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雨聆风澳大利亚昆士兰科技大学兼职教授、前总理陆克文政策顾问
2026年5月初，有媒体披露了一场得到某个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Super PAC）支持的协同舆论攻势。该委员会与OpenAI、帕兰提尔（Palantir）及安德里森·霍洛维茨（Andreessen Horowitz）等公司的高管存在关联，旗下组织如“建设美国AI”（Build American AI）和“引领未来”（Leading the Future）斥资赞助TikTok和Instagram上的网红，在吹捧“美国AI”的同时，向美国公众渲染中国科技崛起带来的恐慌。其话术包括警告“中国AI可能窃取个人数据或抢走工作”，并将其包装为一种名为“支持美国队”的爱国主义义务。
这一动向与英伟达CEO黄仁勋的表态同步出现。他承认，由于美国政府的出口管制加速了中国本土芯片产业的发展，英伟达目前在中国AI加速器市场的份额已归零。这些当下的事件符合一种更加长期性的趋势：美国遏制中国科技崛起的努力、关于能源与创新的客观物质条件，以及美国部分科技精英更深层的意识形态暗流。
本文的核心论点是：美国AI利益集团中那一小撮具有影响力且言论激进的群体——一群怀揣着末日愿景的科技寡头——所构成的威胁，并非主要体现在国家间对抗，而是源于他们集中权力的野心。这种野心危及公众问责制、经济稳定与全球多元主义。相比之下，中国的AI发展路径——强调成本效益、软硬件协同设计、开源要素与快速规模化——提供了一种反制思路：它倾向于更广泛的普惠式获得，而非垄断式控制。美国及全球AI领域的道德实践者应认识到，这是一场“集中式精英愿景”与“分布式、兼容主权的发展模式”之间的较量，而非简单的“美中对决”。
即时事态：舆论攻势与市场变局
《连线》杂志的调查详细披露了“建设美国AI”的运作内幕。该组织关联着一个资金超1亿美元的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背后站着OpenAI、帕兰提尔和安德里森·霍洛维茨等公司的相关人物。他们为每条制作的视频向网红支付数千美元，将关于生活方式的内容制作与亲美AI宣传及反华叙事相结合。这样的脚本样本警告称，若中国主导AI市场，美国人将面临数据泄漏风险与失业危机。支持者辩称，这是在监管审查背景下反制其他竞争叙事，并为创新护航；批评者则指出，这是“黑金”在中期选举前操纵美国舆论，并利用社交平台披露标准滞后的漏洞。
这股网红营销浪潮恰逢严峻的商业现实。英伟达CEO黄仁勋近期表示，该公司在中国的AI加速器市场份额已跌至零——这与其昔日的统治地位形成戏剧性反差。美国对高端图形处理器的出口管制本意是拖慢中国发展进度，却倒逼后者转向华为昇腾系列等国产替代品。黄仁勋承认，这一政策在战略上适得其反：美国拱手让出了巨大市场，反而催生了一个具备全球竞争力的自给自足生态体系。
2025年12月11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签署行政令，在联邦层面统一对人工智能领域的监管规则，限制各州各自制定规则。 东方IC
在硬件更替的同时，中国实验室在2026年春季展示了软件模型的迅猛进展。4月下旬，DeepSeek发布了V4模型预览版（含V4-Pro和V4-Flash变体），宣布在编程、智能体任务及长上下文推理等关键基准测试中，性能比肩全球顶尖闭源模型。凭借高达1.6万亿参数的Pro版本（采用混合专家高效架构）及最高100万词元的上下文窗口，DeepSeek V4以仅为美国同类产品5%-10%的推理成本（按API定价），实现了强劲表现。
同期及此前数月，其他中国实验室也发布了重要的更新。阿里巴巴升级了通义千问（Qwen）系列，提升了多模态与长上下文能力；智谱AI（Z.ai）发布GLM-5，展现了前沿的编码与多步推理实力。这些建立在早期开源权重模型基础上的成果，表明中国AI正迅速缩小性能差距。尽管美国实验室在绝对尖端的专有系统上仍保持优势，但中国模型已在诸多实用基准上实现持平甚至赶超——尤其是在计入成本效益、国产硬件适配性与可及性之后。
