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时代,律师仍要“手搓”

现在很多寄生在律师行业的法律科技公司，都在搞什么更强的类案检索和分析工具。

当然，比起普通大众版AI，它们应该能避免虚构法条和案例这种致命问题。

但说实话，帮助有限。

法条检索和类案检索对律师当然重要，尤其是青年律师，无论你以后到哪个层级，最开始从法条和案例学起，是必经之路。

正因为是有意义的必经之路，所以我有两个建议：

第一，尽量用手搓的方式去检索法条和案例。 

你如果一上来就用这些AI工具，等于完全依赖它，自己检索和归纳问题的能力根本没练出来。

我自己的经验是，刚入行那会儿，在海量文书库和法条里翻，经常能碰到一些奇奇怪怪的判例——未必和你手上的案子高度重合，但在这个海量搜寻的过程中，你会主动吸收很多相关又不那么相关的知识点，相当于做了一次知识延伸。

还会看到很多有趣的案例和法官观点，甚至有些文书你感觉用不上，但因为写得太好、论理太深刻，你会忍不住保存下载，仔细读。

这个过程就是在打磨自己的知识库和归纳提炼问题的能力。

如果你把这些都交给AI，效率是提高了，但核心技能的打磨就没了——你只会被动接受AI给你提炼的那点东西，不知道延伸出去的路径，局限性很大。

第二，对已是熟练手的律师来说，诉讼的重点不再放在类案检索，而是要努力锻炼“讲好一个故事”的能力。

等你过了小菜鸟阶段，到了后续办案中，你最终会有一次“开悟”：从看山是山，到看山不是山。 

如果一天到晚只依赖AI给的信息，满足于此，其实是很难这方面突破的。

我清楚记得我自己的那次关键转变。就是从贾老板的傲慢，说到中国法官的智慧中提到的以下案件，A公司管理层与B个体商户的经营者签订合同，把A公司的钱作为预付款转给B商户，但实际B商户未提供任何货物和服务。

我作为A公司律师，向B讨回预付款，我讲的故事版本很简单——签了预付款合同，A公司付了钱，B公司迟迟不供货，所以要求返还预付款有理有据。

但对方B商户讲了另一个版本：A公司管理层为了套钱，先签合同把钱转到B公司，再通过B公司的业务员C转到A公司某高管的远房亲戚D的卡上。抗辩拿出的证据只有是个人C和D之间的转账记录，金额还分了好多批，也不是完全对得上。

我是自信这个案件稳赢的，因为从我们律师为证据论的角度来看，对方提供的个人之间的转账记录，与公司之间的业务完全没有关系。

但最后法官没有从证据关联性、表见代理等法条和证据因素出发，而是直接相信了他那个版本的故事。

后来我多次回溯这个案件，站在法官的角度，大概是通过庭后的各种望闻问切察言观色，结合A公司批量产生这类追讨预付款案件的情况，选择了相信B公司的事实。

况且B公司是个体户，让他承担上千万的金额返还，如果法官僵化地从法条和证据出发，可能连自己的人身安全都保不住……

从那以后我发现：单从法条和证据僵化地考虑，是没法准确预判输赢。律师的核心能力，恰恰是去挖掘蛛丝马迹，然后讲述一个让法官信服的故事。

AI检索的前提，是你给它讲好一个确定的故事，它去搜索匹配。

但往往你在讲述这个故事的过程中，已经在某些方面给他定了性，定了调，摒弃了其他方面的可能性。

而在诉讼上，你需要把一个一面的故事拓展成多面，再从中挑出对自己最有利的那一面的方式去阐述。AI没法替你做“选版本”这个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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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仅聚焦于法条与事实理解的冲突，电影《毒舌律师》演得很清楚。

影片中一名精英律师犯了个错误，他始终强调证据的采信和法条的适用，说了句“Truth is insignificant here”。

从我刚执业的视角看，这说法对受过专业训练的法律人其实没啥问题，但问题在于——他面对的不是法官，而是由市民组成的陪审团。

于是这个言论被黄子华喷得体无完肤，成就了黄子华在全剧的独角戏高光时刻。

证据明显不足时，故事的版本可以被各方粉饰成不同样子。陪审团不聚焦法条，只用朴素正义感判定——这其实跟中国的审判风格有点像。

我并不是批判我们的法官，而是说在现阶段的法治进程中，人民就是有朴素的正义期待，庭审不得不考虑这个因素，各方压力叠加，导致中国法官判案仍然像青天大老爷那样，靠望闻问切选择一个自己最能信服的事实。

反过来说，我们其实可以回想一下自己的办案经验，完全聚焦于法条适用和法理解释来判定的案件，其实并不多。大多数案件还是在掰持事实的初步阶段。

所以，不管你是年轻律师还是老律师——能手搓的时候，还是要手搓。有些东西就是慢工出细活。

AI能帮你的，必然也能替代你。AI帮不了你的，才是你自己的核心竞争力，才是你的看家本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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