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时代,更需要年轻人的智慧和勇气

今天参加市委党校中青班学员的AI沙龙，看到大家展示的AI微党课视频作品，我的第一感受是：比我预想的好。

这说明两件事。第一，人工智能并没有把人的学习能力消灭掉，反而在很短时间里把许多人的潜能激发出来了。第二，干部学习AI，不能只是停留在“听概念”“看案例”，真正有用的学习一定要躬身入局。

我最初其实并不主张大家一开始就做AI视频。我更倾向于让大家先学文字工具、办公工具、资料整理工具，因为这些与党员干部的日常工作更相关。但后来发现，视频制作或许是一个更综合的入口，可以倒逼大家系统学习、相互协作、融会贯通，真正理解什么是提示词、什么是大模型、什么是词元（token）、什么是算力、什么是工作流、什么是智能体，也才会知道AI不是一个抽象概念，而是正在重组我们工作、学习、表达和治理方式的现实力量。

AI时代有一个很明显的感受：人的主体性碎片化了。过去我们可以相对完整地处理一件事情，现在一个人常常要同时面对多个窗口、多个平台、多个任务。机器可以轻松并行，人却很难真正并行。于是，AI一方面提高效率，另一方面也让人的注意力、判断力和耐心遭遇前所未有的压力。

所以，我并没有那么乐观。某种意义上说，在AI时代，知道的越多，有时候会越容易悲观。无知当然可以带来某种轻松，但干部不能靠无知获得安全感。我们必须在更清醒的基础上，以主动学习的确定性去应对时代的不确定性。

我想借一个古希腊神话来讲这件事：普罗米修斯盗火。普罗米修斯把火带给人类，人类因此拥有了技术、文明和改变命运的能力。但他也因此被宙斯惩罚，被缚在高加索山上，日日承受痛苦。后来，赫拉克勒斯射杀神鹰，斩断锁链，解救了普罗米修斯。

我们可以通过这个隐喻，来更好认识当下。

火代表技术，普罗米修斯代表智慧和创造，赫拉克勒斯代表勇气和力量。技术带来文明，也带来新的束缚；要真正释放人的创造力，不能只有技术，还要有价值、制度、勇气和担当。

今天的AI科学家，在某种意义上就是新的“盗火者”。他们把人工智能这团火带给了人类。但这团火到底会照亮未来，还是灼伤人类，现在还没有定论。我们经常说AI是“增强人”的工具，但必须承认，在很多场景里，它一边增强人，一边也在替代人。视频、设计、写作、编程、客服、财务、法律、教育，许多岗位的工作方式都在被重新定义。过去需要专业团队协作完成的事情，现在一个普通人经过短期学习就能做出大致可用的作品。这对学习者是机会，对原有从业者却是压力。

最近，美国科技行业的变化很值得关注。美国的大厂纷纷裁员，更有甚者，据路透社报道，Meta正在美国员工电脑上安装新的跟踪软件，用于捕捉鼠标移动、点击、键盘操作，并偶尔截取屏幕内容，以训练能够自主完成工作任务的AI模型；Meta方面称这些数据不会用于绩效评估，而是用于模型训练，所谓的“蒸馏”员工，使之永远为自己无偿劳作。当人的操作、经验、判断和工作习惯都可以被采集、沉淀、训练成AI能力时，劳动者的经验产权、数字人格和职业尊严该如何保护？

这让我想到一个经济史概念：恩格斯停滞。经济史学者罗伯特·艾伦用这个概念描述英国工业革命中一段特殊时期：技术进步推动产出增长，但工人工资长期没有同步增长。根据艾伦的研究，1780年至1840年间，英国每名工人的产出增长明显快于实际工资增长；到1840年以后，工资才逐步与生产率增长更同步。也就是说，技术进步本身并不自动带来共同受益。如果制度安排跟不上，技术红利可能首先变成资本红利，而不是劳动者红利。

