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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土中国》整本书阅读十大概念阅读模拟试题(完整版)
《乡土中国》整本书阅读十大概念阅读模拟试题(完整版)1.乡土本色乡土，是中华文明生长的基底。数千年农耕文明塑造出以土地为锚点的人居形态，这一形态长久塑造着国人的生存方式、人际交往乃至思维习惯。传统乡村社会，人与土地深度绑定。耕地不可迁徙，依靠耕种谋生的乡民便世代固守一方水土。若非天灾战乱，人们极少主动离开故土。祖辈开垦的田地交由子孙接续耕作，老宅代代相传，同一村落居住着几代相熟的人家。长期稳定的定居状态，让村落演化为完整的熟人世界：每家的身世品性、家事过往，邻里全都了然于心。人与人打交道无需书面合同、官方凭证，长久相处形成的知根知底，就是最可靠的信用。孩童自小在村落中耳闻目睹，不用刻意宣讲，就能习得邻里相处、婚丧往来的一套规矩，传统经验依靠口耳相传代代延续。熟人社会自有一套内生秩序。村落内部产生矛盾，乡民普遍不愿诉诸官府。在他们看来，打官司是撕破脸面的丑事，意味着双方人情彻底断裂。多数纠纷交由村内长辈、族老居中调停，以情理、旧俗化解分歧，维持村落长久安稳。在这样的环境里，传统拥有绝对权威，前人应对农事、人际的办法，足以应对生活全部问题，人们习惯遵循旧例，不愿轻易改变固有生存模式。城镇化进程深刻改写了传统乡村格局。大批农村青年常年赴城市务工，村落常住人口持续减少，熟人圈层不断破碎。许多村民常年分隔两地，邻里之间互不了解近况，往日依靠人情建立的信任体系逐步弱化。外出务工、异地经商、房屋租赁等活动，都需要证件、合同等标准化契约作为保障，城市陌生人社会的运行规则反向渗透乡村。人口流动也消解了传统经验的话语权。现代农业设备、新型种植养殖技术、电商带货等新生产方式不断普及，祖辈流传的农耕经验不再万能。年轻人通过网络、城市见闻获取全新认知，不再全然服从长辈的旧有认知。异地经济纠纷频发，依靠族老线下调解不再可行，人们开始主动选择诉讼、仲裁等现代法律途径，打官司不再被视作难堪之事。但乡土的底色并未随人口流动彻底消失。外出务工者大多保留农村户籍，家中田地、老屋依旧是心中的归宿；每逢春节，大量人群返乡团聚，故土情结从未淡化。城市之中，同乡群、同乡商会大量出现，人们主动复制乡村熟人式交往，依靠同乡情谊寻求帮扶。不少在外打拼者，事业稳定后选择回乡创业，盘活乡村土地资源。学者指出，土地孕育的定居情结、熟人交往的情感需求，早已沉淀为民族心理。人口流动只是改变了生存空间，根植于土地的乡土特质，只是换了形式继续存在，并未彻底消亡。看待当代乡村，不能简单判定乡土特质已然消亡。稳定定居、熟人往来是传统乡土本色的外在表现，而故土归属感、重人情的交往心理是其内核。城镇化瓦解了传统熟人村落的生存外壳，却没能抹去国人内心深层的乡土基因，乡土本色正在城乡交融的环境中不断重构。请结合文本内容，联系《乡土中国》“乡土本色”相关论述，概括传统乡村社会乡土本色的核心表现，并分析城镇化进程中乡土本色发生了怎样的流变。2.差序格局中国人的人际往来，始终带有圈层化特征，这套圈层逻辑根植于传统农耕社会的生存结构，深刻影响着从古至今国人待人处事的方式。传统村落之中，人与人的亲疏远近有着天然清晰的划分标准，核心标尺是血缘远近。以自身家庭为圆心，最先环绕的是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等直系亲属，往来最频繁，帮扶最直接；向外一层是叔伯姑舅等旁系宗亲，遇事互通有无，婚丧大事彼此捧场；再向外延伸，是同村同姓族人，日常守望相助，形成村落内部稳定的亲缘圈层；最外围才是无血缘关联的邻里、外村人。