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26文学考研真题中的《儒林外史》

18世纪中叶，我国文坛出现了两部影响深远的伟大作品——《儒林外史》和《红楼梦》。两部书的作者吴敬梓和曹雪芹有着相近似的生活经历，又都不约而同地用白话小说的形式，把自己大半生的亲身经历和体验或直接或间接地写了出来。最终二人皆死于穷困潦倒之中。

当吴敬梓的灵榇运往南京时，金兆燕曾题诗说：“著书寿千秋，岂在骨与肌。”的确，《儒林外史》一书为吴敬梓赢得了不朽的身后名，它是我国古代讽刺文学中最杰出的代表作，标志着我国古代讽刺小说艺术发展的新阶段。

让我们看看26年与《儒林外史》相关的文学考题：

纵观2026年全国各大院校真题，对《儒林外史》的考查主要集中在艺术成就上。往年也有较多题目涉及到书中的思想，特别是会从书中的人物出发，考查对这部小说的内涵的理解。2026年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的这道真题就是典型。小研带大家一一拆解：

诚如我们本篇的开头所言，《儒林外史》的创作与吴敬梓的生平经历有着极强的关联性，可称为“自况式”，意指小说创作的内容、方法均带有作者自比、自譬、自寓等特点。曾有经典真题：结合具体作品，论述你对清代自况式章回体小说的理解。（武汉大学，2016）在这道题目中，绕不开的作品便是《儒林外史》。我们只有深度了解吴敬梓的人生，才能在此基础上，去理解书中人物的嬉笑怒骂。

吴敬梓（1701年—1754年），字敏轩，号粒民，晚年又号文木老人，全椒（今属安徽）人。他出身于一个日趋没落的官僚家庭。曾祖吴国对，顺治十五年（1658年）探花，官至翰林院侍读。他的曾祖和祖父两代人中，共出了六名进士，包括一名榜眼、一名探花。但这个科甲鼎盛的缙绅世家，在吴敬梓的父辈一代已开始走向衰落了。

由于家族的影响，吴敬梓年轻时曾热衷于科举，早年入学为秀才，二十九岁时参加乡试，却因“文章大好人大怪”而遭黜落。他虽曾发愤制艺，但科举并没有成为他对人生的唯一追求。“渔猎百家”、“涉猎群经诸史”的读书生活使他显露出孤标脱俗的叛逆个性。特别是在十三岁嗣母身亡，十八岁及二十三岁时生父及嗣父相继逝世之后，近房中不少人觊觎遗产，以致“兄弟参商，宗族诟谇”，使吴敬梓得以认清科甲世家的虚伪和卑劣，更加速了他和这些倚仗祖业走科举道路的势利之徒分道扬镳。

他由愤世嫉俗激发为纵情背礼，放浪形骸。首先是大肆挥霍遗产，不上十年，就将继承的两万多两银子的家产连同房屋地产全部消耗一空，“田庐尽卖，乡里传为子弟戒”。在家乡舆论压力下，他只好移居南京城，开始他的卖文生涯。这时他的生活已相当困难，但是，“富贵非所好”，“贫贱安足悲”，他不汲汲于富贵，对那些唯利是图的科举之士投以鄙恶的白眼，而与那些具有真才实学且又蔑视礼法的至交密友“披襟箕踞，把酒共沉醉”，甚至同地位低下的乐工、戏子交往。到后来衣食无着，则“日惟闭门种菜，偕佣保杂作”。

经历这一番由富贵到贫贱的不平常变化之后，他饱尝世态炎凉的滋味，体察到士大夫阶层的种种堕落与无耻，看清了清王朝统治下政治的腐败与社会的污浊，使他对现实和人生都有了进一步的清醒认识。在他三十六岁的那一年，安徽巡抚赵国麟荐举他上京参加博学鸿词科廷试，官吏“朝夕造请”，他却“坚以疾笃辞”。从此，他再也不参加任何科举考试，并且自动放弃了秀才的学籍。一切功名富贵，他都不放在眼里。后来乾隆皇帝南巡至南京，士大夫都去夹道欢迎，而他“企脚高卧向栩床”，表现了不屑一顾的态度。

