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2026年5月，梵蒂冈教皇利奥十四世发布题为《宏伟的人性》的通谕，这是天主教教会首次就人工智能问题发布的系统性纲领性文件。通谕基于135年的天主教社会教义传统，以巴别塔与耶路撒冷为核心隐喻，批判了技术官僚范式下AI权力集中的风险，提出了以共同善、普遍目的地、辅助性、团结和社会正义为核心的AI治理框架。美国信息技术与创新基金会随后发布两篇评论文章（以下简称ITIF报告），从经济学视角对通谕中的“AI新垄断”主张、技术权力本质及治理路径进行了系统回应。本文基于这些文献，构建了一个包含伦理主张、市场检验、理论辨析和政策讨论的经济学分析框架，层层梳理了跨学科对话中的共识与分歧。研究发现，双方在“AI服务于人类福祉”这一最终目标上高度一致，但在实现路径上存在静态伦理观与动态创新观的根本冲突。ITIF报告首次将天主教社会教义系统引入AI经济学讨论，澄清了市场集中与技术权力的概念边界，搭建了跨学科对话的共同语言。未来研究应重点关注伦理目标的可测度性与政策转化、动态创新与静态公平的权衡机制、全球AI治理的制度设计以及数字时代社会教义的经济学基础等问题。 引言 人工智能作为新一代通用技术，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重塑人类社会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治理方式。在带来巨大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潜力的同时，AI也引发了关于技术权力、社会公平、人类尊严等一系列深刻的伦理和政治问题。不同学科、不同文化背景的学者和政策制定者从各自的视角出发，提出了不同的AI治理主张，形成了一场全球性的大讨论。 2026年5月15日，梵蒂冈教皇利奥十四世发布了题为《宏伟的人性》的通谕，全称为《关于在人工智能时代保护人类人格的通谕》。这是天主教教会历史上首次专门针对人工智能问题发布的系统性通谕，标志着天主教社会教义正式进入数字时代的核心议题。通谕长达245页，系统阐述了天主教对AI的看法，分析了AI带来的机遇和挑战，提出了一系列伦理原则和政策建议。通谕发布后，在全球范围内引发了广泛关注和讨论，不同领域的学者从各自的专业角度对其进行了解读和回应。 美国信息技术与创新基金会作为全球领先的科技政策智库，在通谕发布后不久，分别由丹尼尔・卡斯特罗和约瑟夫・V・科尼利奥发表了两篇评论文章。卡斯特罗的文章题为《AI不是另一个巴别塔》，主要回应了通谕中的技术伦理批判和巴别塔隐喻。科尼利奥的文章题为《梵蒂冈的“AI垄断”言论可能鼓励糟糕的科技政策》，专门针对通谕中关于AI市场结构和技术权力集中的主张进行了经济学分析和反驳。此外，科尼利奥在2025年4月向美国众议院司法委员会提交的关于AI反垄断的证词，也为理解经济学视角下的AI市场竞争提供了重要的背景和依据。 这些文献构成了一场跨越神学和经济学两个重要学科的对话。通谕从人类尊严和社会正义的角度出发，对AI发展提出了伦理层面的要求。ITIF的评论则从市场效率和创新的角度出发，对通谕中的一些主张进行了实证检验和理论辨析。这场对话不仅有助于我们更全面、更深入地理解AI治理的复杂性，也为不同学科之间的交流与合作提供了宝贵的范例。 本文将基于上述ITIF报告，系统梳理《宏伟的人性》通谕的核心框架和主要主张，分析经济学视角的回应与辨析，探讨两者之间的理论张力与共识基础，总结ITIF报告的边际贡献，并提出未来的研究方向。本文的分析将严格遵循经济学的逻辑推理方法，注重实证依据和理论一致性，力求客观、理性地呈现这场跨学科对话的全貌。 一、《宏伟的人性》通谕的 AI 治理框架 （一）技术权力集中的伦理批判 通谕以两个圣经故事作为贯穿全文的核心隐喻：巴别塔的建造和耶路撒冷城墙的重建。巴别塔象征着人类试图通过技术力量达到天堂的傲慢，最终导致语言混乱和人类分散。耶路撒冷城墙的重建则象征着在上帝的指引下，人类通过共同努力建设一个公正、和平的共同体。通谕认为，当前的AI发展正面临着巴别塔的诱惑，即人类试图通过技术获得对自然和他人的绝对控制，而忽视了技术的道德维度和社会后果。 通谕批判了主导现代社会的技术官僚范式。这种范式将效率和控制作为最高价值，将一切事物都简化为可计算、可优化的数据和过程。在这种范式下，技术不再是人类实现目标的工具，反而成为了支配人类的力量。