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雨聆风
年轻人越使用AI工具,就越讨厌它们
从3年前开始，硅谷就开始大力开始推广基于大语言模型的AI聊天助手（如 ChatGPT）、并将其鼓吹为未来理所当然的主宰所有的必然趋势。而在所有群体中，Z 世代感受到的冲击与压力最为强烈的。
和以往众多新兴科技一样，年轻人毫无疑问成为了 AI 聊天助手最大的使用群体之一。但与 OpenAI、谷歌等科技企业所描绘的叙事截然相反，民调数据显示：Z 世代的学生与职场人群，正成为全社会抵制 AI 浪潮的核心群体。即便他们日常仍在使用这类工具，绝大部分年轻人对这种被强行推到眼前、以 AI 为中心的未来，充满抵触甚至反感。
外界刻板印象总觉得年轻人喜欢走捷径、好逸恶劳，但事实上，Z 世代对生成式 AI 的质疑声最大、观点也最细致深刻。他们的态度，也折射出全社会乃至整个科技行业的反 AI 情绪。近期美国各地已兴起跨党派抵制数据中心的民间运动，硅谷 AI 狂热的支持者，无论是企业 CEO 还是政界人士，都遭到舆论与民意的施压。
27 岁的洛杉矶美术教师梅格・奥布雄表示，她和身边许多同龄人的选择，是彻底弃用各类 AI 聊天工具。“我只想深耕一份完全不用碰 AI 的职业，哪怕这份工作薪资普通、收入不高。” 奥布雄在接受《The Verge》采访时说道。
年轻人从校园步入愈发内卷残酷的就业市场，陷入了无法调和的矛盾：一方面被告知 AI 会淘汰数百万岗位，另一方面又被倒逼必须学会用 AI，否则就会被时代淘汰。
新冠疫情已经偷走了他们数年青春，如今，他们又是第一代成长在聊天机器人与劣质生成式 AI 泛滥环境下的成年群体。与此同时，硅谷数万亿美元规模的 AI 普及浪潮，与年轻人的深层恐惧产生激烈冲突 —— 他们深知 AI 会带来一系列负面影响：破坏生态环境、滋生虚假信息、冲击学术诚信、撕裂社会结构、损害大众情绪心理健康，诸如此类，不胜枚举。
“最让我感到恐惧的是对人的影响，它会改变人与人的相处模式、情感联结乃至基础沟通能力。” 奥布雄说道。
25 岁的莎伦・弗赖斯泰特年少主修计算机科学，曾在硅谷一家头部企业担任三年云基础设施工程师。但就在 AI 炒作热度达到顶峰时，她选择离职，理由是伦理顾虑，以及对数据中心环境危害的担忧。如今她已彻底退出科技行业，日常尽量避开聊天机器人，关闭各类软件里的 AI 功能。
“我身边同龄人大多都主动拒用 AI、明确持反对态度，只有计算机相关专业的朋友没办法，工作刚需不得不碰。” 目前在纽约从事餐饮服务的弗赖斯泰特说，“我后来再去找科技类工作时发现，几乎所有岗位招聘要求里，都写着‘必须会使用 AI’。”
尽管绝大多数年轻人承认自己经常使用 AI 聊天工具，但普遍担忧：这类工具正在毁掉人的批判性思维与社交能力。
哈佛 – 盖洛普联合最新研究显示：美国受访年轻人中，74% 每月至少使用一次 AI 聊天机器人；另有研究发现，超半数美国大学生每周都会用 AI 完成课业。
但与此同时，盖洛普数据显示：79% 的年轻人担心 AI 让人变得懒惰；65% 认为使用 AI 只会催生即时满足感，无法让人形成真正的知识理解，让人丧失对事物独立思辨、深度探究的能力。
盖洛普另一项最新民调显示，Z 世代对 AI 的好感度跌至新低：仅18%对这项技术抱有期待，较去年 27% 大幅下滑；仅22%表示看好 AI 发展，低于去年的 36%。过去一年，认为AI 弊大于利的 Z 世代职场人占比上升 11 个百分点，接近半数。即便有 56% 的人承认 AI 能提高工作效率，仍有八成年轻人坦言：过度依赖 AI，会让未来的真实学习与能力成长变得更加困难。
更让人反感的是，各大高校正生硬地把 AI 塞进高等教育体系：将计算机、工程院系合并改组为全新 “AI 专业”，还与 OpenAI、Anthropic 等企业签下数百万美元合作，把聊天机器人强行纳入课程体系。
与此同时，年轻人毕业即直面极度内卷的就业市场。他们抱怨，AI 自动化系统会以不透明、随意化的方式筛选简历，让求职之路变得举步维艰。
分布式人工智能研究院（DAIR）研究总监亚历克斯・汉娜认为：年轻人被铺天盖地的 AI 概念和资本炒作裹挟，内心滋生强烈反感，最终演变成校园内外大范围的抵制浪潮。
“企业雇主向高校施压，要求毕业生必须会用 AI 工具。” 汉娜解释道，“这并非因为 AI 真的创造了多少实际价值，而是企业想让 Z 世代替他们去摸索 AI 的应用价值；或是高校本身有科技行业资本投资、捐赠背景，天然绑定 AI 产业链。”
简言之，AI 企业和高校奉行先强行落地、后寻找应用场景的逻辑：把学生当成 AI 行业的免费宣传员，同时将 AI 深度嵌入高等教育核心体系。
