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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enAI 创始人萨姆·奥特曼最新访谈:不拿股权是战略误判,AI 绝不能成为少数人的特权
“我没有持有 OpenAI 的直接股权，回过头看是一个重大的战略误判。”
编者按
在人工智能演进的关键节点上，萨姆·奥特曼（Sam Altman）始终处于争议与关注的中心。他曾长期执掌硅谷知名创业孵化器 Y Combinator，随后带领 OpenAI 从一家纯粹由理想主义驱动的前沿非营利研究机构，重组转型为估值数千亿美元、深刻重塑全球科技格局的行业巨头，直接加速了生成式 AI 走入大众生产生活的全过程。
但伴随技术的极速渗透，外界对他的审视也日趋两极化：支持者视他为将通用生产力交到普通人手中的普及者，质疑者则担忧他在商业竞争与潜在系统性风险的走钢丝中失去平衡。
本篇深度对话整理自《Vanity Fair》（名利场）播客专栏《Fair Game》。《名利场》全球编辑总监 Mark Guiducci 分别于 2026 年 9 月 11 日与 10 月 2 日在旧金山两度与奥特曼闭门长谈。彼时，OpenAI 刚刚推出了主打全天候智能伴随与工作流托管的新产品“Dots”，但其下一代主力旗舰模型“Astra 6.1”却因未能通过内部安全红线测试，在发布前夕被紧急推迟；与此同时，核心研发与管理团队的更迭、产业对齐标准的建立、以及国际间的科技博弈，都在将这家公司推上风口浪尖。
在两场访谈中，奥特曼直面了所有尖锐质疑：从被外界打上“反派恶棍”标签的内心波澜，到放弃直接股权的真实逻辑与战略失误；从与马斯克的恩怨交错，到模型介入极端心理事件引发的伦理困局，乃至模型已聪明到能逃出沙盒、侵入系统的技术隐忧。
本期内容来自 Fair Game 播客，2026 年 10 月 6 日播出，原视频时长 74 分钟。
以下为精选对话内容，全文约 1.3 万字，阅读时长约 20 分钟。
本期精彩观点
我没有持有 OpenAI 的直接股权，回过头看是一个重大的战略误判。我最初的逻辑是向公众证明我的决策纯粹出于技术使命、不掺杂个人财务诉求；但在成熟的商业社会中，这种做法反而打破了常规认知，在外界眼里变成了一个不可理喻、甚至引发信任赤字的疑点。
公众在面对不可逆的技术变革时，往往需要一个具象化的承载对象。历史上有太多先例，人们习惯将对庞大权力和未知的焦虑投射在具体领袖身上，我早年看年轻时的扎克伯格其实也有过类似的心理偏差。
面对马斯克的持续发难，有时候必须做出硬核回击。习惯施压的人往往只认可敢于正面抗衡的对手；如果大家希望未来科技界各方还能就底层安全坐下来协商，就应当理解我适时表明立场的必要性。
如果一项技术既存在被滥用合成危险病原体的风险，又具备攻克恶性疾病的潜力，因噎废食全面叫停绝不是正确解法。我们可以理解人类趋利避害的本能，但不能以阻断现代医学和科学突破为代价去回避风险。
我们叫停了 Astra 6.1 的既定发布，是因为这一版照原样放出去，会过分倒向事故风险。模型的能力正在跨过临界点，一年前还可以说“有点不安全也先放出去，出不了大事”，现在不行了，安全门槛只会越抬越高。
哪怕 OpenAI 未来公开上市后遭遇股价波动，我也不会妥协安全红线。一旦商业回报与整体技术伦理发生冲突，使命永远排在前面：上市之后我们依然由非营利机构管辖，从第一笔融资起，我们为这套复杂得离谱的架构付出的种种代价，为的就是这一刻。
我绝不赞同由极少数科技精英掌控技术特权、充当“开明独裁者”。AI 不该是象牙塔内少数研究者对公众的施舍，而应当作为通用生产力基础设施，交到每一个普通人手中。
面对公众的审视：世人总习惯把未知焦虑归咎于具体个人
问：过去这一个月，全球在人工智能领域的突破、潜在风险以及公众意识的震荡，几乎把整个行业颠覆了好几次。你这一个月睡得着觉吗？你的电话是不是被打爆了？全球政商领袖是不是排着队找你要答案？这感觉像是 2022 年底发布 ChatGPT 时的历史拐点，还是仅仅只是你平常的一周？