尽管吴敬梓后半生生活愈加困难，但性格却更为倔强。三十多万字的巨著《儒林外史》，就是在他最困难的日子里写出来的。

《儒林外史》以科举制度下的儒林群相为描写中心，闲斋老人《儒林外史·序》云：“其书以功名富贵为一篇之骨：有心艳功名富贵而媚人下人者；有倚仗功名富贵而骄人傲人者；有假托无意功名富贵自以为高被人看破耻笑者；终乃以辞却功名富贵，品地最上一层为中流砥柱。”这句论断很好地概括了全书的人物形象，也暗含着作者吴敬梓的价值评判与人格理想。书中的儒林群相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考点，难点在于对文本细节的把握。小研来和大家一一分析：

第一类，“心艳功名富贵而媚人下人者”，可称为俗儒。这类人物是科举制度最具代表性的俘虏，也最能体现科举制度对人性的扭曲。他们将一生的价值全部押在功名之上，为此可以完全丧失人格尊严。周进在贡院撞号板、痛哭至吐血，只因自己年过六十仍是一介童生；范进中举后喜极而疯，被胡屠户一巴掌打醒后方才恢复正常。他们的悲剧在于，一个人将毕生意义系于一纸功名之上，一旦得之则失心，一旦失之则失命，除了功名之外，他们的人生没有任何其他的精神支撑。

第二类，“倚仗功名富贵而骄人傲人者”，可称为假儒。如果说俗儒是制度的奴隶，假儒则是制度的暴发户。这些人物只因头上有一顶功名的帽子，便能在乡里作威作福而不受追究。严贡生强圈邻人的猪，讹诈船家的钱，满口仁义道德而满腹男盗女娼；王仁、王德兄弟口称圣贤之道，却在妹夫严监生尸骨未寒时便为了一己私利出卖妹妹的利益，可谓亡仁亡德！当功名成为道德的遮羞布，反而使那些品行卑劣者获得了凌驾于他人之上的合法性。假儒的存在，深刻地暴露了科举制度衡量标准的荒谬性。

第三类，“假托无意功名富贵自以为高，被人看破耻笑者”，即书中所写的各路名士。这批人表面上鄙弃功名，实际上却是求功名而不得的失意者，不得已以“名士”的姿态自欺欺人。莺脰湖聚会、西湖诗会、莫愁湖高会，这些看似风雅的活动，实际上是一群没有真才实学的失意文人互相吹捧的表演。他们或附庸风雅，或故作清高，或互相标榜，骨子里对功名的渴求丝毫不亚于周进、范进，却偏要装出一副超然物外的姿态，只能在一套自欺欺人的话语中苟且度日。

第四类，“辞却功名富贵，品地最上一层”的真儒。虞育德、庄绍光、迟衡山等人，不以功名为安身立命的依据，而以道德文章与人格修养为毕生志业。他们并非没有考取功名的能力，而是自觉地选择了与功名保持距离。但最能体现作者人格理想的，当属杜少卿，这是作者自己的影子，他的事迹代表了吴敬梓的所作所为。在蔑视功名富贵、淡泊明志方面，杜少卿与虞育德等人相似，但他不是儒家正统思想的代表。按照传统观念看，他多少带有某些离经叛道色彩。杜少卿较之传统的贤儒有着狂放不羁的性格，少了些迂阔古板；较之六朝名士，有着传统的道德操守，少了些颓唐放诞。他是一个既有传统品德又有名士风度的人物，既体现了传统的儒家思想，又闪耀着时代精神，带有个性解放色彩，与贾宝玉同为一类人物，不过传统思想的烙印更深一些而已。

《儒林外史》的讽刺艺术是重要考点。答这样的问题，除了运用课本上已有知识，还要注重题干的评语，抓住评语中的关键点。答题时尽量多用文中事例来回答，切忌泛泛而谈。例如谈谈你对鲁迅评价《儒林外史》“无一贬词，而情伪毕露”的理解。（辽宁大学，2026年）