人类的价值被简化为生产效率和消费能力，人的情感、道德和精神维度被忽视。通谕指出，AI的发展正在加剧这种技术官僚范式的影响，因为AI系统具有强大的数据处理和决策能力，能够在越来越多的领域替代人类的判断。 通谕最核心的担忧是技术权力的过度集中。通谕指出，在数字时代，权力已经从国家转移到了少数大型私人科技企业手中。这些企业控制了全球大部分的数据、算法和数字基础设施，能够对人们的日常生活、经济机会、信息获取甚至政治观点产生重大影响。它们定义了平台的规则，决定了内容的可见性，塑造了人们的互动方式。这种前所未有的私人权力缺乏足够的民主监督和问责机制，容易被滥用，导致新的不平等、社会分化和对人类自由的威胁。 通谕特别强调了这种技术权力集中对弱势群体的影响。通谕指出，AI系统的设计和训练数据往往反映了设计者的偏见和社会中存在的不平等。这些偏见会被AI系统放大和固化，导致对妇女、少数族裔、穷人等弱势群体的歧视。例如，在就业、信贷、司法等领域，AI算法可能会做出不公平的决策，进一步加剧社会的不平等。通谕还指出，全球数字鸿沟正在扩大，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AI技术的获取和应用方面存在巨大差距，这种差距可能会导致新的殖民主义形式。 （二）AI 治理的五项核心原则 通谕基于天主教社会教义的悠久传统，提出了五项指导AI治理的核心原则：共同善原则、普遍目的地原则、辅助性原则、团结原则和社会正义原则。这些原则构成了通谕AI治理框架的基础，为评估AI技术和制定AI政策提供了伦理标准。 共同善原则是天主教社会教义的核心原则之一。通谕将共同善定义为“允许人们，无论是作为群体还是作为个人，更充分、更容易地实现其成就的社会条件的总和”。通谕认为，AI的发展必须以共同善为导向，而不是仅仅为了少数人的利润或权力。所有与AI相关的决策，包括技术研发、产品设计、政策制定等，都应该考虑到对整个社会和所有人类的影响，特别是对最弱势群体的影响。 普遍目的地原则认为，地球的所有资源都是上帝赐予全人类的，应该用于造福所有人。通谕指出，这一原则不仅适用于物质资源，也适用于数字时代的非物质资源，如数据、算法、数字平台和技术知识。通谕认为，当前这些数字资源过度集中在少数企业手中，违反了普遍目的地原则。因此，需要建立适当的机制，确保AI技术的收益能够被所有人公平分享，而不是仅仅被少数人占有。 辅助性原则是天主教社会教义的另一个重要原则。通谕将辅助性原则定义为“任何可以由个人、家庭、中介组织和地方社区完成的事情，都不应该由更高层级的权威来完成”。通谕认为，这一原则同样适用于AI治理。AI相关的决策应该尽可能在最接近受影响者的层面做出，而不是由遥远的中央政府或全球机构来决定。辅助性原则反对任何形式的过度集中的权力，无论是国家权力还是私人权力，主张权力的分散和多元化。 团结原则强调人类是一个相互依存的大家庭，每个人都对其他人负有责任。通谕指出，AI的发展使得人类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更加紧密。一个国家或一个企业的AI决策可能会对全球产生影响。因此，所有国家和所有社会成员都应该团结起来，共同应对AI带来的挑战，共同分享AI带来的收益。团结原则特别要求我们关注那些最容易受到AI影响的群体，如工人、穷人、发展中国家的人民等。 社会正义原则要求建立一个公正的社会秩序，确保每个人都能过上有尊严的生活。通谕认为，AI的发展必须促进社会正义，而不是加剧现有的不平等。通谕特别强调了工作的尊严，指出AI带来的自动化可能会导致大量的失业和工作性质的变化。因此，需要采取措施保护工人的权利，提供再培训和教育机会，确保所有人都能从技术进步中受益。通谕还强调了数字正义的重要性，要求确保所有人都能平等地获得数字技术和数字服务。 （三）通谕提出的政策路径 基于上述五项核心原则，通谕提出了一系列具体的政策建议，旨在引导AI的发展朝着服务于人类尊严和共同善的方向前进。这些政策建议涵盖了监管、国际合作、企业责任、教育等多个方面。 通谕强调了建立有效监管机制的重要性。通谕认为，仅仅依靠市场机制和企业的自我监管是不够的，因为市场往往追求利润最大化，而忽视了社会和伦理后果。政府有责任制定和执行适当的法律法规，规范AI的研发和应用，防止技术权力的滥用，保护人类的权利和尊严。通谕特别指出，AI系统的透明度和问责制至关重要。对于那些影响人们基本权利的AI决策，应该有明确的责任主体，并且受影响的人应该有申诉的权利。 