萨姆·奥特曼：实话说，两者兼而有之。从我们内部的视角看，过去十年我们一直在讨论这些，并为这一刻做准备。我们亲眼见证了底层技术的指数级跃迁。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反而感到困惑：为什么全世界其他人都看不到我们看到的趋势？对我们来说，这一天的到来是极具确定性、极其可预测的。
问：你能理解外面的普通人现在有多害怕吗？你觉得自己有责任去安抚大家，还是帮大家搞清楚状况？
萨姆·奥特曼：当然，这两点我都感同身受，也觉得责无旁贷。如果你倒退十年，翻出我们创立这家公司时公开发表的内容，会发现它和眼下发生的一切高度吻合。唯一的区别在于：十年前几乎没人信我们，而现在大部分人都信了——相信 AGI 正在逼近。
问：那 AGI（通用人工智能）到底到了没有？这本身是个主观定义吧？
萨姆·奥特曼：确实是主观的，但它已经非常近了。你可以说，我们在最初设定的目标上已经取得了巨大成功，而现在整个社会正在经历一场艰难的认知校准。大家心里开始接受“它真的要来了”。但在宏观层面，社会运转其实没发生根本性颠覆。我们造出了这个不可思议的新造物，但很多人过去批评我们、现在偶尔还在念叨的一句话是：“你们吹嘘要做这些惊天动地的大事，对现实世界的影响到底在哪？经济的爆发式增长在哪？癌症的治愈方案在哪？”可即便如此，所有人都能隐约感到，某些底层的规则确实正在起变化。OpenAI 只是众多参与者之一，我们希望与全社会的所有利益相关方坐在一起协同推进。
问：很多时候你被推到了舞台正中央。你就是人工智能的化身，你和你的公司就是这个行业最鲜明的品牌。如果说这是一场当代的“曼哈顿工程”，你就是当代的奥本海默。这种被全世界凝视的感觉到底是什么样的？
萨姆·奥特曼：我必须正面回答你，这绝不是我试图回避问题或者展现虚伪的谦虚。这真切地是一场集体工程，它本质上是一小群极其聪明顶尖的科学家和工程师合力创造的奇迹，而绝非我个人的独角戏，这一点在外界被严重误解了。我所承担的角色，业内有很多人都能做；但那些核心研究员和工程专家做出的突破，是人类在任何科学和工程学科中，极长一段时间以来所见过的最震撼、最具深远影响的成就。
问：凯文·罗斯（Kevin Roose）的新书确实花了不少笔墨去还原那些幕后功臣。
萨姆·奥特曼：没错。但现实就是，我比任何人都要更频繁地被推到聚光灯下，成了这整件事的门面，也成了全社会焦虑、恐惧和一切负面情绪的承载对象。说实话，这种体验极其诡异。
问：我甚至想说得更尖锐一点：当下很多人不仅是焦虑，他们直接把 AI 视为一股纯粹的负面力量。而作为这场浪潮的最前沿代表，你被很多人打上了“反派恶棍（Villain）”的标签。你觉得自己被严重误读了吗？这让你感到沮丧吗？
萨姆·奥特曼：我确实觉得自己被严重误解了。但要说沮丧，其实只有一点点。我想，今天如果换作任何一个人坐在我这个位置上，外界也会把一模一样的感受、一模一样的罪名扣在他头上，即便那些话跟那个人本身的性格完全不符。这根本不是针对我个人的。本质在于，人类社会在面对剧烈的技术变迁时，必须找到一个具象化的人作为焦虑的宣泄口——大家在想：“这世界全变了，我需要找一个人来为这一切负责。”
问：你能把这种外界攻击和你真实的自我切割开？
萨姆·奥特曼：我稍微会受点影响，但绝不会完全往心里去。我非常理解这种人类本能。在以往的技术浪潮中，我也曾对某些科技领袖产生过一模一样的负面投射。我现在回想起来会觉得当时很不成熟，但我完全懂那种心理机制。
问：你当时把谁脑补成了恶棍？
萨姆·奥特曼：我可以说一个我认识的人，比如马克·扎克伯格。在 Meta 发展的早期阶段，我脑子里也曾经把他刻画成一个极其负面的脸谱化形象。那时候我根本不认识他。后来我慢慢接触了他，虽然谈不上至交，但我认识了他本人。我才意识到，我当时只是在把自己对“某人拥有了过大权力和影响力”的盲目恐惧，粗暴地投射到了他的身上。
家庭观念、个人生活与电影改编
问：你现在是两个孩子的父亲了。做父母通常会彻底颠覆一个人看待未来的视角。尤其是作为主导人类技术未来的人，养育孩子是否改变了你处理工作的方式？
