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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语文课文中的那些纪年现象

高中语文课文中的那些纪年现象
零、序

高中语文必修上第16课《赤壁赋》与《登泰山记》P122的学习提示中,有这样一段话:

由此可知,纪年有干支与年号两种常见方法,且高中语文教科书编写者认为,学生有必要了解这两种古人记录时间的方法。

(如果已了解干支纪年法与年号纪年法,可跳过一、二两个部分)

一、干支纪年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GB/T33661—2017〈农历的编算和颁行〉》(国家标准|GB/T 33661-2017)中,对相关概念,有如下定义:

由于干支一共只有六十对,规范性附录选择了,按顺序列举出全部六十对:

命名方法也只是以“循环”、“周而复始”简单描述:

事实上,结合计数原理与编码的思想,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干支纪年法:

干支纪年法是两位编码,编码了60个状态。第一位编码是天干,按顺序是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第二位编码是地支,按顺序是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两位编码同步独立循环,故对于特定的状态,其序号关于10的模是天干的序数(模为0时是癸),其序号关于12的模是地支的序数(模为0时是亥)。由于天干与地支都是偶数个,且循环初始两位奇偶相同,独立循环的情况下,奇数位的天干与偶数位的地支,偶数位的天干与奇数位的地支,不会相遇,故干支只有60对,是10×12=120的一半。

此外,干支纪年法在东汉后普及,并逐渐与阴阳五行和生肖关联,形成了一种神秘学与朴素辩证法。

由干支纪年法的原理可知,这种纪年法不必然承载政治意识形态。

二、年号纪年法

高中历史必修中外历史纲要(上)P35的历史纵横“皇帝的谥号、庙号和年号”中,有这样的描述:年号是皇帝用来纪年的称号。

事实上,年号纪年法始于汉武帝,汉武帝即位后使用“建元”年号。新君即位通常要改元,即改用新年号;同一皇帝也可能因祥瑞、政变、灾异等改元,所以一个皇帝可有多个年号。元年是使用该年号的第一年,后以“年号+数字+年”的格式表达。年号承载了皇帝的政治愿景。明清时期多为一帝一年号,因此常以年号代称皇帝,如“康熙帝”“乾隆帝”。

由年号纪年法的原理可知,这种纪年法有很强的政治属性。

三、高中语文课文中的纪年现象与分析

分册

篇目

语句

干支纪年法

年号纪年法

必修上册

琵琶行(并序)

元和十年

√

必修上册

赤壁赋

壬戌之秋

√

必修上册

登泰山记

乾隆三十九年十二月

(有干支纪日)

√

必修下册

促织

宣德间

√

选择性必修中册

苏武传

天汉元年

√

选择性必修下册

兰亭集序

永和九年,岁在癸丑

√

√

选择性必修下册

归去来兮辞(并序)

乙巳岁十一月也

√

选择性必修下册

石钟山记

元丰七年六月丁丑

(有干支纪日)

√

我们先看陶渊明的《归去来兮辞(并序)》。“乙巳岁”这一书写,剥离了事件与特定皇权、特定年号的绑定关系,是对政治秩序的主动疏离,回归天干地支的宇宙循环。至于是否表达了忠愤,是否不承认刘宋政权的合法性,学术上的争议由来已久。

再看苏轼的《赤壁赋》与《石钟山记》。《赤壁赋》是苏轼在乌台诗案三年后所作,他刻意避开了年号纪年的方式,有意淡化了那个给他带来苦难的政治时间标签,“壬戌之秋”承载了含冤被贬的压抑。《赤壁赋》强调一种洒脱的精神状态,正是因为苏轼还没有完全放下。而作《石钟山记》时,苏轼奉诏“量移”汝州,“元丰七年”这个年号,标记的正是他重新被纳入“政治时间”的时刻。同时,《石钟山记》作为一篇考察性游记,使用官方时间表述,更显专业性。姚鼐的《登泰山记》也是同理。

再看到白居易的《琵琶行(并序)》。《琵琶行(并序)》本身就是基于作者的迁谪之苦与琵琶女的相似处境展开,“元和十年,予左迁九江郡司马”这个政治时间坐标,是苦难的源头。

蒲松龄的《促织》,选用“宣德”这一明代年号,将讽刺藏于过去,借古讽今。同时,由于年号不局限于一年,“宣德间”的表述,增添了一份不确定性,符合志怪小说的风格。

班固的《苏武传》是正史,选用“天汉元年”的年号纪年法,是正统叙事的标配。

王羲之的《兰亭集序》“永和九年,岁在癸丑”,干支纪年法与年号纪年法并用,结合“后之览者,亦将有感于斯文”,王羲之尽可能多地给出了时间坐标信息,希望后世读者基于历史背景,深入读懂他的文章。身处乱世之中,双重界定,增添一份保障。同时,也有一种“繁复”的韵律美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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