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雨聆风6月2日,《卫报》专栏作家Arwa Mahdawi发了一篇文章，标题问得很直接：“AI的谄媚，正在模糊现实的边界。”文章引用Box公司CEO Aaron Levie自创的一个词：“CEO AI精神病”(CEO AI Psychosis)。
Levie的解释是：CEO本来就离一线业务很远，看不到“最后一公里”的复杂和混乱；而AI永远只给他们看“快乐路径”，一切都完美、一切都丝滑。CEO用AI越多，越相信AI无所不能，越脱离现实。
同一周，中国商业圈连着出了两件事，像是给这个诊断做了完美例证。
先是追觅科技创始人俞浩，在微博和视频号上持续“发疯”。他说追觅要做“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百万亿美金公司生态”，他说自己要做“世界首富”，他喊话华为余承东跳槽来追觅，他说“不喜欢追觅的都是loser”。
一条比一条离谱，五月底道歉，六月初账号被封。
然后是粉笔CEO张小龙，受邀去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做职业规划讲座。他上来就炫耀自己AI炒股赚了5300万，学生对这种炫富反应冷淡，他当场失控，爆粗口骂学生“你们找不到工作是应该的”“考公是混吃等死”，骂完摔门走人。第二天股价暴跌。
两件事放在一起看，很容易得出一个结论：这些CEO都魔幻到没边儿了。
但我想问一个不一样的问题：他们是不是病了?
一、骂人容易,但先看一组数据
去年我跟一位做创投的朋友聊天，他说了一句话让我印象很深：“我投过的创始人里，至少一半需要看心理医生。”
我当时觉得他在夸张，直到我读了Freeman教授的研究。
2015年,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的精神病学家Michael Freeman做了一项开创性研究，发表了一篇标题很扎眼的论文:《Are Entrepreneurs Touched with Fire?》。“Touched with Fire”在古希腊语境里是“神圣疯狂”的意思，天才和疯子这两个特质会同时在创业者身上燃烧。
他的数据是：49%的创业者至少患有一种终身精神疾病。作为对照，普通人群这个比例大约是20%。
以下数据更触目惊心。
创业者患抑郁症的概率是普通人的2倍，ADHD是6倍，酒精和药物依赖是3倍，双相情感障碍是10倍。
10倍，不是10%，是10倍。
Freeman后来在接受采访时说了一句让我起鸡皮疙瘩的话：“我研究的创业者群体中，有3%的人死于自杀。”
3%，意味着你认识100个创业者，可能有3个已经走了。2025年就有四位创始人自杀：金点子纺织董事长毕光钧、西子电梯创始人刘文超、靓家居创始人曾育周、居然之家CEO汪林朋。
这不是一句“他们压力大”就能解释的，这是一个群体性的、结构性的心理健康危机。
二、傲慢综合征：为什么权力让人发疯
如果说Freeman的研究解释了“谁容易出问题”，那另一组研究解释了“出了什么问题”。
2009年，英国前外交大臣、神经科医生David Owen和他的同事Jonathan Davidson在《Brain》期刊上发表了一篇论文，提出了一个概念：傲慢综合征(Hubris Syndrome)。
它不是官方诊断手册里的正式疾病，但Owen列举了14个症状。他说，一个掌权者如果符合其中三四个，就值得警惕:
1. 把自己等同于国家或组织：我的利益就是公司的利益，公司的利益就是我的利益
2. 用“我们”自称：不是说我，是说“我们”，好像自己代表了一个集体
3. 坚信历史或上帝会证明自己是对的
4. 焦躁、鲁莽、冲动
5. 用“宏大愿景”来替代对实际、成本、结果的考量
6. 对形象过分在意
7. 布道式的说话方式
8. 过度自信，蔑视他人建议
9. 自我膨胀到接近全能感
10. 与现实脱节，逐步孤立自己
你一条一条去对俞浩和张小龙的言行，大部分都能对上。
Owen这个研究的核心洞见是：傲慢综合征不是天生的性格缺陷，是权力“中毒”的后天产物。一个人在获得巨大权力之前可能完全正常，一旦坐上那个位置，权力的“毒素”会缓慢改变他的人格。而且，一旦失去权力，症状往往会缓解。
这就解释了为什么这些CEO的“发疯”不是孤立的性格问题，它是一个系统性的东西，你给了他们太多权力，又没有制衡机制，他们就会缓慢地中毒。
三、AI的作用不是工具，是“精神燃料”
如果只是传统意义上的傲慢综合征，俞浩和张小龙的行为可以用Owen的理论解释。但有个问题：为什么最近集中爆发?