通谕主张加强国际合作，建立全球性的AI治理框架。通谕指出，AI是一种全球性的技术，其影响是跨越国界的。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单独应对AI带来的挑战。因此，需要各国政府、国际组织、企业、民间社会和信仰团体共同努力，制定全球公认的AI伦理标准和监管规则。通谕呼吁建立一个更加包容和民主的全球治理体系，确保发展中国家能够平等地参与全球AI治理进程，分享AI技术的收益。 通谕强调了企业的社会责任。通谕认为，开发和使用AI的企业负有特殊的道德责任。企业应该将人类尊严和共同善纳入其商业模式和决策过程中，而不是仅仅追求利润。企业应该确保其AI系统是透明的、公平的、安全的，不会对人类造成伤害。通谕还呼吁企业尊重工人的权利，为工人提供良好的工作条件和培训机会，帮助工人适应技术变革带来的挑战。 通谕特别重视教育在AI时代的作用。通谕认为，教育是培养具有批判性思维、道德判断力和数字素养的公民的关键。在AI时代，教育的目标不仅仅是传授知识和技能，更重要的是培养完整的人，帮助人们理解技术的本质和意义，学会负责任地使用技术。通谕呼吁改革教育体系，将数字素养、伦理教育和人文教育纳入各级教育的课程中，培养能够适应AI时代挑战的新一代公民。 二、经济学视角的回应与辨析 （一）“AI 新垄断” 的市场结构检验 通谕中最具争议的主张之一是关于“AI新垄断”的论断。通谕多次提到“新的AI垄断”和“主要的经济和技术行为体”，认为这些企业对人们的日常生活行使着事实上的权力，需要通过监管来打破这种垄断。ITIF的学者从产业组织经济学的角度出发，对这一主张进行了系统的实证检验和反驳。 ITIF学者指出，AI产业不是一个单一的市场，而是一个由多个相互关联的层级组成的复杂产业链，通常被称为“AI栈”。AI栈主要包括三个核心层级：基础模型层、云计算层和芯片层。在每个层级上，都存在多个相互竞争的企业，没有任何一家企业能够在整个AI产业链中形成垄断地位。 在基础模型层，市场竞争非常激烈。通谕发布时，市场上已经有多个领先的基础模型提供商，包括OpenAI、Anthropic、Cohere、Mistral等初创企业，以及谷歌、Meta、X等传统大型科技企业。这些企业在模型性能、训练方法、应用场景、定价策略等方面展开了激烈的竞争。没有任何一家企业能够长期占据绝对的市场主导地位。例如，OpenAI曾经凭借ChatGPT在生成式AI市场占据领先地位，但随着谷歌推出Gemini、Meta推出Llama系列开源模型，OpenAI的市场份额已经出现了明显的下降。此外，还有像DeepSeek这样的新进入者不断涌现，对现有市场格局形成了持续的冲击。 在云计算层，市场呈现出多强竞争的格局。亚马逊、微软和谷歌三家企业占据了全球云计算市场的大部分份额，但它们之间的竞争非常激烈。此外，IBM、Oracle等传统企业也在不断扩大其云服务的规模和范围。还有像Coreweave这样专注于AI计算的新进入者，凭借其专业化的服务和高性能的计算资源，在AI云计算市场获得了快速发展。云服务的客户转换成本相对较低，企业可以根据自身的需求和成本考虑，在不同的云服务商之间进行选择。这种充分的竞争环境使得云服务商难以通过排他性协议等方式限制竞争对手的发展。 在芯片层，英伟达凭借其在GPU领域的技术积累和先发优势，在AI芯片市场占据了领先地位。但这种领先地位并非不可动摇。亚马逊、AMD等企业已经推出了自己的AI芯片产品，性能不断提升，价格更具竞争力。英特尔也在加大对AI芯片的研发投入，计划推出一系列新产品。同时，中国等国家也在大力发展本土的AI芯片产业，涌现出了一批有实力的芯片企业。英伟达为了维持其市场地位，必须持续投入大量资金进行技术研发，推出性能更先进的产品。这种持续的竞争压力推动了整个芯片行业的技术进步。 ITIF学者强调，AI行业的竞争是典型的熊彼特式动态竞争，而不是传统的静态价格竞争。在这种竞争模式下，企业的市场地位不是永久的，而是取决于其创新能力和技术迭代速度。今天的市场领先者如果不能持续创新，明天就可能被新的竞争对手超越。这种动态竞争机制是AI行业保持创新活力的关键，也是推动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因此，仅仅根据当前的市场份额就认定存在“AI新垄断”，并采取严厉的反垄断措施，是对AI市场结构的误解，可能会抑制企业的创新积极性，阻碍技术进步。 （二）技术权力与市场效率的关系 通谕将市场集中度等同于技术权力的滥用，认为只要市场上存在少数大型企业，就必然会导致对消费者和社会的控制。ITIF学者指出，这种观点混淆了市场份额和市场势力，也忽视了市场集中的效率基础。 在经济学中，市场势力是指企业能够将价格提高到边际成本以上的能力，而不是仅仅指企业的市场份额。市场份额高并不一定意味着企业拥有市场势力，尤其是在技术变化迅速、进入壁垒较低的行业。在AI行业，虽然存在一些大型企业，但它们面临着来自现有竞争对手和潜在进入者的持续竞争压力。这些企业不能随意提高价格或降低产品质量，否则就会失去客户。因此，它们的市场份额主要是通过提供更好的产品和服务获得的，而不是通过反竞争行为获得的。 ITIF学者进一步指出，AI行业的市场集中有其客观的效率基础。AI技术的研发需要大量的资金、人力和计算资源投入。训练一个先进的基础模型需要数十亿美元的资金和数千块高性能GPU。只有具备一定规模的企业才能够承担这样的成本。适度的市场集中有利于企业获得规模经济，降低研发成本，提高创新效率。大型企业有能力进行长期的、高风险的基础研究，推动技术的根本性突破。如果强行拆分大型AI企业，可能会导致研发投入分散，技术进步放缓，最终损害消费者的利益。 通谕还担心大型科技企业会利用其技术权力控制用户的思想和行为。ITIF学者认为，这种担忧被夸大了。在竞争充分的市场环境中，用户拥有充分的选择权。如果用户对某个平台的服务不满意，可以随时切换到其他平台。此外，用户并不是被动的信息接收者，他们具有自己的判断力和批判性思维能力。虽然AI算法可能会影响用户的信息获取和决策过程，但这种影响是有限的，而且可以通过提高用户的数字素养和加强平台的透明度来缓解。 ITIF学者还指出，大型科技企业对AI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近年来，微软、谷歌、Meta、亚马逊等企业投入了数千亿美元的资金用于AI研发和基础设施建设。2025年，微软宣布将在未来四年内在美国投资5000亿美元用于AI基础设施建设；Meta宣布2025年将在AI上投入600亿美元；谷歌宣布2025年将在AI和云基础设施上投入750亿美元；亚马逊宣布2025年的资本支出将达到1000亿美元，其中绝大部分将用于AI。这些巨额投资不仅推动了AI技术的快速发展，也带动了整个产业链的发展，创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提高了社会整体的生产效率。 （三）辅助性原则的经济学解读 通谕中提出的辅助性原则得到了ITIF学者的部分认同。ITIF学者指出，辅助性原则与经济学中的市场机制理论有很多契合之处。辅助性原则的核心思想是，决策应该尽可能在最接近受影响者的层面做出，更高层级的权威只应该在更低层级的主体无法有效解决问题时进行干预。这一思想与经济学中关于市场是分散决策的最有效机制的观点是一致的。 在市场经济中，企业和个人根据市场信号自主做出决策，这种分散决策机制能够更有效地利用分散在社会中的信息，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政府的作用是维护市场秩序，提供公共产品，解决市场失灵问题，而不是直接干预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辅助性原则实际上是对政府权力的一种限制，防止政府过度干预市场，损害市场的活力和效率。 ITIF学者认为，通谕在应用辅助性原则时存在不一致之处。通谕一方面强调辅助性原则，另一方面又主张建立全球性的AI监管框架。ITIF学者指出，全球层面的监管是最高层级的监管，最容易违反辅助性原则。全球监管机构远离具体的市场和社会现实，难以了解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具体情况和需求。它们制定的监管规则往往是一刀切的，缺乏灵活性和适应性。此外，全球监管机构的民主合法性和问责制也存在问题，容易被少数大国或利益集团操纵。 ITIF学者认为，根据辅助性原则，AI监管应该主要由国家和地方层面的政府来负责。不同国家和地区可以根据自身的经济发展水平、文化传统和社会需求，制定适合自己的AI监管政策。国家之间可以通过国际合作和协调，解决AI带来的跨国界问题，如数据跨境流动、网络安全、AI武器等。但这种国际合作应该建立在尊重各国主权和自主选择的基础上，而不是建立一个强制性的全球监管机构。 