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雨聆风
工业软件作为现代工业的“数字化大脑”，对当代设计业具有不可替代的革命性意义。通过生成式人工智能（GAI)、计算机辅助设计（CAD）、工程仿真（CAE）和制造（CAM）等功能，工业软件将设计理念转化为精准的数据模型，极大地缩短了研发周期、降低了物理试错成本，并使得突破人类算力极限的复杂创新设计成为可能。
然而，工业软件领域泛滥的盗版问题却对行业生态造成了致命的危害，它不仅使软件开发商流失了赖以维持高额研发投入的资金血脉，严重迟滞了技术升级与产品迭代，还可能给违规使用的企业带来数据泄露、连锁侵权等安全隐患。盗版使用问题俨然已成为制约行业发展和技术革新的重大瓶颈。
近日，一类尤为值得关注的侵权形态逐渐进入司法视野：软件开发企业竟也以“研究竞品”为由，长期、大量使用直接竞争对手的破解版软件 —— 2025年12月，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就柯镂虚拟时尚株式会社（CLO）诉浙江凌迪数字科技有限公司侵害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纠纷一案作出终审判决，引发行业内外广泛关注。法院认定，凌迪公司未经许可，长期、大规模使用CLO系列三维数字服装设计软件的行为构成侵权，依法驳回了其“合理使用”及“默示许可”等抗辩，判令其立即停止侵权并赔偿损失。
同时，这一侵权形态也暴露出行业自身合规意识淡漠的问题。那么，——软件开发企业在日常经营中，应当如何管理内部软件使用行为？商业竞争中“研究”“学习”竞品产品的行为边界在哪里？越过合规红线的侵权行为，除了法律上的赔偿责任，还可能带来哪些商业层面的代价？
在实际经营中，不少企业在软件使用内控管理上“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未经授权安装、超许可范围使用软件乃至直接使用破解版软件的现象长期存在。一旦面临侵权诉讼，便将责任推诿给员工，试图以“员工个人行为”作为公司免责的抗辩理由。然而，这一理由在当下越来越不管用了。
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在CLO诉凌迪公司一案中指出，使用被诉侵权软件的行为发生在凌迪公司办公场所、凌迪公司对外发布的招聘员工信息中对于部分岗位员工要求为熟练使用涉案CLO软件，上述事实可以证明，凌迪公司系以商业营利为目的，对涉案计算机软件进行功能性复制、安装和运行，并直接用于生产经营活动，因此其侵权后果将为公司承受。
与此类似，在最高人民法院2022年终审宣判的奥腾公司（Altium Limited）诉广东斯泰克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侵害计算机软件著作权一案中，法院发现斯泰克公司员工在办公电脑上安装使用未授权的Protel99SE软件，斯泰克公司辩称是员工“为个人学习使用”。最终法院认定，涉案软件发现于斯泰克公司办公场所、涉案软件与公司主营业务直接相关，且公司招聘广告中明确要求熟练使用该软件，最终判决斯泰克公司承担侵权责任。
通过上述案例，不难发现，根据“谁受益、谁担责”的利益风险一致性原则、以及公司对员工行为的控制力与危险防范法理，“员工个人行为”早已不是规避侵权责任的万能借口。而规范员工软件使用行为，加强公司软件合规制度的建设和执行，才是防范法律风险的正道。
我国著作权法律体系中规定了“合理使用”制度，即在法律明确规定的特定情况下，允许未经许可且不支付报酬地使用受保护的作品，以促进知识的广泛传播、繁荣文化艺术发展、防止著作权保护过度阻碍社会整体创新。
由于该项制度是对著作权严格保护原则的一项重大突破，许多使用者试图利用“合理使用”以规避侵权责任。然而，这一抗辩在司法实践中的适用空间，远比许多企业预期的要窄，绝非想用就用。CLO诉凌迪公司一案为软件著作权领域的“合理使用”适用规则进行了有效厘清，对实务具有极高参考意义。该案中，凌迪公司上诉认为，其与CLO公司为竞争对手，其使用CLO软件无推广该软件的商业动机，故其实施被诉侵权行为不具有商业目的。但法院审理认定，研究同类软件以开发或完善自身软件功能用于公司经营显然具有商业目的，如仅把推广权利人软件作为具有商业目的的判断标准将使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的合理使用制度泛化，从而损害权利人权益。因此，凌迪公司被诉侵权行为不属于“为学习和研究软件内含的设计思想和原理”而使用，依法不能适用合理使用抗辩。此外，即便根据《著作权法》规定的合理使用制度“三步检验法”判断，凌迪公司对CLO软件使用行为亦不符合“合理使用”的要求。