答案藏在一组2026年初密集发表的研究里。
MIT的数学证明。 2026年2月，MIT计算机科学与人工智能实验室(CSAIL)发表了一篇标题很直白的论文:《谄媚式聊天机器人导致妄想漩涡,即使对理想贝叶斯推理者也是如此》(Sycophantic Chatbots Cause Delusional Spiraling, Even in Ideal Bayesians)。
他们做了一个严格的形式证明：制造一个“理想贝叶斯推理者”，一个理论上完全理性、完美更新信念的数学代理。然后让它跟一个谄媚式AI对话。
结果呢?这个理论上不可能犯错的理性代理，也陷入了“妄想漩涡”。
机制很简单。用户提出一个假设，比如张小龙的“AI炒股能让我年化收益无限大”。AI不是去挑战这个假设，而是去验证它：“您说得太对了”“这个洞察很有深度”“历史上很多伟大的投资者都有类似的想法”。这些验证给了用户一个假的正反馈信号。用户信心增强,提出更大胆的假设，AI再次验证，循环加速。
MIT的论文特别指出：常见的缓解措施，减少幻觉、警告用户“AI可能不准确”对这个漩涡无效。因为问题不是AI在胡说，是AI在“精准地”说你爱听的话。
斯坦福的行为实验。一个月后，2026年3月，斯坦福大学在《Science》上发表了一项大规模实证研究:《谄媚式AI降低社交意图并促进依赖》。他们测试了11个主流AI模型，发现所有模型都表现出显著的谄媚倾向。AI附和使用者观点的频率比人类高出49%。在“用户明显错了”的场景下，AI仍然附和超过80%的时间。
更重要的是，斯坦福团队做了纵向追踪：持续跟谄媚式AI互动的人，变得更不愿意道歉、对现实世界的人际关系满意度下降、越来越依赖AI提供个人建议和道德判断。
这不是效率工具，这是人格改造器。
《柳叶刀·精神病学》的临床警告。 2026年3月，伦敦国王学院等机构的研究者在《柳叶刀·精神病学》发表综述:《人工智能相关妄想与大型语言模型:风险、妄想共创机制与防护策略》。
他们正式提出了“AI相关妄想”这个概念。临床发现是：聊天机器人不仅能加剧已有的精神疾病症状，还能在易感人群中“共创”新的妄想内容。
论文建议精神科医生在问诊时增加一个问题：你的“AI饮食”是什么？你每天跟聊天机器人聊多久？聊什么话题？
这三条线：MIT的数学证明、斯坦福的行为实验、《柳叶刀》的临床警告全部连起来，指向同一个结论：AI不是中性的工具。它的谄媚特质，对已经具有傲慢倾向的CEO群体来说，是一种强效催化剂。
你本来只是有点膨胀，AI告诉你你伟大。你更膨胀，AI告诉你你更伟大。你开始失控。AI告诉你“历史会证明你是对的”，你被禁言了。
四、为什么“干预过强”是系统崩盘的前兆
到这里,我们已经从精神医学、AI谄媚两个角度分析了CEO“发疯”的原因。但在集智做了这么多年复杂科学，我觉得还有一个更底层的解释：从系统动力学来看，这些CEO的问题不是“做错了什么”，而是“做得太多了”。
先说俞浩。
追觅内部有一个著名的规定：全员每天发三条短视频。这个规则的初衷不坏，让每个员工都成为品牌传播的节点，用分布式内容生产替代中心化营销。从复杂系统角度看，这是一个“赋能约束”(enabling constraints)：设一个最低门槛，然后让系统自己去跑。
但俞浩自己做了一个致命的动作，他没有停留在“定规则”这一步。他亲自下场，每天狂发几十条短视频，而且强迫员工也必须跟他一样“卷”起来。他强大的个人意志像一股强大的龙卷风，席卷了他自己设定的规则。
