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媒:AI正成为永久锁死底层的工具;

纽约时报长篇报道：硅谷正为一个永久底层阶级做准备我在AI行业认识的大多数人都认为，普通人已经完了，而且他们不知道该怎么办。我住在旧金山，身边都是年薪百万美元的年轻研究员，以及争相打造下一个独角兽的初创企业创始人。长期以来，硅谷一直警告失控AI带来的风险，但最近它又意识到一个更平凡的噩梦：许多普通人会随着工作被自动化取代而失去经济筹码。无论你是和工程师、风险投资人、创始人或管理者交谈，还是和末日论者、加速主义者、左翼人士或自由意志主义者交谈，所谓旧金山共识对AI影响劳动者的看法都很悲观。许多人确信，先进AI很快将超越人类能力。这会带来巨大的增长和科学成就，但也会取代数百万份工作，因为让经济运转所需的人类将变少。这项技术将压低经济流动性，并加剧不平等，同时把权力和财富输送给AI公司以及现有资本所有者。这种预感并不是一个保守严密的秘密。它出现在Anthropic首席执行官阿莫代伊（Dario Amodei）关于白领大屠杀的公开言论中，也出现在那些会自动消失的Signal聊天里，科技高管们在其中吹嘘他们计划自动化哪些岗位。你能在刚毕业大学生的焦虑中感受到它，他们投了数百份工作申请，却连一次面试都拿不到。你也能在软件工程师的黑色幽默中听到它，他们开玩笑说要用Claude Code取代自己。有些人甚至认为，通用人工智能（AGI）会创造一个永久底层阶级（Permanent Underclass）。在美国，“底层阶级”这个词在1960年代开始流行，用来形容战后自动化浪潮中被抛下的工厂工人。如今，它作为一种病毒式传播的说法重新流行起来，用来描述这样一种理论：在人们能积累财富的时间窗口有限，等到AI和机器人技术足够先进、能够完全取代人类劳动时，这个窗口就会关闭。到那时，我们会被冻结在当前的阶级位置上：富人将能够部署超级智能机器为他们服务，而其它所有人都会变得无用、无法就业，只能靠福利残羹生活。夸张吗？也许是。但即便那些认为永久底层阶级说法过度夸张的人也告诉我，这个梗里有一部分真实。23岁的初创企业创始人、斯坦福辍学生亚什·卡达迪（Yash Kadadi）总结了同龄人的情绪：“GPT-7问世、吃掉所有软件，让你再也无法创办软件公司，只是时间问题。或者最好版本的Tesla Optimus出现”，并且也能完成所有体力劳动。在那样的世界里，今年就是人类“参与创新的最后机会”。大多数经济学家和AI专家并不预期这种情景会发生，但永久底层阶级这个概念持续存在，应该让我们所有人担忧。首先，因为它显示出AI公司在通往AGI的道路上愿意容忍多大的附带损害。其次，因为制造一个社会底层阶级是一种政策选择。我们不能等到影响真正发生，而是需要现在就认真思考，我们打算如何支持劳动者度过AI带来的冲击。如果任由硅谷按自己的市场逻辑运行，它可能会亲手召唤出一个永久底层阶级。如果你相信取代人类的AI不可避免，那么每家公司都应该竞相成为建造它的那一家，并获得相当于整个经济规模甚至更大的市场估值。新的AI模型会根据它们在一系列基准测试中的表现来评估，本质上就是给模型设计的标准化考试。这些评估越来越强调现实世界中的经济效用，这意味着开发者正直接瞄准取代人类能力。AI生产率指数基准测试衡量前沿模型在四类工作中的表现：投资银行分析师、管理顾问、大型律所律师助理以及初级保健医生。OpenAI设立了GDPVal基准，考察44种职业，从房地产经纪人到新闻分析师。这些衡量指标既反映AI进展，也会引导那些追求高分的研究人员朝这个方向推进。OpenAI负责前沿评估的帕特瓦尔丹（Tejal Patwardhan）说：“当我们最初发布GDPVal时，也就是几个月前，还没有任何模型能与人类专家持平。几个月后，与人类专业人士相比，我们已经有超过80%的胜率，”作为例子，她提到一名曾做过银行家的研究同事，这位同事“不断震惊于模型能完成多少她过去做过的工作”。