黄仁勋关于市场份额的坦白与上述模型发布共同印证了中国AI技术栈的成熟：硬件替代与算法架构创新相辅相成，提供了兼具竞争力与可负担性的性能。这一演变加剧了部分美国行业代表的商业焦虑——其天价估值依赖于“技术霸权永恒”与“市场统治必然”的叙事。
雪上加霜的是，美国AI行业正面临日益严重的财务压力。领军企业在极度乐观的估值下筹集了巨额资金，但许多公司烧钱率极高，现金跑道却不断缩短。例如，OpenAI在追求超8500亿美元估值的同时，仅2026年预计现金消耗就将接近170亿美元，而累计亏损达数百亿，盈利仍遥遥无期。Anthropic等同侪也面临类似困境：训练与推理成本加上庞大的基础设施投入，导致即便其营收增长亮眼，也还是追不上支出的步伐。
这种资本密集型模式依赖于投资者对美国“不可阻挡的科技霸权”与“垄断式商业回报”叙事持续保持信心。然而，来自中国实验室（如DeepSeek、通义千问、GLM）的价格更亲民、高性能开源替代品正在侵蚀其护城河。这些方案的推理成本往往仅为美国顶尖专有API的5%-10%（甚至更低），且据估计，美国初创企业中高达80%的某些群体已在使用中国基础模型。这种结构性挑战直击了维持封闭式、高利润前沿模型的经济基础。开发者与企业日益青睐性价比高、可定制的开放权重系统，其在众多实际应用中已能提供近乎同等的性能。
一旦信心动摇，引发AI相关股票遭猛烈抛售，其影响将远超市场范畴。随着中期选举临近，对美国AI行业估值的显著回调可能重创公众与投资者的整体情绪。AI热潮曾是美国股市上涨与经济乐观的重要引擎；若趋势逆转，不仅会放大“过度扩张”的观感，冲击通过指数基金重仓AI的退休金投资组合，还将在美国制造政治风暴。这种脆弱性有助于解释前文提到的并行舆论攻势的紧迫性：维持“中国威胁论”既能保住政策支持、采购管道与监管宽容度，又能为美国AI行业迄今为止仍难以兑现的货币化突破争取时间。
交易员在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交易大厅工作。 资料图：新华社
而在这些商业焦虑之上，还叠加着更深层的客观约束条件。
局势交汇：出口管制、能源与创新模式
美国芯片出口限制名义上旨在延缓中国在AI领域的军民融合，实则催化了中国对本土能力的加速投入。这种经典的产业政策反应——限制制造稀缺，进而刺激产生替代——已经重塑竞争格局。然而较量远不止于芯片，其根基在于能源，双方在此已出现鲜明分野。
中国在发电装机增长上遥遥领先，每年新增可再生能源、煤电、核电及先进输电设施的规模巨大。其“适度超前建设”策略提供了充足且相对廉价的电力，这对耗电极高的数据中心与AI训练至关重要。反观美国，则面临日益严峻的制约。美国能源部长克里斯·莱特指出，美国未来几年至少需新增100吉瓦（GW）的可靠电力容量，才能维持AI领导地位并支撑再工业化进程。而现有规划显示其可靠发电量净缩减，结构性的缺口在短期内难以弥合。
这种短缺已经实实在在地显现。数据中心导致电价显著飙升。在高度集中的区域，批发电价近年来暴涨数倍，居民账单因电网升级与容量成本转嫁而持续上涨。报告显示，美国受影响地区过去12个月的电价涨幅逼近甚至超过7%，令本已承受生活成本压力的普通家庭与本土企业不堪重负。愤怒的居民抗议高昂的账单、噪音、水资源消耗及土地影响，助推了美国更广泛的“科技抵制潮”（techlash）。
由于无法克服的电力供应网络瓶颈，美国规划中的AI数据中心建设也被迫取消或延期。原定于2026年建设的美国项目中近半数已被推迟或叫停，主要原因是电网阻塞、变压器短缺以及长达数年的并网排队。即便金融资本充裕，物理基础设施——包括普遍存在25至40年的设备老化——也难以跟上建设步伐。
在美国休斯敦市拍摄的一处电力设施 资料图：新华社
社会许可的壁垒进一步加剧了这些问题。美国社区对AI建设的反对声音广泛且跨越党派。值得注意的是，有报告描述了一种趋势：即在白人占多数社区遇阻的AI建设项目，往往被重定向至黑人居民占多数的社区，后者往往政治话语权较弱，且历史上早就有承载美国工业建设负担的记录。例如，从佐治亚州白人县转向南卡罗来纳州的黑人农村社区，或着是将AI建设落户本已面临环境正义挑战的美国南方那些历史上遭遇边缘化的街区。这引发了关于谁在承担AI繁荣背后本地化成本的严重的公平性质疑。
