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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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录
编写说明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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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生生的“这一个”
一、教学目标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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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作品解析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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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学建议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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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参考答案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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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参考资料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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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以忘怀的故事
一、教学目标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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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作品解析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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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学建议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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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参考答案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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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参考资料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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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什么让我们感动
一、教学目标
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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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作品解析
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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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学建议
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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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参考答案
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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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参考资料
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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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绘出的图画
一、教学目标
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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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作品解析
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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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学建议
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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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参考答案
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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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参考资料
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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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与物的对话
一、教学目标
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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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作品解析
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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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学建议
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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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参考答案
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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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参考资料
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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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性与理性同样有力
一、教学目标
2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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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作品解析
2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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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学建议
2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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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参考答案
2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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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参考资料
2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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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散文选读》教学参考书
﹥
密的头发下炯炯发光……马克思和蔼可亲……他什么事情都要参与;当他特别喜
欢某一个人或者当他听到独到的见解时,就戴上单眼镜,愉快而感兴趣地望着这个
人”①。而后,课文转引恩格斯在4月27日给马克思的回信,以及在这一段时间里马
克思分别给恩格斯和齐格弗里特·迈耶尔的回信。从这些信件的内容看,“你为之
绞了那样长时间脑汁的这部可诅咒的书,是你的一切不幸的根源,只要你不丢开
它,你就永远不会、也不能摆脱困境”,“我必须把我能够工作的每一分钟用来完成
我为之牺牲了健康、人生幸福和家庭的著作”。撰写《资本论》,马克思付出了毕生
的精力、财力和心血。他之所以要做出牺牲个人和家庭幸福的选择,是因为他对人
生的路应该怎样走,有着自己的认识:“我嘲笑那班所谓‘讲求实际的’人和他们的
聪明。只有禽兽才会漠视人类的苦难,而只关心自己。但是,如果我没有完成我的
著作(哪怕是仅仅完成初稿)就死去,我就会认为我是真正不实际的。”可见,他是为
了社会大多数人能够摆脱苦难,才做出这样的选择。他以自己的行动实践了他的
诺言:“科学绝不是一种自私自利的享乐。有幸能够致力于科学研究的人,首先应
该拿自己的学识为人类服务。”这些信同时也说明马克思和恩格斯有着牢不可破的
真挚、深厚的友谊。
多年来,恩格斯在经济上一直资助马克思,让他解除后顾之忧,安心写作。据
有关资料介绍,当马克思在库格曼家里收到了《资本论》第1卷的校样,他把校样寄
给恩格斯校阅,恩格斯读完了将近36个印张后,衷心地祝贺自己的朋友取得完美
的成果。他说,由于这一成果,极其错综复杂的经济问题变得十分简单和一目了然
了。同时,他还建议马克思更详细地说明价值形式的历史发展,从而用历史的实例
来证实用辩证方法已证明了的东西。恩格斯还认为应当“多分一些小节和多加一
些小标题,使这种抽象阐述的思路明显地表现出来”。马克思立刻满足了朋友的愿
望,他在1867年6月22日写给恩格斯的信中说:“至于说到价值形式的阐述,那么
我是既接受你的建议,又没有接受你的建议,因为我想在这方面也采取辩证的态
度。这就是说:第一,我写了一篇附录,把这个问题尽可能简单地和尽可能教科书
式地加以叙述,第二,根据你的建议,把每一个阐述上的段落都变成章节等等,加上
特有的小标题。”
在《资本论》第1卷即将问世的前夕,课文记述了这样两个情节:一是当时的
德意志帝国宰相俾斯麦企图“利用他和他的卓越才能来为德国人民效力”,但马克
思“自然没有为这种诱惑所陶醉”,以其“素常的冷静”不予理睬。说明他作为革命
家的坚定立场,同时也说明马克思所做的一切都不是为个人谋取私利。另一情节
穿越时空的思想火炬
①引文见《回忆马克思恩格斯》(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317—318页。
﹥
从表象看,工人出卖劳动,全部劳动被支付了报酬。但事实上,工资永远低于雇佣
劳动生产的产品的一般价值。工人生产劳动力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价值,是在工
作日的一定部分(必要劳动时间)进行的。在工作日的其他部分(剩余劳动时间)工
人生产超过自己劳动力价值的追加价值,或剩余价值。
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家把各种积累劳动、任何生产资料都宣布为资本,并把资
本看作人类社会生存的永恒条件。马克思推翻了这种观念,并指出了生产资料只
在一定的条件下,即当它们是资本家的财产并用来剥削雇佣劳动时,才成为资本,
所以资本是历史上一定的社会关系。
马克思把资本分为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这就能使他深刻分析雇佣劳动的被
剥削过程,同时也使他能找到对工人剥削程度的数量的表现,即不是剩余价值同全
部投资的比例,而只是同可变资本的比例。马克思把这一比例称为剩余价值率或
剥削率。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剥削率也在增长,同时无产者和资产者之间的矛盾
也日益加深和尖锐。
3.资本主义的发展趋势
资本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表现出伟大的文明作用。可是资本主义生产是在
矛盾中运动的,这些矛盾不断地被克服,但又不断地产生出来。这一社会制度的
固有本性开始同资本主义一定阶段上生产力无限的和普遍的发展趋势日益发生
对抗。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第24章结束部分作了总结,资本主义积累的发
展意味着劳动越来越大规模地社会化,因此,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即生产的社
会性和私人占有形式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尖锐化。“随着……资本巨头不断减
少,贫困、压迫、奴役、退化和剥削程度不断加深,而日益壮大的、由资本主义生产
过程本身的机构所训练、联合和组织起来的工人阶级的反抗也不断增长。资本