企业高管加快裁员并放缓招聘，因为他们不想成为落后的公司。在今年3月裁掉公司近一半员工后，Block首席执行官多尔西（Jack Dorsey）告诉《连线》杂志，Anthropic的Opus 4.7和OpenAI的Codex 5.5等编码代理“提供了一个显著改变任何公司结构的选择，当然也包括我们公司”。投资者的回应是，该公司股价在盘后交易中飙升25%。有时候，裁员甚至发生在高管还不知道AI如何或是否会取代这些岗位之前。曾在OpenAI工作过的经济学家希齐格（Zoë Hitzig）解释说，当首席执行官们“说他们因为AI而裁员时，其它人会觉得自己也必须这么做”。“这种动态可能会让变化比效率本身所要求的更早发生。”至于科技工作者，他们正在争抢高薪AI工作，希望由此获得财务自由，即便他们心中有道德顾虑。“人们觉得未来赚钱的机会不多了，”OpenAI安全团队前员工、现在撰写AI政策通讯的阿德勒（Steven Adler）说。“即便有人觉得通过打造一种公司自己称可能真的会杀死所有人的技术来赚钱，在个人层面令人厌恶，很多人也只是机器里的齿轮。”如果你相信技术进步的轨迹是固定的，这种明显的不协调就可以被合理化。例如，曾经备受关注的初创企业Mechanize以“实现经济完全自动化”为使命，其创始人在一篇博客文章中辩称，“唯一真正的选择，是我们自己加速这场技术革命，还是等待别人趁我们缺席时发起它”。许多AI员工最终受到美好未来愿景的驱动：一个应许之地，在那里商品廉价、疾病被治愈，丰富的机器劳动力解放人类，让人们享受无限闲暇的人生。但越来越多的人也担心，他们会在途中引发一场就业末日。“有些人关心工作和不平等，是因为他们真的关心人。也有其它人认为这会导致不稳定、暴动和革命，而这对生意不好，”一名曾在两家前沿AI实验室工作过的研究人员说。由于担心遭到职业报复，他要求匿名。（总体而言，科技行业消息人士在私下谈话中对AI影响劳动力市场表达了更极端的担忧，但一旦我打开录音，他们突然又变成了乐观主义者。）三家领先的AI实验室，OpenAI、Anthropic和Google DeepMind，已经成立新团队，用来衡量并沟通这项技术的经济影响。三家公司都计划在未来一年采取更积极的政策立场。但当我与负责这项任务的技术研究人员、经济学家和政策专家交谈时，我并没有感到安心。我看到的是一口充满忧虑、好想法和有限承诺的深井，而这些企业行为者的核心商业模式正依赖于它们正在警告的那种冲击。从早年开始，OpenAI就相信AGI将改变全球经济，并为其创造者带来难以估量的财富。其领导层认为，政府行动对于帮助人们应对AI造成的冲击至关重要。在2021年的一篇博客文章中，公司首席执行官奥尔特曼预测，几十年内，“不可阻挡”的AI系统将能够完成几乎任何人类能做的工作，因此会把权力从劳动力转移到资本。他提出的解决方案是积极征收资产税：土地和AI公司股份。“如果公共政策不相应调整，大多数人的处境最终都会比今天更糟，”奥尔特曼写道。但当资深游说人士莱哈恩（Chris Lehane）于2024年4月加入OpenAI后，他讲述了一个更阳光的经济故事。多名消息人士称，他和他的团队似乎降低了某些研究项目的优先级，因为这些项目可能产生不利结果，包括关于AI环境影响、ChatGPT使用中的性别差距和城乡差距、ChatGPT如何引导用户职业决策，以及长期经济预测的研究。相反，莱哈恩把公司的经济叙事集中在AI的具体好处上，例如OpenAI数据中心投资将创造的新工作和国内生产总值增长。“每当有人写了一篇谈到AI某些负面方面的论文，他就会说，‘在我们有解决方案之前，我们不会发布关于问题的东西，’”一名与莱哈恩共事过的员工说。该员工要求匿名，以便讨论内部审议。莱哈恩对自己的做法作出了不同描述：他说，他希望OpenAI全球事务团队的经济学家“为明智的公共政策制定提供信息”，而不是进行“小众”学术研究。