圈层由内向外，情感联结逐步淡化，责任与道义的约束力也逐层递减。这套圈层关系没有统一、固定的边界，可随人情、场景灵活伸缩。家族遭遇灾祸时，远房宗亲、甚至交好的外村友人都能纳入帮扶圈层；若产生利益冲突，至亲之间也可能疏远，边界向内收缩。在资源分配、人情往来上，人们习惯优先顾及圈内人：借取财物、介绍谋生门路、调解矛盾，总会先考虑血缘更近者；对待圈层外的陌生人，则少有主动付出的自觉。传统社会并无统一适用于所有人的公共准则，道义、恩情、责任只在圈层内部生效，公私界限随圈层范围浮动。近代以来，城市工商业兴起，人口大规模流动，传统血缘圈层受到强烈冲击。城市社区邻里互不相识，依靠血缘搭建的稳定圈层不复存在，职场、行业、同乡、校友等新型社交圈层开始兴起。人们以自身为中心，重新编织人际网络：至亲家人仍是最核心圈层，其次是共事多年的同事、相交已久的挚友，再外层是普通客户、一面之交的熟人。新型圈层依旧保留“由近及远”的亲疏逻辑，只是构建圈层的纽带从单一血缘，拓展为地缘、业缘、趣缘等多种关系。现代社会公共规则不断完善，法律、公共道德、行业规范面向全体社会成员统一适用，一定程度弱化了圈层带来的差别对待。公共办事场景中，制度要求一视同仁，不能因私交远近区别对待；但私人生活领域，圈层思维依旧根深蒂固。求职时优先举荐亲友同乡，遇事优先寻求熟人帮忙，与人相处下意识区分“自己人”与“外人”，都是圈层逻辑的延续。有社会学者指出，西方社会人与人以团体为单位划分边界，团体有明确成员范围，规则对全体成员均等适用；中国传统圈层以自我为中心向外扩散，无硬性边界，亲疏有别是底层逻辑。这种人际模式不会随城市化彻底消失，只是适配现代生活不断调整纽带形式。读懂这种圈层伸缩、亲疏分等的交往特征，才能理解中国人公私观念、人情社会的底层逻辑。请结合文本内容，联系《乡土中国》中“差序格局”的相关论述，概括传统社会差序格局的主要特征，并简要说明城市化背景下这一人际格局发生了哪些演变。3.私与公公私观念，是理解中国人人情社会的关键入口。传统农耕村落依托亲缘圈层生存，人们评判公私、划分权责，从来没有一套统一、绝对的标准，一切以人际亲疏作为标尺。在传统村落人际体系里，以自身家庭为核心向外延展，形成远近不同的关系圈层。最内层的家庭、直系亲属，是天然的“私”；宗族、同村乡亲次之；向外延伸至陌生外人，则是完全意义上的“公”域。资源分配、责任承担、道义帮扶，遵循由内到外逐级递减的逻辑。修缮自家房屋、接济亲人被视作分内之事；为全村铺路、救济外乡人，则属于额外付出。在村民认知中，优先照顾自家与亲友，不算自私；但若一味向外人付出、忽略家人，反而会被邻里指责不顾私亲、本末倒置。公私的边界并非固定不变，具备极强伸缩性。当宗族遭遇洪水、灾荒，所有同姓族人会暂时凝聚为一个整体，此时宗族内部各家的“私”需要让位于宗族这个更大的“公”；可一旦危机解除，各家又回归各自小家本位。若是自家与同族发生土地纠纷，人们偏向自家；若是本村与外村争夺水源，所有村民又会放下内部矛盾，一致对外，村落成为临时的“公”。简言之，圈子扩大，公的范围随之扩大；圈子收缩，公便重新退去，只剩下自家的私。这种可伸缩的公私认知，造成传统社会公共意识的薄弱。村落公共设施、集体事务缺乏稳定维护动力，若无族老牵头组织，多数人不愿主动投入人力财力。在人们心中，集体公共利益不属于“自家事”，投入公共事务得不到直接人情回报，便缺少参与自觉。同时，公私模糊极易滋生人情偏私：处理村内矛盾时，调解者往往偏袒亲属；分配集体田地、补贴物资时，优先照顾自家圈层中人，很难做到一视同仁。进入现代城市社会，规则体系重塑了公私边界。城市依靠制度、法律划定清晰的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公共道路、公共设施、公共资源属于全体社会成员，任何人不得凭借私人关系侵占；法律法规、行政办事规则统一适用，不因亲缘、私交区别对待。