ITIF学者还指出，辅助性原则不仅适用于政府权力，也适用于私人权力。通谕主要关注私人技术权力的集中，而忽视了政府权力过度集中的风险。ITIF学者认为，政府权力的过度集中对人类自由和尊严的威胁更大。因此，在限制私人技术权力的同时，也需要警惕政府权力的扩张，防止政府利用监管的名义控制AI技术，限制公民的自由和权利。 三、跨学科对话的理论张力与共识基础 （一）目标一致性与路径分歧 尽管通谕和ITIF的评论来自不同的学科，使用不同的语言和分析方法，但它们在AI治理的最终目标上存在高度的一致性。双方都认为，AI技术本身是中性的，它既可以造福人类，也可能带来危害。AI的发展必须服务于人类福祉，不能以牺牲人类尊严和社会正义为代价。双方都反对技术决定论，认为人类应该掌握技术发展的方向，而不是被技术所控制。双方都强调，需要建立有效的治理机制，防范AI技术带来的风险，确保其收益能够被广泛共享。 然而，在实现这些共同目标的路径上，双方存在显著的分歧。这种分歧根源于两者不同的世界观和价值取向。天主教社会教义基于对人类尊严和共同善的信仰，将公平和正义作为首要价值。它认为，市场机制存在内在的缺陷，无法自动实现社会正义。因此，需要政府和社会的干预，纠正市场的失灵，限制资本的过度扩张，保护弱势群体的利益。在AI治理问题上，通谕更加强调政府监管和国际协调的作用，主张通过自上而下的方式引导AI的发展。 经济学则基于对市场机制的信仰，将效率和创新作为首要价值。它认为，市场竞争是配置资源、促进创新和提高效率的最有效机制。政府干预往往会导致寻租、腐败和效率损失，反而会损害社会福利。在AI治理问题上，ITIF的评论更加强调市场竞争的作用，认为充分的市场竞争是防范垄断、促进创新和保护消费者利益的最好方式。现有法律框架足以应对AI带来的挑战，过度的事前监管会抑制企业的创新积极性，阻碍技术进步，最终损害所有人的利益。 这种路径分歧也体现在对风险的评估上。通谕更关注AI带来的长期的、系统性的社会风险，如技术权力集中导致的社会控制、人性异化、不平等加剧等。它认为，这些风险是根本性的，需要从制度层面进行变革才能解决。ITIF的评论则更关注短期的、具体的经济风险，如过度监管导致的创新放缓、竞争力下降、就业减少等。它认为，AI带来的大多数风险可以通过技术进步和市场竞争得到解决，不需要进行根本性的制度变革。 （二）静态伦理观与动态创新观的冲突 通谕和ITIF评论之间的根本冲突，是静态伦理观与动态创新观的冲突。通谕的分析主要基于静态的伦理视角，它从永恒的人类尊严和道德原则出发，评估当前的AI发展状况。它关注的是当前的权力分配和不平等状况，认为技术发展不能以牺牲当前一代人的利益为代价。通谕对技术进步持谨慎态度，强调技术发展的道德边界和社会后果。 ITIF的评论则主要基于动态的创新视角，它从长期的经济增长和技术进步出发，评估AI的影响。它认为，技术进步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能够带来生产力的巨大提升和生活水平的普遍提高。虽然技术进步在短期内可能会导致一些调整成本和不平等，但从长期来看，它会使所有人受益。ITIF对技术进步持乐观态度，强调创新的重要性，认为过度的监管会扼杀创新，使人类失去AI带来的巨大收益。 这种冲突在关于AI对就业影响的讨论中表现得尤为明显。通谕对AI带来的自动化表示担忧，认为它可能会导致大量的失业，损害工作的尊严，加剧社会的不平等。通谕呼吁采取措施保护工人的权利，提供再培训和教育机会，确保工人能够从技术进步中受益。ITIF的评论则认为，AI对就业的影响是创造性破坏的过程。虽然一些旧的工作岗位会消失，但同时也会创造出许多新的工作岗位。从历史上看，技术进步并没有导致长期的大规模失业，反而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和工资水平。过度保护现有的工作岗位会阻碍技术进步，最终损害经济的发展和工人的长远利益。 这种冲突也体现在对市场集中的看法上。通谕从静态的角度看待市场集中，认为市场集中本身就是不好的，会导致权力的滥用和不平等的加剧。因此，需要采取措施打破垄断，促进市场竞争。ITIF的评论则从动态的角度看待市场集中，认为在创新驱动的行业中，适度的市场集中是正常的，甚至是有益的。市场集中是企业创新成功的结果，而不是反竞争行为的产物。只要市场是可竞争的，潜在的进入者能够对现有企业形成威胁，市场集中就不会损害竞争和消费者福利。 （三）全球治理的共同挑战 尽管通谕和ITIF的评论在全球治理的具体路径上存在分歧，但双方都认识到AI的全球性特征，以及建立有效的全球治理机制的必要性。AI技术的研发、生产和应用都是全球性的，其影响也是跨越国界的。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单独应对AI带来的挑战，如气候变化、网络安全、AI武器、跨国数据流动等。因此，需要各国之间加强合作，共同制定全球公认的AI伦理标准和监管规则。 通谕主张建立一个基于伦理原则的全球治理框架，确保AI服务于全人类的共同善。通谕呼吁联合国等国际组织在全球AI治理中发挥主导作用，制定具有约束力的国际公约和标准。通谕特别强调了发展中国家在全球AI治理中的地位和作用，认为应该确保发展中国家能够平等地参与全球AI治理进程，分享AI技术的收益，缩小数字鸿沟。 ITIF的评论则主张建立一个基于市场竞争和国际规则的全球治理框架。ITIF认为，全球AI治理的目标应该是促进技术的全球扩散和创新，避免监管壁垒和技术脱钩。国际组织应该致力于制定促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的规则，保护知识产权，解决跨国界的市场失灵问题。ITIF反对建立一个过于集中和官僚化的全球监管机构，认为这样的机构会抑制创新，损害市场效率。 双方都认识到，当前的全球治理体系存在严重的缺陷，无法有效应对AI带来的挑战。现有的国际组织大多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建立的，已经不能适应当前的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全球治理体系存在民主赤字、效率低下、大国主导等问题。因此，需要对全球治理体系进行改革，使其更加包容、民主和有效。 双方也都认识到，全球AI治理面临着巨大的政治障碍。当前，大国之间的竞争日益激烈，AI已经成为大国竞争的焦点。美国、中国、欧盟等主要经济体都在争夺AI领域的领导权，制定了各自的AI战略和监管政策。这种大国竞争使得各国难以在全球AI治理问题上达成共识，导致全球治理碎片化和监管套利的问题。因此，如何在大国竞争的背景下，推动全球AI治理的合作，是双方共同面临的挑战。 四、ITIF报告的边际贡献 （一）将伦理维度系统引入 AI 治理的经济学讨论 已有关于AI治理的经济学研究大多集中在市场结构、创新效率、反垄断政策等传统产业组织问题上，很少涉及伦理维度的讨论。即使有少数研究涉及伦理问题，也往往将其视为外生的约束条件，而不是将其纳入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中。这种研究倾向导致AI经济学研究过于关注效率问题，而忽视了公平、正义、人类尊严等重要的社会价值。 《宏伟的人性》通谕系统地将天主教社会教义的伦理框架应用于AI治理问题，提出了一系列关于AI发展的伦理原则和政策建议。通谕的发布迫使经济学界不得不正视AI带来的伦理和社会问题，将伦理维度纳入AI经济学的研究范围。ITIF的两篇评论文章虽然对通谕的一些具体主张提出了反驳，但它们也不得不回应通谕提出的伦理问题，从经济学的角度对这些问题进行分析和解释。 这场跨学科对话推动了经济学与伦理学的交叉研究，为AI经济学研究开辟了新的方向。它促使经济学家思考如何将人类尊严、共同善、社会正义等伦理目标转化为可分析的经济学问题，如何在经济学模型中纳入伦理因素，如何在效率与公平之间进行权衡。这些研究不仅有助于丰富经济学的理论体系，也有助于制定更加全面、合理的AI政策。 （二）澄清了市场集中与技术权力的概念边界 通谕将市场集中等同于技术权力的滥用，认为只要市场上存在少数大型企业，就必然会导致对消费者和社会的控制。这种观点在公众和政策制定者中具有广泛的影响力，导致了对市场集中的过度恐惧和对反垄断政策的过度依赖。 ITIF的研究澄清了市场集中与技术权力之间的区别和联系。ITIF学者指出，市场集中是一种市场结构，指的是少数企业在市场上占据较大的份额。技术权力是一种影响他人决策的能力，指的是企业能够通过控制关键资源或技术，对消费者、竞争对手和社会产生重大影响。市场集中是技术权力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只有当企业利用其市场地位采取反竞争行为，损害消费者和社会利益时，才构成技术权力的滥用。 