“我们想做应用物理，而不是理论物理，”他在3月与我交谈时说。今年春天，随着AI引发失业的担忧变得无法忽视，OpenAI开始分享解决方案。今年4月，该公司发布了一份白皮书，概述了“智能时代的产业政策”，宣称有必要采取雄心勃勃的新政式政策，以对抗财富和权力向OpenAI这类公司集中的趋势。在莱哈恩的讲述中，工业化“确实打破了资本与劳动之间的关系”，并促成了“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兴起。OpenAI白皮书中列出的许多想法都相当激进进步：每周32小时工作制、提高企业税和资本利得税，以及一个“公共财富基金”，让所有公民都能持有AI公司的股权。其它一些想法则更明显符合公司利益，例如加快能源电网扩张，并建立全国性的“AI权利”，向学校和图书馆提供基础模型。不过，该文件在实施机制以及OpenAI是否会倡导其中列出的政策方面仍然含糊。OpenAI一名发言人在邮件声明中拒绝提供该公司支持的具体立法例子，但表示该公司已经与国会议员和特朗普政府讨论过其参与公共财富基金的意愿，以及其它想法。OpenAI并不总是兑现其理想主义承诺。2025年，该公司取消了此前限制投资者和员工回报不得超过初始投资100倍的利润上限。支持AI的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Leading the Future部分资金来自OpenAI总裁布罗克曼（Greg Brockman），该组织已花费超过200万美元投放广告，反对纽约国会议员候选人博雷斯（Alex Bores）。博雷斯曾提出针对大型AI开发者的安全监管，并发布一项计划，拟通过对AI征税来为美国人直接发钱。我采访了OpenAI前员工阿德勒，他曾就奥尔特曼早期关于公共财富基金和土地价值税的方案向奥尔特曼提供反馈。谈到新的白皮书时，他说：“我希望OpenAI愿意与政策制定者一起为这些有益社会的想法努力。AI行业正在围绕真正改变世界的技术展开残酷竞争。除非我们改变它们的激励机制，否则当公司走捷径时，即便它们说过正确的话，我们也不该感到意外。”然后是Anthropic，它把自己塑造成行业里的卡珊德拉。过去一年里，阿莫代伊几乎不停地接受媒体采访，预测到2030年，50%的入门级白领工作可能会消失。但他更长期的担忧涉及比失业更深层的问题。在今年1月发布在个人博客上的一篇约2万字AI风险文章中，他警告称，AI可能会为“智力能力较低”的人创造一个“失业或工资极低的‘底层阶级’”。随着AI能力提高到超过更多人类，这个群体将扩大到涵盖更多人口。在那个世界里，处于风险中的不仅是工资，还有民主本身。阿莫代伊去年对Axios说：“民主的权力平衡，建立在普通人通过创造经济价值而拥有筹码的基础上。如果这一点不存在，我认为事情会变得有点可怕”。在AI侵蚀普通劳动者筹码的同时，它也可能把权力和财富集中到大公司和美国政府手中，这两个实体的利益正越来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根据圣路易斯联储的一项分析，软件和数据中心等AI相关投资占2025年前三个季度美国经济增长的39%。这让联邦政府对维持AI繁荣拥有既得利益。阿莫代伊承认，这种集中可能导致“科技公司不愿批评美国政府，以及政府支持极端反监管的AI政策”。今年3月，该公司成立了Anthropic Institute，用来容纳其从事经济、社会影响和前沿安全工作的团队。该研究所由克拉克（Jack Clark）领导，他是一位和善的英国记者出身的AI亿万富翁，也是Anthropic联合创始人，最近似乎正取代阿莫代伊出现在媒体巡回采访中。当我们交谈时，我问克拉克，他是否也预期AI会创造一个永久底层阶级。他回答说：“这基本上是一个社会选择”。

