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买试卷之后:校长必须接住的命题权

教育部一纸禁令，严禁向任何组织和个人购买试题试卷，家长群里炸了锅。有人拍手叫好，有人眉头紧锁。好的是终于不用再为那些来路不明的“名校密卷”掏钱了；愁的是学校不买卷子了，孩子拿什么练？

这些反应都在情理之中。但有一个群体的反应，被舆论忽略了——校长。政策落地之后，真正被推到变革最前沿的，不是家长，不是老师，而是校长。

因为“不买试卷”四个字，动摇的是长期以来学校管理中一个隐性却关键的地带：命题权到底在谁手里，考试评价到底由谁做主。

对校长而言，接住命题权，不是接住一套卷子，而是接住学校教学管理的自主权、诊断力和专业尊严。

试卷曾经是一门大生意，

校长不能装作看不见。

先说为什么要禁。

这些年，试卷早就成了一门大生意。某头部教培机构年报显示，仅试卷业务一年营收就超过12亿元，毛利率高达65%。一张成本3块钱的卷子，卖到学生手里15块。

这中间的差价去了哪儿？

江西崇义县一所中学的校长，从2009年到2014年，与《金太阳》试卷经销商约定：一套联考卷24元，模拟卷42元，经销商只收一半，另一半作为“好处费”返给学校。五年下来，仅试卷款就侵吞了7万多元，另外还在教学用品采购中收受8万多元回扣。

一张薄薄的试卷，背面写着一本校长必须看清楚的账。学校买得越多，个别人赚得越多，最后掏钱的是家长，被消耗的是学生。

当试卷成为一门生意，学校的教学管理就出现了一个巨大的黑洞：校长看似在抓考试、抓质量，实际上把命题权、诊断权、评价权统统外包给了商业机构。

外包的代价，不仅是钱，更是学校对自身教学状况的失察。

禁止购买试卷，首先是在堵这个黑洞。校长如果还把试卷采购当作教务处的常规事务，就已经落后于政策的本意了。

不买试卷，

暴露的是管理能力的欠账。

政策下来之后，最普遍的焦虑是：不买卷子，孩子拿什么练？这个问题抛给校长，其实是在问：学校自己有没有命题能力？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2018年做过一次调查，上海教师中经常自主命题的比例只有55.6%，比OECD平均水平低了21.6个百分点。

换句话说，将近一半的老师平时不怎么自己出题。长期使用现成卷子，最直接的后果就是命题能力退化。有的学校直接从网上买“押题卷”，试题和本地教学进度根本对不上；有的老师东拼西凑组一份卷子，知识点重复堆砌，学生做了半天，做的都是同一类题。

这不能全怪老师。现成的卷子拿过来就能用，省时省力。但省下来的时间，并没有用来研究学生。学生累，老师也累，谁都没往前走一步。而校长作为学校教学管理的第一责任人，如果对这种退化视而不见，甚至默许、纵容，那就是管理上的失职。

试卷来得太容易，就容易滥用。买来的卷子便宜、量大、随取随用，“周周测”“月月练”就成了常态。有媒体算过一笔账，一个孩子从小学到高考，光是买试卷就可能花掉近10万元。钱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时间。

北京有学校做过对比实验：每天做4套卷子的“刷题组”，数学均分92，但遇到开放题正确率不到40%；每天只做1套卷子但要求总结错题的“思考组”，均分89，开放题正确率却有75%。

多做，不等于多会。这个道理，教育工作者比谁都清楚，但为什么还是停不下来？因为校长对教学质量的监控，长期依赖“考”这个动作，而不是“研”这个能力。

买来的卷子，考的是别人的思路；自己出的题，才真正贴合自己学生的水平和进度。一个孩子哪块知识没掌握，哪类题型总是出错，自己老师出的卷子最有发言权。

把命题权收回来，

是校长专业领导力的试金石。

禁止购买试卷，不是要把考试取消，而是要把考试的主动权还给学校和老师。这对校长来说，是一次专业领导力的真正考验。

广州一位有二十年教龄的初三数学老师说，刚开始听说要自己命题，头皮发麻。但真正做起来之后，他发现情况不一样了。

为了出一份单元练习，他必须把整个单元的知识点、重难点、学生容易出错的地方反复梳理。他发现自己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了解学生：“以前用现成的卷子，学生某个题错一片，你只知道他们这个知识点弱，但不知道为什么弱。”自己出题，倒逼自己把课标吃透，把学生摸透。这是现成卷子给不了的东西。

