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雨聆风1969年至1971年的萧军外调材料，撰写证明的12人中，蒋锡金写的字数最多，有一万五千字。他的“关于萧军”，细细读来，就是详细的回忆录。蒋锡金当时作为右派，接到“任务”，只能是老老实实交代，加之撰写时间较早，文字原始味道很浓，极具史料价值。蒋锡金“关于萧军”原载《今天杂志》第143期，根据原稿手迹，核对了释文，发现有几处误释，修改处以加粗字体表示。“关于萧军”内容方面也有些问题，这个在文后予以注释。
我的认识萧军，始于 1937 年的 9 月间。和他认识后，在一起相处的时间不多，而且在时间上也是断断续续，不相连接的。有的只是在某地见过几面。归纳起来，均有这样几个阶段：
（ 1 ） 1937 年 1 月到 1938 年 2 月，在武汉；这一段时间较长些。
（ 2 ） 1947 年 11 月到 12 月，在哈尔滨，约一个月见过几面；以后在 1948 年夏天又曾在哈尔滨见过一面。
（ 3 ） 1949 年冬，在沈阳，东北文代会期间见过一面。
（ 4 ） 1951 年（？）春夏之交，他过长春探亲，顺道来访，在我家住过一夜。
（ 5 ） 1954 年夏天，我带研究生去北京访问，曾见过两面。
此上是我和他的直接接触。关于这些阶段的事，是我直接知道的。另外有些情况（如关于他在 1937 年以前的情况），则有的是我听他自己或萧红谈起，有的是闻之于许广平先生，有的是闻之于文艺界的一些朋友（这些传闻，有的已记不清是谁讲的了，凡属这类的，也就不记明它的出处。因为有些话，好象是好几次听说，便很听记清最初是听谁说的了）。在文艺界，萧军是当时比较有名和行动有些特异的人物，他的有些行事是属于生活方面（如男女关系）和作风方面（如恃强斗狠）的，说起来很琐碎，虽然传闻很广，但无重要意义，而且也无从证实，这里就从略不记了。（照外调同去要求按时序记述）。
一
关于 1937 年以前的情况。以下的一些情况，有的是听他自己说的，有的是听萧红说起的。
他本姓刘，名钧。他原籍是什么地方已忘（他说过，我忘了）。后来他家迁居在长春的宋家洼子（这是他 1951 年对我说的）。早年曾在东北讲武堂学习过，学的是炮兵；也当过兵，大约在 1931 年前就退伍了。以后在哈尔滨开始写作。在哈尔滨由于写作而与萧红认识，以后又同居。在哈尔滨写作时，是在一家叫《国际协报》的报刊上投稿，笔名叫“酡颜三郎”，又叫“三郎”。后来到了上海，还曾用“三郎”这名字写过稿，但当时有另一人叫“李三郎”也写小说，以后为了避免混淆，便改用“萧军”为笔名，也改称过“田军”。我没有见过他早年的作品，只知道他写过一本小说叫《涓涓》（未写完），这部未完的小说后来曾在抗战前的上海用单行本出版过，内容是写的萧红的家庭情况（萧红本名张廼莹，黑龙江省呼兰县人）。父亲是个大地主，或者还是个恶霸地主。她母亲死后，娶了后母。她父亲很野蛮，把她强奸了，后母属恶于她，她也不能在家居住，便逃到哈尔滨一个美术学校中求学，家中也不供应她。她开始住在哈尔滨的商市街一带过流浪生活，并以“悄吟”的笔名写作，为人所知。她的一部小说《商市街》，写的就是她那时的生活中的杂事；另有一本《呼兰河传》，写到呼兰的情况。据文艺界的一些东北朋友传说，她原来与一个署名叫“林郎”的文艺青年同居，后来才又与“三郎”即萧军结识。萧军用拳头赶走了“林郎”，萧红便单独和萧军同居了。（萧红后来在 1938 年又与端木蕻良同居， 1942 年底病死于香港）。此外，萧军所写的《第三代》，据他自己说是写的他自己的家庭的事。
我所认识的知道他和萧红在哈尔滨时期的情况的人，有金人（张近仁，搞翻译，现在何处不详），舒群（本姓李，现似在北京），罗烽和白朗夫妇（他们原姓张和刘，现似也在北京），他们都是早年在哈尔滨搞文艺活动的。还有林珏（本名唐景阳，现似在沈阳），也似乎曾和他们在一起活动过。
