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史学第2期:许卓然简史(失败的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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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卓然，别名寄生，福建泉州府晋江县人，生于清光绪十一年（1885年）农历十月十四日。其父许培材系前清秀才，为人刚直，常奖掖后进、拯弱恤困，在乡里颇有声望。许卓然幼承家学，读书不治章句，尤留心治乱兴革之理，行为不拘小节，被守旧者视为异类。

1906年（光绪三十二年），二十一岁的许卓然丧父，此后益发豪放不羁，广交朋友并讥评时政。其母恐其惹事招祸，于1907年（光绪三十三年）促其离乡赴新加坡谋生。在南洋期间，他目睹华侨倾心孙中山及革命思潮澎湃的情景，深受触动，但不久即因病回乡。

1907年冬，泉州发生陈姓争产纠纷，许卓然不平于知府对乙方的诬陷，径赴府衙抗辩，反被知府扣留，次日方获保释。经此变故，他离泉赴厦，经叔父介绍在厦门紫阳学堂任教，并在此期间正式加入中国同盟会，立志倾覆满清、建立共和。

1908年至1909年间，许卓然在厦门积极活动，扩充同盟会会务。1909年（宣统元年），他与叶青眼、陈仲瑾、傅维彬等人在泉州城内小开元寺创办“西隅学堂”（[时间据文史资料]），以此作为同盟会在泉州的秘密联络机关。同时，他们组织体育会，并聘请驻泉巡防营统带唐万胜担任教练，借机进行策反工作。

1911年（宣统三年）武昌起义爆发，福州、厦门相继宣布独立。据《申报》记载，1911年11月14日厦门光复，随后革命势力迅速向泉州挺进。许卓然此前已在清源山赐恩岩密召革命党人集会，担任组织股长，筹款购买武器并部署起义。他支持蒋以麟与唐万胜谈判，迫其反正。据报载，泉州府城于1911年11月18日（农历九月二十八日）宣告光复，许卓然等人在东街府衙、县衙和协台衙门举行升旗典礼。泉州光复初期，秩序未定，许卓然亲往同安联系灌口义勇队入城协助治安，并参与改组联乡会为保安会。

1911年11月底，泉州火药库发生爆炸。此前许卓然、黄仁敏、林含碧等人力主提取火药以救惠安之急，其堂侄许某在爆炸中殉难。

1912年（民国元年），许卓然赴厦门与陈清机创办《声应报》，鼓舞民气，拥护共和。1913年“二次革命”爆发，该报极力鼓吹讨袁。随着赣、宁战事失败，袁世凯部下李厚基入闽，福建独立取消，《声应报》被封，许卓然被列名通缉。他潜伏在泉州龙会铺，遭警探围捕时，大喊一声佯装带有炸弹，惊退搜查者后越墙逃走，密往香港转赴上海。

1914年，许卓然奉中华革命党之命潜回福建。他曾前往莆田壶公山游说绿林头目黄濂参加革命，险遭不测。同年，他回泉州完婚，婚后仅三天便因省城同志密信警告而离家，经福州转往上海。

1915年春，许卓然利用“五九”国耻日（反对《二十一条》）在泉州天后宫设坛演说，借机进行反袁运动。李厚基密令查缉，军队围捕时因其不在场，误抓了谢德，许卓然得以脱险并逃往福州。在福州期间，他运动巡按使许世英的卫队反李，后事泄导致卫队被缴械，许世英离职，许卓然在台江花艇主的掩护下再次脱险，李厚基悬赏五千大洋缉拿他。

1916年2月，中华革命党福建支部计划发动厦门起义（“厦门首义”）。许卓然与张贞、林祖密等三十余人在鼓浪屿郑子爱洋楼秘密集会，因消息外泄及海军总长刘冠雄率舰抵厦，起义未能实行。

1917年（民国六年）2月，驻泉州北军步兵第二团马步云部因赌博纠纷诱发大规模兵变，杀害平民四十余人。当时许卓然正因母病回泉省亲，目睹惨状，毅然出面召开公民大会，向省方电控查办肇事官员。迫于舆论压力，军部最终对每名受害者赔偿丧葬费二百元。马步云对此深恨入骨，阴谋诱捕许卓然。同年，孙中山率领海军南下广州建立护法军政府，密函许卓然募闽中子弟响应，许遂离家进入内地。

