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AI写软件之后明白的事(二):为什么顶梁柱很危险

很长一段时间，我都没想明白董宇辉这件事，他是东方甄选最耀眼的符号，一夜爆红，一人带货数亿，无数人冲着他一个人去刷直播，他带动了整个平台的用户量、GMV和品牌认知，按任何商业逻辑，这样的人都应该被奉为至宝，为什么会被迫离开？

合着两利，分则两伤。

这是最朴素的算术，东方甄选需要他，他也需要东方甄选的平台和供应链，怎么看都是一个完美的共生关系，但他还是走了，我当时的理解是”内部权力斗争”，或者”俞敏洪选择了别人”，总之是人的问题，是情感问题，是利益分配的问题。

直到我在写软件的时候遇见了一个概念。

· · ·

这个概念叫上帝类（God Class）。

在软件工程里，上帝类是一种典型的代码坏味道，指的是一个类或一个文件承担了过多的职责，什么都管，什么都做，整个系统的核心逻辑都汇聚于此，离开了它，什么都转不起来，听起来很厉害，但实际上，上帝类是软件开发里最危险的东西。

它越来越肥，牵一发而动全身，改动它风险极高，测试它代价极大，任何一个小需求都必须经过它，整个系统的健壮性完全依赖于这一个文件的稳定，它一旦出问题，全盘崩溃。

你去看 Claude Code 的源代码——50万行，1900多个文件，平均每个文件不足300行，这不是偶然的工程习惯，这是一种极度自律的架构哲学，每个文件只做一件事，职责清晰，边界明确，没有任何一个文件会大到让整个系统依赖它。

一个良性运转的系统，从设计之初就不允许”上帝类”的存在。

那一刻我忽然想通了——

东方甄选是一个系统。

这个系统由很多部分构成：直播是其中一个模块，带货是其中一个模块，选品、供应链、运营、品牌，每个模块各司其职，共同支撑整个平台的运转，而董宇辉，只是直播模块里的一个主播，一开始，他是一个节点。

然后他爆红了，他开始不断膨胀，他的流量超过了直播模块本身，超过了整个平台，他的存在感大到让用户觉得”东方甄选=董宇辉”，一旦他出问题，整个系统的估值、用户黏性、品牌认知都会跟着剧烈波动，他从一个节点，变成了一个上帝类。

这就危险了。

一个理性的系统构建者，不会允许单一节点强大到这个程度，因为这意味着系统的稳定性被一个不可控的个体所绑架，这种绑架的风险，远大于这个个体带来的收益，所以系统构建者的理性选择，都是把上帝类拆掉，把职责重新分散到更多的节点上去。

俞敏洪是懂系统的人。

他做过新东方，他知道一家机构的长期运转靠的是体系、靠的是结构、靠的是可替代性，而不是押注在某一个不可替代的个体身上，无论这个个体多么耀眼，系统构建者的理性选择，永远是把上帝类拆掉。

所以董宇辉走了。

不是因为他不好，是因为他太好了，好到让系统感到威胁。

这个逻辑，历史上反复上演过。

开国功臣，善终者少。

韩信、彭越、英布，跟着刘邦打天下，战功赫赫，一旦天下安定，逐一被清除；岳飞功高盖世，以莫须有的罪名身死风波亭；曾国藩看透了这一点，太平天国平定之后，主动裁撤湘军，自削兵权，才得以善终，以”中兴第一名臣”传世。

这不是帝王的刻薄寡恩。

这是系统的自我保护。

一个功劳大到可以震主的臣子，就是这个系统里的上帝类，他的存在本身，就是对系统稳定性最大的威胁，不管这个人的主观意愿如何，系统的构建者都会把他当成需要处理的架构问题，曾国藩选择了主动拆分自己，主动散权，是让自己从上帝类降格为普通节点的唯一办法。

再说回董宇辉离开之后的故事。

他拿到了与辉同行，拿到了流量，拿到了资源，一开始势头不错，然后是一连串的翻车，翻车的不是他的个人能力，是他没有体系，选品体系、供应链谈判体系、内容审核体系、运营复盘体系——这些东西他在东方甄选的时候是受益者，出来之后才发现，那些东西有多重要。

一个人的才华是上限，体系才是稳定输出的保障。

没有体系，一切靠个人扛，个人状态好，输出就好，个人一疲惫、一松懈，整个机器就卡顿，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离职创业，第一年干劲十足，第三年开始力竭，第五年悄悄关门，能力不是问题，体系缺失才是根本。

好，普通人从这一切里能学到什么？

四条，直接说。

我做墨帆助手，是一个人扛所有，设计、开发、运营、客服，全压在自己身上，那种状态很充实，也很脆弱，任何一段时间状态不好，整个项目就停摆，后来开始主动构建体系，把重复性的事情流程化，把经验沉淀成文档，把模块边界划清楚，每个功能独立迭代，逐渐不再是靠一口气撑着，而是让系统自己转起来。

这个过程很慢，但变化是真实的。

一个人做的产品和一套体系支撑的产品，外表可能看不出来区别，但抗压能力、迭代稳定性、长期可持续性，天壤之别，系统的稳健，不来自某一个无可替代的节点，来自每个节点的可替代性，和每条连接的可靠性。

这是软件教会我的。

也是历史反复证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