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锦华使用“弃民”一词已逾二十年，而在AI时代，这个概念获得了新的紧迫性。她指出，当前正在发生的分化，其严峻之处不在于贫富差距的扩大，而在于一部分人被系统性地、结构性地放逐。他们“不是过剩劳动力，而是结构性的多余”。

这一判断的关键在于，它跳出了传统资本主义“剥削—被剥削”的二元框架。在旧的逻辑中，劳动者即使被残酷剥削，也仍被资本“需要”——他们的劳动是价值来源。但在AI驱动的自动化浪潮中，资本对活劳动的需求本身在急剧萎缩。戴锦华引述一位谷歌顾问的说法，这一轮技术革命后过剩劳动力的比例可能高达98%，“那我们怎么办？他回答是努力成为2%”。这揭示了一个残酷的现实：问题不再是“如何分配蛋糕”，而是大多数人被宣告与蛋糕的存在本身无关。戴锦华强调，资本追求利润最大化的本性没有变，但它的排斥机制已经从“让你穷”升级为“让你多余”。

戴锦华反复申明，资本主义的主体逻辑并未被改变——它依然以利润最大化为唯一目的，依然将人还原为可计算、可替代的要素。AI只是让这套逻辑的排斥效率达到了新的量级。

但她同时指出，真正的困境在于历史的断裂。资本主义的历史无法为这个新局面提供“既有的先例或答案”。我们面对的是一种“全新的命题”：一个社会如何组织自身，当它不再需要通过大规模雇佣来维持运转？一个人如何确认自己的价值，当“有用性”不再由劳动力市场来定义？戴锦华说，“我们要自己来回答”。这并非乐观的宣言，而是一种被迫的、急迫的伦理与政治任务——因为旧答案已经失效，而新答案尚未诞生。

戴锦华对互联网的批判尤为锋利。她承认互联网在硬件层面创造了“知识民主、文化民主”的可能，让“每个人都可能拥有发言权、发言份额”。但这一潜能被她所描述的“认识论危机”所吞噬。

她指出，今日的互联网结构——大数据、精准投放、信息茧房——令我们无法从互联网上获取新知、发现未知，甚至丧失了求知的意识和愿望。我们“只会印证自己的已知，确信自己的正确”，从而失去了形成新观点、质疑既有立场的可能性。在这个意义上，互联网非但没有实现“互联”，反而制造了一种更深的隔绝：每个人都被封闭在自己的信息回音壁中，与“和自己相同的人彼此找到”的渴望，恰恰被平台算法所瓦解。她所说的“渐行渐远，渐次背离”，指向的正是这种技术承诺与生存实感之间的断裂：我们拥有前所未有的连接工具，却失去了形成共同视野、凝聚集体行动的能力。

我们如何“重新发现”与“重新激活”？

戴锦华拒绝提供廉价的乐观或万能的药方，但她指出了几个关键方向。

第一，重新“设定参数”。她强调，“今天这个社会所经历的变化使得我们所有的参数都被改变了，所以我们在谈任何一个问题的时候都要重新去设定自己的参数，反思自己的参数”。这意味着，不能再用“就业—失业”“有用—无用”这套旧框架来思考问题，而必须追问：人的价值是否只能由劳动力市场来定义？社会是否能够不以“生产率”为唯一组织原则？

第二，保卫“人”的疆界，同时激活“身体”作为起点。面对“后人类”话语的泛滥，戴锦华并不主张固守一种本质主义的人观，但她坚持捍卫“人”的基本概念在现实政治中的必要性——当人的整体生存状况不再由人本身决定时，对平等、公正的诉求不能被话语所遮蔽。她相信“身体是一种可能性的开敞的空间”，人仍然有可能去选择技术的使用方式，将身体作为“基地或出发点”，去开辟“异质性的身体相遇的空间”，重新建立主体间性，保护人与人之间真实的联结。

第三，将人文学从“学科”提升为“精神”。戴锦华明确指出，当AI与基因编辑跨越文明的临界点时，人文学必须重新回答“人的不可替代性是什么”。但她所说的“人文学”，并非已被高度体制化的学科建制，而是一种反思与更新的传统与精神。面对“如何安置人”这一根本问题，人文学被赋予了全新的使命：在全社会图景上更新认知价值、反思路径和知识图谱。

戴锦华的论述最终指向一个无法回避的追问：当资本主义的旧逻辑正在制造一个它自身无法消化、也无法安置的“弃民”群体，而它又无法提供任何超越自身的想象时，我们是否还有勇气和智慧，去发明一种不以“废弃”为代价的生存方式与社会组织形式？她没有给出答案，但她清晰地标出了问题的位置——它不在遥远的未来，而在每一个“现在”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