职场、社区、社会治理层面，明确要求区分公事与私情，杜绝以私废公。但传统圈层化公私思维并未彻底消失。私人生活中，人们依旧习惯先顾及亲友，遇事优先求助熟人；部分场景下，仍有人将私人关系带入公共事务，利用职权关照圈内亲友。不少社会学者认为，现代社会的理想状态，是建立刚性清晰的公共规则，同时包容合理的私人亲情，实现公私平衡，既摒弃无底线偏私，也不割裂正常人情。总而言之，传统乡土的公私观依附圈层人情而生，边界灵活、以私为本；现代法治社会以制度固定公私界限，强调公域公平。两种观念长期并存，构成当代中国人复杂的公私认知。请结合文本内容，联系《乡土中国》中“私与公”的相关论述，概括传统乡土社会公私观念的突出特点，并分析现代化进程中公私认知出现了怎样的转型。4.维系着私人的道德传统乡村社会的道德体系，从来不是一套统一适用于所有人的通用准则，而是依附于人伦关系生成、随亲疏远近分层生效的私人道德体系，这是传统乡土伦理最鲜明的特质。乡土社会以血缘亲缘搭建人际圈层，道德标准依照关系远近分出层级。最核心一层是家庭内部伦理，孝、悌是第一要务。子女对父母尽孝、兄弟姐妹彼此恭顺扶持，是所有人必须恪守的底线道德，舆论对违背孝悌之人的谴责力度最重。向外一层延伸至宗亲宗族，衍生出“义”的规范，同族之人需守望相助、患难相恤，遇事不能背弃族人；再向外拓展至邻里、同乡，讲究忠信，日常往来信守约定，不恶意欺瞒身边熟人；而面对毫无亲缘、地缘联结的陌生人，这套完整的道德约束便大幅弱化，不存在强制的伦理义务。这套道德完全服务于人伦私交，不存在超越人际关系的普世道德。传统乡村没有不分亲疏、一视同仁的公共道德标准。对待亲人、同族、邻里、外人，人们奉行两套乃至多套行事尺度：借钱给至亲可以不计期限，对外乡人借贷却要立下严苛凭据；同族之间产生矛盾优先包容调解，与外人冲突则寸步不让。道德的出发点不是公平公理，而是维系私人之间的情感与关系，评判行为善恶的标尺，永远是是否对得起身边亲近之人。私人道德依靠人情舆论维系，没有统一成文规范。村落之中没有公共道德条例约束全体乡民，道德教化依靠长辈言传、邻里议论完成。一个人若薄待亲人、失信同乡，会被全村人长久非议，在熟人社会寸步难行；可若是损害陌生人利益，往往不会受到村内舆论的强力约束。由此形成一种现象：乡民重视私人间的恩情道义，却普遍缺少面向全体陌生人的公德意识，公共场合、对外交往中容易忽视无关他人的权益。城市化重塑了伦理道德的结构。人口大规模流动打破封闭亲缘圈层，人与人大量产生无血缘的陌生交往，社会开始构建通用公共道德与统一社会规范。法律法规、公共文明准则平等约束每一个人，无论亲友还是陌生人，都需要遵守同一套底线规则，公德被提升到重要位置。现代社会倡导不分圈层的公平、正义，区分私人情感与公共道德，要求人们在公共领域放下亲疏偏见，平等对待所有人。但植根乡土的私人道德并未彻底消亡。在家庭、亲友圈层内部，孝悌忠信依旧是人们自觉坚守的伦理；人际交往中，人们依然会对亲近之人给予更多包容与帮扶。社会学者指出，理想的现代伦理，并非彻底抛弃维系私人关系的传统道德，而是以统一公共公德作为基底，同时保留家庭人伦温情，实现私人道德与公共道德互补共存。只重私人情义而漠视公共规则，或是只讲公理割裂亲情，都难以适配当下的社会生活。请结合文本内容，联系《乡土中国》中“维系着私人的道德”相关论述，概括传统乡土私人道德的核心特征，并说明城市化背景下传统道德体系发生了怎样的重构。5.家族乡土社会的基本社群并非西洋意义上的“家庭”，而是一种结构更为复杂、功能更为多元的“家族”。这一社群组织，是理解中国传统社会结构的关键枢纽。西洋社会中，家庭是一个界限分明的团体性社群，主要由父母与未婚子女构成，核心功能是生育。亲子关系是双系的，子女兼属父母双方；家庭因子女成长而解体，具有明显的临时性。然而中国乡土社会中的“家”则大不相同。