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身份”:新媒体环境下裕固族国家认同的实证研究

20世纪后半期，数字化和全球化赋予人们文化认同暂时性和不稳定的特性，并将身份焦虑渗透在日常生活中。媒体在构建身份认知中的角色也发生了变化：印刷媒体时代想象中的社区被牢牢地限制在地域边界内，而在新媒体时代和全球化背景下，后现代主体观完全解构了主体统一性的核心，人们经常修改甚至可以颠覆现有的文化身份，调整其身份系统和架构以适应外部环境的变化。此外，在信息技术革新的过程中，世界政治、经济、文化格局被重构，离散人群、移民、难民和少数民族的身份认同问题浮出水面。

多民族国家普遍面临着把诸多语言、文化、种族、宗教等存在差异的族类共同体整合到统一的任务（高永久，2010：26-35）。阿尔蒙德（Gabriel Abraham Almond）认为国家认同危机是困扰传播学研究发展中国家合法性及政治稳定的棘手问题（阿尔蒙德，1978/2007：35-40）。中国正从传统社会转向现代社会，历史上很少有国家在社会、经济文化等如此广泛的领域同时进行巨大的变革，这种转型……也不同程度地影响着各民族的国家认同和中华民族的凝聚力（金太军，2014：4-23）。多民族国家建设和发展的一个重要困境是，一方面，其内部族群认同与整体国家认同之间的平衡面临着不断的挑战；另外一方面，多民族国家对国家认同的依赖并没有下降反而有着更高要求。因此，一个族群通过怎样的方式使集体记忆代代传承下去；通过怎样的手段连接过去和未来；在时间和空间的维度中，怎样为现在以及将来的集体成员提供一种历史意识和整体意识，以构建族群的国家认同。这些问题的研究都是迫切且必要的。

关于认同的生成有原生主义和建构主义两种范式。原生主义代表学者Glifford Geertz（1973：259）认为血缘、言语、习惯所带来的不可抗拒的强制力与吸引力是一种原始依恋，生物原生主义和文化原生主义将血缘、地缘、文化结合起来，将日常和情感作为粘合剂，凝聚成具有原始依恋的共同体。而在建构主义者看来，认同是一种强大的力量，同时，它也是可以被建构出来的。现代化进程的加速使个体有一个“脱域”（disembedding）过程，触发了个体的不确定性和不安全感，激发了他们对共同体的渴望。媒介传播在文化认同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有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它提供了一种社会语境，使得文化认同成为可能（吴世文，2014：96；泰勒，1992/2001）。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1983/2003：6-7）在《想象的共同体》中强调“想象的共同体这个名称不是虚假意识的产物，而是一种社会心理学上的社会事实”。总之，媒介传播是引导人们思维观念变化的重要力量，而其中依托于网络的新媒体则以更快的速度建构着我们身处的这个数字化社会。

新闻传播领域着眼于媒体使用与国家认同关系的研究主要沿着两条路径展开：第一条路径是媒体特征对国家认同的影响。Hutchby Ian（2001：441-456）认为媒体技术所提供的能力是一种“可供性”（affordance）能力，新媒体集文字、图片、影像等于一体，信息更加生动直观且容易贴近生活，其亲和力为少数民族构建国家认同提供有利条件。此外，有部分学者通过实证研究对新媒体强化国家认同感提出质疑，Saunders（2006：255-290）等人发现新媒体使用增强了华人的族群身份认同，但削弱了俄罗斯人的族群认同。也有研究认为，利用新媒体与本民族的频繁交往可能会进一步激发民族意识，削弱他们对国家的情感依恋，同时强烈的民族认同还可能降低对其他民族的评价，造成族际关系紧张（许亚峰，2017：202-208）。

第二条研究路径是如何有效地利用媒体来增强国家认同。传播主流政治思想、构建身份认同是大众传媒的两大功能（Oiarzabal，2012：469-485）。Baasanjav（2008：41-60）研究了蒙古戈壁地域中的文化数字鸿沟，并探讨了怎样通过互联网影响蒙古农村居民的身份认同。

现聚居于中国西北甘肃省张掖市肃南裕固族自治县的裕固族是以畜牧业为主的民族。据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统计，裕固族总人口数为14378人，是全国人口数最少的少数民族之一。裕固族自称“尧熬尔”，有着悠久的历史和独特的文化，其族源可追溯到唐代。裕固族人采用的文化符号体系构成了其独特的民族性。裕固族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方方面面，都浸透着神话、民歌、谚语等族群文化原始素材，体现着北方游牧民族的古老叙述母题（林红，2010：66-70）。

