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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永浩两次卸载红果:很弱智但很抓人觉羞耻
罗永浩:红果短剧我也装了两次,这件事说起来是有强烈的羞耻感的。因为它那个剧,故事本身是反智的、是弱智的,弱智到你都羞于承认你看过它,但是它还是很抓人。那几天刚好没什么事,就看了一个通宵,早晨起来突然就脸红了——我怎么能看这么弱智的东西看 8 个小时,然后我就卸载了。又过了几个月因为什么事又装了一次,那次看了一个小时就卸载了,非常吓人。”
波斯特曼在《娱乐至死》开头引了赫胥黎的一句警告:毁掉我们的不是我们憎恨的东西,而是我们热爱的东西。他担心的是电视把一切公共话语都变成娱乐,人最后“不知道自己为什么笑,也不再思考”。
但电视时代有一个东西是短剧没有的:反馈的延迟。电视也有收视率,但它要等一周,看的是一个家庭样本给出的数字;短剧不用等,它看你上一集在第几秒划走,下一集就把那几秒补给你。
短剧不是“播给你”的,是“算给你”的。
从“娱乐至死”到“投喂至死”
这套结构里,供给端可以无限生产,分发端可以精确校准,成本由广告主承担,用户唯一的支出是时间。也就是说,这笔生意里没有人为你失去的那两个小时负责——除了你自己,而你自己当时正在看下一集。
电视时代还有一个东西是短剧没有的:时段。你看电视,是决定坐到电视机前;你看短剧,不需要做这个决定,只需要不做“不看了”这个决定。娱乐从一件需要动身的事,变成了一件不需要停的事。
这里必须说一句公道话:把 7 亿人说成受害者,是一种傲慢。真正的问题不在它满足了需求,而在它把“继续”设成了默认。
所以罗永浩那 8 小时,最值得说的不是“短剧很上头”,而是更像是他的判断迟到了。羞耻感是第二天早上才到的——这说明他的判断系统并没有坏,它只是在速度上输给了 30 秒一次的反转。判断还在,只是在反馈频率上被压制了。
于是真正的分水岭不是看不看短剧,而是你还会不会为它做决定。娱乐至死说的是“我们笑着不再思考”;投喂至死更彻底——它连“要不要笑”都替你想好了,你只需要不动。
对抗它的方式从来不是自律。自律靠的是当下那一刻的意志力,而那一刻正是它最擅长攻破的时候。有用的是给自己加摩擦:把“看”重新变成需要动手的一步——卸载、限额、换一台手机装。摩擦不改变你的意愿,它只是把默认选项从“继续”改回“再决定一次”。 人不是每次都愿意看,但默认状态下,人不会去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