它并不限于生育功能，而是可以经营政治、经济、宗教等各类事业的“事业组织”。为了担负这些长期性事务，“家”的结构必须突破亲子的小组合，加以扩大，具有绵续性——不因个人的长成而分裂，不因个人的死亡而结束。费孝通先生因此将其称为“小家族”，以区别于西洋的“家庭”。家族的大小可随事业规模而伸缩。事业小，夫妇两人合作已够应付，家可以小得等于家庭；事业大，兄弟伯叔全可集合在一个大家里。但不论规模如何，其结构原则始终一贯——即单系的差序格局。家族利用亲属的伦常来组合社群，血缘关系是组织核心，地缘不过是血缘的投影。村落中的“外婆家”既充满地域意义，也充满血缘意义。在这个事业社群中，纪律必须维持，纪律排斥私情，一切可能破坏秩序的要素都被遏制。进入现代社会，家族的部分事业功能逐渐被企业、学校、政府等专业组织替代。核心家庭成为城市主流形态，大家族聚居减少。但家族观念并未消亡——在婚丧嫁娶、创业融资、社会关系网络搭建中，家族纽带依然发挥着重要作用。传统家族中“守望相助、患难相恤”的精神，也在新型社群中以同乡会、校友会等形式延续。请结合文本内容，联系《乡土中国》中“家族”的相关论述，概括中国乡土社会家族与西洋家庭在结构与功能上的主要差异，并简要分析家族观念在当代社会的延续与演变。6.男女有别乡土社会是一个“男女有别”的社会。这一原则不仅体现在物理空间上的隔离，更渗透于心理层面与感情定向之中，构成了传统社会秩序的重要支柱。乡土社会的家族是一个事业社群，而凡是做事业的社群，纪律必须维持，纪律排斥私情。为了维持社会秩序的稳定，一切足以引起破坏秩序的要素都被遏制，男女之间的鸿沟由此筑下。乡土社会认定男女之间不必求同，在生活中加以隔离。这种隔离既是有形的——“男女授受不亲”，也是心理的——男女在行为上按一定规则分工合作，经营经济和生育的事业，并不向对方追求心理上的契合。费孝通先生借用文化模式来阐释这种差异。他将乡土社会归于“阿波罗式”的文化模式——注重秩序与稳定，强调个体对秩序的服从；而现代社会则偏向“浮士德式”——鼓励创造与突破，追求不断的契合与统一。在乡土社会中，稳定压倒一切。男女生理上的分化本是为了生育，生育又规定了男女的结合。但这种结合基于异而非基于同，在相异的基础上去求充分了解，困难重重。因此，乡土社会选择了回避——以“男女有别”的原则，减少两性之间可能产生的感情动荡，从而保证家族事业的有序运转。传统感情定向也因此偏于同性方面发展。现代社会中，性别平等意识广泛普及，公共领域与职业领域打破性别隔离，婚姻关系也从“事业搭档”转向情感契合。但“男女有别”的传统观念在家庭分工、婚恋观念中仍有残留。城市化进程中性别角色的重塑，正是传统与现代持续碰撞的缩影。请结合文本内容，联系《乡土中国》中“男女有别”的相关论述，概括传统乡土社会“男女有别”原则的具体表现及其社会功能，并分析这一观念在现代社会中的变迁。7.礼治秩序乡土社会的秩序维持，既不是依靠法律，也不完全是人治，而是一种独特的“礼治秩序”。理解这一秩序，是读懂传统中国基层社会治理的关键。所谓礼治，就是对传统规则的服膺。礼是社会公认合式的行为规范。与法律不同，维持礼这种规范的力量不是国家权力，而是传统。乡土社会是一个历世不移的社会，祖先们的经验代代重复，足以应对生活中遇到的一切问题。在这种环境下，传统具有绝对的权威。行为者对于这些规则从小就熟习，不问理由而认为是当然的。长期的教育已将外在规则化为内在习惯，维持礼俗的力量不在身外的权力，而在于身内的良心。因此，礼治秩序注重修身，注重克己。理想的礼治是每个人都自动守规矩，不必有外在的监督。礼治的可能，必须以传统可以有效应付生活问题为前提。乡土社会满足了这一前提，因此秩序可以靠礼来维持。每个人知礼是责任，社会假定每个人是知礼的，至少社会有责任使每个人知礼。所以“子不教”成了“父之过”，这也是乡土社会中通行“连坐”的根据。