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传考研·名词解释|Vol.11:西政真题中出现过的名解!

本期是西南政法大学真题中出现的名词解释解析~

1、非虚构写作

（出处）源于20世纪60年代美国的“新新闻主义”运动，代表人物有杜鲁门·卡波特等；（内涵）指在严格遵循事实真实性的前提下，借用小说等文学体裁的叙事技巧（如场景描写、对话构建、心理刻画）来报道真实事件或人物的写作方式；（特征）核心特征是“真实性”与“文学性”的统一，强调沉浸式体验、细节还原和深层意义挖掘，反对枯燥的客观记录；（应用）广泛应用于特稿写作、纪实文学、传记回忆录及深度报道领域，如《冷血》《江城》等经典作品；（发展）随着新媒体兴起，非虚构写作从传统纸媒向网络平台延伸，出现了“非虚构写作计划”等栏目，成为连接新闻与文学、记录社会变迁的重要文体。

2、融合新闻

（出处）诞生于20世纪90年代末媒介融合背景下，由美国新闻学会推动，伴随数字技术发展而成熟；（内涵）指利用多媒体手段，将文字、图片、音频、视频、动画及交互技术有机结合，对新闻信息进行全方位、多层次报道的生产与传播形态；（特征）具有多媒体性、交互性、即时性和超链接性，打破了单一媒介的局限，强调用户体验与多感官参与；（应用）常见于重大突发事件报道、数据新闻及H5专题页面，如各大媒体推出的两会融媒体报道；（发展）从最初的“报网互动”演变为如今的“中央厨房”模式及算法推荐分发，正向着智能化、沉浸化（VR/AR）方向深度演进。

3、主题宣传

（出处）源于中国共产党新闻宣传工作传统，是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在中国实践中的具体体现；（内涵）指围绕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重大决策部署或特定时间节点，有计划、有组织地开展的集中性、系统性舆论引导活动；（特征）具有鲜明的政治性、导向性、策划性和规模效应，强调主题突出、基调昂扬，旨在统一思想、凝聚力量；（应用）广泛用于党代会、国庆庆典、脱贫攻坚、抗疫斗争等重大节点的宣传报道中；（发展）新时代的主题宣传正从单向灌输向互动传播转变，注重“小切口反映大主题”，利用新媒体语态增强亲和力与感染力，以实现传播效果最大化。

4、中央厨房

（出处）源于中国媒体融合发展的实践探索，2015年《人民日报》率先建立“中央厨房”机制，成为业界标杆；（内涵）指媒体机构内部重构的采编发流程与组织架构，通过统一指挥调度，实现新闻信息“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多元传播”；（特征）具有流程再造、资源共享、技术支撑和全媒分发的特点，打破了传统媒体条块分割的壁垒，体现了集约化生产优势；（应用）广泛应用于各级融媒体中心建设，如澎湃新闻、封面新闻等，用于统筹重大主题报道及日常新闻生产；（发展）从最初的物理空间整合向“技术+内容+运营”的深度融合演进，正逐步引入AI辅助生产，向智能化、生态化方向升级。

5、睡眠效果

（出处）由美国心理学家卡尔·霍夫兰及其同事在二战后关于美军宣传片的说服效果研究中提出；（内涵）指信源的可信度对说服效果的影响随时间推移而发生变化的一种现象，即高可信度信源的说服效果随时间衰减，而低可信度信源的说服效果随时间上升；（特征）核心在于“遗忘机制”，受众倾向于先遗忘信源（来源）而后遗忘内容，导致内容与信源在记忆中分离（折扣线索假说）；（应用）常用于解释为何谣言或低质广告在初期被质疑，但长期来看仍能潜移默化影响公众态度，也指导公关危机处理中的时机选择；（发展）后续研究对其机制进行了修正，补充了“差异化遗忘”等理论，至今仍是态度改变研究中的经典理论。

6、智能传播

（出处）伴随人工智能技术的爆发式增长而出现，是继口语、文字、印刷、电子、网络传播之后的新型传播形态概念；（内涵）指以人工智能为核心驱动力，通过算法、大数据、物联网等技术，实现信息生产自动化、分发精准化及交互智能化的传播范式；（特征）具有数据驱动、算法主导、人机协同和场景感知的特点，强调从“人找信息”向“信息找人”的转变；（应用）广泛体现于今日头条的推荐算法、新华社的AI主播、写作机器人及个性化广告推送中；（发展）当前正处于从弱人工智能向强人工智能过渡阶段，面临着算法偏见、信息茧房及伦理规制等挑战，是未来传播学研究的核心议题。