的垄断成了与这种垄断一起并在这种垄断之下繁盛起来的生产方式的桎梏。生
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了同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
这个外壳就要炸毁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响了。剥夺者就要被
剥夺了”。①
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
对蔡元培在北大的评价
蔡元培主持北大工作期间,胡适称之为“北京大学的蔡元培时代”。
蔡元培时代是北京大学光辉灿烂的时期,也是中华民族觉醒奋起的时期。正
如吴玉章所说:“蔡先生被任命为北京大学校长……一时新思潮勃兴,学术思想为
传记选读教学参考书
①引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831—832页。
﹦
参考文章
流亡中的生活①
1850年11月的这些日子差不多正好是马克思前半生的结尾,而且不仅仅从
表面说来是马克思生活道路上的一个重大转折点。他自己深切地感到这一点,而
看来恩格斯也许比他感觉得更深切。
恩格斯在1851年2月写信给马克思说:“你会越来越清楚地看出,流亡生活是
一所学校,其中每个人都不可避免地要变成一个傻瓜,一只蠢驴或者干脆变成一个
骗子,除非他完全和这种生活脱离关系,并且满足于一个坚决不过问所谓‘革命党’
的独立作家的地位。”②马克思回信说:“我很喜欢我们两人现在所处的这种真正的
离群索居的状况。这完全适合我们的地位和原则。为了面子的关系而互相忍让和
不置可否的一套做法,以及在公众面前为这个党和所有这些蠢材的可笑行径负责
的义务,现在总算告一结束了。”③接着,恩格斯又以同样的精神给马克思写信说:
“我们现在终于又有一次———长时期以来的第一次———机会表示:我们既不需要
名望,也不需要任何国家的任何党派的支持,我们的立场是和这些无聊的东西完全
无关的。从现在起我们只对我们自己负责了。……实际上,我们甚至不能过分抱
怨这些petitsgrandshommes(渺小的大人物)也回避我们;许多年来我们不是装做
有这样一个天晓得的党吗?其实我们没有任何党,而我们至少在形式上认为是属
于我们党的人……甚至都不理解我们的基本理论。”④当然,不能从字面上来理解
“傻瓜”、“骗子”这样的字眼,也不能拘泥于文字地来解释其他诸如此类的激愤之
词。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在有朝一日人们能够理解他们的事业以前断然脱离流
亡者的无结果的争吵,并且像恩格斯所说的那样“在某种孤独状态下”从事科学研
究,———这是他们的一条自救之道。毫无疑问,他们的这种看法是完全正确的。
不过,这种脱离并不像后人在回顾时所看到的那样彻底,那样迅速。在马克思
和恩格斯此后几年的通信中,还常常可以看到他们同流亡者之间的斗争的余波。
这是由于共产主义者同盟分裂而成的两派之间的不断磨擦所引起的。而且,这两
个朋友虽然决定不再参预流亡者的争吵,却绝不打算放弃任何政治斗争。他们没
有停止给宪章派的刊物撰稿,对于《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的停刊更是不肯
罢休。巴塞尔的出版家沙贝利茨打算负起继续出版《评论》的任务,但这件事毫无结
穿越时空的思想火炬
①②③④
节选自《马克思传》第7章,弗兰茨·梅林著,樊集译,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
参阅《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1卷,第170页。
参阅同上书,第169—170页。
参阅同上书,第17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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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遂大流行。”①
元培聘请教授不拘一格,不受年龄与学历的约束。当时教授中有很多年轻人,
如徐宝璜二十五岁,朱家骅二十六岁,刘文典二十八岁,胡适二十八岁,最年青的是
梁漱溟,只有二十四岁。而梁漱溟不但没有大学学历,且投考北大未被录取,元培
看了他在《东方杂志》上发表的《究元决疑论》,一九一七年请他来校教印度哲学。
梁谦辞,元培坚请说:“你不是爱好哲学的吗?我自己是爱好哲学的,我们还有一些
爱好哲学的朋友。我这次办大学,就是要将这些朋友,乃至在未知中的朋友,都引
在一起,共同研究,彼此切磋。你怎么不来呢?你不要当是老师来教人,你当是来
研究来学习好了!”②态度如此诚恳,气度如此恢宏,识见如此深远,梁深为感动。
丁文江被聘虽出于偶然,但可见元培的识人。丁文江原在实业部矿业司任地质科
长,全科只有他和一个科员,无所事事。他听说北大办起了地质门,去参观之后,对
胡适说是有名无实。胡适介绍他去见元培,他对元培谈地质门应该怎样办理,元培
便请他来主持。③
理科学长由夏元瑮(浮筠)续任,元培陆续聘请了李四光(仲揆)、丁燮林(巽
甫)、王星拱(抚五)、颜任光、刘书华、翁文灏等来任教,一时阵容大盛。元培最不赞
成法科教学内容,因为当时中国没有成文的公私法,教员便讲授外国法,有的讲德
日法,有的讲英美法,有的讲法国法。他主张讲授比较法,而教员中能够讲授比较
法的,只有王宠惠和罗文干。王、罗二人都在司法部工作,只能任讲师,不能任教
授。元培便聘请了王世杰、周鲠生等人来任教授,加上马寅初、陶孟和、高一涵、陈
启修等人,组成了正式的法科。
