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献综述写作模板

文献综述写作模板 | 例文解析

1.2 国内外文献综述（Literature review at home and abroad）

1.2.1 国外研究现状

（1）股权激励效果研究

对于股权激励效果研究国外学者们主要分为三个方向。第一个是认为实施股权激励有利于企业绩效的提升。Fuller等（2010）通过调查1700家实施股权激励计划的上市公司，发现这些公司的现金流和营业利润相对于那些暂时尚未实施股权激励的企业来说有着明显的提高，说明了股权激励会提高企业绩效的研究结论^[1]。Teng等（2014）于2012年对中国55家宝石实施股权激励的上市公司进行了相关研究，研究结果表明股权激励可以提高公司业绩^[2]。Kim（2016）则进一步指出，相比于高层管理团队的其他成员，对公司首席营销官的股权激励能促使股权激励效果更强，即更有助于股东价值上涨并达成战略目标，助推企业绩效增长^[3]。

第二个方向，也有一些学者对“实施股权激励有利于企业绩效”持反对意见，例如Su等（2013）考察了权力平衡是否以及如何影响日本上市公司的业绩，其研究结果表明降低交叉持股比例，增强第二大股东的影响力是提高公司收益的有效途径^[4]。Su等（2020）采用中国市场化指数-法律中介机构和执法环境作为区域投资者保护指标，结合2006-2017年中国企业的面板数据，探讨股权激励和区域投资者保护对中国企业股息政策和企业绩效的联合影响，研究结果表明，采用股权激励措施的公司管理者更倾向于为自己的利益行事，从而对企业绩效有负向作用^[5^]。Hui等（2013）通过一系列的实证方法分析股权激励和企业业绩间的关系，同样得出了两者之间的关系是不显著相关的^[6]。Lu等（2021）以2013-2017年上海和深圳a股上市公司的领先企业为研究样本，实证分析了垂直高管和股权激励的特征差异对企业绩效的影响，结果表明，股权激励与年龄的差异对企业绩效有显著的负面影响^[^7]。

国外学者研究的第三个方向认为股权激励与企业绩效之间非线性相关关系。Que等（2019）对沪深两市2013-2016年A股上市公司进行研究，其结果表明高管股权激励与公司绩效呈现倒U型关系，先增长后降低^[8]。Arifur等（2014）通过对2000年至2006年7年间澳大利亚上市公司的观察，得出了管理层持股比例与企业绩效为非单调的凸关系的结论^[9]。

（2）投资效率研究

国外学者对于投资效率的研究大多是集中在投资效率的影响因素和投资效率评价两方面。投资效率的影响因素方面，Yang等（2017）构建了CEO权力四个维度的综合测度，并利用中国上市公司2010-2014年的数据，运用多元回归分析法考察了CEO权力对投资效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CEO权力越大，投资效率越高^[10]。Zhu等（2014）以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探讨和检验管理人口特征、社会网络与企业投资效率之间的关系，发现管理人员的平均年龄、平均任期、平均学历、职业异质性均会对企业投资效率产生影响^[11]。Chen（2017）利用中国23家保险公司2007-2014年面板数据，对保险基金投资效率与影响投资效率因素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其结果表明定期存款利率、市场份额、综合运费率等均会影响保险基金投资效率^[12]。Han等（2017）基于管理层权力理论，运用理查森投资模型，选取2006-2015年实施股权激励的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验证了管理层股权激励对投资效率具有显著负面影响^[13]。Li（2016）采用分组数据处理算法对贵州省城镇化建设投资效率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研究，实证结果表明，影响贵州省城镇化建设投资效率的主要因素包括经济发展水平、前一时期城镇化水平和贵州省金融机构发展水平^[14]。投资效率评价方面，Hao等（2021）以2009-2018年在上海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的国有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为研究对象，提出了一种用于国有企业投资效率评价的非线性自回归神经网络方法^[15]。Li等（2019）从安全与效率的原则出发，系统探讨了将审计数据引入安全资源效率评价体系的内在必要性，在评价系统功能的基础上，应用DEA方法，提出了煤矿企业安全投资效率评价的审计数据类型和主要框架^[16]。