7、舆论监督权

（出处）源于现代民主政治理论与公民权利学说，是宪法赋予公民言论自由、出版自由等权利在公共事务监督领域的具体延伸与体现；（内涵）指公民、新闻媒体及其他社会主体依法通过发表意见、传播信息等方式，对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社会组织及公众人物的行为进行批评、建议、揭露的权利，核心是借助舆论力量促使公权力规范运行、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特征）具有公开性、广泛性、非强制性但影响力显著的特点，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边界，既保障监督主体的表达权，也需避免侵犯他人合法权益；（应用）广泛应用于反腐败、民生问题曝光、政策执行监督等场景，如媒体对违规行政行为的调查报道、公民通过网络平台反映社会问题；（发展）随着新媒体技术发展，舆论监督权的行使渠道从传统报刊拓展至社交媒体、短视频平台，监督主体更趋多元，但也面临信息失真、网络暴力等新挑战，需通过完善法律法规与伦理规范加以引导。

8、《罗马公报》

（出处）由古罗马凯撒大帝于公元前59年下令创办，是世界上有明确记载的最早的官方新闻传播媒介之一；（内涵）最初以手写形式张贴于罗马广场的白板上，内容涵盖元老院决议、法律条文、公共事件（如审判、庆典）、社会动态（如出生、死亡、婚姻）等，主要面向罗马公民尤其是贵族与官员传递官方信息；（特征）具有官方性、定期性（每日更新）、内容综合性（政治与社会信息并存）的特点，是古罗马政治透明化的重要工具，也是新闻媒介从口头传播向文字传播过渡的关键形态；（应用）主要用于强化中央政令传达、维系罗马公民对政治体系的认同，同时为社会阶层间的信息流通提供渠道；（发展）随着罗马帝国扩张，其传播范围从罗马城延伸至行省，形式也从手写白板逐渐出现抄本流传，虽最终随罗马帝国衰落而消失，但为后世报纸的“公告性”“定期性”特征奠定了历史基础。

9、新闻道德

（出处）源于新闻行业职业化发展过程中对从业行为的伦理约束需求，是职业道德在新闻传播领域的具体化，受社会道德规范与新闻专业主义理念双重影响；（内涵）指新闻从业人员在采访、编辑、发布等新闻活动中应遵循的行为准则与伦理规范，核心包括真实性、客观性、社会责任、隐私保护等；（特征）具有行业自律性、价值导向性、动态适应性的特点，既需坚守“真实、客观”等核心原则，也需随技术发展与社会变迁调整伦理边界；（应用）贯穿于新闻生产全流程，如记者拒绝收受贿赂以保证报道公正、编辑核实信源以避免假新闻、媒体对灾难报道中受害者隐私的保护；（发展）在数字时代，新闻道德的内涵拓展至算法伦理（如避免算法歧视）、用户数据保护等领域，同时面临流量至上、情绪化传播等新挑战，需通过行业公约、技术培训与公众监督共同维护其权威性。

10、新闻发言人

（出处）源于现代公共关系与政府新闻发布制度，中国于1983年由外交部率先建立该制度，后逐步推广至各级政府及企事业单位；（内涵）指由国家、政党、社会团体或企业任命或指定的专职或兼职人员，代表所属机构就重大事件、政策立场或社会关切问题，通过新闻发布会、媒体采访等形式发布信息、阐释观点并回答记者提问；（特征）具有权威性、代表性、时效性与互动性，其背后通常有专业团队支持，确保信息准确、全面、合规；（应用）广泛应用于政府政策解读、突发事件回应、企业危机公关、国际形象传播等场景，是连接机构与公众、媒体的重要桥梁；（发展）随着新媒体崛起，新闻发言人角色从“单向发布”转向“双向沟通”，需适应短视频、直播、社交媒体等新平台，同时面临舆情快速发酵、信息透明度要求更高的挑战。

11、话语

（出处）源于语言学与哲学领域，后经福柯、梵·迪克等学者引入传播学与社会学，成为分析权力、意识形态与媒介文本的核心概念；（内涵）指在特定社会语境中“运用中的语言”，不仅是语言表达形式，更是承载权力关系、价值观念与社会结构的实践行为，如新闻话语、政治话语、学术话语等；（特征）具有建构性、权力性、语境依赖性与意识形态性，话语不仅反映现实，更参与塑造认知、规范行为、 legitimizing 权力；（应用）用于分析媒体报道框架、政策文本修辞、社交媒体舆论引导、国际传播叙事策略等，揭示语言背后的社会控制与文化霸权；（发展）在数字时代，话语研究扩展至算法推荐、平台治理、用户生成内容等领域，强调“数据话语”“算法话语”等新形态，关注技术如何重塑话语生产与传播机制。

