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雨聆风在全球安全议程的演变史上，慕尼黑安全会议（以下简称慕安会）往往具有风向标意义。从冷战时期的核威慑，到反恐战争时代的跨国安全，再到近年来围绕俄乌冲突与大国博弈展开的战略讨论，慕安会始终在捕捉国际安全秩序的重心转移。在刚刚结束的2026年慕安会上，一个变化尤为醒目，技术，尤其是人工智能（AI）已经不再只是议程中的一个话题，而成为贯穿整场会议的结构性主题。这并非是简单的议程增加，而是一种安全范式的转型。技术不再只是促进经济发展和提高军事能力的工具，而被视为塑造地缘政治竞争、经济稳定、国家治理乃至全球秩序重构的决定性力量。
2026年慕安会议程安排清晰地反映了这一变化，十余场活动直接涉及人工智能、网络安全、自主系统、认知战或关键技术治理。另有10余场议题嵌入了明显的技术维度。整体来看，涉及技术或AI的议题占比已接近全部活动的15%，在慕安会历史上前所未有。
最具象征意义的是主舞台讨论：“我们是否会聪明反被聪明误？人工智能竞赛的风险与回报”（Outsmarting Ourselves? Risks and Rewards of the AI Race）。这场对话不再停留于技术趋势，而是直指战略核心：谁将赢得AI竞赛？技术优势如何转化为地缘政治优势？如何避免“竞次效应”式的安全失控？参与讨论者横跨学术、外交与产业界，包括蒙特利尔学习算法研究所负责人约书亚·本吉奥（Yoshua Bengio），中国外交部前副部长傅莹，欧盟委员会负责技术主权、安保与民主的执行副主席亨娜·维尔库宁（Henna Virkkunen），美国民主党参议员克里斯托弗·墨菲（Christopher Murphy）和谷歌全球事务总裁肯特·沃克（Kent Walker）。几位嘉宾围绕如何理解“赢得人工智能竞赛”、人工智能治理的国际协调等问题发表各自观点并进行讨论。
与此同时，谷歌公司主办“AI与未来防务”、关于“AI时代铜资源”的能源简报、围绕自主系统和认知战的对话，微软公司举办的“以设计赢得信任：致力于安全、数字主权和系统韧性”晚餐会，兰德公司以“硅与主权：中国对技术权力的追求”为主题进行讨论，埃森哲与帕兰蒂尔组织探讨“高风险博弈，更高空域竞争：以人工智能重塑数字化战场，塑造航空航天与作战任务优势”，还有宝马基金会举办的“技术主权堆栈——谁在掌舵地缘政治的未来”午餐会，以及明德路基金会举办的“代码迷雾：重新思考军用AI”晚餐会等活动都显示出一个清晰趋势：技术已经从边缘议题进入安全讨论的核心板块。
参与者结构的变化同样意味深长。科技企业，包括谷歌、帕兰蒂尔、微软、甲骨文、埃森哲以及多家自主系统与模型开发企业已不再是外围赞助方，而是深度嵌入核心议程，与外交官、军方代表、战略学者在闭门场合进行高密度互动。技术资本与安全政治的边界正在消融。
过去几年，慕安会的技术议题多集中在网络攻击与混合战争、关键基础设施防护以及数字空间治理。技术更多被视为安全威胁载体。如今，它被嵌入关于全球权力结构、联盟关系与制度重构的核心讨论之中，并被视为塑造国际秩序的新变量。
从定位来看，在此次慕安会讨论中，AI被置于一个全然不同的位置。一是将AI作为“战略竞赛”的核心，“赢得AI竞赛”成为公开讨论的话题。算法优势、算力规模、模型能力被直接纳入国家实力评估体系，AI从威胁工具转化为战略能力的来源。二是 AI与全球经济稳定挂钩，在会议讨论中往往涉及AI算力扩张对能源市场的影响；AI可能形成“金融泡沫”；算力基础设施对全球经济稳定的冲击，技术被纳入宏观经济与金融安全议程。再次，AI与工业政策、科技主权相互交织，欧洲竞争力、数字主权、关键矿产、供应链安全等议题均嵌入技术维度，技术已成为工业政策与战略自主的支点。
2026年最具标志性的变化，是慕安会正式推出科技战略倡议（Tech Strategy Initiative，TSI）。这一倡议旨在预判颠覆性技术趋势，分析其地缘政治风险，建立跨大西洋技术共识，将技术纳入长期战略安全框架。倡议的核心人员包括来自美欧学术界、产业界和军方的代表，包括谷歌前总裁、“特别竞争研究项目”（Special Competitive Studies Project）创始人兼主席施密特（Eric Schmidt），以及北约诺福德司令部盟军最高转型指挥官海军上将皮埃尔·范迪尔（Pierre Vandier）。这意味着慕安会不再仅仅讨论技术，而是制度化地将技术嵌入安全治理架构。在慕安会历史上，这是一次重要的议程结构创新，也是一种安全认识的升级。
欧洲战略自主原本主要体现在防务与能源领域。但随着AI技术的战略重要性上升，“技术战略自主”成为此次论坛新的核心维度。这一趋势在会议中体现在关于数字主权与技术标准制定权、关键技术供应链本土化、欧盟在AI安全规则制定中的主导地位、建立欧洲算力与模型能力等内容的讨论。值得注意的是，AI安全（security）在欧洲语境中，不仅意味着防止恶意使用或军事升级，也意味着避免“技术主权丧失”。
换言之，技术安全已被纳入欧洲战略自主的讨论。如何在确保安全的同时，避免在核心技术上长期依赖他国？如何在跨大西洋合作框架下维持技术自主能力？这一张力构成了此次慕安会涉技术议程的内在逻辑。
会议中关于欧洲竞争力、数字主权、技术自主的讨论频繁出现。围绕“如何弥合与美国和中国的技术差距”“如何增强欧洲数字竞争力”“如何避免过度依赖外部算力与平台”的议题，显示出欧洲内部战略思考的转向。
技术在全球最具影响力的安全论坛中走上主轴，背后反映的是全球安全结构的三重变化。
一是技术能力成为衡量国家权力新维度。传统国家权力指标包括军事实力、经济规模和资源禀赋，但如今，算力、算法、数据控制能力正在成为新的战略变量。
二是技术成为大国博弈的新战场。在今年的慕安会议程中，AI竞赛被置于美欧、中美关系的宏观框架之中。
三是技术风险的跨领域扩散。AI不再只影响经济和军事领域，还涉及经济金融稳定、民主制度的可信度、能源系统与算力消耗以及生物安全与军民融合技术等。安全概念本身被技术重新定义。
此外，从慕安会近年来的议程设置来看，安全议题的范围不断扩大，从传统的政治、军事安全，扩展为技术安全、算法安全、认知安全、供应链安全等等，技术正在推动安全概念的重塑。
2026年的慕尼黑安全会议，标志着一个重要转折，技术不再是安全议题的附属变量，而成为塑造全球秩序的基础设施。如果说冷战时代的核心变量是核威慑，那么AI时代的核心变量或许是算法与算力。
本届慕安会所呈现的，并不只是技术议题数量增加，而是一个更深层的信号——全球安全讨论正在进入一个技术驱动的结构性转型阶段。
未来的慕尼黑，或许将不仅讨论战争与和平，也将讨论代码与模型。而在这一转型过程中，技术安全治理的路径选择，将决定全球秩序的新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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