1931 年是“ 918 ”事变发生的一年，日寇进占哈尔滨以后，他们渐渐在哈尔滨耽不下去。于是萧军、萧红相偕大约经由大连到了青岛。在那里生活过一些时。在他们去到青岛以前，舒群曾把一些东北义勇军情况的素材告诉过萧军。舒群是学海军的，对陆军和山地行军的生活不甚熟悉，而萧军却对这些生活较熟悉，因而，萧军便把这些素材加以自己的创造发挥，写成了他的《八月的乡村》。据萧红说，在他们离开东北时，已写成了初稿，好容易才塞在热水瓶壳子内带到青岛，在青岛把它修补完成的。关于此事，萧军曾承认有些素材与从舒群处得来的，但他说：“写还是我写成的。（舒群）如果能写，为什么自己不写出来！”他在青岛时的生活和活动情况，有一个叫“梅林”（他姓张，我在武汉时曾见过此人，据说原来曾当过烟台的张裕酿酒公司的经理，爱好文艺，但写作似无甚才能，我没有读过他写的什么东西，无印象）的比较知道，因为据说他们那时是在一起的。
二萧大约在 1933 年或 1934 年到了上海，设法把《八月的乡村》的原稿送去给鲁迅，请鲁迅提意见。鲁迅对这部稿子很重视，提了意见或还加以修改，并且给写了序言，还资助他用自费印行了。这是因为，当时的上海，虽然在租界上，也没有书店给承印这样的书。书印成后，记得是由一家叫“群众杂志公司”给出公开的经售（即不放在架柜上，但如读者来问起此书，则答称有此书而卖一本给他）。由于当时东北沦亡于日寇铁蹄下，人们很关心东北的情况，特别是东北义勇军的情况，《八月的乡村》是以此为题材的唯一的小说，故而虽然是不公开发售的书，一下子销了好几版（当时的书籍的售价，一般约为成本的四倍，故而，从第二版起，去掉经售的书店扣去的回佣金，成本又不要初版时的排版费，能给到很多钱）。萧军是由《八月的乡村》这一部书出了名而成为众所瞩目的“东北作家”的。
据萧红告诉我，在《八月的乡村》出版之前，他们的生活很困苦。住在上海法租界外的近郊的半农村地带，有时饿饭。实在挺不下去，就到一些东北同乡混顿饭吃，那同乡（她曾说过些名字，我因不认识，忘了）不知他们饿饭，还开了唱机用留声机片让他们听着玩，来招待他们，他们一面听着，一面肚子里也直叫唤，没法子，只好退出来。跑了几家，别人还请他们喝茶。最后，只好实说没有吃饭，才吃饱了肚子回来，但接着还是挨饿。
但后来《八月的乡村》打开了这个局面，接着，萧红的《生死场》也作为“奴隶丛书”的第二种（它的第一种是《八月的乡村》，第三种是叶紫的《丰收》，据说，这是按鲁迅的志愿这样编的。编了三种以后，鲁迅逝世了。它在武汉时曾打算把罗烽的一本集子编为第四种，但未实现）出版，他们的稿件也变得为各刊物和进步书店所欢迎了，因而生活也宽裕了。萧军穿上了革面的皮大衣，很看不起比他们晚离开东北来到上海的舒群、罗烽、白朗等，只肯把金人介绍给鲁迅。因而，在“两个口号论争”的时期，这些原在东北在一起活动的“东北作家”，当时各走一端：二萧和金人林珏等，是在《中流》《作家》等主张“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方面的刊物上写稿的，而舒群、罗烽、向朗等则是在《光明》《文学界》等主张“国际文学”这方面的刊物上写稿的。
我在 1934 年才开始写作，当年的冬天去到武汉，以后在武汉耽到1938 年 8 月。所以虽然也在上海的报刊上发表些东西，但没有参与上海的文艺界的活动。因而，我没有见过鲁迅。 1939 年我认识了许广平先生，以后的过往比较密切， 1941 年的全年几乎常在一起活动，因而，她对我说起过许多关于鲁迅的事，其中也有关于二萧的事。现把有关萧军的事记述如下。
