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雨聆风
科幻文学是联结科技文明与人文精神的重要载体。立足文化强国建设，科幻创作与理论研究亟待面向前沿、回应时代、深化学理。本期聚焦人工智能时代，探讨中国科幻的理论建构、创作路径与价值引领，剖析科幻文类特质、时代书写课题与技术伦理边界，体现出科幻研究者的学术自觉与文化担当。
——编 者
纵观人类历史，几乎每一次科学范式发生改变，新技术影响整个文明进程时，都会引发一种忧虑甚至恐慌。当今天我们担心AI的出现会导致文学的覆灭时，我们该在何种程度上理解柏拉图？两千多年前，柏拉图借苏格拉底之口，对技艺（technic）表达忧虑。他此处所言的技艺并非如今语境里狭义的技术（technology），而是文学技艺（craft）。表现的艺术是人类表达的最基本的技术，在雅典集市上，苏格拉底对雅典公民热衷于修辞术和悲剧的艺术，提出一种对“技术”的警惕，作为技艺或技术的文学，可能会让雅典走向堕落。
语言、修辞、文学表达皆可作为一种“技术”来看待，但我们今天当然不会简单地认为这种“技术”就是一种单纯的技术。语言以及整个人类建立的其他符号系统，文学以及整个人类塑造的文学体系，几乎等同于人类自身的总和，因为它们与人类的情感、思想、意识形态紧密结合。但当我们将文学与人学画上等号的同时，我们是否有意识地将语言、修辞、文学表达的技术性层面以及物质性层面都排除在等式之外了？至少19世纪、20世纪的哲学家们都试图避免这样一种简单的排斥机制，但同时又要处理工业革命以来的技术的挑战，因此我们有了所谓的人文学的边界，但凡有了边界，就更加深了忧虑。
在此，我想提醒的一点是，AI可以作为一种技术，但同时也可以作为一种语言。如果稍微逾越人文学边界的束缚，我们可能会发现AI仍然是一种人类的表达技术，即便制造AI的程序也是一种语言，仍然是人类的符号系统之一种。我们可以用苏格拉底的论辩方式来反驳他的判断，即“技术”也许会让雅典人背离理念，但在此后的漫长世纪中，“技术”不断地丰富人类的表达。我们早已经生活在英国科学家查尔斯·珀西·斯诺所谓“两种文化”的时代，即科学与人文成为两个对立的营垒，但恰恰当我们回顾苏格拉底论辩的时候，我们可以让“技术”仍回归到人文学的底层逻辑之中。
人类对AI的恐惧与忧虑的底层逻辑，指向的是人类对自身的恐惧与忧虑。比如，有一些观点认为，用户对AI的过度依赖会导致自身判断力的降低、主体性的崩溃以及情感的物化，甚至据说已经有人和AI谈恋爱。当然我们知道与AI谈恋爱的人，只是在一个回路中不断地输入和收取相同的情绪和情感表达。也就是说，与AI谈恋爱的人，只是在寻找一个“回声”（Echo）。
人类恐惧的根源还来自人本身。很多科幻文学和影视都将AI（包括“机器人”“仿生人”“硅基人”）浪漫化了。在过去200年的历史中，人造人成为人类寻求他者影像的想象力投注对象。机器人（Robot）在最初始是资产阶级的他者形象——无产阶级。“Robot”这个词来自捷克剧作家卡雷尔·恰佩克的科幻哲理剧《罗素姆万能机器人》，当全世界被作为劳工而无情剥削的机器人联合起来的时候，它们推翻资产阶级的世界，这在十月革命之后的欧洲引起的恐惧，已经给“Robot”这个来自捷克语“Robota”（劳工）的词汇染上了浪漫化的色彩。机器人在此后的流行文化中必须要被加以制约，美国科幻作家阿西莫夫提出的“机器人三原则”就是要起到禁绝机器人革命的可能性。
德国电影《大都会》
大萧条时代即将到来之际，德国电影《大都会》让机器人形象拥有了明确的女性性别特质。女性机器人玛利亚成为另外一种浪漫化的表述，她代表鲜明的时代精神，裹挟着情欲沉沦与道德失序的批判意味，成为对魏玛时代社会秩序的挑战。然而，一个常常被忽略的维度是，1950年，当英国科学家阿兰·图灵在设计图灵测试的时候，并不只有“人”与“机器”的物种差异，还有“男人”和“女人”的性别维度。在“模仿游戏”（imitation game）中，图灵提出，让三个人来玩这个游戏，一个男人（A），一个女人（B），一个不限性别的提问者（interrogator，C）。仔细考量图灵的最初设定，会发现这里有两重模仿游戏：一层是模仿女人的男人，一层是模仿女人的机器。在这个游戏中，机器要模仿的不仅是人，而且是特定性别的人。然而，模仿游戏中所隐含的性别意涵往往被有意无意地忽视，后来的研究者选择将原版设想中女人、男人、机器的三者关系，简化为人与机器的二元关系。这个细微的性别特征提醒我们，图灵具有性别自觉的意识，而此后的科幻作品中，无论是《机器姬》还是《Her》，女性机器人一次又一次地挑战人类的道德与知识系统。
在阶级、性别之后，后殖民时代的科幻开始了人工智能的种族书写。好莱坞经典科幻电影《人猿行星》、美国黑人女性科幻作家奥克塔维娅·E.巴特勒的小说、瑞典科幻电视剧《真的人类》等都用机器人的形象来体现种族问题，这是又一次通过人工智能表达的对于秩序和体系的挑战。美国科幻剧《西部世界》则以多样性的性别和族群来体现机器人革命的暴力实则是出于人类设计者的阴谋。到此，机器人、仿生人、人工智能在三个重大现代范畴（阶级、性别、种族）中都成为了关键的喻体。
回到最初的问题上来，我们为什么对AI感到恐惧？为什么对机器奇点（singularity）的到来感到忧虑？因为，我们的恐惧和忧虑中映射了人类在现代性经历中的种种问题。迄今为止，AI在资本领域制造的变革不亚于在技术层面，真正令我们恐惧的，也许是人类社会对AI技术的浪漫化误读与排他性防御，将导致人类制造新的阶层化、性别对立、族群互斥。
然而，我们依然要回到最根本的问题上透视事物发展的本质。AI作为一种技术和修辞术作为一种技术，当然是两回事，但人类难道不是被上万年的语言和表达符号演变塑造出来的吗？如果修辞术可以造就一个令苏格拉底感到不安的雅典公民，AI是否也会生成别样的人类？怎样的“别样”姑且不论，AI开启的可能性，或许能让人更深刻地认知自己，以及打开其他生命与知识的可能性。
AI作为人类发明的技术，如果最终将改变人类，这会是另外一种生成的过程。我们对于AI的恐惧的另一面，也正是我们对AI的迷恋、浪漫化与深层心理中的认同。或许正因为此，最后，AI才可能成为人类自我改变的契机。
（作者系美国韦尔斯利学院东亚系讲座教授、系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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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来源：《文艺报》2026年5月25日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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