12、突发公共事件

（出处）源于公共管理与应急管理理论，中国《突发事件应对法》（2007年）首次以法律形式明确其定义与分类；（内涵）指突然发生、造成或可能造成严重社会危害，需要采取应急处置措施予以应对的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和社会安全事件；（特征）具有突发性、紧迫性、不确定性、公共性与危害性，常伴随信息混乱、舆论聚焦、资源紧张等多重压力；（应用）是政府应急响应、媒体危机报道、公众风险沟通的核心对象，涉及预警发布、救援协调、舆情引导、事后评估等环节；（发展）在全媒体环境下，突发公共事件的传播速度更快、影响更广，谣言与真相交织，对政府透明度、媒体专业性、公众媒介素养提出更高要求，推动“应急科普”“数据可视化”“多部门协同发布”等新机制发展。

13、讯息系统分析

（出处）源于传播学“培养理论”研究范式，由美国学者乔治·格伯纳于20世纪60年代在分析电视暴力内容时系统提出；（内涵）指对大众媒介（尤其是电视）长期、大量呈现的讯息内容进行系统性量化与质化分析，以揭示其中反复出现的主题、角色模式、价值观念及象征性现实建构规律的研究方法；（特征）具有宏观性、长期性与结构性，不关注单一文本意义，而聚焦媒介整体讯息环境的累积效应，强调“重复”对受众认知的潜移默化影响；（应用）主要用于验证“培养理论”，如分析电视中暴力、性别、种族等议题的呈现频率与方式，进而探讨媒介如何塑造受众对社会现实的感知；（发展）随着媒介形态多元化，该方法已从传统电视扩展至网络视频、社交媒体内容分析，并结合计算传播学技术实现大规模自动化文本挖掘，提升分析效率与覆盖广度。

14、媒介偏向论

（出处）由加拿大传播学者哈罗德·伊尼斯在《帝国与传播》《传播的偏向》等著作中提出，是媒介环境学派奠基性理论；（内涵）指不同媒介因其物理属性（如耐久性、便携性）而天然倾向于支持特定类型的社会组织、知识结构与权力形态，主要分为“时间偏向”与“空间偏向”两类；（特征）强调媒介物质性对社会结构的决定性作用，时间偏向媒介（如石碑、羊皮纸）利于知识传承与宗教权威维系，空间偏向媒介（如纸张、电报）利于行政控制与帝国扩张；（应用）用于解释古代文明兴衰、现代国家治理逻辑及数字时代信息垄断问题，如分析互联网如何强化空间控制而削弱历史记忆；（发展）后续学者如麦克卢汉、梅罗维茨等在其基础上拓展“媒介即讯息”“情境整合”等观点，当代研究则聚焦算法、平台等新媒介的“数据偏向”与“注意力偏向”，深化对技术-社会关系的理解。

15、基模

（出处）源于认知心理学，由瑞士心理学家皮亚杰在儿童认知发展理论中首次提出，后被引入传播学与信息处理研究；（内涵）指个体在长期经验中形成的、用于组织、解释和预测信息的心理结构或认知框架，是人对世界进行简化理解的“心智模板”；（特征）具有稳定性、选择性、自动化与可塑性，能快速处理海量信息，但也易导致刻板印象、确认偏误等认知偏差；（应用）广泛用于解释受众如何解读新闻、广告、影视等内容，如观众依据既有基模理解突发事件报道，或品牌利用消费者基模设计营销信息；（发展）在数字传播时代，基模理论被用于分析算法推荐如何强化用户既有认知框架（“信息茧房”），以及社交媒体如何通过标签、话题等机制激活或重构公众基模，成为理解人机交互与舆论演化的重要工具。

16、舆论监督

（出处）源于现代民主政治理论与公民权利学说，是宪法赋予公民言论自由、出版自由等权利在公共事务监督领域的具体延伸与体现，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逐步制度化，2001年后电视媒体如《焦点访谈》确立其强势地位；（内涵）指公民、新闻媒体及其他社会主体依法通过发表意见、传播信息等方式，对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社会组织及公众人物的行为进行批评、建议、揭露的权利，核心是借助舆论力量促使公权力规范运行、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特征）具有公开性、广泛性、非强制性但影响力显著的特点，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边界，既保障监督主体的表达权，也需避免侵犯他人合法权益；（应用）广泛应用于反腐败、民生问题曝光、政策执行监督等场景，如媒体对违规行政行为的调查报道、公民通过网络平台反映社会问题；（发展）随着新媒体技术发展，舆论监督权的行使渠道从传统报刊拓展至社交媒体、短视频平台，监督主体更趋多元，但也面临信息失真、网络暴力等新挑战，需通过完善法律法规与伦理规范加以引导。

