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律师能否借助AI,跳过基础训练,直接进入复杂业务?

“

”

田思远｜上海博和汉商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

李超｜北京恒都律师事务所太原分所负责人、全国新生态业务中心负责人

本场议题： 从基础工作逐级成长 VS 借助AI快速进入复杂业务

李伟明： 这一场讨论青年律师的成长路径。不管是律所管理者，还是年轻律师自己，可能都有一个困惑：到底要不要从整理发票、基础法律检索等工作开始，逐级成长？还是现在就可以借助AI，更快进入复杂业务？田律师选择的观点是“从基础工作逐级成长”，先请您谈谈。

李伟明

01

田思远：借助AI打怪升级，而不是直接空降复杂业务

田思远

田思远： 我的观点是，律师应该借助AI打怪升级，而不是借助AI直接空降到复杂业务中去。

我不是来反对AI的。今天这份稿子的初稿，就是AI帮我做的。我真正反对的，是律师“跳级”。因为跳级会让律师短期失去判断力，长期失去想象力。

判断力在于，你能判断一项交易是“名为股权投资，实为债权投资”。想象力在于，你能设计配资、股权收益权转让等交易模式。律师是创造者，不是工具人。这两种能力，要从自己的训练里长出来。

所以，今天讨论的不是“要不要用AI”，而是未来律师的成长主线应该放在哪里：是把重心放在基础工作里，让判断力、想象力一点一点长出来，还是借助AI，直接空降到复杂业务里去？

归根到底，我们不是工具之争，是路径之争。

第一，对我自己来说，我就是从基础工作里成长起来的。

2017年，我开始做大宗贸易纠纷。一个案子摆在面前，里面有期货、现货、对冲交易、强制平仓、保证金、标准化合约、集中交易方式、做市商、集合竞价、连续竞价、电子撮合。这些交易中的概念，不能只靠手头已有的法律知识去理解。

怎么办？只能回到基础工作，啃交易规则、啃结算流程、啃一页一页的交易流水。

AI能给你这些词的定义，但交易结构的法律属性是什么，仍然需要自己去判断。面对一种没有做过的交易，怎么把它放进现行法律规范体系？还是要回到要约、承诺，回到合同效力、履行、解除等基础问题。

再说最基础的申请财产保全：公房使用权能不能保全？财产保全申请费是不是保全范围？如何避免法院系统自动把立案受理短信发给被保全人，导致对方提前转移财产？

这些问题，都是在具体训练中不断得到淬炼的。AI不能替你完成自己的思考和迭代。

第二，对团队来说，基础工作是信任的定盘星。

青年律师在团队里最需要什么？案源和信任。而这两样东西是联系在一起的：案源是信任的结果。

合伙人手里有一个复杂案件，会交给谁？会交给那个检索没有遗漏、文书没有差错、尽调报告连标点都认真核对的人。基础工作的交付记录，就是青年律师在团队里的信用额度。

AI能生成文书，但生成不了“靠谱”这两个字。靠谱，是用一件件小事，按时、按质、按承诺交付，攒出来的。没有这些交付记录，哪个合伙人敢把重要案件交给你？

基础工作也不是一成不变的。我们的委托手续、聘请律师合同，可能每半年、每年都要调整。

我也不希望助手觉得，整理发票就只能机械地完成。比如，可以花半个月，用AI工具做一个处理发票的软件，以后把发票发到同一个邮箱，月底自动生成需要的材料。

在我看来，这就是把事情做到底了。他不仅知道这件事该怎么做，还能改进做法。工作有基础和复杂之分，但究竟做到什么程度，每个人都应该有自己的要求。

第三，对行业来说，我们不能只用既有知识，判断未来的纠纷。

融资性贸易里，一环一环签的明明都是买卖合同，难道它就一定是买卖吗？不是。

穿透表象看实质，需要的不是合同名称和法条的匹配，而是对交易结构、商业逻辑的理解。律师要作出实质判断，不能停留在形式归类上。

还有一层更大的问题：我们不只是AI的使用者，也在为AI提供新的知识。

AI今天学习的判决书、法律意见和实务文章，来自法律从业者的实践。如果这一代青年律师都跳过基础训练，十年之后，谁继续给AI提供新的东西？如果行业不再培养基本功，AI和行业都可能一起空心化。

客户仍然认为我有判断力，能帮他设想新的交易方法，我才有价值。如果只是使用十年前的知识，没有新的内容，就成了吃老本。但律师不能一直吃老本，十年前的业务和今天已经不能同日而语。