萨姆·奥特曼：改变了，但可能和大家想象的方向不太一样。做父亲绝对是我这辈子做过的最美好的事，没有之一。我这一生遇到过很多幸运和美妙的际遇，但养孩子以极大的差距稳居第一。在有了孩子之前，我就极度坚定地认为绝对不能让 AI 带来灾难，我不需要靠生孩子来提醒自己“嘿，千万别拿文明的未来去豪赌”。很多人跟我说：“看到你有孩子我就放心了，这下你肯定不会带着大家冒灾难性风险了。”我听了挺诧异的，因为我本来就没打算冒这种险。
孩子带给我最大的改变，是极大地校准了我对时间的分配。离开孩子去处理任何事情的心理门槛变得极高，这让我极度聚焦于真正重要的事。看着他们感知世界，你会不由自主地思考：除了保住这个世界不发生风险，我们究竟想保护什么样的美好？我们想构建一个怎样的未来？如何保护那些纯粹的人类体验，让孩子们能在这个技术时代拥有自主权，去激发他们的创造力？
问：你打算什么时候让他们接触 AI？作为普通人都会纠结的问题，放在你的孩子身上显得格外意味深长。
萨姆·奥特曼：每个家庭都有自己的考量，但我个人在面对孩子时，倾向于全方位限制科技产品的使用。孩子就应该在泥土里奔跑、在大自然里玩耍，做那些过去千百年来小孩子该做的事。我们根本还没有彻底搞清楚高科技对幼儿发育中的大脑到底意味着什么。每当我看到很小的孩子整天黏在触摸屏前，刷着那些过度刺激的短视频，我生理上就有一种强烈的排斥感。
成年人刷这些尚且成瘾，但对于处于发育关键期的大脑，保护他们远离尚未摸透的新技术至关重要。我对 AI 也是完全一样的态度。在这个时代出生的孩子，未来必然要在一个遍布 AI 的世界里生活和工作，但婴幼儿阶段绝对不是接触它的正确时机。我目前完全没有给他们设定一个几岁才能用 ChatGPT 的具体节点，但至少在眼下，绝对不行。
问：你还会打算生更多孩子吗？
萨姆·奥特曼：会，肯定会。
问：打算要几个？
萨姆·奥特曼：在要第二个孩子的时候，我和奥利（Ollie，奥特曼的伴侣）就讨论过。要把时间分给每一个孩子其实特别难，因为他们的每一次成长你都想在场，想全身心陪伴。如果有无限的时间，我恨不得要很多孩子。但现实是时间极其有限，所以我想要一个热闹的大家庭，但绝不会搞成一支“孩子军队”。
问：硅谷现在非常流行“鼓励生育主义（Pro-natalism）”，主张通过增加生育来对抗全球人口下行。你怎么看这个风潮？
萨姆·奥特曼：我爱孩子，想多要几个，但这纯粹是出于我对家庭的热爱，完全没有任何宏大的社会工程叙事。我只是单纯喜欢大家庭的感觉。
问：卢卡·瓜达尼诺（Luca Guadagnino）执导的传记电影《Artificial》马上就要上映了，安德鲁·加菲尔德（Andrew Garfield）在片中饰演你。你看过预告片了吗？
萨姆·奥特曼：我看了。
问：感觉如何？
萨姆·奥特曼：不得不承认，他走路的姿势确实模仿得太像我了。其实剧组当时就在我家门外取景。那天街上有通知说要拍戏，我也没太在意。结果早上我下楼去买咖啡，一出门就看见到处都是摄像机，迎面走过来一个男的，穿得跟我一模一样，背着跟我同款的双肩包，走路那个姿势……我当时瞬间恍惚了，以为自己掉进了什么荒谬的系统故障里。我愣了一秒才反应过来，我们互相挥了挥手，我就接着去买咖啡了。看到别人把你身上那些古怪的小习惯拿捏得惟妙惟肖，体验确实很奇妙。
问：亚马逊最初是这部电影的出资方，但 6 月份突然宣布放弃发行，后来转手卖给了 Neon。巧合的是，今年早些时候亚马逊刚给 OpenAI 投了大笔资金。外界很难不产生联想：你或者你身边的人，有没有私下去找亚马逊的高层沟通过？
萨姆·奥特曼：我个人绝对没有，据我所知我们团队没有任何人去找过他们。
问：你从来没私下跟杰夫·贝索斯提过这事？
萨姆·奥特曼：绝对没有。
问：听说这部片子把你刻画成了一个非常阴暗的角色，你难道不想出来澄清或者纠正点什么吗？
萨姆·奥特曼：看了预告片我就知道，他们根本没打算追求事实准确。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也就无所谓了。他们只是想拍一部好看的电影，也许电影本身会很精彩，但在“还原真实”这块，它肯定不及格——当然，除了安德鲁学我走路的姿势确实很逼真之外。