17、典型报道

（出处）源于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传统，是社会主义新闻事业的重要特征，最早可追溯至革命战争年代，新中国成立后系统化，2022年起中国新闻奖正式设立典型报道专项奖项；（内涵）指对社会生活中具有代表性、普遍意义的人物、事件、经验或问题进行系统、深入报道，旨在通过树立榜样或揭示问题，教育群众、指导工作、推动社会进步；（特征）强调“典型性”“指导性”“教育性”，多数为正面宣传先进人物事迹，也有反面典型揭露，注重“小切口、大主题”，追求真实感、贴近性与情感共鸣；（应用）广泛用于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宣传国家战略成果、推广基层治理经验等，如“时代楷模”张桂梅、“铁人”王进喜等人物报道；（发展）进入新时代，面对短视频碎片化传播与受众审美疲劳，典型报道正从“高大全”转向“平民化”“故事化”，注重组合式报道与新媒体融合，强化情感连接与价值共鸣。

18、新闻职业道德

（出处）源于新闻行业职业化发展过程中对从业行为的伦理约束需求，中国于1991年由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首次颁布《中国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准则》，后经四次修订；（内涵）指新闻从业人员在采访、编辑、发布等新闻活动中应遵循的行为准则与伦理规范，核心包括真实性、社会责任、隐私保护等；（特征）具有行业自律性、价值导向性、动态适应性的特点，既需坚守“真实、客观、公正”等基本底线，也需随媒介环境变化调整行为规范；（应用）用于指导记者采访伦理、编辑审核标准、媒体机构内部管理等，如拒绝有偿新闻、不炒作隐私、不制造假新闻；（发展）在新媒体环境下，新闻职业道德面临算法推荐、流量至上、用户生成内容等新挑战，需强化行业自律机制、提升从业者媒介素养，并通过技术手段辅助内容审核与伦理把关。

19、新闻事实

（出处）源于新闻学本体论与认识论的哲学思辨，中国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奠基人陆定一在1943年《我们对于新闻学的基本观点》中明确提出“新闻是新近发生的事实的报道”，确立了事实的第一性地位；（内涵）指被新闻从业者筛选、加工并通过媒介传播的客观事实，是脱离自然形态、带有传播者价值判断的“中介化事实”，其核心在于“真实”与“新闻价值”的统一；（特征）具有客观性、选择性、时效性与建构性，微观上要求单篇报道真实准确，宏观上需实现社会事实的结构性平衡，避免片面呈现；（应用）是所有新闻报道的基石，无论是消息、通讯、解释性报道还是舆论监督，都必须以新闻事实为依据，是区分新闻与谣言、宣传、文学的根本标准；（发展）在全媒体时代，新闻事实的认定面临“后真相”挑战，算法推荐、用户生成内容、深度伪造等技术使“事实”边界模糊，促使学界提出“三元类型结构”（客观事实、媒介事实、认知事实）以应对复杂传播环境。

20、解释性报道

（出处）起源于20世纪30年代美国，是1929-1933年经济大危机后新闻界对“客观报道”原则的修正，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初期开始系统引入并发展；（内涵）指运用背景材料、专家观点、历史脉络等，深入分析新闻事件发生的原因、意义、影响及发展趋势的报道形式，核心是回答“为什么”和“如何”，挖掘“新闻背后的新闻”；（特征）具有深度性、背景性、分析性与预测性，常采用夹叙夹议、场景描写、数据支撑等手法，题材多聚焦重大政治、经济、社会或国际议题；（应用）广泛用于政策解读、突发事件深度追踪、社会现象剖析等，如《华尔街日报》体、央视《新闻调查》栏目，帮助受众理解复杂世界，避免孤立事实误导；（发展）随着信息爆炸与受众认知需求提升，解释性报道从传统纸媒拓展至新媒体长文、纪录片、播客等形式，并与数据新闻、可视化技术结合，增强说服力与可读性，成为主流媒体提升公信力的重要手段。

21、假借式提问

（出处）源于新闻采访学中的提问技巧理论，是资深记者在面对敏感、尖锐或对抗性话题时常用的策略性话术，常被纳入新闻采访实务教材与培训体系；（内涵）指记者不直接表达自身疑问或立场，而是假借“第三方”观点、公众舆论或假设情境向采访对象提问，表面转述他人看法，实则传递记者预设的质疑或引导方向；（特征）具有隐蔽性、策略性、缓冲性与潜在操纵性，能降低采访对象防御心理，缓和气氛，但若滥用或虚构“第三方”，易演变为诱导性甚至攻击性提问；（应用）常用于政治人物访谈、危机公关回应、争议事件调查等场景，如“有网民质疑您此举是否涉嫌利益输送，您如何回应？”（发展）在新媒体直播采访、短视频快问快答中更为常见，但也因“带节奏”“设陷阱”等负面案例引发伦理争议，业界呼吁建立提问规范，强调“假借”必须基于真实存在的舆论或合理推断，而非凭空捏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