近年来，在政府政策的推动下，西北偏远地区的传媒发展水平和经济水平都有了长足的提高。裕固族原本生产、生活方式的封闭性被打破，现代信息社会和转型期的大环境改变着这个以游牧为主要生产生活方式的独特族群，更深刻影响着这个族群千年以来形成的价值观体系（朱杰，2007：450-464）。新媒体使用已经改变了裕固族人的生活方式、重构了对日常生活的想象，并实践着裕固族与全国的一体化，甚至全球一体化。

目前，已有不少学者关注和探讨少数民族的媒体使用及其国家认同的议题。这些研究议题通常以维吾尔族、藏族、壮族等无论在地理分布还是人口分布上都具有明显优势的少数民族群体为研究对象，缺乏对人口较少、易被边缘化的少数民族的研究。裕固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与维吾尔族、蒙古族、藏族、汉族等民族交往，是西域民族与汉民族、西域文化与中原文化交融的代表。因此，研究聚居在肃南裕固族自治县的裕固族具有极强的典型意义。

本文以身处中华文化与裕固族民族文化传播环境的裕固族人群为研究对象，弥补了长期以来针对人口较少的少数民族媒介传播研究的不足。本文为了解数字时代少数民族的媒介素养以及媒体使用与身份认同现状提供真实的文字、数据材料，拓展了少数民族地区的媒体发展与身份认同的研究领域，尤其是少数民族当中人口较少、文化较弱势族群身份认同研究的理论视野。此外，本文着重考察新环境里裕固族人的国家认同，以此探寻人口基数相对较少的少数民族的发展诉求，不仅可以为少数民族地区国家认同提供实证参考，而且更有助于开拓新闻传播学科在民族关系领域的研究。

总之，在现代信息社会研究甘肃境内少数民族的媒体使用及其国家认同，对于展现更加全面、详实的少数民族国家认同构建图景，增强多民族国家多元一体化建设，提高处于相同社会经济条件的其他少数民族的国家认同，以及维护民族多样性和社会稳定，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指导价值和社会现实意义。

本文研究问题的推进建立在理论梳理、文献综述以及对裕固族历史文化认识了解的基础之上。其核心研究问题可总结为：媒体在裕固族人身份构建过程中如何影响裕固族的国家认同。它包括两个层次，一是裕固族媒体使用以及媒介素养；二是传统媒体使用和新媒体使用在裕固族国家认同形成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具体来说，本文的研究问题可细化为以下五个子问题：第一，裕固族的媒体使用情况如何？第二，裕固族国家认同现状如何？第三，影响裕固族国家认同的各个因素权重如何？第四，新媒体在裕固族国家认同的形成过程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第五，提高裕固族国家认同的路径有哪些？

正如研究背景所述，无论是传统媒体还是新媒体，均已对裕固族人国家认同产生了深刻影响。受教育程度的限制和语言水平的掣肘，一些裕固族人对报纸等传统媒体接受程度有限。而新媒体信息以视频、图像、语音、文字等多种方式呈现，并且具有很强的互动性，这使得文字阅读水平较低的裕固族媒体用户在信息的可得性和参与感等方面大幅度提升。另外，在新技术推动下，信息传播速度“瞬间即达”让人们的“距离感”不断降低，物质、资本、讯息的流动性增强，削弱了陌生“他者”的存在感。便捷的新媒体成为了西北民族地区宣传的重要渠道，拓展了少数民族国家认同水平的提升空间。裕固族人的日常生活持续与整个社会和国家的发展形成纽带，在这个过程中不断构建和完成“身份文化想象”。因此，本文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H1：传统媒体使用频率越高，裕固族人的国家认同水平越高；

H2：新媒体使用频率越高，裕固族人的国家认同水平越高；

H3：媒介话题关注程度和参与程度越高，裕固族人的国家认同水平越高；

H4：新媒体产品接触频率越高，裕固族人的国家认同水平越高。

（一）抽样方法与样本人口统计特征

本文采用的数据来自2018年1-4月、2019年7-8月在肃南县进行的关于裕固族媒体使用与文化认同的调研。研究选择了肃南县县城以及明花乡的农区和牧区三个调查点，以多阶段复合随机抽样为抽样方式，基于居住在肃南裕固族自治县的1.04万裕固族人进行抽样，共抽取880名样本。实际回收有效问卷789份，回收率为89.7%，达到了统计学要求。