1918年（民国七年）1月间，许卓然与张贞、杨持平、林翰仙等人在南安、同安交界的凤巢山集结。随后，“闽南靖国军”正式宣告成立，由张贞任司令，许卓然任第二路司令。该部随后进驻晋江安海及溪美一带。7月5日，报载福建中部土匪猖獗，李厚基部下营长陶某在德化、永春独立，南安、安溪知事潜逃，而许卓然所部与粤军协同作战，势力逐渐扩展。8月，闽南公民叶青眼、许卓然等三百余人联名致电北京政府，控诉李厚基纵兵殃民，要求撤退北军。

1919年1月17日，驻同安沙溪的北军进攻占据小盈岭的靖国军，靖国军战败。1月23日，北军进至南安金厝油园，驻安海的靖国军主力因警报频传几乎溃散。2月，南北两军达成和议并划分辖地，靖国军控制区域北至泉州南门外青阳一带，南至小盈岭以东。4月5日，靖国军在安海设立“晋南同政务处”作为政治中枢，由林翰仙任处长，下设三科，许卓然任财政科长。随后，许卓然与安海华侨陈清机商议，计划募资一百万元开办由安海直达泉州城的汽车路。7月11日，安海开始拆辟街道，工程由张贞主持，此为闽南各市镇改建街道之先。9月1日，“闽南民办汽车路”在安海火船渡头举行开办典礼，由政务处代处长陈世哲主持，陈清机宣布开办宗旨。10月12日，政务处改组为安海县，林学增任县长。同年，驻泉北军王树林部调回省城，许崇智率领的粤军先锋二千五百人抵达泉州河市，泉州北军势力空虚。

1920年3月，闽南局势再度动荡，靖国军第七旅旅长刘汉臣受粤军运动倒戈，于3月16日据青阳、石狮发难。3月18日，刘汉臣部进攻安海，许卓然与张贞督率第七团独立营及第八团在寨埔接战，击退刘部，并夺获“闽军第二师”旗帜。4月6日，粤军占领安海，靖国军撤出。4月13日早晨，杨持平部军队进攻骆驼岭，粤军不支退至官桥，当晚靖国军分三路反攻安海并纵火焚毁店屋一百三十余间，造成平民六百余人死亡。5月，广州军政府派蒋尊簋前往调查安海事件，试图调解粤、闽两军冲突。8月间，粤军反攻广东，陈炯明与李厚基订约交还闽南土地，张贞、许卓然等靖国军将领因失去粤军支持，在北军压迫下被迫率部经闽边进入汕头，随后所部全军覆没。9月，报载杨持平在晋江被唐国谟诱捕并监禁。许卓然此后远赴菲律宾，在菲期间受到留学生“华林”倡导的社会主义和华侨工党革命思潮影响。

1921年春，李厚基密令臧致平、唐国谟等部在厦门搜捕自治运动分子，林祖密等人的宅第遭到查抄，福建自治呼声一度低落。10月23日，报载宋渊源、王荣光等民军在永春、安溪一带改组为“自治军”，与北军马步云、王献臣部激烈交战。11月间，史廷扬受任为安溪剿匪总司令，调集北军各部合围安溪三洋，杨汉烈部自治军不敌北军，战死百余人后退入梅花岭。此时，由菲律宾归国的许卓然与秦望山抵达上海，与在沪疗伤的张贞及黄展云、方声涛、林知渊、陈爱吾等十余人集议。他们在上海法租界贝勒路望德里3号正式组织“福建自治促进会”，号召“闽人治闽”并筹组武装以驱逐李厚基。

1922年6月1日，全长二十八公里的泉安公路正式通车至泉州顺济桥。同月，陈炯明在广州叛变，孙中山避居上海。许卓然在上海谒见孙中山，孙氏面授“合力倒李”之方针，并委任其为福建自治军第二路司令。8月间，李厚基为“延福泉汽车公司”购置的六架飞机运抵上海，其声称为便利交通之用。此时，许卓然已秘密潜回闽南，招集旧部并收纳各地民军，在安溪、南安一带积极筹划武装起义，准备配合北伐军东路讨贼军展开驱逐李厚基的最后战役。

1922年9月，福建局势因“福建自治促进会”的活动而愈发紧张。据报载，此时闽南各路民军已渐趋统一于“自治军”名义之下，推举黄展云为总指挥，张贞为前敌指挥。许卓然受命担任福建自治军第二路司令，负责在内地的武装组织与联络工作。10月初，北伐军许崇智部入闽，与驻延平的王永泉部结成联军讨伐李厚基。