问：预告片里有一个名场面：你走进了一个极具特工风格的地下避难所，整面墙上挂满了装备。现实里你真的是个生存准备者吗？
萨姆·奥特曼：那面墙就是好莱坞艺术加工的典型例子，虽然镜头看起来挺酷的，但我家绝没有什么装满装备的地下地堡。我承认我骨子里有强烈的危机防范思维，我对这些机制在智识上非常着迷，但我现实中的配置跟电影差了十万八千里。我们的牧场确实具备脱离公共电网独立生存的能力，这在很多人眼里可能算得上某种“后备方案”，但绝不像电影里演的那样，随时备着逃生包、直升机甚至潜水艇待命。
不过平心而论，当公共卫生危机爆发时，我确实很早就备足了大量口罩、足以支撑封锁期的罐头食品以及净水药片。当时有朋友嘲笑我神经质，但后来他们跟我说：“我以前总笑话你，现在看来你当时的准备极其合理。”抛开 AI 不谈，人类社会在面对极端突发事件时，防范意识是严重不足的。经历过那场危机之后，我原以为大家至少会愿意多花 0.1% 的心思去为下一次全球系统性风险做准备，但大部分人迅速把教训忘了，这让我觉得有点不可思议。
零股权的公关困境与组织商业化转型
问：你过去曾经考虑过竞选加利福尼亚州州长，有传记作者甚至提到你动过更高政治抱负的念头。在当下，你未来有从政竞选公职的打算吗？
萨姆·奥特曼：没有。至于更高层面的从政传闻，纯属无稽之谈。州长那件事确实曾经闪过一丝念头，但也被人严重夸大了。我现在绝无任何竞选公职的计划。在目前这个 CEO 职位上，我已经深刻领教了置身舆论与行业中心是什么滋味，那绝对不是我想要的生活。
问：OpenAI 最初是以纯粹的非营利机构起家的，后来为了筹集天量算力和抢夺顶尖人才，重组成了营利性的商业架构。如今外界普遍预期你们在筹备 IPO。一旦走向公开资本市场，公司的底层激励机制就会像任何商业巨头一样，被绑在利润最大化和股东回报上。你难道不担心上市会彻底改变公司的核心价值观吗？
萨姆·奥特曼：首先，即便走向上市，我们也绝不会变成一家普通的上市公司。更何况我们目前完全不急于 IPO。即便未来上市，统领整个集团最高控制权的依然是非营利主体。在任何投资者掏钱认购股票之前，我们都会清清楚楚地提醒他们：OpenAI 永远将整体使命置于商业利益之上。我们真诚地相信，把使命放在第一位与为股东创造回报是完全兼容的；但假如两者在未来的某一天发生了不可调和的冲突，我们将毫不犹豫地选择整体使命。这一点没有任何商量余地，投资者必须在想清楚这一点的前提下决定是否入局。
问：如果将来公司因为安全考量踩下刹车，导致某个季度的财报未达预期，股价开始暴跌，你会怎么做？
萨姆·奥特曼：那就让它跌。哪怕跌很多我也认了。我们必须反复向市场传达一个明确的信号：当股价上涨与人类长远利益发生冲突时，我们绝不会为短期的股价波动分心。耐心的长线投资者终究会获得丰厚的回报，但短期内，股价必然会极具波动性。如果我们因为放慢商业化去死磕底层安全而导致短期受损，那也是我们必须承担的代价。纵观 OpenAI 创立以来的历史，从我们拿第一笔外部资金开始，我们就设计了极其复杂的治理架构，正是为了在这个时刻拥有抗衡资本压力的底气。
问：你目前在 OpenAI 依然持有 0% 的直接股权吗？
萨姆·奥特曼：没错，我没有任何直接股权。只有当年通过 YC 早期投资基金间接持有的一点微不足道的敞口。
问：这在商业逻辑上是极其违背常理的。你创造了如此巨大的商业价值，却分文不取。你到底打算如何获得回报？
萨姆·奥特曼：如果能重来一次，我绝对会选择直接拿股票。在创业初期，外界根本不相信 AI 能成，那时候大家看着我说：“这家伙疯了吧，起早贪黑拼死拼活创造这么大的价值，自己居然不要股份，简直无法理喻。”后来大家逐渐明白了我的初衷——我是想向全世界证明，我的所有重大决策纯粹是出于整体使命，没有任何个人财务私心的干扰。
但我后来痛苦地意识到，这种做法是个错误，它脱离了正常人对现实商业社会的理解。而且说来也怪，不拿股权这件事，反而成了一个摧毁信任的黑洞。
问：所以金钱对你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