许先生说：“周先生（她这样称呼鲁迅）很关心年青一代的作者的成长，常常用很多精力为他们看稿、改稿，并且在生活方面也给他们以接济。这些青年人周先生并不认识，但当时，大家知道他经常去内山书店，而内山书店就成了他和外界间接接触的地点。有些青年把自己写的稿子送到内山书店，请内山完造转给周先生。也有些青年在上海生活不下去，写信由内山转给周先生向他借钱，周先生觉得应该给予接济的，每次总是给三五十元。因为，这样的数目可以维持个把月的生活，以后就可以自行设法生活下去了。至于送来的稿子，周先生总是很细心给看的，看完也提出修改意见，或动手加以修改，并且设法介绍出版或发表，有的不便于发表或出版的，周先生也设法代他印行或资助他自行出版。
“萧军和萧红的稿子转到周先生手中时，周先生看了，很重视他们所写的题材，而且觉得这两人的文字虽幼稚，甚或不大通顺，但却有些野气，认为是有前途的。所以，周先生把他们找了来，当面给他们说了许多意见，以后，他们就常来走动了。
“但后来萧军的情况发展得很不好。特别是许天虹的事件发生后，（许天虹原是黄源的爱人，女翻译家，我未见过，据说长得很美。黄源当时是《译文》的主编， 1946 年时是华中文协的会长，我曾见过。 1957 年在报上看到，他是浙江省委宣传部长，犯右派罪行定为右派，后不详）周先生就很嫌恶他。事情是这样的：萧军看到许天虹长得好，便追求她。别人不睬他，他硬追。甚至到黄源家中当着黄源面，对许天虹说：‘ 勇敢一些！你究竟爱谁？你爱河清（黄源的号），就坐到河清的怀里去；如果爱我，就大大方方地坐到我怀里来！’把许天虹气哭了。后来，她因为黄源看见萧军侮辱她而不敢出来保护她，也生黄源的气，和黄源离了婚。（据说，那时黎烈文的爱人受伤死了，许天虹与黎烈文结了婚。我在 1946 年见黄源时，他的爱人叫 XX ）。那时，搞得乌烟瘴气，萧红常来周先生前告状，后来还去了一趟日本。周先生也很嫌恶她，告诉我说，以后这两人来时，说我有事，不能见他们。以后，他们也不来了。”
许先生说：“这是我的过错。周先生死后，他们来参与葬礼。以后，他们又来我家走动，我都接待了他们。”
“特别是有一件事，是与我（许先生自称）有关系的，是他俩离开上海前，曾到我家辞行。那时，有个女青年，常与我有些来往，也来辞行。在我家遇见了萧军和萧红来辞行，因为听说他俩是谁而对“作家”有所敬慕，便主动留个自己的姓名地址给萧军，说，万一他们会路过兰州，可以去找她。这女青年姓王，她父亲是兰州的县长。后来，萧军听说果然去了兰州，去找她去了，缠住她，硬要与她结婚。她父亲不愿把女儿嫁给一个举止张狂的文人，便把女儿禁锢起来了。这姓王的女青年原来是有爱人（当时所谓“爱人”，意思是比较接近的异性朋友）的，因此，这关系也给破坏了。而萧军却在兰州耽着，继续追求那女青年的妹妹，终于和那女青年的妹妹结了婚（这就是萧军后来的爱人王德芬）。我当时如不和他们介绍，以后也就没有这样的事情了。”这话，是许先生听我谈到二萧在西安分手，萧红与端木结合的情况以后对我说的。
如前所述，在 1937 年 9 月以前，我不认识萧军。因而以上的情况，我却是听之于文艺界朋友和许先生以及二萧自己所说。不是我直接知道的材料。
二
我的认识萧军和萧红，是始于 1937 年 9 月（那年的“ 918 ”前后），是由宇飞介绍我认识的。宇飞是东北人，本名于浣非，是个在江汉关海关检疫船“华佗”号上的检疫医生。他是“东北老作家”，原来是写诗的，有诗作发表在生活书店出版的《东北作家七人集》上。当时，武汉的江上无桥，有时时间晚了轮渡停驶，或大风封江，我过不了江回不到武昌家中时，常在这“华佗”号上借住，过夜，在那里写些东西，或赶着把刊物的校样校出来以便一早送去印刷所赶印，因和他认识而有此方便。二萧到武汉时，由于抗战后武汉的房舍很紧张，找不到住的地方，字飞知道我在武昌所租住的房子有两间房（实际上那座房子是八间，我分租了两间），因而商量分一间让他们住，我同意了，所以他们迁入了武昌小金龙巷 20 号我家居住。（过了些时，二萧又介绍端木蕻良住在我室内；又后来，梁白波要住进来，端木又迁入二萧所住的房间三人同住。以后，文艺界有很多人住过这房子，如艾青夫妇，叶以群、梁文若夫妇，黄白薇等都住过，一般地，文艺界都称那宅子叫“锡金家”。）
