就，并得到社会承认，而与他们的出身、社会背景和社会地位无关。”

这个词太好了！

给了所有人来到这片北美新大陆拼搏攀爬的希望，而不论出身。

很快，这个词成了漂亮的“包装纸”。

民权运动领袖马丁·路德·金用它凝聚各色人种的共识，里根总统拿它推进重大公共政策的落地，奥巴马用它当招牌，招揽新移民前来。

小布什则把美国梦定义为“拥有房产”，推动“零首付房贷”，直接引发了2008年金融危机。

有一款2007年发售的电子游戏《侠盗猎车手4》，主题也是一个欧洲非法移民来美国追求美国梦的故事。

对了，在游戏中，唐人街的路人会用粤语向主角说话，但大多都是唾骂主角的粗言秽语。

典型的西方叙事霸权！

电子游戏《侠盗猎车手4》

不夸张地说，谁掌握了叙事，谁就掌握了经济的方向盘。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席勒，在《叙事经济学》中写道：

“叙事是历史、文化、时代精神以及个体选择相结合的载体，甚至是一种集体共情。某种程度上，它解释或说明一个社会、一个时期的重要公共信念，而信念一旦形成，将潜移默化或者直接影响每个人的经济行为。”

席勒的结论是：叙事，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经济变化机制，也是关键的预测变量。

这个道理，在科技界、商业界体现得淋漓尽致。

2021年，Facebook创始人扎克伯格宣布公司更名为“Meta”，并向全世界宣告：元宇宙（Metaverse）时代来了。

这个词，来自1992年的科幻小说《雪崩》。

2022年6月，马克・扎克伯格虚拟人

现身巴黎凡尔赛门展览中心

扎克伯格把它挖出来，重新包装，然后砸了数百亿美元“建设元宇宙”。

全球科技公司闻风而动，“元宇宙”概念股一飞冲天。

但两年后，“元宇宙”概念凉了，苹果发布Vision Pro，刻意回避了这个词，改用了一个全新的概念——“空间计算”（Spatial Computing）。

这不是苹果的谦虚，是一次精心策划的叙事战略升级。

“元宇宙”让人联想到逃离现实、沉溺虚拟；“空间计算”则暗示这是一种更高级的、与现实融合的计算范式。

玩的是同一件事，换一个名字，用户的感知、市场的预期、资本的流向，全都变了。

什么叫词汇塑造世界观？

这就是西方精英厉害的地方——

他们不只是在造产品，他们很会造概念，造叙事。

当全世界都在用他们发明的词汇时，就是在无意识地接受他们的技术架构、商业逻辑和价值观。

说句不好听的，这是一种隐秘的语义殖民。

语义殖民，不是比喻，是活生生的历史。

1835年，英国殖民者麦考利在印度起草了一份《印度教育备忘录》。

这份文件，后来演变成英属印度的法律，改变了整个印度次大陆的命运。

麦考利在备忘录里写道，他的目标是培养一个“肤色是印度人，但品位、道德和智力是英国人”的精英阶层。

手段很简单：用英语教育，取代本土语言教育。

这个政策，在印度执行了将近两百年。

对比来说，中文对科学术语的意译传统是汉字表意性的独特优势，让以汉语为母语的我们，可以通过构词直接理解概念。

来感受一个词：“光合作用”。

中国孩子一看，脑子里立刻有画面——光，合成，作用。

像是“光合作用”、“基因”、“细胞”、“显微镜”，还有钱学森首创的“导弹”、“航天”、“航宇”这些词……

天然就有特征，有画面感，我们就知道这是科学，而不是“西方专属的”科学。

但今天，英语强势绑定着印度几乎所有医学、法律、商业管理和理工学科。

而本土的印地语，还有各邦的语言方言，只能停留在日常生活和一些简单的基础教育上。

印度孩子要死记硬背“Photosynthesis”（光合作用），可就太难了，这对他们来说，是一串没有意义的字母。

语言分层，在印度就代表机会分层。

英语学得好，直接跑去硅谷做高管，成为跨国公司的合伙人；不懂英语的底层，只能做流水线上的“双手”，可能连村子都出不了。

在最前沿的科学技术上，印度这个国家，就很难建立起自己的叙事，拥有自己的技术标准，更难建立自己的话语体系。

像张雪这样的人，英语不好，不耽误在中国干出很牛的摩托车，在印度可就太难了！

《假面骑士Fourze》中对滥用片假名行为的吐槽

日本的教训，则更接近当代。

二战后，日本大量引入西方科技词汇，用片假名直接音译（就像汉语拼音一样）。

电视机叫“テレビ”（Terebi），电脑叫“パソコン”（Pasokon），互联网叫“インターネット”（Intānetto）……

这些词，对日本年轻人来说还可能熟悉，但对老年人和普通民众来说，就是天书。

大量片假名加剧了日本社会的数字鸿沟，这太诡异了。

如果一个国家，连自己的语言都无法承载新技术，是多么可怕的一件事？

但凡学过中学历史的人，就不难理解：秦始皇“书同文”的意义，远大于“车同轨”。

郑州大学汉字文明研究中心主任李运富教授，在《汉字汉语论稿续编》中有一段精确表述：

汉字的超时空表意功能，让汉民族长期保有共同文化基础，巩固了民族意识稳定和国家统一；中国境内少数民族普遍采用汉字作为共同书面语，促进了各民族情感认同与文化沟通。

汉字克服了方言的隔阂，让广土众民的中国，保持了两千多年的文化统一性。

古往今来，每一项舶来的事物、概念，都会在中国的文化大熔炉中焕发新的生命力。