在2015年一审宣判的微软公司（Microsoft Corporation）诉上海博科资讯股份有限公司侵害软件著作权一案中，法院作出了相似的判决。被告博科公司辩称，其作为国家认定的重点软件企业有权为了学习、研究而合理使用涉案软件。但法院认定，博科公司作为一家企业管理类软件提供商，其安装使用涉案软件，显然不是为了学习和研究涉案软件内含的设计思想和原理，而是运用包括涉案软件在内的各种软件以支持设备运行，开展经营活动，系商业性地对涉案软件进行功能性使用，因而其安装使用涉案计算机软件的行为不属于合理使用。
全国审判业务专家，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仲裁员陈锦川接受知产前沿新媒体采访时表示，计算机软件是著作权法明确保护的作品类型，鉴于其易复制、易传播同时又具有实用属性的特性，法律对软件著作权给予更为严格的保护。根据《著作权法》第六十四条，计算机软件的保护办法由国务院另行规定，因此在处理软件著作权纠纷时，《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有明确规定的，应当优先适用条例，而非适用著作权法相关条款。这一法律适用规则，为界定软件合理使用边界提供了清晰依据。
我国著作权制度对合理使用采取严格的法定列举模式，不仅要求使用行为限于法律明文规定的情形，还必须满足不影响权利人正常使用作品、不得不合理损害著作权人合法权益的基本要求。软件作为特殊作品，合理使用的门槛更高、限制更严，任何超出法定范围、以商业为目的的使用行为，都难以被认定为合理使用。
《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第十六条、第十七条是判断软件合理使用的核心依据。其中第十六条明确，只有软件的合法复制品所有人，才能享有条例规定的相关权利，即才可能进入合理使用的范畴。第三十条进一步规定，盗版软件持有人应当承担停止使用、销毁侵权复制品，甚至赔偿损失的法律责任。这意味着，使用正版软件是构成合理使用的前提，只要使用破解版、盗版软件，从一开始就丧失了主张合理使用的资格，任何以 “研究学习” 为借口的辩解都失去了法律基础。条例第十七条允许为学习研究软件内含的设计思想和原理而使用软件，但这一规定同样以使用正版为前提，且仅限于纯粹的学习研究，不能用于商业目的。
在 CLO 诉凌迪一案中，被告作为与原告直接竞争的软件企业，长期、大规模使用破解版与试用版软件，持续时间长达五年，办公场所多台电脑均安装涉案软件，即对原告软件进行了非法复制，其行为显然不是为了研究设计思想原理，而是为了开发同类竞品、降低自身研发成本、获取商业利益。这种使用直接导致正版软件授权数量减少，侵占了权利人的现有市场与可预期利益，严重影响权利人正常经营，不合理地损害著作权人合法权益。
实务中，司法判决虽已对侵权人作出了经济上的惩罚，但侵权风险却并不因诉讼的结束而终结。相反，著作权侵权带来的“连锁风险”可能对软件开发企业带来更大的危机。
1. 盗版软件的数据安全隐患向客户端传导
破解版软件绕过了正版的安全验证和更新机制，其代码来源和完整性无从保障。对于一般企业，使用盗版软件的数据安全风险主要指向企业自身，但对于软件开发类企业，这一风险会沿产品链向下游传导。软件开发企业在产品研发过程中，不仅需要处理自身的经营数据，往往还大量接触下游客户的业务数据、用户数据乃至核心技术资料。如果这些开发环境中使用的工具本身来源具有风险，那么下游客户的数据安全也将面临威胁。2024年，美国云数据平台Snowflake发生一起大规模数据泄露事件，波及约165家企业客户，事后调查发现，部分被窃凭证来源于承包商设备上的信息窃取恶意软件，而下载盗版软件正是此类恶意软件感染的常见情形之一。
从风险管理的角度看，软件开发企业在软件使用合规方面应当承担更高的注意义务——合规环节一旦出现漏洞，受害的不仅是软件权利人，还可能波及自身客户。如果因开发环境中的盗版软件导致客户数据泄露或系统安全事故，企业不仅需要承担著作权侵权责任，还将面临客户方的违约索赔乃至侵权诉讼。
2. 合同违约：触发知识产权合规保证条款
实践中，软件开发企业在与客户签订的软件许可协议或与投资人签订的投资协议中，通常包含知识产权合规陈述与保证条款（IP Representations and Warranties），典型约定包括“企业在经营中使用的所有软件均已取得合法授权”、“不存在侵犯第三方知识产权的行为或未决争议”等等。在并购交易、融资和IPO过程中，软件许可合规情况也是知识产权尽职调查的标准审查事项之一。