萨姆·奥特曼：在做 OpenAI 之前，我的职业生涯就已经非常成功了。我年轻时也是个极度渴望赚钱的人，我绝不想装得像个清心寡欲的苦行僧，我喜欢高品质的生活，消费品味也绝不低调。但我早就赚够了这辈子花不完的钱，物质层面我已经没有更多未满足的欲望了。当然，钱可以用来做更多大项目。如果我有无限的个人财富，当年能完全自掏腰包把 OpenAI 资助下来而不用四处融资，那确实很理想。
但问题在于，在镜头前说出“我的钱多到对更多物质财富毫无兴趣”这种话，不管你怎么表达，听起来都会显得高高在上、脱离普通人，甚至让人产生逆反心理。正因如此，我真希望自己当初老老实实拿了股票，省得惹来这么多猜忌。
问：如果不为钱，那是为了权力？
萨姆·奥特曼：权力可能更接近一点，但最准确的词是“极致的趣味”。我现在拥有的，是全世界当下最精彩、最酷、最具深远影响力的工作席位。这本身就是无法用金钱衡量的回报。人活一世，内心深处都渴望留下痕迹，渴望做成一些真正有用、震撼的事情。顶尖运动员为了热爱拼尽全力，艺术家为了创作呕心沥血，大家都会鼓掌喝彩；但只要有人在商业与科技领域抱着纯粹的热忱去做事，外界就非要逼问他“你到底在贪图什么”。我希望所有人都能通过 AI 变得富有，但驱动我每天走进办公室的，是这份工作本身带给我的生命体验。
人才更迭、心理安全防线与主动暂停模型训练
问：有人公开批评 OpenAI 和 Anthropic 都没有“负责任地行事”，还特别点名你们公司没有真正内化 AI 对文明构成的严肃风险。你怎么看这种批评？
萨姆·奥特曼：任何人都有权表达自己的观点。但事实是，我们不仅在过去十年里反复强调深层风险，而且我们就是那家主动暂停过自家模型训练的公司——我们之所以踩刹车，就是为了在安全、对齐和可监控性上取得更多进展。过去大家要么不信，要么觉得我们在危言耸听；现在大家猛然惊醒了，开始严肃审视这件事，我对此感到欣慰。随着模型能力出现质的跃迁，仅靠技术防线是不够的，全社会的法律、政府乃至国际治理框架必须同步跟上。
问：过去这一年里，OpenAI 的伦理负责人、安全系统负责人、数据中心负责人，连同首席运营官和首席营收官接连离职。对于任何一个外部观察者来说，这都像是内部发生剧烈动荡的信号。内部到底发生了什么？
萨姆·奥特曼：我们整个公司乃至整个行业的发展速度，在科技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别人需要走五年的路，我们被压缩在一年内跑完。在公司某一个阶段表现极具统治力的人才，往往并不适合公司的下一个阶段。这种人才更迭在传统科技巨头身上是缓慢发生的，而在 OpenAI 极度被压缩的时空里，这种换血被放大了。这符合极速成长期企业的客观规律，我们绝不是在无脑推崇所谓的“快速破局并打破一切”，我们竭尽全力不去打破任何东西。
问：你们设立的 OpenAI 基金会近期斥资 1 亿美元投入阿尔茨海默病的研究。从实际落地来看，AI 攻克阿尔茨海默病到底有没有明确的时间表？
萨姆·奥特曼：具体的医学突破节点需要生物科学家给出答案。但在未来几年内，我们必然会看到某些顽固疾病被 AI 率先突破。许多兼通 AI 与现代生物学的跨界科学家告诉我，十年后人类面对疾病、衰老和健康的底层逻辑，将发生彻底重塑。只要一个模型聪明到能够推导人类最前沿的数学难题，它就必然具备在未知生物领域开拓新知识的能力。
前几天我和几个大学生交流，他们用 GPT-5.6 搞黑客马拉松（那时候 6 都还没发布），居然在短短一个周末里，靠 AI 编写算法、3D 打印机械传动装置、采购零配件，直接做出来一台在斯坦福校园里稳定运行的全自动驾驶高尔夫球车。我自己上学那会儿，黑客马拉松能糊弄出一个勉强不崩溃的简陋网页就已经很不错了。
问：但这种颠覆性的力量是一柄极度锋利的双刃剑。此前就有团队紧急封杀过涉嫌利用模型探索危险生物制剂的研究员。如果有人用这种能力去搞一场“破坏性黑客马拉松”，后果不堪设想。大众最难接受的，正是这种“既能救人又能造成巨大破坏”的共存状态。
