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时代的无用之人

"你现在上班吗？"

全职带孩子的妈妈被这么问过，笑着把话岔开。失业半年的中年人被这么问过，说最近在便利店代班。刚退休的老工程师被这么问过，说现在带两个孙子。

三个都没答好。因为这个问题在今天已经不只是打听近况，它更像一次体检：你现在还和社会有用吗。

假如有一天，公司告诉你岗位没了。不是经营不善，不是年轻人更便宜，也不是你退步了。恰恰相反——你过去二十年最值钱的能力，AI 已经能用更低的成本、更快的速度完成：写报告、做分析、整合同、写代码、做设计、处理客服，甚至一部分管理。

真正扎手的问题随即出现：如果社会不再需要你的能力，你的价值也会跟着下降吗？

第一反应当然是"当然不会，人的价值怎么能用工作衡量"。

可现实没那么简单。一个中年人失业半年，很容易开始感觉自己没用了；一个退休老人交还工牌，得重新回答"我每天还能做什么"；一个全职带孩子的人，则经常被问"你现在不上班吗"。

我们嘴上说人的价值和工作无关，可现代文明在很深的地方，早把这两件事焊在了一起：你有什么用，和你值多少。

庄子：先有用途，才有资格存在

两千多年前，《庄子》里有过一个奇怪的场景。

一个木匠看见一棵巨大的栎树，树大得惊人，木匠看了一眼就走。为什么？因为这树什么都做不了：做船会沉，做棺材容易腐烂，做器具容易坏，做门窗会流脂，做梁柱还容易生虫。结论是"是不材之木也，无所可用"。

可恰恰因为它没有这些用途，它才活到了这么大。

树在梦里告诉木匠：那些梨树、橘树、果树因为有用，成熟以后被摘，枝条被折，自己正因为长期无所可用，才有了这样的生命。这就是"无用之用"。

但如果把庄子读成"没用最好，所以别工作"，就读浅了。庄子自己设了反例：《山木》里，一棵树因为不材免于砍伐；可庄子随后到朋友家，主人要杀鹅，仆人问杀哪只，主人说杀不会叫的那只——不材这一次反而导致了死亡。

所以庄子从不站有用或无用任何一边。他真正锋利的地方在于攻击一个更深的东西：为什么一个存在，必须先证明对别人有用，才有资格按自己的方式存在？

还有那个大葫芦。惠子嫌它没用，庄子说：何不把它掏空了做成大樽，浮游江湖，而忧它瓠落无所容？

限制惠子的未必是葫芦，是他脑子里只有一张用途清单。

所谓"无用之用"，并不是赞美无效率，而是在不断松动"什么才算有用"这个固定标准。

庄子提前问出了一个到今天还很刺人的问题：用途，是谁定义的？

马克思：问题换了位置

到了马克思这里，问题变了。

马克思并不崇尚无用。恰恰相反，在早期马克思那里，劳动不只是为了赚钱不得不做的苦差事——生产、创造，把人的能力外化到世界中，本来可以是人的自我实现。

他反对的是另一件事：人自己最终只剩下了用途。

在 1844 年的经济学哲学手稿里，马克思写下了这样一段：

不是神也不是自然界，只有人本身才能成为统治人的异己力量。

还有一句更狠的：工人的活动也不是他的自己活动，"他的活动属于别人，这种活动是他自身的丧失"。

异化被马克思拆成四个层面：劳动者与产品相异化，与劳动活动相异化，与他人相异化，与自身人的能力相异化。

这和庄子不是一回事。不能说庄子早就预言了资本主义异化，也不能把马克思包装成现代庄子。一个从生命保存和自由游走那里切入，一个从生产关系和劳动那里切入，最后都碰到人和用途究竟该是什么关系。

AI 让这个问题成了制度问题

现代工业社会把这件事又推进了一大步：它第一次大规模地把人的社会身份和职业绑在一起。见陌生人最常问的问题之一是"你是做什么的"，表面问职业，实际同时在判断收入、阶层、教育、社会关系，甚至这个人混得怎么样。

于是职业不再只是谋生的方法，它开始变成"我是谁"。这就是为什么失业的打击远远超过收入下降——失去的还有每天去哪里的理由、别人需要你的感觉、别人的认可、自我身份、时间结构，和那句朴素但要紧的话："我还有用。"

所以在 AI 出现之前，账本其实早就算错了：机器比你便宜，于是劳动价格下降；劳动价格下降，于是收入下降；收入下降，于是社会地位下降；最后你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个失败的人。