（二）自变量测量

本文涉及的自变量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人口统计因素变量，包括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家庭年收入、对民族政策满意程度、裕固语掌握程度。另一类是媒体使用变量，包括传统媒体使用和新媒体使用。媒体使用问卷使用五分制李克特量表，测量了裕固族人对不同媒体的使用频率、关注媒体话题以及媒体产品使用三个方面。问卷通过可靠性测试，可靠性系数较好（α=0.86）。本研究邀请了三位专家对问卷的有效性进行效度检验，并根据专家的建议进一步修改了语句陈述方式等。

（三）因变量测量

1.裕固族国家认同量表设计

少数民族的国家认同属于身份认同的范畴，认同具有复杂多维构面，且具有强烈的主观属性。没有大规模族群跨境迁徙的中国和以美国为代表的多民族国家的“国家认同”研究语境不尽相同，不能直接套用国外关于“国家认同”的成熟量表。国内关于“国家认同”的测量侧重于“政治认同”，文化因素被弱化，且大部分研究只涉及少数民族群体对“国家”概念的认知，尚未考量被研究群体与处于相同地位的其他少数民族的交流状态。因此，国内现有的“国家认同”量表也存在诸多问题。在设计少数民族的国家认同量表时，一方面需要考虑中国“多民族国家”与国外的“多民族国家”其人员构成上存在差异；另一方面不能将国家认同简化成一个“政治认同”框架，而应结合政治认同、文化认同、爱国情怀、国家依恋等多个维度，将“国家认同”的构面多元立体化，从而更加全面、科学地考察现代社会中，中国境内少数民族的国家认同水平。

（1）探索性因子分析

本文提炼了20个题项，使用五分制李克特量表，先进行小样本研究（Pilot Test），先收集200份问卷，任意挑选其中的100份做探索性因子分析。

通过主成分分析，最初的20个题项保留了16个，在此基础上将这16个题项划分为有效的5个维度（“自我归类”“行为倾向”“国家依恋”“国家自尊”“与其他民族的交往态度”）且没有出现交叉载荷项目。

（2）验证性因子分析

为确保研究的整体信度和效度，本文进行了验证性因子分析。由此确定本文的国家认同量表5个因子的15个题项。从题项内容来看，自我归类（内部一致性系数R=0.85）、国家自尊（R=0.78）、国家依恋（R=0.91）、行为倾向（R=0.87）、与其他民族的交往态度（R=0.82），这5个维度共同构成了裕固族的国家认同量表（α=0.91）。

检查路径系数及其显著水平后，本文对结构方程模型适配度进行检验。利用单群组生成限制模型和未限制模型，两个模型的卡方值差异为6.58，p<0.05，量表的区别效度较好。另外，通过公式AVE=（∑λ^2）/n，计算得出“平均变异提取值”（Average Variance Extracted）。如表1所示，每个题项的平均变异提取值AVE均大于0.6，组合信度CR大于均0.7，表明构建的国家认同量表通过了收敛效度检验。

进行国家认同相关分析时需要获取具体数值。通过将每个因子的方差贡献率作为权重对这5个维度加权求和从而得到国家认同综合分数值（国家认同综合因子得分  =F1*0.58+F2*0.15+F3*0.13+F4*0.09+F5*0.05）。

2.裕固族国家认同整体水平测量

国家认同综合因子得分公式加权之后的国家认同的分值范围在3-15之间。通过样本推断整体得到裕固族国家认同的平均水平在95%的置信区间范围为12.5171-12.8652，平均值为12.6912，这在3-15的国家认同分值范围内处于较高水平，说明裕固族人的国家认同总体水平较高。

（一）裕固族国家认同影响因素回归分析

裕固族族群认同影响因素的回归模型中，自变量包括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家庭年收入、对民族政策满意程度、裕固语掌握程度、传统媒体使用与新媒体使用。自变量的描述统计见表2，其中传统媒体和新媒体使用这两个自变量通过对不同媒体的使用频率来表示，根据媒介分类的特点，本文将电视、广播、报纸、书籍看作传统媒体，将智能手机、智能手表、电脑、平板电脑看作新媒体。因变量则为裕固族人的国家认同水平。为了考察人口统计因素、传统媒体使用以及新媒体使用对裕固族国家认同的影响，本文通过三个回归模型，分析各个影响因素的显著性及其权重系数的变化，并分析人口统计因素、传统媒体使用以及新媒体使用这三类影响因素进入模型后拟合结果的变化，即自变量数量的递增对模型解释力的影响，从而得到更加科学的结果。