像奥尔特曼和阿莫代伊一样，克拉克认为AI的默认路径很可怕：一种“让技术狂奔，然后以后再考虑社会影响”的路径。但他也乐观地认为，足够有良知的AI建设者和政策制定者，能够把这艘船驶离风暴。在克拉克设想的未来乌托邦中，社会可以选择在教学和护理等关系型岗位中“扩大人类劳动的份额”，即使AI取代其它行业的工作。例如，一个原本可能成为客服人员的人，可以转而接受教师助理培训，他认为，对许多劳动者来说，这类工作会更有成就感，而且人类存在更重要。与全民基本收入这类只发现金的安全网不同，克拉克的方法保留了工作作为个人筹码和人生意义来源的地位，即便它偏向不同职业。“AI应该让我们能够大幅提高这些工作的薪酬，并大规模增加这些岗位数量，”克拉克说，并补充道，“当然，我们和其它公司必须在资金方面兑现承诺。”资金将来自销售企业AI代理，而Anthropic目前是这一产品类别的市场领导者。代理是能够为了实现目标而执行一系列行动的大型语言模型，就像住在你电脑里的远程同事。由于Claude Code这类代理可以在没有人类提示的情况下独立工作数小时，它们处在就业替代担忧的最前沿。Anthropic的企业代理非常受欢迎，以当前速度计算，该公司的年化收入已飙升至300亿美元，高于2025年底的90亿美元。然而，除非政客强制要求，否则Anthropic的钱箱可能不会为了公共劳动力项目而被掏空。Anthropic尚未发布一套公司支持的经济政策，无论是像OpenAI白皮书那样作出广泛描述，还是像Google那样支持具体立法。Google曾挑选了一份包含15项AI劳动力评估和教育法案的清单。当我问克拉克，Anthropic Institute是否计划为他暗示的再分配措施进行游说时，他没有正面回答，而是把政策倡导描述为“一条非常非常长工作链的尽头”。（不过，Anthropic已向一个支持博雷斯的政治团体捐赠2000万美元。）Anthropic内部气氛并不轻松。该公司已经成为当地最令人向往的雇主之一，把火箭般上升的商业模式与高尚的伦理原则结合起来。然而，在与员工的谈话中，我也听到一种明显的存在性眩晕感，源于他们正在推动的社会变化规模之大。许多工程师会同时运行多个Claude Code代理，给它们布置任务，让它们一夜之间完成，以确保总有人，无论是人还是机器，一直在工作。他们一边每周工作80小时，一边思考后工作时代的未来。就连他们自己的岗位可能也并不安全，他们的老板暗示道：“即便在人类员工不再以传统意义提供经济价值很久以后，继续支付他们工资也可能是可行的。Anthropic目前正在为我们自己的员工考虑一系列可能路径，”阿莫代伊写道。与OpenAI相比，Anthropic的研究团队似乎不那么害怕同时呈现AI的好与坏，也就是研究人员所说的AI的“光与影”。今年1月，Anthropic发表一篇论文，披露一小部分但不断增加的Claude用户正在把自己最私密、最重大的决定交给AI，而他们后来往往会后悔这种选择。一名这样的用户对Claude说：“你让我做了蠢事”。在另一个实验中，Anthropic研究人员发现，依赖AI编码代理的初级工程师不仅没有更快完成任务，而且在事后被问到相关内容时，对自己的工作理解更少。其劳动力市场含义很严峻。在早期职业劳动者与AI竞争岗位的同时，他们也可能因为过度使用AI工具而阻碍自身技能发展。一些员工正在把目光投向日常工作之外，以减轻AI带来的危害，从失业到生物恐怖主义。Anthropic员工已经预先承诺将数十亿美元个人捐款捐给他们选择的非营利组织，其中包括许多致力于防止灾难性AI结果的组织。因此，虽然Anthropic员工坚称积极的AI未来是可能的，否则他们就不会打造它，但他们似乎经常不确定那个世界是否可能实现，或者他们个人是否正在促成那个世界。2月25日晚，数十名AI员工和民间社会倡导者聚集在旧金山安静的Dogpatch社区一座改造仓库中，聆听民主党民调专家和策略师肖尔（David Shor）讲话。这场活动名为“如何让我们的政治为AGI做准备”，同时也是一场募款活动，为一项新的“六到九个月冲刺计划”筹资，旨在围绕AI导致就业流失这一竞选议题动员民主党政客。