当时文艺界的朋友只要互相知名，读过对方的著作，就有所了解，见了面能谈得上来，观点上有共同之处，很容易成为“朋友”。我当时是 22 岁的文艺青年，一方面在湖北财政厅第一科当科员，领薪水而不去办公，一方面在武汉搞文艺工作和文化界的活动，并且那时还张罗着武汉青年的抗日宣传队的活动，独身一人，在外吃包饭或零餐。二萧住进来以后，我不和他们计算房金，有时我也就和他们一起吃饭（由萧红做饭），互不计较。但各自的活动还是各人的，也互不干预。我如果回家住宿，常常较晚，则由萧红为我守门。
当时，我和冯乃超、孔罗荪三人，已在汉口办起了一个《战斗》旬刊，并且忙着建立武汉的文艺界统一战线的工作，筹备如何成立一个全国性的文艺界的统一战线组织（它后来在 1938 年 3 月成立了“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即“全国文协”）。这后一运动，我也发动二萧去参加的。记得这“全国文协”的第一次筹备会是在汉口市邮政工会的一个仓库房子中召开的，到会二十余人，二萧也出席了这个会，萧军在登记表上第一个签了名，并且在“有何特长”栏内填了“开大炮”三字。当时大家觉得奇怪，问他，他说他是在东北讲武堂学炮兵的。
记得胡风的到武汉，要晚于二萧。他到武汉前，先在武汉的几家大报纸上登出将出版《七月》的预告，这预告是由一家开设在汉口交通路的“华中图书公司”出面登的。这是一家专门发售国民党书刊的书店，抗战前出版过一种由史济行（？）编的《人间世》（汉口版）半月刊，骗取了鲁迅写的《白莽的〈 孩儿塔〉 》序发表，经鲁迅揭穿（见《全集》），声名很坏。这家书店的老板叫唐性天，是参与过五四运动和在《新青年》上写过些东西的人，但后来跟着国民党跑。所以当时文艺界对此事很感到奇怪，为什么胡风办刊物要由这家书店出版。关于此事，二萧也不明白。
以后胡风到了武汉，便常到小金龙巷 20 号来找二萧，他住在小金龙巷底，离开不远，（我也因此而和胡风认识）。到端木蕻良迁入以后，又因为艾青、聂绀弩当时住在大金龙巷的武昌美专，二萧的住处刚好在中心，因而，当《七月》办起来以后，这些《七月》的同人，有时就在二萧的住处聚会。遇上我在家时，他们也不回避我。不过，我是不参与他们的活动的。我那时所从事的活动，是把“全国文协”建立起来的活动，是建立文艺界的以共产党为领导的抗日民族战线的活动；当“全国文协”建成以后，我便从事于这个协会的机关报《抗战文艺》的主编的工作，它的编辑工作是按三三制原则，由三人代表共产党、国民党、无党无派这三方面实际掌握进行的（这三人是我、姚蓬子、楼运夷）。胡风那时所搞的乃是一种立山头的分裂活动，他当时虽也被列名在《抗战文艺》的编委中间（这编委有 33 人，也代表三个方面，有的人并不在武汉），但他并不参与工作。他对这个当时的文艺界抗日民族战线的建立工作取不合作的态度。为了弄清胡风的目的，记得党曾派冯乃超直接和他谈过话，这谈话我未参加，故而不明其经过情况。不过，胡风的《七月》的这个“同人杂志”的宗派倾向当时是大家都很明确的。而其中所包藏的反革命阴谋，则要到 1955 年才彻底揭开了底。《七月》只是他的反革命集团的活动的开始阶段。