如表3左侧栏所示，模型1中只有控制变量，该模型运用最小二乘法回归。其中访者的受教育程度、对民族政策的满意程度、家庭年收入水平回归系数显著（p<0.05），标准化回归系数分别是0.175、0.069、0.176。如表3中间栏所示，模型2中加入了传统媒体使用频率，回归结果显示，受访者的受教育程度、对民族政策的满意程度、家庭年收入水平、传统媒体使用频率回归系数显著（p<0.05），分别为0.189、0.036、0.178、0.160，均与国家认同显著相关。如表3右侧栏显示，模型3在模型2的基础上，加入了新媒体使用频率，目的是了解新旧两种不同的媒体形态使用频率对裕固族国家认同的影响。回归结果显示，受访者对民族政策的满意程度、家庭年收入水平、传统媒体使用频率、新媒体使用频率回归系数显著（p<0.05），均与国家认同显著正相关，其标准化回归系数分别是0.230、0.042、0.249、0.286、0.343。由此可见， 在众多影响因素中，媒体使用超过了受教育程度、对民族政策满足程度、家庭年收入水平等，成为影响裕固族国家认同最重要的因素。因此，H1与H2得到数据支撑，H1、H2成立，即传统媒体使用频率越高，裕固族的国家认同水平越高；新媒体使用频率越高，裕固族的国家认同水平越高。新媒体使用作为后进入的自变量， 其权重系数超过了传统媒体的权重系数，说明新媒体使用频率对裕固族国家认同的影响比传统媒体使用频率更大。

经检验，随着加入传统媒体使用与新媒体使用这两个自变量，从模型1到模型2再到模型3，模型解释裕固族国家认同的拟合优度R2随着自变量的增加而明显提高，分别是0.554、0.560、0.576，标准估计的误差也逐步降低。传统媒体使用与新媒体使用两个自变量的加入，模型解释力提高，这说明媒体使用显著影响了裕固族人的国家认同水平。

（二）裕固族新媒体使用与国家认同的结构方程模型

本文选用结构方程模型，选取媒介接触频率（传统媒体接触频率及新媒体接触频率）、关注话题、媒体产品使用以及国家认同水平作为潜变量，来聚焦裕固族人媒体使用对其国家认同的影响。

根据新媒体使用对国家认同影响的相关理论，本文初步构建图1所示的媒体使用与国家认同的结构方程模型。

检验发现，图1所示的初步模型适配度不佳，需进行修正。最终得到如图2所示的修正后的裕固族媒体使用与国家认同结构方程模型。修正后模型的卡方值（Chi-square）为345，自由度df为140，显著性概率p<0.005。

表4与表5中一系列拟合指数，从不同的角度证明了本文设计的理论模型与实际观测数据有较高拟合度，模型对数据的解释程度较高，各个路径系数都有显著的统计学意义。说明本文构建的结构方程模型对于解释裕固族媒体使用频率、关注话题、媒介产品选择与国家认同水平整体拟合较好。

按结构方程模型要求，在考察媒体使用与国家认同之间的关系时，需关注标准化的系数。如表6所示，回归系数符合预期，并且p值均小于0.05，表明两者之间存在显著相关性，由此可以认为媒介使用行为可显著影响裕固族人的国家认同。其中：

1. 裕固族传统媒体设备使用与国家认同之间的系数为0.705，这表明传统媒体使用频率越高，裕固族人国家认同水平可能越高。此结论再次验证了H1。

2. 裕固族新媒体设备使用与国家认同之间的系数为0.851，这表明新媒体设备使用频率越高，裕固族人国家认同水平可能越高。此结论再次验证了H2。

3. 裕固族话题关注和参与程度与国家认同之间的系数为0.588，这表明，裕固族人媒介话题关注程和参与程度对其国家认同水平有显著影响。由此，H3得到数据支撑，H3成立，即媒介话题关注程度和参与程度越高，裕固族人的国家认同水平越高；

4.裕固族新媒体产品使用频率与国家认同之间的系数为0.384，这表明，裕固族人新媒体产品接触频率对其国家认同的水平有显著影响。由此，H4得到了数据支撑，H4成立，即新媒体产品接触频率越高，裕固族人的国家认同水平越高。

此外，从标准化系数可以看出，新媒体使用频率对国家认同水平影响最大，媒介产品使用频率对裕固族国家认同水平影响最小。其原因可能是，媒介产品使用频率对国家认同水平的影响已在很大程度上被新媒体设备使用以及话题关注这两个潜变量解释了。