在一个迪斯科球下，科技工作者手拿La Croix罐装饮料，坐在长凳和懒人沙发上，肖尔展示了一系列民调，重点呈现美国人对AI的经济担忧。其中一张幻灯片显示，79%的选民担心“政府没有保护劳动者的计划”，72%的选民担心AI“会压低像你这样的人群的工资”。虽然美国公众通常犹豫是否支持就业保障或单一支付方医疗这类左翼政策，但AI似乎扩大了政治上的奥弗顿窗口。“现在的论点是，‘你们全都快要失去工作了，而选择要么是你什么都得不到然后挨饿，要么我们做一些公平的事情，’”肖尔说。“人们不想成为永久底层阶级的成员。”不过，并非所有政策都一样受欢迎。肖尔发现，全民基本收入不受欢迎，但联邦就业保障有发展空间。美国选民并不关心打败中国，但他们对AI治愈疾病感到兴奋。而且，关键的是，民粹主义很好卖。在肖尔的数据公司测试过的表现最好的政治广告之一中，匿名旁白宣称：“我们让那些从AI中获利的企业和亿万富翁支付他们应付的公平份额。”广告最后说：“他们为机器人工作。我们为你工作。”演讲最后向听众发出号召：“每年有7000亿美元正在被花在AI转型上。只需要少于这个行业一小时花费的钱”，捐赠者就能为民主党政客配备有胜算的竞选信息，口号、广告概念、标志性政策，用来应对他认为即将到来的就业冲击。在问答环节中，一名听众问到，对AI就业冲击“狼来了”的风险。如果它发生得比预测更慢怎么办？肖尔嗤之以鼻。“人们在这件事上的门槛太高了。现实是，如果一个有1000人的集中行业失业，那就会成为本世纪最大的新闻。”如果AI公司和美国选民正在等待政策制定者行动，许多人似乎仍被数据或数据缺失所困住。没有人能预测AI能力会进步到什么程度，或AI会以多快速度扩散。经济学家们也在工资不平等会上升还是下降、消费者需求是有弹性还是有上限，以及经济增长会是线性还是指数级等问题上存在分歧。因此，许多人不愿作出激进预测，即使是在先进AI迅速超越人类能力的情景下也是如此。然而，有几项预测是大多数分析人士都同意的。我们现在已经看到一些劳动力市场影响，在软件工程和客服等高度暴露于AI的职业中，年轻劳动者就业正在下降。未来五年，更多知识工作岗位将被AI自动化，首先是随着更多组织学会采用AI工具，理论能力和实际使用之间的差距会缩小；其次是模型本身会改进。如果当前趋势持续，AI模型和代理将能够以更高复杂程度执行更广泛的知识工作任务。到那时，AI将从自动化单个任务转向接管整个岗位。会计、营销、设计、行政工作和其它白领职业的招聘可能会放缓。劳动力将转向更难自动化、人类仍保有比较优势的工作，例如：创业、护理工作、技术工种，以及体育和表演艺术等娱乐行业。我们也会看到一些我们尚未想象到的新工作，其数量无法预测。许多被取代的劳动者将难以重新培训，就像过去自动化浪潮中那样。如果白领就业不再是通向中产稳定的可靠路径，教育、医疗和税收系统都将需要彻底改革。在社会层面，大规模自动化的结果是劳动者议价能力下降，以及收入中劳动份额下降。大多数经济研究都支持这一结论。由少数人类员工组成的更精简AI原生企业，可能会击败拥有更多劳动者的企业，就像技术密集型超级明星公司的成功推动了21世纪初美国劳动份额下降一样。AI模型开发商和AI基础设施公司最有可能出现价值爆炸，从每一笔交易中抽成。一些分析人士，例如弗吉尼亚大学和Anthropic Institute的经济学家科里内克（Anton Korinek）认为，一旦AI能够在所有方面超越人类，长期来看没有任何人类工作是不可被攻破的。另一些人，例如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家奥特尔（David Autor）则认为，新产业会出现，以满足无限展开的消费者需求，就像我们的祖先无法想象空乘人员和软件销售人员这些现代职业一样。最终，冲击的严重程度取决于自动化发展得有多快、多远。