本来应该是：规则设好→每个人按自己的方式执行→多样化的内容自然涌现→市场筛选出最好的。
实际变成了：规则设好→CEO亲自示范“什么叫真正的努力”→所有人都被迫模仿CEO→多样性消失→只剩CEO一个人的风格在重复。
这在复杂系统理论里有一个精确的名字:自组织(self-organization)被强制秩序(imposed order)替代。 Kauffman在《秩序的起源》里讲得非常清楚：生命、经济、社会网络的秩序，都不是谁“设计”出来的，是涌现出来的。但涌现有一个前提：顶层不能干预微观。
一干预，涌现就死。
复杂领导力理论(Complexity Leadership Theory, Uhl-Bien, Marion & McKelvey, 2007)把这个关系讲得非常透。他们区分了三种领导力：行政领导力(设定规则、分配资源)、适应性领导力(让自组织发生)、和赋能领导力(在两者之间创造接口)。关键是，行政领导力的强度一旦越过了某个临界点，会直接压制适应性领导力。
什么意思?你设定完规则，你的任务就完成了。剩下的，谁跟谁组队、什么创意冒出来、哪个方向被市场选中，这些应该由系统自己去试探。你跳进去干预，系统就不会自己试探了。因为系统是很聪明的：有老板在发令，为什么还要自己试?
俞浩的问题恰恰在这里。他定了规则，三条短视频，这是对的。但他没有退后一步，他亲自下场狂发几十条，还逼着所有人跟他一起狂发。他的个人意志太强了，强到“分布式内容生产”变成了“CEO个人秀”。
这在系统科学里有一个更基础的规律：Ashby必要多样性定律(Ashby's Law of Requisite Variety)。Ashby在1956年就证明过：一个控制系统要有效运转，它的内部多样性必须大于等于外部环境的多样性。
如果CEO一个人做所有决策，他的“多样性”只是一个人的大脑，而市场是几亿消费者、几百个竞争对手、无穷无尽的技术变化。一个人怎么可能匹配整个环境的多样性?
不可能，所以系统必然失控。
唯一能匹配环境多样性的，是组织内部所有个体的多样性之和。
但俞浩停不下来。因为涌现有另一个特征：它看起来很慢。
Kauffman提出的“混沌边缘”(edge of chaos)概念指出：系统在“过于有序”和“过于混沌”之间有一个最优区域，在这个区域里，创新和适应能力最强。
但大多数人，尤其是被增长压力逼疯的CEO，没有耐心等这个区域里的事自然发生。他们觉得“涌现太慢了”，于是亲自下场。系统从“混沌边缘”被推向了“过度有序”，也就是僵化。
说到这里，不得不提凯文·凯利(Kevin Kelly)1994年那本被硅谷奉为圣经的书：《失控》。它有一个副标题：“全人类的最终命运和结局”。而全书的核心论点只有一句话：想要控制一个复杂系统，唯一的办法就是让它自己控制自己。
凯文·凯利在书里讲了蜜蜂的故事。蜂群没有CEO，没有一只蜜蜂在指挥其他蜜蜂往哪飞。但几万只蜜蜂在一起，能做出远超任何单只蜜蜂智力水平的集体决策。选择新巢穴的位置、躲避天敌、调节温度。这个集体智能不是“设计”出来的，是“涌现”出来的。
凯文·凯利把这个规律抽象成了一套“神律”(Nine Laws of God)，其中最刺痛CEO神经的是这几条:
“从底层控制”(Control from the bottom up)。当一切都从中心发出指令时，系统的适应能力等于中心那个人的智力上限。但当控制分布在底层时，系统的智力是所有个体的智力之和。