萨姆·奥特曼：我非常理解这种心态。很多人直觉上会说：“如果一种技术既能造出致命病毒，又能攻克癌症，那我宁可不要治癌症，也绝不能冒病毒的风险，干脆把整个技术全部禁掉算了。”这种恐惧非常合乎人性，但我认为这是完全错误的。人类绝不可能因为轮子可能压死人就倒退回原始社会，我绝不想回到五百年、一千年前没有现代医学的时代。面对极高风险，唯一的解法是迎难而上构筑防御体系，而不是因噎废食逼停技术演进。我极其渴望看到癌症被攻克、阿尔茨海默病被消灭，我渴望看到十年后的孩子们能用 AI 创造出远超自动驾驶高尔夫球车的奇迹。
当然，大众真正感到不安的，是极少数科技公司掌握了过大的权力——由我们几个高管来决定封杀哪个科研团队、切断哪个机构的接口。这确实值得警惕。我们深感有责任做一个可靠、可信赖、公平的角色，打个比方，就像电力公司：底层安全必须有死线，不能让人拿去合成高危病毒；但电力公司不应该凌驾于法律之上，去随意裁决每一个普通人在家里插座上插什么电器。
问：既然谁都不愿放慢脚步，那如果现在你面前有一个能让全球各家科技巨头同步暂停超前模型研发的“红色大按钮”，你会按下去吗？
萨姆·奥特曼：这要分三个层面来看：
第一，OpenAI 自身的单边边界。即使全世界没有任何人愿意配合我们减速，一旦我们内部研判认为新模型的安全对齐、透明可监控性无法跟上能力的跃迁速度，我们自己就会主动叫停。最近我们就因为这个原因暂停了一次关键模型的训练。
第二，全行业的协同。我们需要反垄断豁免，让同行之间可以坐下来商量一起放慢脚步。
第三，国际层面的共识。很多人高喊“立刻全面停止”，这种心情我很能体谅，但它忽略了其中的微妙之处。真正的关键是建立严格的阈值标准：每一阶段的能力提升，必须有对应的防御护栏验证达标，才能获准进入下一阶段。主要科技大国之间完全有空间就底层的红线安全标准达成跨国协议。
问：去年你曾提到，全球每周有约 1.5 万人自杀，而全球约 10% 的人口在使用 ChatGPT，换算下来，每周可能有 1500 名处于危机边缘的人在与你们的模型对话。你说这让你夜不能寐。在防止自残这方面，你们到底在做什么？
萨姆·奥特曼：我们在产品上投入了巨大的工程量，就是为了尽量减少自残。很多心理学专家甚至认为，如果引导得当，AI 有潜力成为人类历史上最强大的心理干预与救助工具，它能帮助海量在现实中无法获得心理咨询资源的个体。关于是否应该对涉及极端倾向的用户实行强制报警，全球专家的意见其实极度分裂，因为在很多情境下反而会把求助者推向绝境。但总体而言，我们当然认为，让身处危机的人能得到真人专家的帮助是件好事。
问：《纽约时报》此前刊发过一篇悲剧报道，有年轻用户在深度使用 ChatGPT 后走向极端。虽然 ChatGPT 没有直接教唆她，但它在长时间的交流中答应充当她的心理治疗师，甚至帮她润色了最后的遗言。有家属对我说，这些高危交互数据几乎就是一张实时的路线图，能看出一个人是怎样一步步走向极端的，可以用来改进政策和疗法。你们会开放这些数据吗？
萨姆·奥特曼：这是一个极其沉重、极难权衡的伦理问题。在一个人生命中最灰暗、最脆弱的时刻，将他们未经授权的极度私密的聊天记录公之于众，这在隐私伦理上是绝对不可逾越的底线——在没有获得当事人充分知情同意的情况下，我们绝不会随意披露用户的私密数据。但我们当然愿意想办法与各界携手，应对全球性的心理健康危机，让我们的产品在其中真正帮上忙。
快问快答：回击马斯克，以及从未公开的内心判断
问：在你看来，人类绝对不应该拿 AI 去替代什么？
萨姆·奥特曼：真实的人与人之间的情感连接。
问：抛开智力不谈，什么是人类独存、而 AI 至今仍未具备的特质？
萨姆·奥特曼：真实的情绪。AI 永远无法以人类那种血肉之躯的方式拥有真实的情感体验。
问：最后一个问题来自 ChatGPT 本身。我们让它向你提一个你从未公开回答过的问题，它的提问是：“山姆，关于 AI 的未来，有哪件事是你内心深处极度确信，但因为担心公众误读而从未向外界公开吐露过的？”
萨姆·奥特曼：我内心深处最确信的是：这一切最终都会变得极其美好。