ITIF学者还指出，市场集中可能由多种因素导致，包括效率因素、创新因素、规模经济等。由效率和创新导致的市场集中是有益的，能够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和创新效率，最终惠及消费者。只有由反竞争行为导致的市场集中才是有害的，需要反垄断机构进行干预。因此，反垄断政策应该关注企业的行为，而不是仅仅关注市场结构。 这一澄清有助于纠正公众和政策制定者对市场集中的误解，避免制定过于严厉的反垄断政策，损害市场的创新活力。它也为AI行业的反垄断执法提供了更加科学、合理的理论依据，有助于反垄断机构在保护竞争和促进创新之间寻求平衡。 （三）构建了跨学科对话的共同语言 AI治理是一个复杂的、多维度的问题，需要多学科的视角和方法。然而，长期以来，不同学科之间缺乏有效的对话和交流，各自使用不同的概念和语言，导致研究成果难以相互理解和借鉴。这种学科壁垒阻碍了AI治理研究的深入发展，也使得政策制定者难以获得全面、综合的决策依据。 通谕和ITIF的评论虽然来自不同的学科，但它们都使用了一些共同的概念，如辅助性原则、共同善、权力、自由等。通过对这些概念的跨学科解读，双方找到了对话的基础，构建了跨学科对话的共同语言。例如，通谕从天主教社会教义的角度解释了辅助性原则，ITIF学者则从经济学的角度对辅助性原则进行了解读，发现两者之间存在很多契合之处。这种跨学科的概念解读有助于消除学科之间的误解，促进不同学科之间的交流与合作。 这场跨学科对话也为未来的AI治理研究提供了范例。它表明，不同学科之间虽然存在差异，但也有很多共同关注的问题和可以相互借鉴的地方。通过平等、理性的对话，不同学科的学者可以相互学习、相互启发，共同推动AI治理研究的发展。这种跨学科的研究方法将成为未来AI治理研究的重要趋势。 五、研究展望 （一）伦理目标的可测度性与政策转化 通谕提出的人类尊严、共同善、社会正义等伦理目标，都是非常重要和有价值的。但这些目标都是抽象的概念，缺乏明确的定义和可测度的指标。这使得它们难以直接转化为可操作的政策工具，也难以对政策的效果进行评估。未来的研究需要探讨如何将这些抽象的伦理目标转化为具体的、可测度的指标，建立一套科学的AI伦理评估体系。 同时，未来的研究还需要探讨如何设计有效的政策工具来实现这些伦理目标。例如，如何通过税收、补贴、监管等政策手段，引导企业开发和应用符合伦理要求的AI技术？如何建立有效的伦理监督和问责机制，对违反伦理规范的行为进行处罚？如何在不抑制创新的前提下，确保AI技术的发展符合人类的伦理价值观？这些问题都需要进一步的研究和探索。 （二）动态创新与静态公平的权衡机制 AI治理的核心挑战是在动态创新与静态公平之间寻求平衡。一方面，我们需要鼓励创新，推动AI技术的发展，以提高生产力和生活水平。另一方面，我们也需要关注公平，确保AI技术的收益能够被所有人共享，避免加剧社会的不平等。如何在这两个目标之间找到最优的平衡点，是未来AI治理研究的核心问题。 未来的研究需要建立一个综合的分析框架，量化不同政策对创新和公平的影响。这个框架应该考虑到AI技术的动态特征，以及不同群体的利益诉求。它应该能够帮助政策制定者评估不同政策方案的成本和收益，选择最优的政策组合。特别是需要研究如何设计包容性的创新政策，让弱势群体也能够从AI技术的发展中受益，实现创新与公平的协同发展。 （三）全球 AI 治理的制度设计 AI的全球性特征要求建立有效的全球治理机制。但当前的全球治理体系存在严重的缺陷，无法有效应对AI带来的挑战。未来的研究需要探讨不同全球治理模式的优劣，以及如何改革现有的全球治理体系，使其更加适应AI时代的需求。 具体而言，未来的研究需要探讨全球AI治理的基本原则和目标，明确各国的权利和义务。需要研究如何建立有效的国际合作机制，加强各国在AI监管、标准制定、风险防范等方面的合作。需要研究如何解决不同国家监管政策之间的冲突，避免监管碎片化和监管套利。需要关注发展中国家在全球AI治理中的地位和作用，确保发展中国家能够平等地参与全球AI治理进程，分享AI技术的收益。 （四）数字时代社会教义的经济学基础 天主教社会教义形成于工业时代，主要关注工业资本主义带来的社会问题，如劳资冲突、贫富差距、剥削等。虽然通谕试图将天主教社会教义应用于数字时代，但它对数字经济的特征和规律的认识还不够深入。未来的研究需要探讨数字经济的特征如何影响天主教社会教义的应用，以及如何为天主教社会教义提供坚实的经济学基础。 