（3）股权激励与投资效率关系的研究

关于股权激励和企业投资效率两个方面单独的研究，国外学者的研究都是硕果丰富的，但却缺乏对这二者关系的理论与案例研究。Xie等（2018）将双层随机前沿模型与传统的Richardson模型相结合，以2009-2015年在沪深a股市场上市的非金融类公司为样本对股权激励与投资效率关系进行研究，结果表明，股权激励的实施有助于改善中国上市公司的过度投资和投资不足^[17]。Lazear（2004）在信息不对称理论的基础上，发现股权激励可以有效缓解信息不对称问题，促使管理者合理选择投资项目^[18]。Chen（2015）以2006-2013年中国上市公司高管的股权激励为研究对象，考察了高管的股权激励是否为集体羊群投资，并研究了股权激励对企业低效投资的调节作用，实证表明高管股权激励促使管理者对管理载体关注进行羊群行为，并进一步导致投资效率低下^[19]。Coles（2006）研究发现，一旦管理者拥有了公司股权，他们对公司的投资决策风险程度将更加敏感，所以会更偏好于公司的长期资产投资，因此高层管理人员与企业投资决策之间是正相关关系^[20]。Liu等（2017）选取2009-2015年中国A股市场上的非金融公司为研究样本，建立多元回归方程，检验了公司的松弛和高管股权激励对R&D投资的重要作用^[21]。

对于高科技企业的研究方面，Banker等（2011）研究发现，在企业通过长期投资获得的收益高于短期投资获得的收益时，企业就会减少短期投资。他们指出，不同企业进行长期投资所获得的的未来收益的多少决定着管理层对企业R&D投资的促进作用^[22]。经研究发现，高科技企业相比其他企业，长期投资在未来能够获得更高的效益，进而股权激励的实施效果更有效，所以实施股权激励可以更有效的提高其R&D投资效率。Wu等（2007）对高科技企业10年的数据进行研究发现，在企业业绩表现较为良好或者有足够闲置的资源时，股权激励更加有利于企业对R&D的投入^[23]。而Tien等（2012）研究了107家高科技企业的数据，得出像股权激励这种长期激励制度与企业的R&D投入之间存在一定关系，股权激励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企业的R&D投入^[24]。

1.2.2 国内研究现状

（1）股权激励效果研究

国内对于股权激励效果的研究也分为三个方向。第一个方向是股权激励与公司绩效正相关。张盈（2022）选取我国A股上市企业2014-2018年的相关数据进行实证研究，结论表明高管股权激励与企业当期绩效存在正相关关系^[25]。臧莹慧等（2013）基于同花顺的金融平台，以37家在2013年前实施股权激励的高科技企业为样本研究，得出结论：高科技企业的高管股权激励与企业价值呈正比，即股权激励水平越高，越有助于企业价值的增长^[26]。冯星等（2014）通过使用PSM方法分析了7年来实行股权激励的上市公司的数据，结果发现实施股权激励有利于提升企业长期绩效以及短期价值^[27]。戴璐等（2018）经过研究提出，股权激励设定的业绩解锁条件要高于企业历史水平或者行业平均水平，这样一来可以有效提升公司内控制度，进而达到业绩目标水平^[28]。李银香等（2019）的研究选取我国2010至2016年间249家A股制造业企业为样本来探索高管激励、研发投入与企业价值三者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高管激励和研发投入对企业价值具有正面影响^[29]。叶淞文等（2018）则通过研究2011至2016年共六年间我国A股高新技术上市企业的数据，从不同的股权激励模式出发，研究企业股权激励对创新的影响。最终得出股权激励与研发创新呈正比且限制性股票模式的激励效果要显著优于股票期权模式^[30]。马健健等（2022）选取2016-2020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基于代理成本的中介视角探究高管股权激励对企业财务绩效的影响机制及传导机制，研究结果表明，高管股权激励的作用之一即可以使企业财务绩效得到提升^[31]。

第二个方向是认为股权激励与企业绩效无关。李菲（2015）通过对非金融类上市公司进行研究发现，在不考虑公司治理强度的情况下，公司股权激励与公司业绩之间不存在显著的相关性^[32]。邹靖（2016）对2009-2013年我国535个国有上市公司的财务数据为样本，发现我国上市公司股权激励对企业绩效的影响不显著^[33]。常树春等（2016）针对我国生物医药行业上市公司进行研究，发现股权激励比例与公司绩效无关^[34]。张精（2021）运用实证研究研究了2016-2018年中小板上市公司，研究结果表示，企业绩效与是否对高管实行股权激励的相关性较低^[35]。莫秀婷等（2018）利用因子分析法，研究了2014年实施股权激励的A股上市公司，发现股权激励对公司绩效的影响存在滞后性，在短期内，二者并不存在明显的关系^[36]。