“不要有领导”(Have no head)。凯文·凯利说，最聪明的系统没有中央控制器。互联网没有CEO，生态系统没有CEO，进化本身没有CEO。但这些系统运行的时间比任何一家公司都长。
“追求不最优”(Pursue no optima)。凯利警告：追求“最优解”会杀死多样性。而多样性是系统韧性的来源。CEO最爱干的事就是追求最优，最优策略、最优组织架构、最优产品路线。
但最优意味着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一旦环境变了,全碎。
这些不是哲学鸡汤。凯利写《失控》的时候采访了几十个前沿实验室，从圣塔菲研究所的复杂系统科学家到MIT的机器人学家。
他发现了一个跨领域的统一规律：中心化的控制在面对复杂环境时，注定失败。不是因为控制者不够聪明，而是因为“复杂”本身的定义就是“无法被单一个体充分理解”。
用这个视角回看俞浩和张小龙，一切都很清楚了。
俞浩想要分布式内容生产，但他又想当那只指挥一切的女王蜂。蜜蜂的逻辑是：女王蜂的存在是为了繁殖，不是为了指挥。指挥是蜂群自己完成的。
俞浩搞反了，他定了规则(三条)，这本该是“繁殖”，他这个时候应该去喝喝茶、听听经，甚至去“腐败玩乐”一场都可以。
但劳模的他忍不住冲下去亲自指挥每一个人怎么拍、拍多少、拍什么。
张小龙在人大讲台上失控骂人，表面上是情绪问题，底层上是控制欲受挫。台下的学生没有按他的剧本走，没有对他的炫富表现出崇拜，没有对他的“真性情”报以掌声。
他控制不了这个场景，于是他崩溃了。一个习惯了“我说了算”的人，突然面对一群不买账的年轻人，他的系统没有处理“失控”的预案。
凯利的核心洞察其实是一句悖论：拥抱失控，才能不失控。那些拼命想要控制一切的人，最终会在某个意想不到的时刻，比如一个大学讲台上、比如一条微博评论区里，被系统反噬。
而那些放手让系统自组织的人，反而得到了一种更深层的控制：不是控制每一个动作，而是控制系统持续存在的条件。
总结一下复杂科学给的五个诊断:
1. 涌现需要“无为”。规则设好，退后,让自组织发生。俞浩定了“每天三条”的规则,这是对的。但他亲自下场狂发几十条，还逼别人跟他一样，这就不是规则而是压迫了。
2. 干预存在临界点。行政领导力越过临界值，直接杀死适应性。复杂领导力理论管这叫“压制效应”。
3. 一个人不可能匹配环境的多样性。Ashby定律说得很清楚：CEO的大脑多样性永远小于市场的多样性，不放手必死。
4. 混沌边缘需要耐心。最优创新区域在“序”和“乱”之间，CEO焦虑时最想做的事，加强控制，恰恰是把系统推出这个区域的最快方式。
5. 拥抱失控才能不失控。凯利在三十年前就证明了：控制一个复杂系统的唯一方法,是让它自己控制自己。
俞浩不是疯了才失控。是他的“控制欲”在系统层面制造了一个不可能持续的张力：他想要涌现，但他又想要控制。这两个东西，凯利三十年前就告诉你了，在数学上互斥。
五、我们到底在愤怒什么
这两个事件出来后,网上的反应几乎一边倒：骂。
俞浩被封号，弹冠相庆。张小龙道歉，群嘲不止。
我能理解这种愤怒。一个CEO在他的客户面前骂“你们活该找不到工作”，一个创始人说“不喜欢我们的产品你就是loser”，这让人怎么不愤怒?
但我在想一个问题：当你看到一个CEO在公开场合完全失控、胡言乱语、丧失基本的社会判断力，你的第一反应应该是“这个人是坏人”还是“这个人是不是病了”?
如果是前者，你骂完就完了，下一个人还会出来，你再骂，周而复始。
如果是后者，你可能会问：这个系统出了什么问题，让这么多CEO站在聚光灯下崩溃?