据 404 媒体报道，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已上线内测工具 ASU Atomic，借助 AI 自动把教授授课内容精简为碎片化学习素材。
上月，宾夕法尼亚大学学生校报编辑部刊发措辞严厉的评论文章，抨击校方盲目引入 AI 聊天工具、把 AI 内容强行塞进几乎所有专业课程。文章直言：即便学生普遍在用 AI，校方毫无规则约束、无脑拥抱科技的做法，只会加速高等教育的自我衰败。
“AI 与教育无法共存，只会不断侵蚀教育的本质。随着科技迭代、人力被机器替代，大学本是仅剩的、能让人独立思考、深耕人文思想的净土。” 宾大学生写道，“如今校方带头跟风拥抱 AI，正在污染这最后一方学术圣地，让我们无处进行真正的治学与思辨。”
欧柏林学院 “勒德分子俱乐部” 还用打字机手写公开信，抵制校方推行的 AI 化教学试点。
“哪怕只放任一个学期随意使用、甚至鼓励学生用 AI 写作业，都会让全体学生陷入惰性陷阱，彻底毁掉独立思考能力，且无可挽回。” 欧柏林学院学生在信中写道，“我们不会坐视文理教育持续退化。与其为硅谷资本站台造势，不如打磨自身本领，靠实打实的思考与付出成长。”
担忧 AI 会永久性剥夺人的批判性思维，是年轻人对这项技术最核心的顾虑之一，也有科学数据佐证：麻省理工学院媒体实验室研究显示，用脑电波 EEG 监测发现，长期依赖 AI 写文章的人群，大脑思维活跃度明显下降。
这类 “认知外包” 行为已被多项研究证实存在广泛负面影响：会削弱人的质疑精神、辨别真伪的能力，进而放大舆论操控空间、破坏民主决策的理性基础。
年轻人一边使用 AI 工具，一边清醒认知其潜在危害，足以说明他们根本不买 OpenAI 山姆・奥尔特曼等 AI 鼓吹者的话术 —— 后者一直把 ChatGPT 包装成万能工具，从写论文到育儿无所不能。
相反，Z 世代十分清楚 AI 的短板：既有众所周知的幻觉编造虚假信息问题，过度依赖机器获取人生建议，还会带来社交、情感层面的认知隐患。
“奥尔特曼把 AI 吹得像魔法一样，甚至刻意称 ChatGPT 是‘云端魔法智能’。” 汉娜说，“但 Z 世代看得很现实：AI 只能帮我们处理不想做、或被迫做的文字类杂活，同时也十分清楚它的能力边界。”
即便那些不排斥 AI、认为工具尚有实用价值的年轻人，也保持着清醒认知。
介于 Z 世代与千禧一代之间、从事影视设备行业技术销售的艾玛・戈特利布表示：“我认真思考过很久，结论就是，用 AI 外包工作纯属自欺欺人、毫无意义。” 她日常工作会用 AI 快速筛选海量技术文档，但从不轻信 AI 输出的结果。
“我一定会二次核对。比如电商配件商品标题标注有误，AI 就会凭空脑补不存在的功能。” 戈特利布说，“谈不上真正节省时间，AI 就像快餐：方便、廉价，但仅此而已。”
除了数据层面的原因，Z 世代抵触 AI 还有一个文化层面的关键因素：如今使用 AI 已沦为一件 “不体面、遭人鄙夷” 的事。很多年轻人即便在用，也碍于社交羞耻感不愿承认。
社交媒体上，AI 生成图文常常沦为嘲讽对象。在年轻人圈层里，AI 作品普遍被认为虚假、毫无格调；尤其是用 AI 走捷径替代创作、把粗制滥造的流水线作品包装成 “AI 艺术”，更是备受诟病。
由于缺乏明确使用规范，AI 也在校园里滋生猜忌与焦虑，矛盾不仅存在于师生之间，也蔓延在同学圈层。匹兹堡大学一项研究显示：在学生眼中，使用 AI 是一个负面信号，会让人降低对同伴的评价与认可。
汉娜认为，当下更需要一种理性的批判视角：矛头应直指强行推广 AI、将其神化为万能思考机器的企业高管、营销团队与高校管理层，同时正视年轻人被迫使用 AI 的现实处境。
“作为千禧一代过来人，我对使用 AI 的年轻人感同身受。” 汉娜表示，“我们该思考的是：他们为何被迫用 AI？校园环境给了他们多大压力？有没有办法为他们提供另一种选择、缓解这种被动裹挟？这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出发点。”
弗赖斯泰特与戈特利布都坦言，比起自己这一代人，她们更担忧阿尔法世代及后续新生代—— 当 AI 全面普及、成为刚需标配，孩子们将失去建立健康科技认知的机会。
“他们从小成长在 AI 无处不在、随手可用的环境里。” 弗赖斯泰特说，“长大后根本不会懂得要对 AI 保持批判性思考，不知不觉就深陷其影响与操控之中。”
编译自The Verge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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