在快速变迁的现代社会中，传统的效力无法保证。环境一旦改变，过去有效的方法可能不再适用。法治社会以明文法律替代了不成文的礼，以外在强制替代了内在良心。但礼治秩序中“修身克己”“内化规则”的教化传统，在当代公民道德建设、社会治理中仍有借鉴价值。请结合文本内容，联系《乡土中国》中“礼治秩序”的相关论述，概括传统乡土社会礼治秩序的主要特征及其得以维持的社会条件，并分析礼治与法治在社会治理方式上的根本差异。8.无讼在乡土社会的礼治秩序中，打官司是一件可羞之事，表示教化不够。追求“无讼”——即没有诉讼——是传统乡土社会处理纠纷的理想状态。在乡土社会里，一说起“讼师”，大家会联想到“挑拨是非”之类的恶行，作刀笔吏的人没有地位。而在都市社会中，律师地位重要，报纸封面可能全幅是律师的题名录。讼师改称律师、打官司改称起诉、包揽是非改称法律顾问——这套名词的改变，正代表了从礼治社会到法治社会的转变。在乡土社会的礼治秩序中做人，如果不知道“礼”，就成了撒野、没有规矩，简直是道德问题。一个负责地方秩序的父母官，维持礼治秩序的理想手段是教化，而不是折狱。乡村里的所谓调解，其实是一个教育过程。调解会议由读书知礼的权威和一乡的长老主持，其方式是把双方都骂一顿，依着“应当”的道理教训一番，双方往往就此和解。打官司意味着教化不够，是丢面子的事情。费孝通先生用足球比赛作比：最理想的球赛是裁判员形同虚设，因为每个球员都事先熟悉规则并自觉遵守。乡土社会对讼事的看法正是如此——每个人知礼守礼，纠纷无需外部裁决。现代社会，人口流动、商业交易、陌生人交往大幅增加，法律成为维护社会秩序的基础性工具。诉讼不再是“可羞之事”，而是公民维护合法权益的正常途径。但“无讼”理念中重视调解、追求和谐的传统，在当代人民调解制度、诉前调解等实践中仍有延续，成为法治中国建设中“情、理、法”结合的宝贵资源。请结合文本内容，联系《乡土中国》中“无讼”的相关论述，概括传统乡土社会对诉讼的基本态度及其深层原因，并分析这一观念在现代法治社会中的传承与转化。9.无为政治乡土社会的政治统治呈现出一种独特的“无为”面貌。这并非统治者刻意放任，而是由乡土社会的经济结构与治理逻辑共同决定的。费孝通先生区分了两种基本的权力类型：一是从社会冲突中发生的“横暴权力”，具有压迫性和强制性；二是从社会合作中发生的“同意权力”，源于社会分工中的权利与义务。横暴权力的典型是皇权，但皇权的维持需要经济基础。乡土社会以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为主，农业帝国的脆弱使得皇权难以从基层汲取足够的经济资源来支撑庞大的横暴权力。另一方面，同意权力发展的依据是社会分工。而乡土经济是自给自足的经济，本身不需要复杂的社会分工，因而同意权力也无法发展壮大。于是，统治者采用了“无为政治”的统治策略——让乡土社会内部自行运转。皇权在如此薄弱的经济支撑下，无力也无必要深入基层。基层社会依靠内部的长老来行使权力，维持秩序。乡土社会的权力运作较为隐性，不似现代国家那样显性且集中，权力的行使与日常生活融为一体，通过习惯法和社会舆论等方式间接实现。这种治理方式看似“无为”，实则是一种与乡土社会结构深度契合的治理智慧。现代国家治理体系下，行政权力深入基层，公共服务覆盖乡村，法治取代了礼治，“无为政治”的历史条件已不复存在。但“无为”背后蕴含的“基层自治”“政府与社会的合理分工”等理念，在现代社会治理中仍有启发意义。请结合文本内容，联系《乡土中国》中“无为政治”的相关论述，分析传统乡土社会为何难以产生横暴权力与同意权力，并阐释“无为政治”的实质及其历史条件。10.长老统治乡土社会的权力结构中，除了横暴权力与同意权力之外，还有一种独特的权力类型——长老权力，或称教化权力。这是专门为乡土社会量身定制的权力形式。