我所了解的胡风纠集起来的《七月》的班子，在武汉是这样一些人：胡风（主编《七月》，写理论、诗）、萧军、萧红、端木蕻良（这三人写小说）、艾青、田间（两人写诗）、聂绀弩（写些杂文），另外还有个张梅林那时也在武汉（他不大能写东西）。此处还有一些人在外地：曹白（他姓刘，江苏武进人，那时似在上海），柏山（他姓彭，又叫冰山），丘东平（这两人似都在皖南新四军中），刘雪苇（在延安为胡风组织些延安的稿件），另外，还有陈守梅（笔名那时 S.M ，后来叫“阿垅”等）、陶雄（这两人那时在国民党部队里）。这些胡风的最初的《七月》的班子在外地的情况我不能知道，在武汉的一些人的情况我略为知道一些。我知道的是他们之间并不十分融洽，不大肯拥戴胡风为他们的班主。因为，胡风假借鲁迅的名义来拉拢这一帮一伙，认为唯他们才是鲁迅的嫡派真传（他们之间，谈话时谈到鲁迅也不像一般人那样尊称为“鲁迅先生”，而总是特别地称之为“导师”和“我们的导师”），但是，究竟谁算是“大弟子”，在这个问题上二萧和胡风是各不相下的。胡风虽然千方百计地拉拢这些人，讨好这些人，时常小心翼翼地问寒问暖，赠赠食品之类，言谈之间也对他们百般捧场，但这些人却还是自命不凡，不承认胡风的“大弟子”地位。胡风想把这些人垄断起来，不让他们为别的刊物写稿，要他们只为《七月》写稿，这也不完全能办到。例如：萧军曾为我的编的《战斗》旬刊写过稿，艾青曾为《抗战文艺》和《文艺阵地》（茅盾编）写稿，而后来我和楼运夷到广州去办《大地》时，萧红也是专为它赶写过稿件的。看来，胡风最初纠集起来的这个班子和后来的他的集团相比有些松松垮垮，不大约束得住，到 1938 年这伙人去了山西时，胡风最初纠集的班子也就散了摊子，而《七月》也就只好在武汉停刊，胡风也溜到重庆去了。
萧军在武汉时的生活似乎还富裕，他曾打算把“奴隶丛书”的《八月的乡村》《生死场》《丰收》在武汉重版，并且还准备加上一本罗烽的集子（这事后来都未办成）。由于生活能够维持，故而他们也无须找什么工作，在家闲住着。由于受胡风的影响，后来对武汉文艺界的一些开会活动也不参加了。每天在家，不是闲谈，便是写他的《第三代》续稿，而萧红那时似在写她的《马伯乐》或《呼兰河传》，端木蕻良在整理或是写他的《科尔沁旗草原》。那年的 11 月间武汉第一次紧张，有人纷纷离开武汉，那时端木对我说，他还有五百元的积蓄，如我无钱离开武汉可以和他同走。
这年的 12 月 10 日，国民党的特务曾把我逮捕，也波及了萧军、萧红和端木。事情的经过是这样： 12 月 10 中午，我的财政厅同事张鹤暄来我家找我，由于我们是由萧红做饭，没有预备客饭，所以我便和张鹤暄一同到街上找一家饭馆吃饭。走到出大金龙巷口不远的“长街”上，后面来了一人拍我的肩膀，称我为“蒋同志”（那时人们之间的称呼不用“同志”）。我一看，不认识这人，但他接着说，“罗隆基先生叫我请你去吃饭（前几天，文化界传说罗隆基已被捕）。”我说：“我不认识什么罗隆基先生，你认错人了。”打算走开，但发现前后都有人堵住，走不脱了，便对身旁的张鹤暄低声说：“你去和子韬（冯乃超那时在民政厅所用的名字）说一声，说我到罗隆基处吃饭去了。”张鹤暄趁便走开，而我被四个特务前后簇拥着，被带领进了军人监狱后院的反省院。那天似乎是个星期天，办公室内无人，我被带进办公室后，特务叫我写个条子，说自己到了，便可以带罗隆基出来见我。我因为和罗隆基在一些文化界会议上见过面，没有说过话，也没有任何关系，因而想早些了结此事，便在他写给我的纸上写了“〇蒋锡金到〇”（这前后两个圈，是为了防止他们加上什么字去而画上的）四个字，特务便走开了，长久没有人来。我在这办公室的后面找出了一个值班的人，责问他，他说他不知此事。但我逼住他，他只好给我端来一碗面条和两个包子，我吃了。我等了一会，表示不等了，但他不让我走，而见反省院和外面的军人监狱都有持着带刺刀的枪的门岗，因而也出不去。当时，正在抗日民主运动的高潮时期，我也不怕他们，便和那人闹，那人被我闹得没法，一再打电话请示。到天快黑下来时，他说“电话打通了，你可以出去了”，便一直送我到军人监狱的大门外。这是我被捕的经过，因为要说到萧军他们的被捕，不能不连带说到它。
我在回到家中后才知道二萧和端木他们也被捕了。我回家后不多时，他们也被释放了回来。据大家见面后谈起，他们的被捕的经过和遭遇是如此：