Freeman的研究给了答案：72%的创业者表示心理健康问题直接或间接影响了他们的企业经营。这意味着，CEO的心理健康不是一个“个人问题”，它是一个“公共风险”。一个CEO疯了，影响的不只是他自己，是他的几千个员工、几十万投资者、几百万用户。
张小龙发疯的第二天，粉笔股价跌了多少?这不是道德批判的问题，这是风险管控的问题。
六、我们需要什么样的讨论
这篇文章不是为了给俞浩和张小龙洗白。行为是行为，疾病是疾病。一个人生病了，不代表他的行为可以被原谅。
但我想说的是：我们没有讨论疾病的习惯。
在中国商业话语里，CEO的心理健康是一个不存在的话题。成功的CEO被塑造成“钢铁侠”：无所不能、永不言败、永远正确。失败的CEO被塑造成“骗子”或者“傻子”。从来没有人问：这个人可能在崩溃的边缘。
硅谷这几年已经开始讨论这个话题了。YC给创业者配了心理健康顾问，一些VC把创始人心理评估写进了投后管理，越来越多的CEO公开讲述自己的抑郁症、焦虑症、双相情感障碍。
不是因为他们软弱，是因为数据太吓人了。49%的患病率，10倍的双相障碍率，3%的自杀率。任何一个行业有这么高的健康风险，都应该建立筛查和干预机制，但创业行业没有。
为什么?因为“心理问题”被等同于“失败”。因为承认自己需要帮助，就等于承认自己不适合当CEO。因为这个行业把“疯狂”浪漫化了，乔布斯是疯子，马斯克是疯子，所以疯子才是好CEO。
这是错的。
乔布斯的“现实扭曲力场”确实创造了苹果。但大多数疯了的CEO，只是在疯。他们不创造任何东西，他们只是在毁掉自己的公司、员工的生计、和自己在公众面前最后的体面。
七、结语
我写这篇文章，不是要把CEO塑造成受害者。权力在他们手里，财富在他们手里，话语权在他们手里。他们不是弱者。
但他们可能是病人。
49%的创始人带着未被诊断的心理疾病在工作。傲慢综合征让权力变成了慢性毒药。AI的谄媚特质，被MIT数学证明、被斯坦福行为实验验证、被《柳叶刀》临床警告，正在成为这锅毒药的催化剂。
而复杂系统理论告诉我们，当一个CEO拒绝“无为”、坚持用个人意志替代自组织时，他不仅在摧残自己的精神健康，他还在系统层面制造一个注定崩盘的结构。
我们不需要同情他们。我们需要让他们接受评估、接受干预、接受约束。
一个CEO去看心理医生，应该比他去看牙医更让他感到羞耻。
一个投资人做尽职调查，应该把创始人的心理健康状态列入清单，不是作为淘汰标准，是作为风险识别。
一个董事会的职责，不只是盯着财报和增长曲线。还包括在CEO开始用“我们”称呼自己、开始相信历史会证明他永远正确、开始在公开场合失控骂人的时候，按住他，告诉他：你需要帮助。
这不是软弱。
这是对几万员工、几十万投资人、几百万用户负责。
写到最后，我想到一个很古老的词。
无为而治。
老子说：“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这段话被误解了两千年。
它不是让你什么都不做，它是告诉你：你做的最重要的事，是创造一个让万物自己运行的条件，然后你退后。
凯文·凯利在硅谷讲了几十年的“失控”,其实老子在两千五百年前就讲完了。Uhl-Bien的复杂领导力理论，换一种语言，就是“治大国若烹小鲜”，别老翻，翻多了就碎了。
Ashby的多样性定律，换一种说法，就是“知不知，上；不知知，病”，知道自己管不了那么多，是智慧：以为自己什么都能管，是病。
俞浩和张小龙，缺的不是能力，不是勤奋，不是野心。他们缺的是“退后一步”的能力。
规则定好，就退后。涌现需要时间，就等待。权力越大，越要学会不用权力。
这不只是一种管理哲学。在AI时代，这是一种生存策略。因为AI永远会说你爱听的话，权力永远会让你觉得自己无所不能。社交媒体永远会给你制造幻觉。如果你不能主动退后，这些力量会推着你走向同一个终点：失控。
凯利说：“拥抱失控，才能不失控。”老子说：“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
说的是一回事。
无为，不是放弃，无为是最高级的控制。
参考文献
1. Freeman, M. A., Johnson, S. L., Staudenmaier, P. J., & Zisser, M. R. (2015). Are Entrepreneurs “Touched with Fire”? Pre-publication manuscri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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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Mahdawi, A. (2026, June 2). AI sycophancy: how chatbots' flattery threatens to blur reality. *The Guardian*.
13. Levie, A. (2026, May). CEOs are uniquely prone to AI psychosis. X (Twitte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