10月12日，福州陷落，李厚基仓皇出走。与此同时，许卓然与张贞、秦望山等部在闽南展开攻势。据《申报》1922年12月24日载，12月13日，许卓然与庄文泉率部猛攻晋江安海镇，双方激战，毙伤敌军三百余人。许部以草铺渡江，迫使守军向石狮退却，顺利占领安海。

安海平定后，许卓然于12月15日夜赶到内坑，亲自策划指挥会攻泉州之役。他与臧致平部取得联络，形成包围之势。12月18日（农历十月三十日），自治军与东路讨贼军何成濬部合围泉州，守将张清汝突围失败后投降。泉州宣告光复，许卓然随部入城，被任命为泉州卫戍司令（后改任警备司令）。

1923年初，随着李厚基势力的彻底瓦解，林森出任福建省长。孙中山指派廖仲恺亲赴泉州，将闽南自治军改编为“东路讨贼军第八军”，由许崇智兼任军长，张贞任前敌司令，许卓然任警备司令。许氏在任期间，除协助整理财政、维持治安外，致力于家乡的建设事业。

1923年春，许卓然极力促成泉州的市政建设。他在泉州设立财政处，由戴愧生任处长，支持叶青眼出任泉州市政局长。在此期间，泉州开始大规模“拆城辟路”，扩建南大街，其建设规模在当时闽南各县中堪称先进。同时，许卓然继续支持陈清机主持路政，使全长二十八公里的泉安公路在军事动荡中维持运营，并进一步规划后续支线。

在军事整顿方面，许卓然对民军的散漫与破坏性深感忧虑。他支持秦望山在南安官桥“漳州寮”创办干部训练所，试图引入新思想（包括无政府主义学说）来训练骨干，以期从根本上改造民军素质。4月24日，孙中山致函许卓然，嘉奖其“来书所策，悉合戎机”，并拨款二千元资助其活动。

1923年夏季，由于东路讨贼军在广东潮汕地区失利，孙中山电令何成濬部回援。许卓然坚守革命道义，在其他将领犹豫不决时，毅然决定率部随同出发。

然而，此次行动并不顺利。据报载及回忆，许卓然率秦望山等部随何成濬进兵至福建平和、广东大埔一带时，遭遇敌军包围。在随后的血战中，许部损失惨重，参谋长杨子明被俘杀，部队在溃退中四散。许卓然在战乱中一度失踪，生死未卜。他隐伏在东山县等地的民家，得到当地村民的掩护，藏匿约三个月之久。直至1923年底，许卓然才避开敌军侦察，秘密潜回厦门鼓浪屿。

经历平和之败后，许卓然与挚友秦望山在鼓浪屿秘密会合，共同检讨民军的失败教训。他们意识到，民军“成事不足，殃民有余”，已成为革命的阻碍，必须建立一支受过严格训练、具有政治觉悟的新型军队。

1924年1月，许卓然作为福建省代表，赴广州出席了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会上，他亲历了孙中山确立“联俄、联共、扶助工农”三大政策的历史时刻，并深受鼓舞。会后，许卓然受命为筹备福建党务特派员，携带着大会宣言及进步书刊回到福建，开始在闽南地区传播改组后的国民党理念。

至1924年5月，许卓然在厦门主持党务，与秦望山等人达成共识：此后绝不再利用民军作为革命力量。他们开始积极物色优秀青年，保送前往刚刚创办的黄埔军校，为未来的国民革命军培养新型骨干。自此，许卓然结束了长达数年的民军生涯，从一名地方武装首领正式转变为致力于政党建设与革命事业的现代政治人物。

1924年6月以后，许卓然作为筹备福建党务特派员，在厦门积极展开中国国民党的改组与组织建设工作。由于当时福建仍处于北洋军阀周荫人的势力范围，国民党组织活动尚处于秘密状态，许卓然遂与秦望山等人在鼓浪屿鹿耳礁租赁洋房，创办了“鼓浪屿图书馆”（后更名为中山图书馆）作为党务工作的掩护机关。同时，为了安置并联络因参加进步运动被集美学校开除的学生，他主持创办了光华小学，使其成为革命志士的联络点。