那天，张鹤喧从我身边走开后，先遇见财政的一个工役张富祥，叫张富祥跟着看我被带到哪里去了。随后，他便去民政厅找到了冯乃超，冯乃超教他立刻去找财政厅厅长贾士毅设法营救，同时，他下午还到汉口去，文化界有会，他要去会上宣布此事，造舆论声援。张鹤暄去找了贾士毅，贾士毅说，“刚好蒋委员长（该死）在武汉，就住在省政府官邸”，便自己去找蒋该死要人。而张鹤暄这时想到也该告诉萧军他们一声，便又赶到了小金龙巷 20 号。
从我和张鹤暄离开家后，家中来了两个或三个武汉的高中的女学生，是来访问萧红的（这“锡金家”的住址，当时曾见之报刊；而那时二萧的住在我家，外界也颇有知道的，故而时常有些青年来找他们）。萧红正在接待她们时，那四个特务又找到我家来，拿出我写的“〇蒋锡金到〇”的字条，说是罗隆基请我吃饭，要谈些事，也要请二萧和端木参与，故而来请；我已到了，要等他们去以便开席。萧军见了那张字条和那四个字前后的圆圈，便知道有蹊跷，问：“你们有逮捕状没有？如有，你们拿出来！如没有，你给我滚！”并且说，“我不去。你有枪，可以掏出来，如没有，我要揍你！”这样，就和特务打起来。据萧军后来对我说，他批评我缺应付的经验，不该顺从地跟着他们走，应该在大街上和他们厮打。因为厮打与否，结果是不同的。特务的做法是秘密逮捕，被捕了而无人知晓，是很危险的。如果他们杀害了你，也无案可稽，无处找个下落。而打架，则成了民事纠纷，只能往公安局中带，而不能带到学军人监狱和反省院中去秘密处理。也许他们说的是对的，由于萧军和特务打了起来，聚了些邻居来看，因而来了警察，把他们带进了公安局的拘留所。一同带走的有二萧、端木、那几个女学生，还有张鹤暄，正赶来送信，特务说：“奥，你也不是好东西。也带走！”故而张鹤暄那时也是一同被捕，和与他们一同被拘留的。端木当时准备长期坐牢，随手带了条毯子，还从我书架上拿了一本《新旧约全书》，准备好在狱中消遣。但到了傍晚，也未经过审讯而被放出来了。
另一方面的营救的情况如下：蒋该死所住的“官邸”就在省政府内。贾士毅直接找到他（贾士毅是有名的“理财家”，政治派系上属于“政学系”）时，向他要人。据贾士毅后来对我说，他对蒋该死说，我是他的人，可以放出来交给他负责管。蒋该死答应了，但打了电话后，回查无此案，无此人。后来又说，公安局中有几个人，但其中无蒋锡金其人。贾士毅回去，接到张富祥的报告，知道了他在我后面跟着，看见我被带进军人监狱的，因而贾士毅再去找蒋该死，并且答应了三个条件而把我释放了，萧军等也连带释放了。特务们是不敢违抗蒋该死的直接命令的。我们的这次被捕，分置在两处，但都是只有几小时，都未经过审讯，而且都是无手续无条件释放的。（关于贾士毅所答应蒋该死的关于我的释放条件之一是：一、我办的刊物必须停办；二、以后不许写文章；三、必须立即离开武汉。贾士毅问我怎么办，我回答说：一、我没有办什么刊物——当时的《战斗》旬刊虽然是我参与办的，但由孔罗荪出面去编，我并不出面——故而也不能让朋友办的刊物停刊；二、我以后可以不用“锡金”这个名字写文章——事后，我不但仍用这名字写文章，而且还用这名字主编了《时调》半月刊和《抗战文艺》；三、请贾士毅把我从财政厅中解职，以后他便不用管我了。我是 1938 年 8 月才离开武汉的。所以这三个条件一个也没有履行。）
这次被捕和释放的情况是比较特殊的。主要是因为，当时正处在抗日民主运动的高潮中，因而国民党反动派干了这件事后，自己变得很被动，舆论对他们不利。