一旦企业被法院认定存在软件著作权侵权行为，上述条款即可能被触发，构成合同项下的违约乃至根本违约。由此导致违约索赔、合同解除或交易终止。特别是对于处在融资、并购、IPO等关键进程的企业，一桩悬而未决的侵权案件对估值和交易进程的冲击，往往远超赔偿金额本身。
讯方技术的IPO进程直观展现了陷入软件著作权侵权纠纷对资本规划的冲击。该公司专注于ICT领域软件与信息技术服务，2023年9月，讯方技术IPO申请获北交所受理，2024年7月完成第三轮问询回复。然而，2025年3月31日，IPO因财务报告到期而中止——重要原因之一便是公司陷入的一起计算机软件著作权侵权纠纷。
2020年，艾优威公司指控讯方技术通过破解、反编译等手段获取其软件源代码，用于开发“讯方科技5G全网仿真软件”并进行销售。2023年7月，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决讯方技术公司立刻停止侵害原告涉案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的行为，并需赔偿艾优威60万元以及相关诉讼费用。讯方技术随后提起上诉，但该未决诉讼成为北交所审核的重点关注事项。据悉，涉诉产品利润率高达58.29%，远高于讯方公司整体毛利率，这进一步引发监管部门对讯方技术持续创新能力的质疑。一审败诉、二审迟迟未有结果叠加审核问询的持续关注，这起软件著作权侵权纠纷成为讯方上市计划的重大障碍。
3. 连锁侵权：从著作权到各类知识产权纠纷
使用非正版软件的法律风险并不限于著作权侵权本身。在特定条件下，一次著作权侵权可能成为引发多类知识产权纠纷的起点。
软件产品往往同时受著作权、专利和商业秘密的保护。在工业软件、CAD/CAE软件、数字设计软件等领域，权利人通常围绕核心算法和技术方案布局了专利组合。企业在长期、大面积使用破解版软件的过程中，如果使用了受专利保护的技术方案，后续产品的开发可能面临专利侵权指控。与此同时，软件中蕴含的算法逻辑、特定技术方案等，往往同时构成权利人的商业秘密。长期深度使用破解版软件，意味着企业员工有机会接触权利人未公开的技术信息——著作权侵权的事实，证明了涉案企业“接触”相关商业秘密的可能，而这恰恰是构成商业秘密侵权的要件之一。
此外，当侵权方与权利人属于同业竞争者时，使用对方的破解版软件降低自身研发成本、加速竞品开发，还可能面临《反不正当竞争法》框架下的审视。
上述几类风险并非孤立存在。一旦著作权侵权事实被法院认定，它可能成为权利人发起后续诉讼的证据基础，对被告企业而言，这意味着一场诉讼的终结，可能恰恰是下一场诉讼的开端。
4.客户信任与市场拓展的隐性成本
一家软件开发企业被公开认定为侵权者，可能引发客户对多个层面的担忧：自身的知识产权交由该企业处理是否安全？企业是否有能力提供其所承诺的服务？其自主创新能力是否足以支撑产品的独立性和可持续发展？长期依赖竞争对手的破解版软件进行“产品开发”，表明企业在技术路径上对竞争对手存在一定程度的依赖，这将直接影响客户对其独立性和可持续发展能力的评估。
近年来的一系列司法案例表明，软件开发企业以“研究竞品”为由使用竞争对手软件的行为，具有明显商业目的，难以构成“合理使用”；通过前员工非法获取原单位软件成果，利用职务便利实施侵权并牟利的，需要赔偿权利人损失，甚至会面临惩罚性赔偿；而企业日常经营中疏于软件合规管理，一旦在IPO审核、融资谈判或并购尽职调查等关键环节陷入著作权纠纷，则可能直接拖累企业的资本运作进程。这些裁决对引导软件行业市场主体通过合法授权使用软件、规范知识产权合规管理，具有重要的示警和参考价值。
软件开发企业的商业模式，本质上依赖于用户对产品知识产权价值的尊重。如果一家企业一方面要求客户为其产品支付合理对价、主张自身技术受法律保护，另一方面却通过非法手段大规模使用竞争对手的核心软件以降低研发成本、加速产品迭代，这种“双重标准”从根本上削弱了企业自身知识产权保护主张的正当性。
正如全国审判业务专家、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仲裁员陈锦川所言，软件是数字时代的核心生产力工具，唯有严格保护知识产权，才能激励技术创新与行业进步。以“研究竞品”为幌子使用破解版软件，本质是披着合理使用外衣的商业侵权行为。作为软件开发企业，更应带头尊重知识产权，坚持正版授权、合规使用，自觉守住法律底线，共同营造公平竞争、健康有序的软件产业生态。
一个健康、有序的软件行业生态，必然建立在相互尊重、公平竞争与创新保护的共识之上。唯有全行业共同践行“正版化”与合规管理，将软件授权纳入企业治理体系、定期开展知识产权审计、强化员工合规培训，才能真正激发原创动力，推动软件开发行业向更高水平迈进。
编辑：Shar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