延揽人才的同时,元培大胆地退聘了一批不称职的中外教员。辞退外籍教员
一事,曾经引起风波。据北京大学存档,自一九一七年三月起,先后辞退的外籍教
员有克德来(Cartwright)、燕瑞博、牛兰德(Newland)、斯华鲁(Swallow)、伦特、纽
伦等数人,其中多数为英籍。学校通知克德来、燕瑞博二人自三月十八日后解职,
二人控告北大及蔡元培,说是指称他们不堪胜任教职,影响了他们以后的职业,要
求发给一九一七年全年及以后二年的工资。英国公使馆和挪威公使馆相继出面干
涉,向外交部提出抗议。外交部和教育部并屡函北京大学询问情况,嘱以和平解
决。外交总长伍廷芳一面告诉英使,谓北大辞退克德来系按合同办理,“苟提向法
庭起诉,未必其理由能成立也。”④一面批评蔡元培,不应在报端先行宣布。蔡元培
顶住了帝国主义的压力,说是“现行学制更改以后,北京大学只办文理两科……教
穿越时空的思想火炬
①②
③④
《我在教育界的经验》,《蔡元培选集》。
梁漱溟《纪念蔡先生》,《文化杂志》一九四二年第二卷第一号;顾颉刚《蔡元培先生与五四运动》,北
京市《文史资料选辑》,一九八一年第三辑。
惜秋《蔡元培———学贯中西的教育家与哲学家》,台北三民书局出版《民初风云人物》。
北大存档:伍廷芳与英国代理公使一九一七年五月二十三日会晤谈话记录。
附 录
传记的本质与范畴①
杨正润
传记是人类为自己建造的纪念碑,它记录着人类自身的历史和人性的发展,所
以它能比那些花岗岩的建筑更永久而辉煌。歌德把自己的传记取名《诗与真》,鲁
迅称中国最伟大的古典传记《史记》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钱钟书要求传记
作品“史蕴诗心”②,这些不同时代或不同国度的博学大家,对传记的看法却是如此
一致,他们道出了传记的真谛———传记是历史的和真实的,又是文学的和诗的。
传记的界定
传记同人类的文明史几乎一样悠久。世界各主要民族都很早就有了传记作
品,而且到公元前后的两个世纪中,在东方和西方就相继出现了《史记》和《希腊罗
马名人传》这样的巨著;古代的许多文学形式随着社会的变迁而逐步消亡,而传记
却在几千年以来的发展中长盛不衰;在西方所谓后工业时代,纯文学日益凋敝的时
候,传记却又一次进入发展的黄金期③,传记生存与发展的命运并不以人们的意志
为转移,而是由其本质所决定的。
在探讨传记本质的时候,首先碰到的一个必须解决的问题是界定其属性:传
记属于历史学还是属于文学。在很长一段时间中,传记被看作是历史学的一个分
支。在中国,春秋时代出现了著名的历史学著作《左传》,“左”指作者左丘明,“传
者,转也。转受经旨,以授于后,实圣文之羽翮,记载之冠冕也。”④这里的“传”,是
转达《春秋》经文的意思,同现代所说的“传”或“传记”无关。司马迁的《史记》始创
了纪传体的形式,《史记》中的“本纪”和“列传”都是典型的传记作品;不过,《史记》
的“列传”中,也有《东越列传》、《朝鲜列传》、《西南夷列传》等篇,它们实际上属于民
族史的著作,而且无论司马迁本人,还是后代基本沿袭《史记》体例写作的正史作
①②③
④
节选自《传记文学史纲》第1章,略有改动。江苏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
《谈艺录》(增订本),中华书局,1984,363页。
据《新不列颠百科全书》(1986年15版,23卷“文学艺术”条),1916—1930年间美国共出版4800种
传记,其中1929年一年出版667种;1962年出版16448种,共印刷了1亿多册。在英语国家,传记作品现已
占书籍出版总量的5%。
刘勰,《文心雕龙·史传第十六》。
者,都是把“传”看作历史著作的一种形式,把它同《春秋》、《资治通鉴》等编年体历
史学著作并列。在《宋史》和《明史》的《艺文志》中都有“传记”,但“传”和“记”是分
开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史部有“传记”,仍然是把“传”和“记”分开:“叙一人之
始末者为传之属,叙一事之始末者为记之属。”这些都说明,在中国古代,传记是一
个属于历史学的而又不很明确的概念。
在西方,希腊人那里没有“传记”一词,最早的传记作品同历史学、哲学和修辞
学没有明确的界限。罗马时代普鲁塔克写作《希腊罗马名人传》时力图把传记同历
史著作区分开来,普鲁塔克宣称他的任务是“写下名人的生世”而不是写历史,但是
他的这种观点很长时间里并没有为人们所重视。罗马时代其他传记家,如塔西陀
等人都把自己的作品看成是一种历史著作。在英国,1683年文艺批评家约翰·德
莱顿在为《希腊罗马名人传》的英译本所写的序言中,在英语中第一次使用“传记”
一词,并给它下了一个定义:“特定的人的生平的历史”①,这在传记史上是有重要
意义的一件事,这标明人们开始认识到传记是一个特殊的范畴。“特定的人的生
平”,这就把传记同一般的历史著作区分开来;不过,德莱顿又把历史著作分为三
种:编年史、历史、传记,他把传记看作历史科学的一个特殊的分支。传记属于历
史学的观点到19世纪末才发生变化,一些西方学者在肯定传记的历史性的同时开
始注意到传记的文学性,主张传记是文学的一个分支。1886年一位英国学者菲力
甫斯·布鲁克斯提出:“传记,就其真正含义来说,是生平的文学,特别是个人生平
的文学。既然地球上最高贵的生活总是人的生活,因此那些有关人的生平的文学
必然总是最高贵的文学;既然个别人的生平必然总是具有不属于任何人类团体的
独特性和趣味性,因此传记必然总是具有任何其他种类的历史无可匹敌的魅
力。”②著名的文艺批评家乔治·圣兹布里认为,传记是一种文学样式,“真正的传
记应当不仅仅是回忆录、信件、日记等等,这一切应当通过一位有能力而又聪明的
艺术家的心灵而出现在我们的面前:我们决非是要通过他的文字去了解细节,我
们看到的是一幅完成了的图画或乐曲,而不只是一大堆细节或资料。”③