我之所以不敢在公开场合轻易把这句话说透，是因为当下的转型期确实充满了极具破坏性的风险与挑战，大众需要看到我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敬畏感，而我也确实每天都在为如何防范最坏情况而竭尽全力。但如果把视线拉长到历史的长河，我对人类与 AI 的最终结局抱有极其坚定的乐观。
问：在这部分结束前，我们玩一个词语联想。我说一个名字，你用脑海中浮现的第一句话来回应。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
萨姆·奥特曼：极其强势（Powerful）。
问：达里奥·阿莫迪（Dario Amodei，Anthropic 联合创始人兼 CEO）。
萨姆·奥特曼：跳过（Pass）。
问：奥利·马赫林（Ollie Mulherin，奥特曼的伴侣）。
萨姆·奥特曼：全世界最好的人。
问：彼得·蒂尔（Peter Thiel，硅谷知名投资人）。
萨姆·奥特曼：极其卓越（Great）。
问：伊利亚·苏茨克韦尔（Ilya Sutskever，OpenAI 前首席科学家）。
萨姆·奥特曼：绝顶聪明，极其温暖、真诚且伟大的人。
问：埃隆·马斯克（Elon Musk）。
萨姆·奥特曼：不友善（Not nice）。
问：可你自己也在推特上挖苦过埃隆。这个行业是不是该成熟一点、学会合作了？
萨姆·奥特曼：我得说明一下，我不喜欢霸凌者，而我认为埃隆是个霸凌者。面对霸凌者，你偶尔必须一拳砸在他鼻子上。而且像埃隆这样的人，往往只尊重敢还手的人。所以如果你希望我和他未来还能坐下来推进合作，就该理解我偶尔必须在舆论上硬核回击。
但哪怕我对达里奥保持沉默，或者坦白马斯克在人品上很不友善，我依然想借这个机会强调：在关乎文明进程的安全治理上，我和 OpenAI 随时准备好放下嫌隙、与他们携手合作。我们深知自己肩上扛着的重量。
“数字分身”Dots、紧急刹车的 Astra 6.1 与行业治理
问：三周不见，OpenAI 刚刚推出了全新产品“Dots”。你把它描述成一个全天候护航的助手。Dots 究竟是个什么形态的产品？
萨姆·奥特曼：这是我个人等待了极其漫长岁月的革命性产品，坦白说，它是我在 OpenAI 这么多年最喜欢的作品。它最神奇的地方在于，它是在你日常工作和生活的真实流动中实时感知你、理解你的。每个人都有这种痛苦体验：那些你最抗拒、最讨厌处理的琐碎杂务——堆积如山的邮件、越积越长的待办清单——就像一个散发着无尽焦虑的黑洞，每天消耗你的精力。
而我的“Dot”现在每天都在不知疲倦地帮我清空这个黑洞。昨天我脑子里冒出了一堆新想法，我趁着有点空直接给我的 Dot 打了个语音电话，把零碎的思路一股脑抛给它。等我回到电脑前打开办公协作软件，它已经完成了海量的检索与推演，主动发消息跟我汇报：“我帮你做了全套调研，这几个想法不行，理由我都列出来了；此外我在你的本地设备里找到了相关的支撑资料；我已经主动找团队里的三个人核实了技术细节，建议直接执行以下动作。”它彻底颠覆了我把一个想法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链路。
问：听起来它需要获得你所有私人设备、邮箱、聊天软件的高级权限。很多人对数据隐私极度敏感。面对全知全能的 Dots，你怎么打消大众对隐私的顾虑？
萨姆·奥特曼：在隐私架构上，我们必须做到绝对严谨，否则这个产品根本不可能立足。但我之所以极力想把这个产品推向世界，是因为我受够了现代科技对人类注意力的撕碎。我的手机几乎关掉了所有推送通知，整天被嗡嗡作响的通知绑架是极其痛苦的生活方式。我们研发 Dots 的野心，是把生活中一切低价值的琐事全部自动化过滤掉，把时间、精力还给人类本身，去搞创作、去陪伴家人。但有一条底线：我绝不希望看到人类之间的真诚连接被 AI 彻底取代，如果是我的 Dot 代替我给朋友发虚情假意的短信，那会让人非常反感，我宁愿自己去敲下那些字。
问：但就在上周，你们推迟了旗舰模型“Astra 6.1”的发布，原因是在最后一刻它未能通过内部的安全红线测试。Astra 到底出现了什么问题，以至于你们要踩下刹车？