在此期间，许卓然深刻总结了过去数年利用民军进行革命的教训，认为民军“成事不足，殃民有余”，已成为革命的对象而非依靠力量，遂决定停止收编民军，转而全力选拔优秀青年投考黄埔军校。1924年至1925年间，他与秦望山先后物色并保送了李良荣、富恩助、余景祥等六十多名闽籍青年赴广州深造。1925年选送黄埔第四期学生时，适逢由于省港大罢工而导致的交通阻断，许卓然毅然拒绝乘坐英商轮船，取道上海亲送学生前往广州报到。

1925年“五卅运动”爆发后，厦门各界群情激愤。许卓然虽然未在公开成立的“国民外交后援会”中担任职务，但作为厦门党务的核心领导者，他积极支持反帝斗争，主张通过罢工、罢课、罢市等激进手段反抗列强。他在厦门大学演武场举行的声援大会上向数万群众发表演讲，号召抵制日货并废除不平等条约。同年6月，中国国民党福建临时省党部在厦门正式成立，许卓然出任执行委员会主任委员。不久，他与江董琴具体负责筹办了“厦门中山中学”，许氏多方奔走筹措经费，使该校成为传播三民主义与培养革命骨干的重要基地。然而，中山中学校长的选举问题以及省市党部的权力分配，也诱发了党内左派与李汉青、吕渭生等右派势力的公开冲突。

1926年1月，许卓然再次作为福建省代表，赴广州参加了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期间，他的编号为八十一号，不仅于1月16日向大会作了详尽的《福建党务报告》，更在1月7日的大会上就共产党问题两次登台发言，参与了关于党内团结与路线的激烈辩论。会议结束后，他回到福建继续主持党务，并在厦门接办了《江声报》，通过舆论武器宣传革命。

随着北伐大计的推进，许卓然在福建的处境日益艰险。1926年中期，国民党内左右派矛盾因“中山舰事件”及“整理党务案”而白热化，厦门右派势力李汉青等人在鼓浪屿区党部基础之上积极排挤左派，并散布流言称许卓然为“赤化”人物。由于党务纠纷难以调和，加之经费断绝，许卓然深感难以维系，遂于1926年6月29日向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呈请准予辞去省党部委员职务。同年9月，国民革命军东路军总指挥何应钦率部向福建边境挺进，福建战云密布。尽管此时许卓然已卸去正式职务，但他依然凭借在闽南地区的崇高威望，在幕后积极联络各地民军与民众组织，并协助秦望山潜回晋江筹备县党部，为北伐军入闽后的政权接收与农民运动的开展做好了先期的政治铺垫。

1926年10月，北伐军东路军在总指挥何应钦率领下向福建挺进。此前，许卓然已在汕头与张贞、林冠军、许卓然等百余名闽籍人士正式成立“新闽同志总社”，并发表宣言请国民政府出兵入闽，刷新闽局。随着党军在永定、松口等役击溃周荫人部主力，闽南局势急转直下。据报载，11月24日何应钦自南安溪尾入泉州城，张毅部北军不战而溃，由莆田向福州退却。在此期间，许卓然奔走于安海、泉州一带，凭借其在闽南的崇高威望，在幕后积极联络各地民军与民众组织，并协助秦望山筹备县党部，为何部顺利占领泉州及后方治安做好了政治铺垫。

1926年12月，福州宣告光复，何应钦进驻省城。随后，福建临时政治会议及财务委员会相继成立，许卓然受命担任福建省财务委员会委员，负责筹划军费开支与清理旧欠。当时闽省财政异常困难，许氏与何玉书等人奉命在厦门向商会、银行界接洽，筹借新编军入浙开拔费等巨款。1927年2月，许卓然陪同蔡元培、马叙伦自福州乘轮抵厦，并亲领二人前往泉州、漳州游历，考察地方政治与民生。

1927年4月，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福建政局随之动荡。4月9日，厦门清党委员会指挥军警逮捕了罗扬才、杨世宁等共产党人，并封闭相关团体。国民党内右派势力李汉青、吴威、郭凤鸣等乘机利用清党打击许卓然、秦望山等中间派及左派势力。李汉青在厦门召开“拥蒋护党”大会，发出通电要求通缉“吾党叛徒许卓然”，列举其“吸收共产党首要分子李觉民、罗扬才等入党”、“把持厦门中山中学为共党制造干部”、“把持《江声报》为共党张目”等十余项罪状。随后，高义、郭凤鸣等新编军将领亦纷纷通电，指控许卓然、秦望山及周骏烈为“闽南三凶”，称其“赤化”乡里。面对迫害，许卓然被迫于5月间秘密离开泉州，经厦门避往上海。在沪期间，他与秦望山等向中央监察委员会具函辩白，并控告新编军匪性难改、蹂躏地方。