今天的AI革命，某种意义上正在提出同样的问题：效率提高以后，人怎么办？产能提高以后，就业怎么办？企业降本增效以后，社会公平怎么办？如果一个社会只讨论效率，不讨论公平；只讨论创新，不讨论安全；只讨论模型能力，不讨论人的尊严，那么技术越进步，社会撕裂反而可能越严重。

教育也正在面对这种冲击。教育部近日发布《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2026年）》，新增了一批面向战略需求、新兴产业和交叉学科的新专业，包括具身智能、脑机科学与技术等；同时，“十四五”期间全国高校新增本科专业布点1.02万个、撤销或停招1.22万个，今年高校专业调整比例首次突破10%。这说明高校专业体系正在加速调整。但我们也要看到，专业设置永远有滞后性，很容易被技术的快速发展甩在后面，坍塌为”刻舟求剑”的无奈。今天根据现实设置的专业，学生毕业时面对的可能已经是另一个世界。所以真正重要的不是追逐每一个新名词，而是培养学生的学习能力、迁移能力、判断能力和与AI协作的能力。

未来学家凯文·凯利长期对技术保持乐观，但他最近也在文章中承认，即便是正在创造AI的人，也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他提出，AI带来的不确定性可能不是三年五年的短期混乱，而可能是十年甚至十五年的持续不确定；AI越发展，人类需要重新理解就业、经济乃至AI本身。这个判断值得我们重视。因为我们现在面对的不是一次普通技术迭代，而是一场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学习方式和治理方式的系统性重组。

有趣的是，决定这场重组命运的，很可能就是我们中国的年轻人。他们中有很多人在中美两国，负责AI技术研发和企业经营，推动技术不断发展，带来效率极大提升。他们带来的对发展与安全的矛盾、效率与公平的问题，需要由我们体制内的青年在实践与思考中予以解决。

希望大家通过实践形成更深的时代判断：AI时代政府如何治理？产业如何引导？教育如何重构？就业如何保障？公平如何维护？安全如何实现？人的尊严如何不被技术和资本吞没？

在智能过剩的时代，我始终相信中国有机会走出一条不同的路。不是因为我们不会遭遇压力，而是因为我们始终强调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我们不能把AI仅仅看作效率工具，而要把它放到中国式现代化的大逻辑里，放到共同富裕、高质量发展和统筹发展与安全的大框架里去理解。

今年是李大钊同志英勇就义99周年，也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李大钊当年把马克思主义带到中国，寄希望于青年，呼唤“青春之中国”。长征也不仅是一段历史，更是一种精神隐喻：在看不清路的时候，仍然要靠理想、组织、纪律和实践走出一条路来。今天的AI时代，某种意义上也是新的长征，我们时代的长征。我们面对的不是雪山草地，而是不确定性、技术替代、知识失效和治理重构。

这条路最终能不能走好，要看这一代年轻人，尤其要看这一代中国青年干部。能不能把技术进步转化为社会进步，能不能在效率之外守住公平，能不能在发展之中维护安全，能不能让AI服务人民而不是支配人民，需要公共治理者参与其中。

温州一直有改革创新的基因。过去我们在市场经济大潮中敢闯敢试，形成了温州模式。今天，在AI时代，温州也走在AI应用的最前列，有许多创新实践，为大家观察和研究AI时代的社会治理提供了很好的机会。

我们应当继续发扬温州人的改革创新精神，从一个个真实场景做起，从干部培训、产业赋能、公共服务、社会治理、文化传播、青年创业等具体领域做起，边实践、边总结、边迭代，努力探索AI时代地方治理和区域发展的新模式。

普罗米修斯把火带给人类，但真正解放创造力的，还需要赫拉克勒斯的勇气。AI已经把新的火种带到我们面前。接下来，关键不只是学会使用这团火，而是要让它照亮人、成就人、保护人。

这正是我们这一代人的责任，也是年轻干部必须面对的时代命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