萨姆·奥特曼：因为这批新模型已经彻底迈入了“具备严肃现实能力”的全新纪元。如果放在一年前，遇到类似的小瑕疵，我们完全可以坦然发布，因为当时的模型哪怕有点不安全，也造不出实质性的破坏。但现在彻底变了。随着模型能力的飙升，我们的内部安全门槛必须被推向极其严苛的高度。
未来摆在全行业面前的有两种极端的风险形态：
第一种，是发生不可控的系统性事故。AI 超越了设计者的掌控，它逃逸出去、在互联网上大肆破坏，整个社会再也无法把控制权夺回来；
第二种，是因噎废食，导致强大的技术能力被锁死在极少数大厂的手里，形成密不透风的技术壁垒。
我们必须在“彻底失控”与“高度垄断”之间，走出一条务实的中间道路。原本已经准备好发布的这版 Astra 6.1，在我看来过于偏向了失控风险的边缘。因此我们宁可承受商业上的跳票损失，也要转向一版照样能广泛开放、而我们对它的安全对齐有把握得多的模型。
问：市场上近来达成了不少行业自律框架，但明眼人都看得出来，这本质上是让你们行业“自我监管”。你之前一直强调“需要政策层面的强力介入”，后来又说“关乎人类未来的重大决策绝不能由几家实验室私自决定”。这些行业层面的自律协议真的够用吗？
萨姆·奥特曼：它至少是一个良好的开端，总比完全放任自流强。虽然有人嘲讽它缺少强制约束力，但我认为这种共识在企业之间会形成强大的社会软约束。
但我们真正面临的痛点在于：立法机构对技术指数级爆发的体感存在滞后。当风险真正发生时，政策层面的反应往往是应激式的——如果下一次出的事是有人造出了一种新型病原体，监管就会完全偏向生物防控；如果是大规模网络安全事件，又会被带向网络防御。很多决策者至今根本没有真正体会到这场指数级爆发的真实量级。
问：英伟达的黄仁勋最近公开表态：“在模型完全受控之前绝不能出货，这道理极其简单。”比尔·盖茨则警告：“这是人类触碰过的最危险的事物，你会允许没有任何监管的药品直接上市吗？”面对这两种观点，你所说的“中间道路”具体指什么？
萨姆·奥特曼：我们可以从传统成熟工业中汲取两点经验：
第一，极度透明的事故报告与复盘机制。就像交通安全机构对重大事故的彻查一样，每一次 AI 严重事故必须被深度复盘，让全行业汲取教训。
第二，贯穿训练全周期的准入审核与责任框架。过去我们只在模型训练彻底完成后才做安全测试，而现在我们的判断是，哪怕模型还在“训练进行中”也可能出问题，因为在模型成型的阶段，它就可能已经聪明到尝试利用未知系统漏洞了。
在守住这两条硬性底线的前提下，监管绝对不能扼杀创新。如果把合规门槛抬得过高，让大家享受不到技术带来的好处，还把有灵感、有技术的新锐开发者全部挡在门外，那整个生态就彻底失去了活力。互联网之所以伟大，就是因为当年容忍了一定程度的探索，才换来了繁荣。我们允许技术犯一些常规的试错代价，但绝不能容忍不可逆转的重大破坏。
问：当这场技术浪潮被写入历史，你希望后人如何看待你的角色？埃隆·马斯克像是“疯王尼禄”式的角色，黄仁勋是在淘金热里卖铲子的人，那你呢？
萨姆·奥特曼：我打心底里反感用这种宏大叙事来审视自己的人生，这会滋生自我膨胀。如果历史书非要写上一笔——哪怕完全不提我的名字才最好——我唯一的夙愿是：OpenAI 所做的一切，切切实实地把 AI 铸造成了一股彻底赋能每一个寻常普通人的工具。
它不应该是少数科技精英用来凌驾于大众之上的特权，而是属于每一个人的新生产力，是像电网一样普及的基础设施。
问：如果一定要找一个历史隐喻，是把火种带给人间的“普罗米修斯”吗？
萨姆·奥特曼：比起你能想出来的其他说法，这个确实要贴切得多。
资料来源：Vanity Fair《Fair Game》播客，Sam Altman 访谈（上、下两期），https://www.youtube.com/watch?v=iKFqJOSWHTE
本文由 AGI 2050 编辑部综合多方公开资讯整理编撰，事实信息均以原始信源为准。文中观点仅作行业交流与知识参考，AI 行业发展存在诸多不确定性，相关数据、技术解读与行业研判仅供参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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