1927年11月，国民革命军第十一军陈铭枢、蔡廷锴部应杨树庄之请南下入闽，旨在解决新编军余部及境内匪患。许卓然随即随军回闽，并于11月19日先期抵达泉州，协助十一军维持秩序。据报载，十一军占领泉州后，发现当地流氓匪徒组建的“市卫队”假借名义骚扰群众、勒索乡里。许卓然破除情面，商得第十师副师长张世德同意，通过设宴设局的方式，于11月24日深夜一举捕获市卫队首领陈桂林及其骨干六、七十人，经审问后将陈桂林等罪恶昭著者十四人于翌日枪决，泉州民心为之大快。随后，许卓然在泉州全力协助秦望山组建民团编练处，培训革命骨干，以期从根本上肃清地方匪患。

1928年初，福建省政府正式成立，当局拟任许卓然为财政厅长。然而，许氏有感于官场派系倾轧，且志在清本正源、整顿家乡治安，毅然力辞不就，仅接受了省军事厅参议及全省禁烟委员会常务委员之职。同年，他被委任为漳泉禁烟专员。许卓然深切意识到，日寇企图通过收买豪绅、土匪在闽鼓励种植鸦片，将福建变为第二个“台湾殖民地”的政治阴谋，遂在漳泉厦地区雷厉风行开展禁烟运动。他多次亲赴前线，在厦门破获多起大宗烟毒运输案，给予贩卖烟毒的台湾浪人及地方豪强以沉重打击，因而遭到相关利益集团的切齿痛恨，台湾浪人视其为断财之路的眼中钉，甚至纠集匪徒密谋报复。在办理禁烟之余，许卓然于1928年回到厦门接办《江声报》，扩充篇幅，以此作为揭露地方黑暗、抨击腐败势力的新阵地，继续宣传孙中山的“三大政策”。

1929年6月，许卓然怀着沉痛心情赴南京参加孙中山先生的奉安大典，以此向他的革命导师作最后告别。同年7月，闽西革命根据地日益扩大。此时的许卓然虽坚持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但也一度因受当时复杂政治环境的影响，在对待红军的问题上产生过短暂的认识局限，但他始终坚决反对收编土匪去打击革命武装。

1930年初，福建爆发“一六”事变，卢兴邦绑架省政府委员。许卓然主张严惩叛乱，并极力反对各部民军借机扩充势力。同年5月，许卓然由南京返闽，与省方商讨组织民团自卫的大计。此时，他的处境已极度危险。闽南著匪陈国辉与高为国因受到许、秦一派的控告，已视其为死对头。据史料记载，高为国曾派密使张吉昌联络陈国辉，共谋暗杀许卓然。

1930年5月25日（一说24日），许卓然应邀赴同安会晤教导团团长萧叔宣，随后前往集美学校会见叶渊，商讨地方治安。当晚，他夜宿集美，翌日又前往南安水头造访陈清机。当日午后，许卓然同陈延香应约前往厦门太史巷的丰镒钱庄会晤。就在他抵达钱庄门口时，埋伏多时的凶手突然发难，向其连发五枪，其中两弹击中要害。许卓然临危之际，仍强撑身体告知身边人：“凶手四人，从同安跟来”。经多方抢救无效，许卓然于1930年5月29日逝世，终年46岁。

关于许卓然之死的幕后主使，当时存在两种说法：一是认为由其严厉打击的台湾浪人所为；二则是认为在陈国辉的默许下，由高为国与台湾浪人谢良阔合谋实施。许卓然遇难后，灵柩暂厝厦门。由于当时国民党右派势力指控其有“通共”嫌疑，其家属及好友为其争取的“国葬”礼遇迟迟未能批复，甚至连合法的政治身份也一度陷入争议，相关官司和名誉之争迁延日久。

直至1932年，十九路军入闽主持省政，在查明事实并感念其革命功勋后，才于同年10月2日为其举行了隆重的公葬仪式。在十九路军骑兵连的护送下，许卓然的灵柩由厦门移往安海，正式下葬于晋江安海的前埔山地。1934年，秦望山等人在泉州创办“卓然小学”，以此永久纪念这位为闽南革命与自治事业奉献终生的英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