裕固族媒体使用与国家认同结构方程模型在总体上反映了裕固族人对新媒体的接触程度越高，对各种话题的关注及参与程度越高，新媒体产品接触频率越高，其国家认同水平就越高。由此可见，裕固族人对国民身份想象以及对中国国家形象的感知都向着“媒介现实”靠拢。裕固族人对社会现实的认知深受媒体所传递内容的影响。媒体，尤其是新媒体，深刻影响着裕固族人的国家认同。

与20世纪的传统媒体不同，新媒体以信息的多向互动性为特征，彻底改变了信息的流动方式。在数据上传与下载中，用户对信息的获取和接受具有前所未有的主观能动性。“普通的人民以他们自己的方式，并在他们的日常活动及交流中创建民族和民族认同”（史密斯，2001/2011：83-84）。新媒体成为一种获取信息和身份认知的综合性工具，它为构建身份认同拓展了全新的领域，是当今社会再现少数群体以及边缘群体的重要场所。随着个体媒介素养的提高，少数族群和边缘群体也逐渐进入信息生产领域，主动在媒介再现功能中扮演一定的角色。新媒体使用为裕固族国家认同的建构提供了一条便捷、可行、高效的渠道。

研究发现，裕固族人在使用新媒体进行信息获取中，不仅完成了隐性身份的选择，更实现了其国家认同水平的提升。本文将这个过程称为“下载身份”（Downloading  Identity）。“下载身份”不只是一个形象的比喻，而且更加强调其国家认同中新媒体所起的作用，即强调在当下社会，新媒体是裕固族的国家认同的重要构建路径这一基本事实。尽管受教育程度等因素也影响了裕固族人对国家认同的建构，但就本文考察的诸多因素中，最为重要的是新媒体使用。

作为一个阐释裕固族国家认同构建过程的新概念，“下载身份”主要包含以下内涵与特征：一是在新技术环境下，裕固族的认同构建对媒介技术具有很强的依赖性；二是裕固族的国家认同构建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具有主观能动性的动态过程；三是通过对裕固族人的新媒体使用习惯以及媒介接触内容正向引导，可使裕固族人通过“下载”来提高其国家认同水平。实际上在当前新媒体环境下国家认同的建构进程中，“下载身份”不仅是对裕固族国家认同建构的真实写照，而且更是所有少数民族乃至全体民众国家认同构建的一个缩影。“下载身份”将微观个体之间的线上线下互动、中观层面的互联网秩序以及宏观层面的国家发展和全球化进程连接起来。在日常实践中，裕固族人在新媒体实践中的身份下载，不但可以提高其国家认同水平，也能为其在广泛的社会竞争中争取更多文化资本，促进个体发展乃至整个族群的进步。

正是由于对国家认同乃至对现代社会认同的“下载”，可以充分利用新媒体提高裕固族人乃至全体国民的国家认同水平：一是在与区域外媒体充分对接的同时， 更快发展裕固族地区的新媒体，丰富新媒体建设渠道，最大程度促进“下载身份” 新媒介“硬件”与制度“软件”的提升；二是培养裕固族人媒介接触意识和“下载身份”的主观能动性，提高裕固族人民媒介素养水平和教育水平；三是提升新媒体信息的权威性与可信性，转变长期以来程式化新闻报道中的恩赐意识，改善新媒体议程设置，提供更为丰富、更具特色的“下载身份”内容；四是构建裕固族的“族群的想象力”与“多民族共同体的想象力”之间的关联，特别是通过淡化“他者” 感，实现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化发展的文化认同基底，并将国家认同设定为“下载身份”的最终目标，从而实现裕固族民众的政治认同、族群认同、宗教认同等不同身份认同最终指向国家认同。

由于研究时间等条件的限制，本文研究结果存在一定局限。本文研究对象仅限于居住在肃南裕固族自治县的裕固族人，未考察外迁的裕固族群体。媒介对认同的影响与历史、语言和宗教等其他因素共同作用到人们的认同当中（Mcquail，2005：267）。作为自变量的新媒介使用，与国家认同这一内涵深刻且外延广泛的因变量之间的关系，还受到受众的情感选择、个体偏好及性格、人际关系等因素的影响。这些未能纳入模型框架的因素可能以交叉变量或是组合变量的方式影响着裕固人的国家认同，因而本文研究结论的解释力仍存在一定局限性。尽管如此，本文考察了影响裕固族国家认同的主要因素，反映了裕固族在新媒体环境下国家认同的整体风貌，基本揭示了裕固族在新媒体环境下国家认同的内在影响因素及其规律，而这些影响与作用聚焦于“下载身份”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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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执编/Ak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