在这件事发生的第二天，即 1937 年的 12 日 11 日，我下午又参加了国民党中宣部在汉口召开的文化界会议。会议由汪精卫和方治亲自主持。会上，汪精卫说：“现在文化界有一个口号，说是‘议和即汉奸’（因为，当时德国法西斯的大使陶结曼，正在为日寇与国民党反动派进行着秘密的议和谈判，因而，我们的许多刊物封面上却用红字套印着这句口号），兄弟认为，这个口号是不对的。因为，无论是百年战争也罢，最后也是一个和，‘私’就妄‘议’，只要议经对民族国家有利就行，怎么能说‘议和即汉奸’呢？所以请大家来讨论讨论，听听大家的意见。”云云。那次会上，到会的约有六七十人，多半是国民党的狗腿子，他们想通过这次会达到一定的目的。记得第一个站起来发言的是洪深，他的发言大致说他是常州人，在战火中，他的家全毁了，什么什么人也炸死了，但为了民族的前途而牺牲，这不足惜。如果在没有取得彻底胜利之前就屈奉求和，则他就要算这笔账，和议和者拼命云云。第二个发言的是李公朴，他谈到刚从山西回来，山西的和华北的抗战形势大好，正一步步向更好的形势发展，因而现在议和，有利于敌人，就是卖国！第三个发言的是邓初民，他说，‘议和即汉奸’的口号不是没有来由的。政府有一段反动的逆流，发展到 12 月 9 日，特务向游行群众开枪； 12 月 10日，又逮捕文化界人士，这是干什么？为什么要这样干？现在，昨天被捕的人还在坐，不容抵赖。他说到这儿，我站了起来，准备接他的话进行责难。那时，汪精卫脸上发红，站起来说“兄弟还有些事，对不起，先退席一下”。就溜走了。邓老接着慷慨陈辞，对议和进行责难，方治也说有事，溜了。接着记得是湖北省党部的胡绍轩发言，他刚说了几句，我们便也说“有事，先退席一下”便纷纷走了。这时，记得萧军（他本来好久以不参加这些会，但那天他却是出席的，萧红与端木是否也去了，记不清了），走来扯了我一下，大声说：“狗叫！别睬他！”我们便走出了会场。看来那次会以下也没有再开下去。
萧军在武汉时有什么反动言论？记不清了。他这人自高自大，目空一切，爱强辩，辩论不过别人时就要打架，有一次辩论什么样的文艺作品算是“伟大作品”时，他硬说，长篇小说比短篇小说伟大，短篇小说比诗歌伟大。“我和端木写长篇，比你们伟大；萧红只会写中篇短篇，次之；锡金最藐小，只会写诗。”胡风来了，笑眯眯地要他写成文章，给《七月》发表，他写了那篇文章却把别人的论点都说成是他的论点，把萧红气哭了，他无赖，他却要打萧红。平时的谈话多属此类。只记得，当时有许多青年和文艺界的人向往于延安，想去延安学习或工作。（如梁白波住在我家一时，就常谈起这想法），他说：“延安让周扬那样的人去罢。周扬去延安，我就不去延安。周扬浑身是脏的（指他在上海的工作和两个口号的论争），所以要到延安去洗把澡。咱们身上是干净的，不用到延安去洗那把澡”。——但后来，他是去了延安的。
他在 1937 年 11 月间在武昌过的 30 岁的生日，那天，喝了些酒，哭了一场，发了些生不逢君之类的牢骚。
我在 1937 年底以后，搬到汉口三教街九号与孔罗荪、冯乃超同住，小金龙巷的房子仍保留着。由于工作忙，很少回到武昌来，回武昌也不一定回家，故而很少遇见他们。 1938 年的 2 月间，他和萧红到汉口来向我辞行，说是要去山西临汾民族革命大学教书。以后他们离开武汉前往临汾时，我曾与孔罗荪等同到火车站向这些去临汾（除了他们外，这一批走的还有许多抗日青年）的人送行。
这临汾的“民族革命大学”，是李公朴去山西回来，协同阎锡山办的，据说打算办成一座“抗大”式的干部训练学校。在 1937 年底就听到李公朴有办这个学校的消息，但我不参与这方面的运动，所以不知道它的究竟。只知道，在 1938 年的 1 月间，这学校大约已筹备得有了些眉目，因为武汉文化界已经有第一批人出发前去了。那第一批出发的人中，有黄松龄，这是他出发前郭沫若为他在汉口广州酒家设办宴饯别，我参与了那次办宴的。到 2 月间的许多人到那里去，应属第二批，这次去的人很多，除了文化界的人去教书的，还有许多去学习的青年。只记得那次从汉口开往临汾的特放专车是约二十节左右的铁篷车（载货的车），估计人数约一二千。因为我曾参与过一些抗战初期的青年运动，每节车上都有些认识的人，所以，我每节车上都去一下，现在记不清他们是些什么人了（去送行时是傍晚，天快黑了，看不大清），只记得其中有严辰。而《七月》的在武汉的“同人”，除胡风外（他那天也去送行的），大约都在那一批一同走了。记得，其中有萧军、萧红、端木蕻良、艾青、田间、聂绀弩。所以，从这以后，《七月》的班子就散了。大约胡风在他们走后在武汉还独力支持了一二期，以后便停刊了，胡风也离武汉去了重庆。