长老权力既不是横暴性质，又不是同意性质；既不是发生于社会冲突，也不是发生于社会合作，而是发生于社会继替的过程之中。教化性的权力虽在亲子关系里表现得最明显，但并不限于亲子关系——凡是文化性的、非政治性的强制都包含这种权力。“长老”二字明确表达了权力的持有者和使用者——德高望重的长者。一旦村里发生事情，长者根据自己丰富的经验给出处理意见，而他们的意见往往就代表权威。长老权力的根基在于稳定的文化传统。在安土重迁、几乎一成不变的乡土社会中，长辈的经验对晚辈有效。文化稳定，传统的办法足以应付当前的问题，教化权力便有施展的空间。长老们通过诠释传统、教化晚辈，维护着乡土社会的礼治秩序。他们德高望重，是礼的象征，也是道德标准的守护者。在这种权力格局下，子弟们在“无违”的标准中接受传统的统治，长老权力不容忍反对。教化的前提是有知对无知，如果传递的文化是有效的，被教者自然没有反对的必要。然而，当社会快速变迁、传统办法不足以应付当前问题时，教化权力必然缩小。在社会变迁中，人不能仅靠经验作指导，能依赖的是超出个别情境的原则，而能形成原则、应用原则的不一定是长者。这种能力和年龄关系不大，重要的是智力和专业。在变迁中，习惯可能成为适应的阻碍，经验有时等于顽固和落伍。传统长老权力由此面临根本性挑战。请结合文本内容，联系《乡土中国》中“长老统治”的相关论述，概括长老权力的来源、特征及其赖以存在的社会条件，并分析社会变迁对这一权力结构产生了怎样的冲击。参考答案提示（供教师参考）：1. 乡土本色：传统核心表现为人与土地深度绑定、村落熟人社会、经验传承依靠口耳相传、纠纷依靠内部调停；城镇化中表现为熟人圈层破碎、契约取代人情、传统经验失效、法律意识增强，但故土归属感与熟人交往心理作为内核延续。2. 差序格局：传统特征为以血缘为核心、圈层由近及远、边界灵活伸缩、公私随圈层浮动；城市化中血缘圈层被地缘业缘替代，公共规则弱化差别对待，但亲疏有别的底层逻辑仍在私人领域延续。3. 私与公：传统特点为公私依附圈层人情、边界伸缩、以私为本、公共意识薄弱；现代化中制度划定清晰公私边界、公域强调公平，但私人生活中圈层化思维仍存。4. 维系着私人的道德：传统特征为道德随亲疏分层生效、无普世标准、依靠人情舆论维系、重私德轻公德；城市化中公共道德与统一规范建立，公德被提升，但家庭亲友圈内的私人道德仍延续。5. 家族：传统家族是事业组织、结构绵续、规模随事业伸缩、以单系差序格局为原则；西洋家庭是生育社群、结构临时、界限分明。当代家族事业功能被专业组织替代，但家族纽带在婚丧、创业、社会网络中仍发挥作用。6. 男女有别：表现为生活与心理的双重隔离、感情定向偏于同性、服务于家族事业秩序；现代社会性别平等打破隔离，婚姻转向情感契合，但传统观念在家庭分工中仍有残留。7. 礼治秩序：特征为对传统规则的服膺、依靠内心良心而非外在强制、注重修身克己；社会条件是文化稳定、传统可有效应付生活。礼治与法治的根本差异在于维持力量（内化良心 vs 外在强制）与规则来源（传统 vs 成文法律）。8. 无讼：传统视诉讼为可羞之事、认为打官司表示教化不够、纠纷通过调解教育解决；深层原因是礼治秩序下人人知礼守礼。现代诉讼成为正常维权途径，但调解传统在当代司法实践中仍有延续。9. 无为政治：乡土经济自给自足使横暴权力缺乏经济支撑、同意权力缺乏分工基础，统治者因而采取不深入基层的治理策略。实质是与乡土社会结构契合的隐性治理，而非完全放任。10. 长老统治：权力来源于社会继替中的教化、持有者为德高望重的长者、依赖稳定的文化传统；社会变迁使传统经验失效、习惯成为阻碍，长老权力因而缩小，能力和年龄的关系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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