整条链条里真正变化的，可能只是某项能力的市场稀缺性，最后却被解释成了人的价值下降。

数字能说明问题，但结论和直觉相反。

国际劳工组织 2025 年的全球评估认为，全球约四分之一就业岗位处在某种生成式 AI 暴露程度中——但真正落在最高暴露等级的只占全球就业的 3.3%，报告的用词是"被转型"（transformed），不是"被替代"。世界经济论坛 2025 年的企业调查则估计，到 2030 年，多种宏观趋势将带来约 1.7 亿个新岗位，同时替代约 9200 万个，净增约 7800 万个；同一份报告还预计，到 2030 年，39% 的在职者核心技能会发生变化。

更有意思的是把它拆开看：AI 与信息处理技术被预计创造 1100 万个岗位，同时消灭 900 万个——净增只有 200 万；机器人与自主系统则是净减 500 万，位移最大的那个类别。

所以真正值得琢磨的，不是明天大家是不是都没工作，而是当越来越多原本稀缺的人类用途不再稀缺。

世界经济论坛自己在报告里提了一个更狠的问题：如果一家公司越来越多的产出和收入来自机器和专有算法，人类劳动者能在多大程度上分享这份繁荣？

它问的是价值创造，不是岗位数量。

用途和价值，必须分开算

市场价值是清楚的：某种能力在特定供需结构下，别人愿意付多少钱。它很重要——人需要收入，社会需要配置资源，不能假装它不存在。

但它显然不是全部。一个母亲花十年照顾重病孩子，市场收入可能极低；一个老人退休后不再产生 GDP；一个朋友在你最难的时候陪你半年。一个孩子还没做出任何经济贡献，也不比一个高薪工程师价值更低。

更往后还有一层，压根不该用产出来衡量：一个人不是因为能产生多少东西，才拥有身体、时间、尊严、权利，以及不被随意工具化的资格。

还有一层是关系价值。母亲不会因为孩子成绩下降，就换一个性价比更高的孩子——关系根本不是这么运作的。

这几层里，AI 真正侵蚀的是最外面那层，冲击最狠的却是最里面那层。因为我们的制度把两者焊在了一起。

关系正在变成最难被复制的部分

未来 AI 也许会陪聊、提醒吃药、提供心理支持、辅导孩子、记录人生，甚至模仿已经去世的亲人。它会把很多功能做得很好。

于是问题反而更尖锐：如果功能都能复制，关系里到底还有什么不能被功能解释？

一个人到底是一组功能的集合，还是一个拥有自身经验、利益、时间和关系的主体？如果是前者，机器只要功能更强，人确实越来越没有优势。可如果是后者，就必须承认：主体不是因为不可替代的功能才成为主体。

一个孩子不会因为另一个孩子数学更好，就失去作为这个家庭成员的位置。

中国这件事已经开始

在中国，"用途垄断资格"的样本俯拾皆是。35 岁门槛就是最典型的：很多公司并不真的评估一个人的能力曲线，只是拿年龄当一个便宜、好用、错不错的代理变量。

一个组织用年龄猜能力的时候，它失去的不是老年人，是自己的判断力。

有意思的是，制度层面其实已经开始松动。2024 年 9 月 13 日，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通过《关于实施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的决定》——一个人不再必须在某个年龄交还工牌，这件事第一次被写进制度。

延迟退休解决的是时间表，但它背后的逻辑是一样的：人的生存资格，不该只挂在"还能不能被雇佣"这一件事上。

所以现在该做什么

如果价值不能靠用途来结算，落到具体动作上，大致是三件事。

对个人：把"我有什么用"的自我评估，换成"我在创造什么、我在参与什么"。这两个问题的答案经常不一样，但后者不会因为公司的一次调整而清零。

对管理者：招人、育人、评人的时候，试着把"这件事现在需要人"和"这个人值得被留下"分成两问。前者决定岗位，后者决定人。

对制度设计者：社会保障、收入分配、公共服务这些"兜底"机制，本质上就是在回答同一个问题——当一个人暂时不被需要的时候，他还能不能好好活着。

结尾

庄子那棵栎树不是因为"无用比有用高级"才活下来的。它只是没有让一种外在的用途，耗尽一个存在的全部可能。

也许有一天，机器真的能完成绝大多数今天叫做工作的活儿。到那一天，人类真正被考验的，未必是还能发明多少新职业，而是有没有勇气承认：生命不是因为能够被使用，才值得存在。

有用是会过期的。这句话不是坏消息——它意味着，我们终于可以不再把"我有什么用"，当成"我值不值得"的唯一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