首先，《儒林外史》取材于现实士林。虽假托为明代故事，但其实写的是作者生活中的知识分子。所写人物如杜慎卿、庄绍光、马纯上、沈琼枝等人都有人物原型，而杜少卿就是作者自己，此书也含有浓烈的自况色彩。面对令人失望的现实世俗社会，作者在书中进行了讽刺，如开篇第一回就借王冕之口痛斥了科举制度下的知识分子一味追名逐利的行为；同时描写了真儒名贤的探求，如虞博士、杜少卿、庄绍光、四大奇人等名士，力图用儒家精神来挽救时弊，体现了作者改造社会的淑世精神。

其次，作者以第三人称客观叙事的视角，不直言讽刺，而是运用精确的白描手法，通过事件和人物本身来达到讽刺的效果。如周进和范进中举前备受亲人、同侪、邻里的奚落，可是一旦飞黄腾达，不但从前看不起他们的人立刻变得谄媚起来，就连他们自己也一个撞了号板，一个发了疯。又如严贡生刚在人前夸耀自己从不晓得占人便宜，便有一个小厮来报告他关了人家的猪，主人来讨要之事。再如王仁、王德听说妹丈严监生要将妾赵氏扶正，他们原本不吭一声，而当收到严监生送的银子之后，就拍着桌子做主，大操大办地将赵氏扶正了。这些人物和事件的前后不同形成鲜明的对比，越发体现了世情的可笑，突出了讽刺的艺术效果。

此外，《儒林外史》戚谐相生，悲喜交至。作者对讽刺的对象饱含悲悯，寓于同情。例如原型是张宛玉的沈琼枝裹了盐商宋为富家的钱财逃到南京，孤身一人卖诗为生，她想做侠女，却不是被当作倚门之娼，就是被疑为江湖之盗，只有杜少卿认为她“可敬”。又如秀才丁言志自居诗人，听说妓女聘娘爱诗，只拿出二十个铜钱就想与她相好，结果被聘娘好生奚落了一番；聘娘虽然也想与名士来往来“破破俗”，但她喜欢的是陈木南那样的人，写诗倒是其次，重要的是要既肯花钱又有关系，而非只会作诗的穷秀才。对这样偏喜剧式的人物，作者在讽刺之时笑中带泪，秉持着儒家知识分子的“公心”和气度。

《儒林外史》作为中国古代讽刺小说的巅峰之作，其结构艺术呈现出独特的创新性。吴敬梓突破了传统章回小说以情节为中心的线性叙事模式，创造了一种“虽云长篇，颇同短制”的独特结构形式。关于《儒林外史》的讽刺艺术和这句鲁迅先生的定评，在每年的真题中几乎都见得到，2026年的河北师范大学同样考查，可见其重要性。这种结构特色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小说采用了“连环短篇”的板块式结构。全书五十六回没有贯穿始终的中心人物和核心事件，而是由多个相对独立的故事单元连缀而成。这些单元以儒林众生相为表现对象，通过人物之间的师承、亲友等关系自然衔接。如周进、范进的故事构成科举悲剧的典型篇章，杜少卿、庄绍光等人则展现真儒精神，每个单元都自成体系又相互关联。这种结构将一个个中短篇小说串联起来，冲破了传统通俗小说靠紧张的情节互相勾连、前后推进的通常模式，既保持了短篇小说的精炼集中，又通过内在的思想逻辑实现了长篇的规模效应。

其次，作品呈现出“散点透视”的叙事格局。作者放弃了传统小说的全知视角，转而采用多点观察的方式展现儒林百态。小说空间从山东到广东，时间跨越数十年，人物涉及士农工商各个阶层，形成了一幅幅生动逼真的社会风俗画。这种结构看似松散，实则通过“功名富贵”这一核心主题统摄全篇，所有人物故事都围绕科举制度对人性的异化展开，形散而神聚。