但围绕最极端情景的争论，掩盖了一个更迫近的威胁：即使在最有限的情况下，AI也会打断数百万当前和未来劳动者的职业阶梯，而这种前景经常被“过渡摩擦”这类委婉说法轻描淡写地带过。牛津大学经济学家·卡尔·贝内迪克特弗雷（Carl Benedikt Frey）说得很直白：“大多数经济学家都会承认，技术进步可能在短期内造成一些调整问题。很少有人指出的是，这个短期可能是一生。”强大的AI可能看起来陌生，但它提出的政治困境并不陌生。一些经济政策专家预测，AI会像一个加速且扩大版的去工业化。但这一次，公司不是把工作外包给海外劳动者，而是外包给AI代理。拜登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前副主任拉马穆尔蒂（Bharat Ramamurti）说：“中国冲击是在几年间展开的，而这可能会在两年内发生。这些公司已经花了这么多钱开发模型，它们将面临巨大压力，要通过快速采用来创造收入。”研究工作和自动化的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金德（Molly Kinder）说：“我采访过很多非常害怕未来意味着什么的大学生，他们的叙事和美国中心地带那些蓝领男性完全一样”。在金德看来，AI公司关于富足的叙事重复了全球化时期同样有缺陷的承诺。“我们的经济大幅增长，价格下降，但也有明确的输家。”从这个意义上说，AI的广泛能力促成了白领和蓝领劳动者之间罕见的阶级团结。当旧金山20多岁的软件工程师谈论逃离永久底层阶级时，我听到的是他们在投射自己对脆弱处境的担忧：如果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决定我的技能不再有价值，会发生什么？如果我跌落，谁会接住我？这一次，一群稀有阶层的员工，那些习惯于成为自动化者、而不是被自动化对象的人，正在面对自己可能过时的命运。美国并不是从未见过财富不平等、经济中劳动份额下降，或技术冲击工作的问题。但这一次，现在一些最有特权的人也变得脆弱，我们或许终于会做点什么。金德说：“我认为你会在下一届总统选举中看到一场思想之战”。根据肖尔的民调数据，AI在过去一年里对选民的重要性上升速度快于任何其它议题。民主党尤其应该保持警觉：他们更年轻、受教育程度更高的选民，比共和党人更暴露于AI影响之下。参议员凯利（Mark Kelly）和众议员康纳（Ro Khanna）已经公布了全面AI议程。这项技术给有胆识的政客提供了机会，尤其是那些在拥挤的2028年总统初选中竞争的民粹候选人，可以推动那些通常过于激进、难以被温和派选民接受的想法。社会缓冲AI冲击的能力，可能决定我们是否还能享受到它带来的收益。如果没有安全网和转型计划，粗暴保护主义就是劳动者对自动化的理性回应。如果你听说AI将巩固一个永久底层阶级，你会不惜一切阻止它。在美国各地，已经出现了禁止建设数据中心、禁止自动驾驶汽车，以及禁止把聊天机器人用于治疗和法律等广泛消费者用途的新提案。在极端情况下，民粹愤怒可能蜕变为暴力。今年4月，一名袭击者试图用燃烧弹袭击奥尔特曼的住所，另有一人被指控针对一名批准当地数据中心项目的印第安纳波利斯市议员。如果我们不行动呢？如果我们“让技术狂奔”呢？如果数百万人确实因为AI失去工作，而没有人拿出资金或政策方案来帮助他们呢？今年3月，Palantir首席执行官卡普（Alex Karp）与卡车司机工会主席奥布莱恩（Sean O’Brien）同台参加一场小组讨论。卡普说：“AI在这个国家面临的最大挑战是政治动荡。如果我和同行私下坐在这里，我会告诉他们，这个国家可能在政治上爆炸；而当这个国家爆炸时，我们谁也赚不到钱。”

来源：https://www.nytimes.com/2026/04/ ... silicon-valley.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