萧军去临汾后没有再回到武汉，我也未再见到他。可是，后来过两个月，艾青、端木蕻良、萧红先后都回到武汉。在这以前，武汉就传说“民族革命大学”被日寇的突然袭击冲垮了，好些青年被冲散了，流离失所。据说，李公朴那时不在临汾，舆论认为他不负责任；对他很不满，所以，他在武昌海光农圃（“上海银行”在东湖边所办的农场）中隐居了起来。我在 5 月间去参观海光农圃时曾在那里遇见李公朴，问起临汾的事，他只是摇摇头，说：“没法说！没法说！”从由西北回到武汉的人的口中（是谁说得忘了，反正好些人这样说），听说萧军他们从临汾被冲垮以后到了西安，遇上了丁玲的“西北战地服务团”，在那里混了一段。萧军那时又追求起丁玲来，但丁玲不干。萧军从丁玲那里失望回来，发现萧红正与端木蕻良同居，便拔把刀要杀端木。端木体弱，不敢抗拒，闭着眼睛等他来杀。但萧军没有杀他，走到端木身边时自己昏倒，跌了一跤，把刀子丢了。端木和萧红扶他起来，萧军叹了口气说：“算了！朋友一场，各走各的罢。”这样，他便离开萧红和端木，独自去了兰州。——以后他与王德芬结了婚，已见前述。
萧红和端木到武汉后，仍在我那小金龙巷 20 号住。萧红那时怀着孕，找我设法找个医生打胎，我劝她不要打，曾问她：“孩子是谁的？”她回答说：“萧军的。”（以后端木大约在 6 、 7 月间离开了武汉，去了重庆。萧红还留在武汉，挺着个很大的肚子，搬来三教街九号我们的住处，住在楼梯边。而艾青住进了小金龙巷。我在 8 月间离开武汉时，萧红是参与了武汉文艺界的朋友为我设的送别宴会的。她以后的情况不知道了，只知道她 1941 年末或 1942 年初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在香港病死的）。
……
蒋锡金 1969 年 8 月 3 日
蒋锡金是右派
此材料供参考
吉林师大中文系斗批改组 69.8.4
吉林师范大学革命委员会外调专用章
注释：1、萧军祖籍是辽宁义县沈家台镇下碾盘沟村，原名刘鸿霖，萧军10岁时，父亲因避债，在长春宋家洼子安家居住；2、萧军1932年起在哈尔滨发表文章，没用过“酡颜三郎”的笔名，用的笔名是燕白、三郎、田倪；3、蒋锡金将萧军的小说《涓涓》，完全当做萧红的真实历史，是不当的。比如“她父亲很野蛮，把她强奸了” ，极其荒诞；4、说萧红先和林郎同居，萧军用拳头打跑林郎，又和萧军同居。既然是传说，就不应该写在材料里；5、蒋锡金1939年和许广平认识，其后来往密切，他记述的许广平所说二萧事迹很重要，但要分辨使用；6、文中的许天虹均应为许粤华，蒋锡金不熟悉所以写错。许天虹是许粤华的哥哥；7、蒋锡金在文中反复说他住在武昌小金龙巷20号，萧红在此住过，可以确定门牌号就是20号；8、胡风到武汉，要早于二萧；9、胡风住在武昌小朝街，距小金龙巷不远；10、蒋锡金被逮捕是1937年12月11日，蒋锡金错记作10日；11、蒋锡金说“国民党中宣部文化界会议”于12月11日召开，是记忆失误，该会是12月13日在汉口召开；12、蒋锡金叙述二萧被捕经过是后来听说的，一些细节不准确，应该以萧军陈述为准；13、蒋锡金说他的被释放是因为贾士毅找了蒋介石，这是不可能的。1937年12月11日，蒋介石不在武汉；14、蒋锡金说萧军“他这人自高自大，目空一切，爱强辩”，很准确；15、二萧是1938年1月27日乘火车去临汾的，蒋锡金说在2月，记忆失误；16、蒋锡金说萧军拿刀子向端木蕻良，却自己先晕倒，刀子掉了，纯属传说，不应写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