再次，小说创造了“以事写人”的串珠式结构。全书没有固定的主人公，而是以事件为节点，让人物轮流登场。如第二回至第四回通过周进撞号板、范进中举等典型事件，集中刻画科举痴迷者的形象；第十回以后则通过莺脰湖大会、泰伯祠祭祀等场景，展现不同类型的文人风貌。这种结构使人物形象高度典型化，每个故事都成为透视社会病态的窗口。

在叙事时序上，作品采用了“春秋笔法”的对比结构。小说前三十回主要描写科举制度下的种种丑态，后二十回则转向对市井奇人的赞美，形成强烈的反差效果。特别是末回“四大奇人”的塑造，与开篇“王冕隐居”形成首尾呼应，构建了“否定－肯定”的二元结构，凸显了作者的价值取向。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小说发展出“讽刺镜像”的复调结构。许多人物故事构成相互映照的关系，如周进与范进、匡超人与牛浦郎等，他们的经历相似却结局不同，形成多重对比。这种结构既拓展了叙事维度，又深化了批判主题，使作品的讽刺效果更具层次感。

《儒林外史》是有着思想家气质的文化小说，有着高雅品位的艺术精品。它与通俗小说有不同的文体特征，因而其叙事方法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从真题中我们可以发现，《儒林外史》的叙事艺术极其重要，2026年的浙江大学、辽宁师范大学的真题中都有涉及，我们需要认真分析。

第一，长篇结构的新形式。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曾论及：“全书无主干，仅驱使各种人物，行列而来，事与其来俱起，亦以其去俱讫，虽云长篇，颇同短制；但如集诸碎锦，合为帖子，虽非巨幅，而时见珍异，因亦娱心，使人刮目矣。”我们在第四部分已经详解，此处不再赘述。

第二，《儒林外史》摆脱了传统小说的传奇性，淡化故事情节，用寻常细事，通过精细的白描来再现生活，塑造人物。如马二先生游西湖，没有惊奇的情节，没有矛盾冲突，只是按照马二先生游西湖的路线，所见所闻，淡淡地写去。有意思的是，在马二先生那颗填满八股和海参燕窝的头脑里，只能对这“高高低低”的湖光山色发出一声“真乃载华岳而不重，振河海而不泄，万物载焉”的八股腔调的赞叹。举业桎梏下其知识的狭隘刻板，可见一斑。

第三，人物塑造更切近人的真实面貌，同时写出了人物性格的丰富性。严监生是个有十多万银子的财主，临死前却因为灯盏里点着两根灯草而不肯断气。然而他并不是吝啬这个概念的化身，而是一个活生生的人。他虽然悭吝成性，但又有“礼”有“节”，既要处处保护自己的利益，又要时时维护自己的面子。所以，当他哥哥严贡生被人告发时，他拿出十多两银子平息官司。一毛不拔与挥金如土，贪婪之欲与人间之情，就这样既矛盾又统一地表现出人物性格的真实性与丰富性。

第四，自然景物的描写舍弃了章回小说长期沿袭的模式化、骈俪化的韵语，运用口语化的散文，对客观景物作精确的、不落俗套的描写。如第三十三回，杜少卿和几位好友在江边亭中烹茶闲话，凭窗看江，“太阳落了下去，返照着几千根桅杆半截通红”；第四十一回，杜少卿留朋友在河房看月，“那新月已从河底下斜挂一钩，渐渐的照过桥来”。随手拈来，自然真切，富有艺术美。

第五，《儒林外史》改变了传统小说中说书人的评述模式，采取了第三人称隐身人的客观观察的叙事方式，让读者直接与生活见面，大大缩短了小说形象与读者之间的距离。例如在薛家集观音庵，让读者亲见亲闻申祥甫、夏总甲的颐指气使，摆“大人物”架势，骄人欺人，较少对人物作内心剖白，只是客观地提供人物的言谈举止，让读者自己去想象和体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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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讲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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