第四，站在客户立场上，我们是否愿意把复杂工作交给一个没有经过训练的人？

复杂业务，是许多简单任务的排列组合。真正难的，是这些任务如何排列，什么时候做什么。这需要判断力、想象力，也需要承担责任。

我想问三个问题。

你敢不敢让一个刚入行的律师，甚至非律师，借助AI快速承担一家大所主任的工作？

你愿不愿意让一个刚入学的医学生，借助AI快速学习，然后给你做开颅手术？

你坐飞机回家，愿不愿意让一个新人飞行员借助AI，快速成为你的机长？

如果作为客户，你自己都不愿意，凭什么认为你的客户会愿意？

最后，我想谈谈带教者的责任。

这场争论背后，我们真正担心的，是年轻人不愿意再做基础、琐碎的工作了。但这笔账，不应该只算在年轻人头上。

过去，前辈会跟我说：“思远，这个你得靠悟。”我们往往把可以具体说明的东西，讲得玄之又玄。

年轻人为什么不愿意做这些工作？因为他们找不到意义和成就感。我们有没有告诉他们，一个合同写错了会怎么样，委托手续没做好会有什么后果？这些具体细节背后的意义，有没有讲清楚？

我们应该借助AI，把原本靠“悟”的东西做成指引、做成规范，让年轻人能够更快、更系统地学习。

比如，现在大家觉得律师行业遇到了瓶颈，但我们有没有教过后面的人，遇到瓶颈应该怎么办？商业教育早就在讨论经济有上行、下行，上行时做什么，下行时做什么。我们有没有研究，又有没有把经验传下去？不能只站在那里说“靠自己悟”。