具体而言，未来的研究需要探讨数字时代的生产方式、劳动关系、财富分配等方面的变化，以及这些变化对天主教社会教义的挑战。需要研究如何将天主教社会教义的核心原则，如共同善、普遍目的地、辅助性、团结、社会正义等，应用于数字经济的具体场景中。需要建立数字时代的天主教社会经济学，为数字时代的社会政策提供理论指导。 结论 《宏伟的人性》通谕是天主教教会对AI时代的一次重要回应，它从人类尊严和社会正义的角度出发，对AI发展提出了深刻的伦理反思和政策建议。通谕提醒我们，技术发展不能脱离人类的道德和价值追求，不能以牺牲人类尊严和社会正义为代价。ITIF的评论则从经济学的角度，对通谕中的一些主张进行了实证检验和理论辨析，强调了市场竞争和创新的重要性，提醒我们过度监管可能会抑制创新，最终损害人类福祉。 这场跨学科对话表明，AI治理是一个复杂的、多维度的问题，需要综合考虑伦理、经济、政治、社会等多个方面的因素。不同学科之间虽然存在分歧，但也有很多共识和可以相互借鉴的地方。只有通过跨学科的对话和合作，才能制定出科学、合理的AI政策，让AI技术真正服务于全人类的共同善。 未来的AI治理需要在伦理与效率、公平与创新、国家主权与全球合作之间寻求平衡。我们既不能忽视AI带来的伦理和社会风险，也不能因噎废食，阻碍技术的进步。我们应该以开放、包容的态度，鼓励不同学科、不同国家、不同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对话和合作，共同构建一个更加公正、和平、繁荣的AI时代 [1] Joseph V. Coniglio. Antitrust and AI: Key Takeaways From My Congressional Testimony[R]. Information Technology & Innovation Foundation, 2025. [2] Joseph V. Coniglio. Written Testimony Before the House Judiciary Committee Regarding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rends in Innovation and Competition[R]. Information Technology & Innovation Foundation, 2025. [3] Joseph V. Coniglio. Testimony Before the House Judiciary Committee Regarding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rends in Innovation and Competition[R]. Information Technology & Innovation Foundation, 2025. [4] Daniel Castro. AI Is Not Another Tower of Babel[R]. Information Technology & Innovation Foundation, 2026. [5] Joseph V. Coniglio. The Vatican’s “AI Monopolies” Talk Risks Encouraging Bad Tech Policy[R]. Information Technology & Innovation Foundation, 2026. [6] Pope Leo XIV. Encyclical Letter Magnifica Humanitas on Safeguarding the Human Person in the Time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R]. The Holy See, 2026. 免责声明：本文内容基于学术文献与公开资料整理，仅为科普解读之用，不构成任何投资、政策建议，内容著作权归属于所参考的文献；文中有任何问题，请参考来源文献，本文仅来自于AI对已有文献内容介绍与整理，不代表南京大学企业家研究所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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