清末，严复翻译赫胥黎的《天演论》，把“Evolution”和“Natural Selection”翻译成“物竞天择，适者生存”。

这八个字，不是直译，而是用中国人最熟悉的语言逻辑，重新创造了一遍，也成了整个中国近代思想启蒙的底色。

这就是“信达雅”的力量，当年梁启超读到这本书，激动得彻夜难眠。

这样的传统到了信息时代，那更是大放异彩。

“Computer”，翻译成“电脑”。一下把计算机的核心特征说清楚了——用电运行、像大脑一样思考的机器。

“Mouse”，翻译成“鼠标”。一看就懂，有尾巴（线），会跑，像老鼠。

“Internet”，翻译成“互联网”。“互”字点出了双向连接的本质，“网”字勾勒出了整个架构的形态。

“Byte”，翻译成“字节”。形象生动地描述了“机器存储信息的最小单位”，当“字节跳动”起来，竟成就了全球价值最高的独角兽公司。

这哪是翻译？这是理解再发明！

正是因为这些科技词语被成功“中文化”，哪怕是没上过大学的包子铺大妈，也能毫无障碍地理解和拥抱互联网科技红利。

新技术的低门槛渗透，是中国能够在短短二十年内，从互联网的跟随者变成领跑者的重要原因之一。

今天人工智能带来的颠覆性意义，可能要超过工业革命以来，任何一次技术变革。

不同的是，这次中国站在前排，遥遥领先。

中国日均词元（Token）调用量增长曲线

数据来源：国家发展改革委/新华网

今年3月，官方公布：中国日均词元（Token）调用量，突破140万亿次。

这是全中国全口径、全场景所有AI大模型的总Token调用量，这个数字从2024年初的1000亿，两年增长了超过1000倍，相比2025年底的100万亿，短短三个月又增长了40%以上。

与此同时，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的数据显示：

截至2025年12月，中国生成式AI用户规模达到6.02亿人，普及率42.8%，一年内增长了141.7%。

中国生成式AI用户规模（2024年底—2025年底）

数据来源：CNNIC第57次互联网发展状况统计报告

而全球最大的AI模型API聚合平台Open Router的数据显示，从2026年2月9日那周开始，在周均词元调用量这一核心指标上，国产大模型连续超越美国模型直到今天，并且优势还在持续扩大。

全球制造业大国身份还在，今天又成了词元制造大国。

AI正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从科技圈的玩具，变成普通人的日常工具，渗透进工作生活的方方面面。

中美AI大模型周调用量对比趋势

数据来源：OpenRouter平台数据/第一财经整理

这个时候，假如AI的基础词汇全部沿用英文而没有中文名称，会发生什么？

教授、城市白领、乡镇干部，乃至初中没毕业的工人，在AI面前，他们遇到的都是“Token”（词元）、“Prompt”（提示词）、“Fine-tuning”（微调）、“Embedding”（嵌入）……

这些词，和印度孩子背“Photosynthesis”（光合作用）没有区别。

10多亿中国人会被挡在AI时代的门外。

这还只是问题的最表层。

更深层的逻辑可能是：谁定义了AI的技术语言，谁就定义了AI的方向。

在算力被“卡脖子”、芯片被制裁的今天，如果连描述AI的基础词汇都要跟别人借，那这种跟随，就从技术延伸到认知，最终变成战略上的跟随。

在英文语境里，“Token”带有“代币、信物”的商业意味，折射出西方科技公司将一切数据化、货币化的底层逻辑。

而中文定名“词元”，把重心放在“词”和“元”上——语言的基本单元，意义的最小粒子，回归技术本源。

这不同的味道，你细品？

背后是完全不同的技术哲学：AI的本质，不应是交易工具，而是语言理解的机器。

一个名字，代表两种世界观。

其实呢，真正的叙事主权，从来不是靠起名字得来的。

在1890年代，世界上大多数语言都有了自己的打字机，都是根据拉丁字母打字机改造而来，泰国的暹罗文也能用打字机打出来，中文却不行。

从机械打字、编码打字、铅印、照排，再到激光照排、电脑打字，汉字进入信息化系统，用了100多年。

无数志士为此努力，连文人林语堂都在1947年，发明了一款72键盘的明快打字机。

当时的主旋律是追赶，是追求平权。

陈列在重庆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的老式中文印刷机

到了21世纪，“互联网”这个词之所以能够深入人心，也不是因为这个翻译有多精妙，而是因为中国干出了很牛的数字经济——腾讯、阿里、华为、字节跳动和随处可见的移动支付、短视频，让世界信服。

庞大的应用场景，为“互联网”一词注入了中国内涵。

AI时代，也是同样的逻辑。

叙事主权的建立，需要技术实力的支撑，更需要整个社会的参与。

科学家用中文写出影响世界的论文，工程师用中文定义影响行业的标准，企业家用中文讲出漂亮的商业故事。

而普通人，用中文学习最前沿的技术。

名字，是权力的外衣。

实力，才是叙事的内核。

一个词元，只是一个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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