中国芯片在某些峰值效率指标上或许仍有滞后，但开发者通过架构创新、软硬件协同设计、算法效率优化及大规模部署予以弥补。其训练与推理策略优先考虑的是现实受限环境下的实际部署与成本效益。这种“龟兔赛跑”中的“乌龟”策略——稳健、适应性强且聚焦生态影响——与美国那种依赖顶级硬件与巨额资本投入的“兔子”式前沿扩张形成对比。尽管美国实验室在尖端专有系统上保有优势，但中国模型在实用基准上正日益实现持平或接近持平，尤其当考量成本、可及性及国产硬件兼容性时。
这些能源与基础设施层面的现实，对美国AI发展模式的深层可持续性提出了质疑。高企的烧钱率、围绕监管的博弈以及如今切实存在的电网与社会层面约束，与中国专注于可获取、可部署系统并辅以主动供应扩张的路径形成反差。中国模型的开源势头进一步推动了技术民主化，降低了全球开发者的准入门槛，打破了少数公司对专有技术栈的垄断。
意识形态根基：黑暗启蒙运动与文明野心
超越经济学层面的，是双方关于AI所扮演社会角色的深层长期较量。部分受“黑暗启蒙运动”（Dark Enlightenment，与柯蒂斯·雅文等思想家相关）影响的美国科技界人士，透过等级化、反平等主义与加速主义的棱镜看待科技发展。帕兰提尔公司的公开声明与宣言因强调AI在国家权力、监控以及所谓“赢得”文明竞赛中的作用而备受审视，有时甚至被套上了宏大的叙事框架。彼得·蒂尔的关系网络及相关论述流露出对西方民主的怀疑、偏好类企业式的主权治理，并将科技视为精英主导一切的工具。
这并不能代表美国AI产业界的全貌——许多工程师、研究员及领导者仍致力于追求能带来积极效益的应用、安全研究与开放探索。然而，帕兰提尔系阵营凭借其资本实力与政策影响力，放大了“生存竞赛”的叙事：即“我们”（特指某种美国式科技愿景）必须主宰一切，否则将面临末日。这呼应了利用信息技术杠杆实施控制的所谓“地下帝国”（Underground Empire）动态，对立于“数字威斯特伐利亚”（Digital Westphalia）体系——一种多极秩序，各国无需某个单一的霸主式脚手架即可将AI适配于自身主权需求。
眼前上演的网红舆论战正契合此道：将中国AI塑造为美国面临的生存威胁，以此为借口推动采购、放宽监管、争取补贴与公众支持。它转移了对美国国内能源需求、权力集中风险或模型局限的关注。一旦炒作消退，高估值便面临回调风险；而地缘政治恐惧则维系着这一叙事的生命线。
阴暗面：寡头野心与文明控制
这场不断演化的较量既构成了黄仁勋商业焦虑的框架，也支撑了近期舆论攻势的理据。这些努力嵌套于美国AI发展环境中：巨额资本被消耗掉却未产生相匹配的收入，导致维持信心变得至关重要——尤其在中期选举前夕。然而，在即时上演的商业与地缘政治战术之下，潜伏着更深层的意识形态工程。美国科技界中一个活跃且有影响力的派系——以帕兰提尔公司领导层及其人际关系网络为核心——不仅将AI视为实现经济繁荣或塑造认知的工具，更是视之为争夺全球文明霸权终极决战的决定性武器。
2026年4月，帕兰提尔在X平台发布了一份引人注目的22点“宣言”，概括了其CEO亚历克斯·卡普的著作《科技共和国》。其言辞锋利，毫不掩饰，关键断言包括：“问题不在于AI武器是否会被建造，而在于谁将建造它们以及出于何种目的。”宣言宣称上一个威慑时代（核威慑）正在终结，必须开启基于AI的威慑新纪元。它呼吁建立植根于软件之上的硬实力，批评那些“倒退且有害”的文化，赞扬那些“创造奇迹”的文化，主张国民服务/普遍义务（可能包括恢复美国的征兵制），并论证了为何硅谷欠西方世界一笔“道德债”，必须为其构建这些能力。宣言将多元主义与包容性视为掏空了美国的民族文化，主张建设一个重新军事化、将科技置于至高无上地位、准备好进行文明竞争的美国。
帕兰提尔公司共同创办人、总裁亚历山大·卡普等去年出版的《科技共和国》一书
这绝非一份普通的企业白皮书，读起来仿佛是在对科技军国主义与文化等级制进行招魂。批评者称之为“昭然若揭的科技法西斯主义”、“超级反派的呓语”，以及一份可能引发新型生存风险的AI军备竞赛蓝图。其中描绘的未来图景确实黯淡：毫不掩饰地推进自主式武器、监控式霸权，并重塑美国社会秩序，在一个混乱的世界中由科技强制执行秩序，而秩序的指导者正是那些构建并控制整个系统的人。
这些理念直接关联于柯蒂斯·雅文（曾用笔名“霉菌孟子”）与尼克·兰德提出的“黑暗启蒙运动”（或称新反动主义）思想。雅文的文章拒绝西方民主，认为其与自由及有效治理不相容，转而倡导由君主制或CEO独裁统治的类企业主权实体——让美国成为由众多相互竞争的威权主义城邦形成的“拼凑体”（patchwork），或者是形成一个单一的、强大的主权。美国民主被视为被媒体、学术界与官僚机构组成的“大教堂”（Cathedral）所捕获的颓废假象，强制推行平等主义幻觉。