如果AI帮我节省了两个小时，我可能会用这两个小时做一个Skill，把自己的所思所想形成一套体系，传给后面的人。

AI是放大器，但它放大的，也可能包括你的无知。我们要加速的是成长，而不是跳过经历去追求结果。

第一次独立开庭，第一次被法官追问到冒汗，第一次发现自己错了、整夜修改方案，这些真正重要的时刻，可以更快到来，但不应该被替代。

使律师成为律师的，不只是律师证，而是一次次训练、一次次打怪升级，不是前人告诉你的标准答案。更何况，法律行业也没有什么标准答案。

02

李超：复杂业务的门槛变了，评价能力也要把AI算进去

李超

李超： 律师凭借AI，能不能更快进入复杂领域？首先需要讨论，所谓“复杂”，到底是一种属性，还是我们与这个业务之间的距离？

把复杂拆开，可能有三个层面。

第一个是知识陌生。比如，早些年我研究P2P行业，就发现，学习这个行业本身，比学习相关法律更费劲。

第二个是信息繁杂。大约七年前，我遇到一个案件，同一纠纷已经有十七份在先判决，信息非常复杂。

第三个是判断的不确定性。客户的需求经常互相矛盾，既要这个，又要那个。我们能不能把这些需求拆开，判断背后真正的需求是什么，哪个最优、哪个次优，再往后怎么排序？

我们先要弄清楚，复杂业务究竟复杂在哪里，再看AI时代发生了什么变化。

以前认为进入复杂业务，就必须一点点手搓、积累。现在有了AI，这个门槛是不是已经变化了？

先说知识陌生。

现在，我的AI每天给我两条推送：一条深入介绍一个AI相关名词，把相关知识关联起来；另一条介绍一家上下游公司，同样要把产业关系关联起来。

想了解一个行业，只要你有问题、有思考，就可以不断追问。而且这些信息可以验证，可以打开网页反复查看。

再说信息繁杂。

我会跟团队律师说：“你整理的一定不如AI好。”你真正要做的，是指挥AI整理出你需要的内容，无论是图表还是文字。

第三是判断。

田律师刚才也讲到，判断很难，经验的重要作用就是支持判断。但我想问，作为资深律师，不借助AI，面对一个案件能做多少轮推演？我觉得三轮可能就到头了。

我现在给AI安排的一项主要工作，是训练我的“蓝军”，让它作为对抗、陪练的一方。

以前的决策主要靠经验，现在能不能反复验证？我觉得至少十轮是可以的。这也是为什么要重新考虑，青年律师能不能借助AI，更快进入复杂业务。

我们到底是觉得学徒真的干不了掌柜的活，还是老掌柜觉得学徒还没用够？这个问题值得想一想。

再谈对青年律师的评价。

以前，我们主要看他的工作能力；现在，要把工作能力和使用AI的能力放在一起看。

但这是不是意味着，只要会用AI，就能进入复杂业务？也不是。我想给四个字：问、验、选、做。

第一个是“问”。能不能问到点上，看到需求的底层？

第二个是“验”。对AI给出的成果，有没有有效的验证路径？有没有经过深入思考？

第三个是“选”。最优、次优的方案会变化，因为对手在动态变化，我们也在变化。能不能选对方向、思路和决策？

第四个是“做”。所有项目思考、文案，最后能不能落地？比如田律师提到的财产保全，有很多细分问题需要论证，最终能不能推演成一个可执行的方案？

之前，我和其他律师讨论过，AI时代好像少了很多“手搓”的精妙。

我们都是一步步成长起来的，一个字一个字地看资深律师的批注、修订，研究他们为什么这么改。这个过程确实有助于形成手感，可能职业生涯的前五年都在做这些事。

但我后来想，没有互联网时，我们怎么查法条？翻法律汇编。有了互联网后，仍然有人喜欢查汇编，但难道要要求青年律师必须翻书，不能网上检索吗？

所以，我觉得，对“手搓”的坚持，也包含我们那一代人对带教方式、成长方式的感情。它很难割舍，但时代确实变了。作为青年律师，应该继续往前走。

03

成果、过程与基本功，怎样判断青年律师已经具备能力？

1. 已经把复杂任务做好，还需要回去做基础工作吗？

李超： 假设您把一个复杂业务交给了一位很年轻的律师，结果发现，他完成得挺好。这时，您还会怎么说服他：“上次是我疏忽了，这次你继续回去做简单业务，复杂业务不能碰”？

田思远： 我不会这样说服他。他做得好，我觉得没有问题。但我会问：你是怎么考虑这件事的？

在这里，我更看重的是过程，而不只是结果。

比如，您刚才说“问”和“验”，我会问他：你怎么提问？为什么想到问这个问题？为什么用了A路径，而不是B、C、D？这些路径为什么被排除？还是说，你其实都验证过，只是没有告诉我？

通过这个过程，我可以判断他的思考是不是跟我在同一个层面。甚至他可能告诉我：“田律师，除了B、C、D，还有E、F、G，您没有考虑到。”那我会觉得，他没有问题。

但完成一项检索，并不等于能够完整地办完一个案件。

我认为，复杂业务是排列加组合。组合不难，很多都是基础事项的组合，难的是排列。

比如，某份文件应该什么时候交？交了之后，法官可能有什么反应？临近年底结案，是九月联系，还是十月联系？证据不足，要不要再申请开庭？这些判断都很重要。

2. 如果AI可以处理整体任务，为什么不能让青年律师一起承担？

李超： 您刚才提到，可能把检索等单项工作交给助理，但不会一开始就把整体案件交给他。这正好引出我的问题。

我们给AI安排工作，是把任务拆成一个个小点，逐项告诉它怎么做，还是把最终目标、整体路径、可以收集的资料，以及验证方式一起交给它？

如果我们能够给AI一个完整任务，那么青年律师加上AI，为什么不能尝试对整体任务作出回答？

田思远： 我的带教方式不是一开始就交出全部工作。

最初，我会把任务拆开，告诉他做检索、处理程序，或者完成某一个具体环节。等实习了九个月、一年，对流程有了了解，我会给他一个模糊的问题。

模糊问题是我的试炼，不是因为我觉得助理还没用够，而是要看他有没有整体思考的能力。

我不相信，一个助理来的第一天，就可以把整个案件都交给他。这样做，是对带教不负责任。

3. 学会资深律师的问法，是否等于自己会提问？

田思远： 您提出“问、验、选、做”，其中第一步是“问”。对于您认为可以快速进入复杂业务的助理或者年轻律师，您会怎么教他提问，让他知道该问什么、怎么问？

李超： 我怎么问，就教他怎么问。我自己也要使用AI，会把自己的提问方式教给他。

田思远： 所以，他学到的是您的问法，而不等于他自己已经知道怎么提问，是吗？

李超： 对，他学的是我的问法。

4. 一入行就使用AI，还能练出“问、验、选、做”的基本功吗？

观众： 您提出的“问、验、选、做”很好，但这些会不会恰恰是我们在AI出现之前，已经训练出来的基本功？只是具备了这些能力之后，又遇到了AI。

对更年轻的人来说，他们一入行就面对AI。如果一直在这样的环境里成长，还能不能练出这些基本功？

我最近读一些文章，越来越难判断是不是AI写的。去年可能看开头就知道，现在要读到后面才能发现。

我们读什么、接触什么，也会影响自己怎样思考和做事。新人不断与AI交互，还能不能形成资深律师所说的那些能力？

李超： 我把您的问题归纳一下，就是年轻人的“问、验、选、做”能力从哪里来。

在我眼里，这可能恰恰是AI时代最好的地方，也就是田律师刚才说的Skill：从我的技能、流程中来。

这个流程，不只是直接给他一个问题，而是告诉他：遇到了什么情况，所以要问什么；通过什么验证，为什么这样验证。

比如，今天的录音，我也会交给AI，让它知道原来的稿子和我的现场表达有什么不同。

这些过程记录下来、总结下来，最后就能归纳出，我这个人的经验究竟是什么。

我们过去太不习惯总结自己的经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