到20世纪,西方最重要的几位传记家都一致强调传记中所包含的文学或艺术
因素。英国的斯特拉齐虽自称历史家,但他指出:“一位伟大的历史家的首要责任
是成为一个艺术家”,“在历史学中艺术的功能是某种比单纯的装饰更要深刻得多
的东西。”④英国著名女作家吴尔芙的一部传记理论著作就叫《传记艺术》,她着重
分析了传记的艺术特征。法国传记家莫洛亚在其传记理论名著《传记面面观》中专
传记选读教学参考书
①②③④
奥尔多·H·邓恩,《英国传记》,邓特父子出版公司,1973,77页。
戴维·诺瓦尔,《传记理论1880—1970》,普度大学出版社,1986,4页。
同上,6页。
同上,28页。
门用两章讨论“传记作为艺术作品”。他认为“传记家如同肖像画家和风景画家一
样,必须从整体中选出最本质的东西,而在作这一选择时又不损坏整体,这样他就
完全正确地起了艺术家的作用”①。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西方最有影响的传记
家、美国的艾德尔则认为“传记是用文字做成的人的画像艺术,它是一种高贵的、带
有冒险性的艺术”②。当前西方学者对传记的认识尽管还有许多分歧,但总的来说
经历了一个“从向传记中的艺术性表示口头的敬意,到承认传记是一种艺术这种实
质性的变化”③。
1986年出版的《新不列颠百科全书》把传记文学同小说、诗歌、戏剧、儿童文学
等并列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学艺术形式并下了这样一个定义:
传记文学作为最古老的文学表现形式之一,它吸收各种材料来源、回忆和
一切可以得到的书面的、口头的、图画的证据,力图以文字重现某个人———或
者是作者本人,或者是另外一个人———的生平。④
本世纪初《牛津词典》对传记所作的定义是:
作为文学分支的个别人的生平的历史。
把这两个权威的定义进行比较,可以发现当代西方学者越来越强调传记的文
学性,他们指出了传记在真实性方面的要求,但是不再把它同历史学联系起来,以
避免造成对传记本质的误解。
中国学术界对传记的看法经历了类似的变化,现代中国学者一般都摒弃了传
统的观念,把传记列入文学的范畴。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胡适和朱东润。朱东润
的几篇论文,如《中国传记文学之进展》、《传记文学之前途》、《传记文学与人格》、
《论传记文学》等,从标题就可以看出他的这一观点⑤;胡适从五四运动前后到50
年代的著作中一直使用“传记文学”一词,他还下过一个定义:
传记文学是以传记为领域的一种文学,任何与传记有关的文字资料都是
传记文学的作品。换句话说,任何有关人的活动记录与思想见解的材料,都属
于传记文学的范畴。⑥
胡适的这个定义过于宽泛,缺乏精确性,按照他的说法,许多哲学著作、理论著
附 录
①②③④⑤⑥
《传记面面观》,剑桥大学出版社,1929,44页。
《遮盖的塑像》,麦克·帕契尔编《叙述人生》,新共和丛书,1979,20页。
《传记理论1880—1970》,151页。
《新不列颠百科全书》,1986,15版,23卷,“文学艺术”条。
朱东润早年论著中用“传叙文学”一词。
刘绍唐编,《什么是传记文学》,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67,3页。
略体系,前者说行星围绕着太阳旋转,后者把衡星看成只同宇宙有关。如果要
写一部法国史,那世界史就该写成围绕着法国转,这正如写《威灵顿传》的作者
让英国围绕着威灵顿转一样。①
小说的对象也是人物,但小说中人物是虚构的,即使某些小说中的人物是真实
的,也不过是借用其姓名,情节则大半是虚构的。许多小说,特别像《红楼梦》、《战
争与和平》这样的巨著,其主人公常常不止一个,而且几个人物的地位可以大体相
似,没有唯一的中心。小说在对象问题上要比传记自由得多,除某些精神自传外,
一般的传记都主要写人物的生平,通过其经历表现性格,而小说,特别是现代小说
常常以大量篇幅描述人物的心理世界,在对象上的这种差异同它们追求目标的不
同有关。
传记同历史及小说的第二个重要区别在于它们追求不同的真实。历史学以事
实的真实为前提,它必须遵循一切以事实为根据的原则,历史学家没有创造事实的
自由,只有解释事实的权利。传记同历史一样需要事实的真实,任何一位严肃的传
记家在写作之前都要经过艰苦的收集资料的工作。这些资料从内容看,应当包括
传主本人、同他有重要关系的人物和事件以及整个时代的有关材料。从形式看,资
料可分为三种:第一种文字材料,包括正式或非正式出版的著作、笔记、日记、信
件、报纸、杂志和各种档案文献;第二种口头材料,如民间流传的有关传主的各种传
闻、轶事、歌谣、故事;第三种实物材料,如传主的图片、画像,传主使用过的器具,生
活和工作过的地方,以至他的坟墓,传记家也常常进行实地考察。不但在古代,而
且在现代,许多传记家又都是一流的史学家,如斯特拉齐、莫洛亚等人在掌握资料
的完备上,是使专门的历史学家也感到敬佩的。美国传记家弗兰克·弗瑞道尔为
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作传,曾处理过40吨重的文献资料,还有一位美国总统威
尔逊死后,其夫人请传记家贝克尔为之作传,美国陆军部下令派7辆装甲车运送有
关材料。这些事实证明,真实性是传记家孜孜不倦所追求的。
但是传记的最终目标并非一切事实的真实,而是历史人物生平和性格的真实。
对于现代传记家来说,还要求写出传主性格的动因,这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任务,无
论材料收集得多么完备,也不可能满足写作时的全部需要。比如人物之间的对话
和人物的心理活动,就很难一一找到史实的根据。在这种情况下,传记家就不得不