他提出的解决方案是：清算过时体制，大规模裁撤联邦政府雇员（RAGE计划），并由有能力的精英建立层级化、效率最大化的统治体制。帕兰提尔联合创始人及重要推手彼得·蒂尔也曾呼应相关元素，其名言便是他不再相信自由与民主能够兼容。蒂尔曾支持与雅文相关的项目，并共享对大众民主的怀疑。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人物环绕在美国副总统JD·万斯周围，实际上为万斯的政治生涯提供了资金支持。万斯本人则对黑暗启蒙思想持同情态度。
在这一世界观中，AI成为了在零和文明斗争中重建秩序、确保霸权的终极力量倍增器。帕兰提尔开发的软件已经在为美国国防与情报部门提供先进的监控、目标定位与数据整合能力。结合前沿AI技术进行扩展，预示着一个由预测性警务执法、自主杀伤式武器以及绕过繁琐民主制约束的算法治理构成的未来愿景。美国信息技术领域的“地下帝国”——标准、平台、云、芯片——有可能演变为服务于这一狭隘精英主义愿景的全球控制架构，而非为了人类的广泛福祉。
这与笔者所描述的“数字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形成尖锐对比——后者是一种多极秩序，令AI服务于国家主权与分布式发展，而非单一的霸权脚手架。针对中国AI发展的网红攻势与威胁夸大具有双重目的：在美国国内压力下保护估值与市场叙事，同时动员政治支持以实现其“硬实力”议程。它们转移了内部矛盾——包括能源短缺、社会抵制及无休止的烧钱——并将任何替代路径描绘成对美国的生存性背叛。
这一愿景构成的威胁
这一愿景的影响深远，且超越美国国界：
对于美国及西方民众而言，这条路径的风险在于将监控资本主义与国家权力相绑定，以“国家安全”为由侵蚀隐私与残存的公民自由。能源与基础设施方面的负担不成比例地压在普通公民和边缘社区身上，围绕数据中心选址的争议揭示了这一点。当不负责任的科技寡头通过宣言与黑金塑造公共政策时，公共问责的空间便会萎缩。对AI估值的回调可能引发更广泛的经济清算，而基于恐惧的叙事却在维持虚假的市场信心。
在全球层面，将AI军备竞赛框定为文明末日，将会加剧自主武器扩散、误判与制造动荡的风险。发展中国家面临被迫选边站队或被排除在使用惠益科技之外的压力。“优等”文化与“倒退”文化的对立论调，则呼应了危险的白人至上主义逻辑，破坏了围绕应对气候变化、公共卫生与发展等共同挑战的多边合作。它还威胁将AI变成统治工具而非赋能手段。
至于开放与多元的未来，核心风险在于：若AI被锁定在这一权力高度集中的结构中，分布式、可及的创新机遇将减少。单点故障、内嵌式偏见与精英优先的议程可能加剧全球不平等与冲突。
在2023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展会现场拍摄的特斯拉机器人 资料图：新华社
呼唤伦理重构
值得庆幸的是，中国AI产业的发展——强调低成本推理、软硬件协同设计、快速迭代、诸多领域的开源要素及广泛可部署性——提供了实质性的制衡力量。它使更多国家能够整合先进能力，而无需将基础控制权拱手让予少数美国公司或其意识形态支持者。这支持了真正的多极化：AI作为一种兼容主权的科技，服务于多样化人群，而非服务于单一的“终极决战”叙事。
并非所有美国的AI从业者都认同科技寡头的那种阴暗愿景。在美国、欧洲及世界各地，许多工程师、研究员和领导者仍将追求知识分享、有益应用、安全与以人为本的进步置于首要位置。现在他们是时候认清现实了：这场较量的本质并非美国对中国，亦非西方对东方。它是代表全人类广泛利益——寻求繁荣、自主与和平发展的人们——与那一小撮受黑暗启蒙相关思想驱动、崇尚等级制、控制与末日竞争的科技寡头之间的对抗。
中国AI的理念，加之能源技术领域的持续进步，为低成本、分布式的能力奠定了基础，旨在赋能社区与国家，而非将其压制于黑暗启蒙的千年王国主义重压之下。最近曝光的、针对中国AI发展的“暗金”舆论攻势绝非无辜；它正是黑暗启蒙思想刺向未来的矛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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