这位老师的转变，恰恰说明校长应该做什么。校长不是要自己去出每一道题，而是要建立一套机制，让老师愿意出题、能够出题、出得好题。

教育部的文件写得很清楚：命题能力不足的学校，由上级教育行政部门组织命题，提供题库供学校选用组卷。这意味着不是让每所学校单打独斗，而是有兜底机制的。地方教研机构可以组织骨干教师联合命题，建成区域共享的题库。学校从中选题、组卷，既保证了质量，又保留了自主权。

还有一条路，是技术。国家智慧教育平台已经上线了约1.5万道免费习题，覆盖小学数学、初中数学物理化学、高中数学物理化学等学科，教师可以直接在平台上选题、组卷、下载。平台还配套了每道题的解析视频，学生扫码就能看。

2026年4月，教育部等五部门联合印发《“人工智能+教育”行动计划》，明确提出推动智能命题、智能组卷、智能监考、智能评卷等应用。

技术不替代老师，但可以帮老师省下重复劳动的时间，把精力用在真正需要人的地方——研读课标、分析学情、设计教学。校长要做的，是把这些资源用起来，把老师的命题能力培养起来，把学校的题库建起来。这不是额外负担，这是教学管理的本分。

家长的焦虑，

考验的是校长的沟通能力和管理透明度。

政策下来了，家长的担心也跟着来了。

最普遍的一种焦虑是：学校不考了，别人家偷偷加练怎么办？有家长说得很直白——“校内减少考试，很可能变成校外增加考试”。老师会“提醒”学生自己去买教辅、买机构的“真题”来练。考试从公开转入地下，从学校转入家庭。孩子的负担一点没少，家长的钱包倒是又瘦了一层。

还有一种担心，更隐蔽，也更现实。有家长反映，学校虽然不买试卷了，但老师把电子版发到群里，让家长自己打印。一晚上几十页，家里打印机就没停过。有农村家长为了打印一份试卷，得跑十里路。这算不算另一种形式的“转嫁”？

更深的焦虑，是关于公平的。以前大家用同一套卷子，好歹有个参照。现在各校自己出题，你家孩子做的题和我家孩子做的题不一样，难度不一样，怎么比？中考高考可还是同一张卷子。

这些担心，都不是无理取闹。

校长如果只是机械执行“不买试卷”的规定，而不去回应这些焦虑，结果就是政策落地了，矛盾却转移了。家长的焦虑从地上转入地下，学校的教学管理非但没有加强，反而失去了家长的信任。

校长需要做的，是把命题和考试的管理过程透明化。学校自己出的题，依据是什么，难度怎么控制，知识点怎么覆盖，作业量怎么统筹，这些都应该让家长看得见。

更重要的是，校长要带头把“少一张卷子，多一分用心”落到实处。家长的焦虑可以理解，但焦虑的解法不是多买几套卷子，而是让学校把题出好、把课教好、把每个孩子的问题找准。

守住命题权，

就是守住学校管理的核心阵地。

说到底，禁止购买试卷，对校长而言是一次管理升级的契机。过去，试卷采购是教务处的常规事务，校长未必过问。

现在，试题试卷成了校长必须亲自抓的核心业务。因为它牵扯到教学管理的每一个环节：课程实施、学情诊断、教师专业发展、家校沟通、教育公平。

有的老师确实不会出题，有的学校确实没有条件。但正因为不会，才要学；正因为没有，才要建。把“不会出题”当成继续买卷子的理由，问题永远解决不了。校长的责任，不是抱怨老师不会，而是创造条件让老师会；不是等着上级给题库，而是主动对接平台、组织教研、建立校本命题机制。

命题权收回来之后，校长手里握着的，不再是一张张买来的卷子，而是一套能够诊断学情、改进教学、促进教师专业成长的评价体系。

这套体系建不起来，禁令就只是一道禁令；这套体系建起来了，禁令才真正变成教育回归本质的起点。

教育这件事，从来不是多刷一套卷子就能解决的。少一张卷子，多一分用心，或许才是真正的出路。而对校长来说，命题权这块阵地守不守得住，直接决定了学校是在做教育，还是在做买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