“用想像的火炬照亮黑暗的领域”②,但是只允许他根据现有的材料,对不足的部分
加以补充使之完整,就正如肖像画家对一幅残缺的古代画像,只能根据存留的线条
和色彩将它修补(当然传记家所做的工作又不止于这种修补),而不能违背留下的
传记选读教学参考书
①②莫洛亚,《传记面面观》,93—94页。
斯特拉齐,《维多利亚时代的名人·序言》,《传记理论1880—1970》,28页。
痕迹重新构图。而且,无论是画还是传记,残缺的部分如果太多,画家就无法修补,
传记家也无法写作,比如有些作家以远古英雄为对象写作,那写出的就只是小说而
不是传记。对于历史学来说,并不需要那些细节;对重要史料的缺乏,也只好付之
阙如,不能随意增补。对于小说来说限制就要小得多。艾德尔指出:
在写作小说时,艺术家可以自由地使用他的全部想像力;在写作传记时,
材料是早就固定的,想像的功能只能建立在这个材料之上,并且给它定形,艺
术在于叙述之中;而叙述又必须具有这样的特征:不改变材料。①
小说也追求真实,小说的真实是以艺术真实为准则,即忠于生活(truetolife),
它不同于传记的忠于生平(truetoalife)。现实主义小说所描述的是生活中可能
发生的事和可能出现的人物,浪漫派小说对生活中的人物进行夸张,现代派小说则
进行各种变形。小说家可以调动他对生活的全部认识、他对一切人的了解以及自
己的全部人生体验,充分想像和联想,把各种各样的材料最后集中在一个或几个人
物的身上;传记所描述的却必须是生活中确实存在的人物和在他身上确实发生过
的事。传记写作中所允许的想像是非常有限的,在性质上也不同于小说。斯特拉齐
就是发现自己缺乏小说所需要的想像力而改写传记的。传记中运用想像大体上可
分为三种类型:
一种是根据现有的材料,加以合理的猜测和补充。传记家常常采用这样的方
法描述人物的心理活动,比如美国传记家P·托马斯在写《林肯传》时有一段关于
传主的心理描写:“白宫中那个孤独的人当他一夜接一夜等待消息时,他以一种强
烈的命运感在深思,他感到在他身后,权力正在构成这个国家的命运,在焦虑中他
难以集中思想。”托马斯承认,他这段心理描写中包含想像的成分;但是他是有根据
的,因为林肯有过一段日记:“上帝的意志是压倒一切的,在伟大的斗争中每个党都
需要按照上帝的意志行动,也许两党都错了,有一个必然是错的,上帝不可能同时
支持又反对某一件事。”而且林肯当时极忙,他能考虑那么多,并有时间写在日记
上,可以猜测,只有在晚上。根据当时的形势,他晚上肯定是等待新的消息,这时他
又必然是孤独的。所以托马斯的这一段心理描写是大体合理的和允许的。
第二种是在不违背基本史实和人物性格的前提下,加以发挥,使人物性格更加
丰满和生动。比如明末名臣左光斗因反对阉党被诬入狱,瘐死前学生史可法去看
他,据史可法所述当时的情况是:
逆珰陷师于狱,一时长安摇手相戒,无往视者。法不忍,师见而颦蹙曰:
附 录
①《文学传记》,伦敦,R·哈特戴维斯,1957,4—5页。
诗意的抒情加以阐发或渲染,对外在事物的描写和对心理世界以至无意识的描写
补充着叙述的不足,对白和心理独白进一步扩大了叙述的领域,这些使小说具有比
其他任何艺术形式更丰富的表现手段。
传记的叙事,一般来说只能同历史著作一样,按照时间的顺序直线进行。但传
记的目的又不同于历史学,为了更生动地表现人物性格,传记家经过各种试验,对
历史学叙事的方法进行局部的修正,比如有时为了突出传主某一方面的性格或经
历,常常暂时打断了叙述的连贯性,把性质上类似而时间性不很强的内容集中到一
起。但是这类变通办法不能像小说那样自由运用,它不能使叙述的连贯性受到重
大破坏。一切传记家也都在追求自己作品的效果,从古代的司马迁、普鲁塔克、塔
西陀到20世纪的斯特拉齐、茨威格、莫洛亚以至艾德尔都力图使传记具有戏剧性,
但是由于受到传记的历史性的制约,他们可以采用的手段同小说家相比是非常有
限的。传记家不能随心所欲地虚构,所以他们通常喜欢选择那些饱经风浪或有浓
烈色彩的人物作传主。此外传记家就不得不更多地借助于技巧对历史事实进行戏
剧化的处理。比如美国作家亨利·詹姆斯,一生风平浪静,没有什么非凡的经历,
艾德尔为他作传,主要就是通过探析其深层性格而取得戏剧效果。一般来说,传记
不可能具有小说那样的趣味性和感染力,既写过小说,又写过传记的吴尔芙认为小
说“以一种高度的紧张性向我们提供现实”,而传记中的人物“生活在较低程度的紧
张之中”①,这种说法是符合实际的。
真实性和文学性的双重要求对传记家来说是近乎苛刻的,因此许多学者指出,
传记是一切文学艺术形式中受限制最多、难度最大的一种。正如吴尔芙所说:“一
方面是真实,另一方面是个性,如果我们想到真实是某种如花岗岩般坚硬的东西,
个性是某种如彩虹般变幻不定的东西,再想到传记的目的就是把这两者融合成浑
然一体,我们承认这是个棘手的难题。”②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尽管在历史上传记
作品的数量超过其他任何一种文学形式,但优秀的传记的数量却大大少于小说、诗
歌和戏剧。
传记的功能
传记又不只是传记家自我展示的形式,它对读者有着非常实际的社会功能。
对于古代传记家来说,传记的道德意义是不言而喻的。中国的史传是历史著作的
一种形式,中国最早的历史著作《春秋》的写作目的据说是因为当时“臣弑其君者有
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③于是后代有了“孔子作《春秋》而乱臣
贼子惧”的说法;到司马迁,他自称作《史记》的目的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
传记选读教学参考书
①②③
戴维·诺瓦尔,《传记理论1880—1970》,92页。
同上,53页。
《孟子·滕文公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