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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AI环球之旅:这一路看到的风景,远比代码更震撼

我的AI环球之旅:这一路看到的风景,远比代码更震撼

从深圳到硅谷,从伦敦到新加坡,一个中国AI从业者的240天漂流记

去年秋天,我做了一个决定:走出去,亲眼看看这个世界正在用AI做什么。
不是因为国内不好。恰恰相反,国内的AI竞争太卷了——卷模型、卷参数、卷价格。每个人都在喊“超越GPT”,但很少有人问:超越之后呢?
我想知道答案。
于是,我用240天,走了4个大洲、见了上百位AI创业者、投资人、政策制定者,以及——最关键的——那些根本不关心什么是大模型的普通人。
这一路,我看到的风景,远比代码更震撼。我遇到的挑战,也远比技术更复杂。

01 

第一站:深圳——出发前的“内卷”与清醒

出发之前,我在深圳。
如果你没在深圳呆过,你可能很难理解这里的“AI浓度”。凌晨两点的科技园,灯火通明。外卖小哥在楼下等单,程序员在楼上调试模型。所有人都焦虑,所有人都在跑。
跑什么呢?
跑参数。跑融资。跑下一个“爆款应用”。
我跟一位做AI Agent的创始人吃饭,他苦笑着跟我说:“我们三个月迭代了7版模型,用户增长不到5%。我们的竞争对手三个月迭代了9版,融资额是我们的3倍。你说,我们输在哪里?”
我答不上来。
后来我在旅途中想明白了:他们不是输在技术,是输在了“不知道用户到底想要什么”。
这不是深圳的问题。这是一个行业的青春期躁动。

02

 第二站:硅谷——“AI自信”与“AI焦虑”并存

硅谷给我的第一印象,不是创新,而是分化
你走进任何一家科技公司,都能听到两种截然不同的声音:
一种声音:“我们正在用AI改变世界。”——来自高管、投资人、以及那些已经拿到大额订单的人。
另一种声音:“我们可能正在被AI取代。”——来自设计师、文案、初级程序员、以及那些“还不确定自己跟AI有什么不同”的人。
我在旧金山的一场AI meetup上,遇到了一位做UX设计的美国女孩。她跟我说:“我用Midjourney可以做出一百版方案,但我的老板说,‘这里面没有一个是你自己想的。’”
她问我:“你觉得AI在做设计的时候,设计师的价值在哪里?”
我想了很久,回答她:“在人提出问题的那一步。”
她愣了一下。
我说:“AI可以画出一千种答案,但它不会问‘我们为什么要画这个’。那一问,是你的。”
她笑了。我不知道那算不算一个答案,但那是我们聊了三小时的开端。
硅谷给我的最大感受:AI让“自信”的人更自信,让“焦虑”的人更焦虑。中间地带,正在消失。

03 

第三站:伦敦——当AI遇上“古老的规矩”

伦敦不一样。
这里的AI氛围不“热”,但很“稳”。
我拜访了一家做AI医疗的初创公司,他们的核心产品是一个帮助医生解读影像的辅助系统。让我意外的是,他们的CTO不是技术出身——他以前是NHS(英国国家医疗服务体系)的医生。
我问他:“你为什么不待在医院?”
他说:“因为在医院里,我发现最大的问题不是没有AI,而是医生不信任AI。我需要做一个‘AI能听懂医生’的系统,而不是一个‘医生需要去学会用’的系统。”
这句话,我在后来的旅途中反复想起。
在伦敦,我深刻体会到:技术本身没有国界,但技术落地的规则、伦理、信任体系,是有边界的。
英国人对数据隐私的敏感、对“算法黑箱”的警惕、对“AI会不会抢走我的工作”的担忧——不是他们“保守”,而是他们的社会契约要求:任何新技术,必须先证明“你不会伤害我”,才能谈“你能帮我”。
这对中国出海做AI的创业者来说,是一个必须正视的挑战。

04

 第四站:新加坡——那个“人人都在谈合规”的地方

如果说伦敦是“谨慎”,那新加坡就是“精明”。
我在新加坡见了三位做SaaS的创业者,他们的产品都嵌入了AI能力。聊天中发现,他们最关心的不是“模型精度”——而是:
“我的数据存在哪里,才符合GDPR和PDPA?”
“我的模型用了开源数据,有没有侵权风险?”
“如果用户用我的AI做了违法的事,责任算谁的?”
其中一个创始人跟我说了一句让我印象深刻的话:
“在中国,我们问‘这个东西能不能做出来’。在新加坡,他们问‘这个东西做出来之后,能不能卖出去’。”
这不是讽刺。这是一个成熟的商业社会对一个新兴技术最基本的审视:能不能合规?能不能赚钱?能不能持续?
三个问题,一个比一个难回答。

05

 第五站:东京——AI与“老龄化社会”的碰撞

东京是这一站里最让我感慨的。
在一家养老院的参访中,我看到护工们使用一套AI语音助手系统,帮助记录老人的健康状况、提醒服药、甚至陪老人聊天。
一位工作了20年的护工阿姨告诉我:“AI来了之后,我有更多时间跟老人坐在一起了。以前我要花一上午写报告,现在AI帮我写了。我就坐在他们旁边,听他们说话,握他们的手。”
那一刻我突然意识到——AI不是在“取代人”,而是在“把人放回人的位置”。
护工的价值从来不是“写报告”,而是“陪伴”。AI做了前者,把后者还给了人。
但反过来,我也看到了挑战。
日本的老年人口中,有相当一部分人对智能手机都有抵触,更不用说AI了。一位老人对我说:“我连我的孙子都不常见到,你让我跟一个机器说话?”
技术有温度吗?有。但前提是,技术得先“愿意”走到人身边去。

06 

回到中国:我学到的五件事

240天,我回来了。
回看这一路,我学到了五件事——对AI,也对人生。
第一,技术是通用的,但问题是本地化的。
硅谷的问题不是深圳的问题,伦敦的担忧不是东京的担忧。做AI出海,不是“把中国的代码翻译成英文”,而是“把中国的解题思路,重新解一遍本地的问题”。
第二,合规不是枷锁,是入场券。
新加坡那几位创业者教会我的:在欧美市场,“你怎么用数据”比“你的模型多厉害”更重要。合规做不好,连上牌桌的机会都没有。
第三,AI最大的敌人不是技术瓶颈,是信任。
伦敦那位医生为什么不用AI?不是技术上不行,是他“不信”。信任的建立,不是发一篇论文能解决的——它需要时间、案例、口碑,以及一次次“不辜负”。
第四,越是在AI时代,“人”的价值越贵。
东京那位护工阿姨让我看到:AI可以替代“劳动”,但它替代不了“劳动背后的心意”。当机器越来越像人,“人味儿”就成了最稀缺的东西。
第五,中国AI有能力走出去,但需要用“对方的语言”。
不是英语的语言。是规则的语言、信任的语言、共情的语言。

写在最后

有人问我:这一路,你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我想了想,说:“AI很强,但世界很复杂。”
AI可以写诗,但不能理解诗背后的眼泪。
AI可以看病,但不能握住病人的手。
AI可以聊天,但不能在你孤独的时候,真的出现在你身边。
这不是AI的局限,这是AI的清醒——它知道自己是谁,也知道自己不是谁。
身在中国,做AI,我们拥有全球最好的工程能力和最快的迭代速度。
但走出去之后,我发现,这个世界需要的,不只是一个“更强的AI”,而是一个“更懂的AI”——懂规则、懂信任、懂人情、懂每一个具体的人和他们具体的生活。
我的环球之旅结束了。
但中国AI的环球之旅,才刚刚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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