第三个方向是有关学者认为的股权激励与上市企业价值呈现非线性相关。章雁等（2015）研究了正式宣布实行股权激励的2009-2012年间的87家中小板上市公司，对这些公司2013年披露的财务资料构建了多元非线性回归模型，通过实证分析得出公司绩效与股权激励比例之间存在非线性相关的关系，二者存在区间效应^[37]。陈胜军等（2016）以我国A股市场2007至2012年间进行过公告且顺利实施了股权激励方案的329家上市公司为样本，通过采用总资产收益率来代表企业绩效的方式构建多元回归方程，最终研究发现这些企业实施股权激励计划与企业业绩之间的关系呈现一种倒U形^[38]。周常春等（2019）运用因子分析和FGLS回归，对2014-2016年A股上市公司的信息技术企业进行研究，发现股权激励政策和企业业绩之间存在区间效应：在一定的区间内，信息技术企业的管理层持股比例与绩效之间是成正比的，超过该区间时，两者之间呈负相关^[39]。南金伟（2018）对2012-2015年创业板上市公司中实施了股权激励的公司进行实证分析，发现股权激励的比例和公司绩效非线性相关，并且二者存在区间效应^[40]。曹小武等（2021）通过我国2010-2016年实施股权激励的上市公司的相关数据进行收集和整理，对我国上市公司的股权激励强度与其长期业绩进行多元回归分析，并通过倾向值匹配法和固定效应分位数模型对实证结果进行显著性检验，实证结果表明，从整体上来说，上市公司股权激励强度与其长期业绩之间存在倒U型的非线性相关关系^[41]。

（2）投资效率研究

国内对于投资效率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投资效率的影响因素及投资效率评价两方面。在投资效率的影响因素方面，刘锦英等（2022）以2010-2019年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考察了慈善捐赠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以及相应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慈善捐赠可以提高企业投资效率，相对于短暂性的捐赠，持续性的慈善捐赠对企业投资效率具有显著的提升作用^[42]。马春爱等（2022）以2015-2020年中国A股734家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基于DEA模型测度企业创新投资效率，利用面板Tobit模型实证检验管理者激励对企业创新投资效率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薪酬激励显著抑制了企业的创新投资效率，股权激励影响不显著^[43]。庄旭东等（2022）从经营稳定性的保险效应视角出发，实证分析社会责任承担、环境不确定性与企业投资效率三者的内在联系，研究发现，社会责任承担有助于企业降低投资偏离程度，提升投资效率^[44]。余天雯（2022）以相关理论为基础，运用实证研究方法，分析了研发投入与企业投资效率的关系，研究发现研发投入投资越多，投资效率越高^[45]。任海芝等（2022）基于中国沪深两市2011-2019年A股76家新能源汽车企业数据，采用混合回归模型，探究政府补贴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结果表明由于信息不对称导致的逆向选择，政府补贴并非总能促进企业投资效率的提升^[46]。

在投资效率评价方面，刘沛然（2017）在前人构建的投资效率指标体系的基础上，选取符合企业特点，满足经济学要求以及能够全面评价企业投资效率的指标进行了投资效率评价^[47]。刘惠萍等（2020）选取2013-2017年我国低碳企业为样本，运用数据包络分析法，构建投资效率评价指标体系，对低碳企业的投资效率进行评估^[48]。徐贵丽等从投入角度对职能转换前后所在地为山东省的国有企业的投资效率进行了评价^[49]。李旭峰等（2021）采用数据包络线分析方法对我国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效率进行了评价^[50]。张玉兰等（2020）基于技术创新视角，建立制造企业的投资效率评价体系，并运用DEA模型对2016-2018年京津冀158家制造业上市公司的投资效率进行测评^[51]。

（3）股权激励与投资效率关系的研究

都嘉瑶（2021）论述了企业对管理者进行股权激励的动因，并探讨了在进行股权激励后影响企业投资效率的途径^[52]。汤萱等（2017）得出股权激励有效地抑制了企业投资过度并缓解投资不足，改善了企业资本投资效率^[53]。陈效东等（2016）认为高管在做出投资决策时，会受到股权激励的影响。在股权沉默期和锁定期会显著降低他们做出非效率投资的可能性，从而影响到公司的投资效率^[54]。姚珠（2020）以2001-2015年沪深两市上市制造企业为样本，通过实证研究得出长期股权激励与非效率投资呈显著负相关关系，高管持股能够抑制过度投资或者缓解投资不足的非效率投资行为^[55]。王仕会（2021）选择2011-2017年沪深A股上市企业为研究样本，对代理冲突在企业投资效率方面的作用与影响机理进行了实证检验，并进一步将业绩型股权激励这一重要股权激励机制的治理效应引入两者关系研究中，提出业绩型股权激励的实施有助于企业提高投资效率^[56]。

在对于高科技企业的研究方面，张洪辉等（2010）通过大数据研究发现，高科技企业的股权激励有利于企业在创新方面的效率的提升^[57]。介迎疆等（2012）通过对我国从2006年开始5年来实施股权激励的上市公司数据，得出我国高科技企业实施股权激励与其企业的投资水平呈正相关关系^[58]。王燕妮（2010）通过对高科技企业的研究发现，与普通企业相比，在高科技企业中长期的股权激励与企业的研发投入之间的关系呈明显的正相关关系^[59]。范晓旭（2018）发现实施股权激励计划可以有效提升企业的研发投入强度，并且研发投入的强度在分析高管股权激励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上有着中介效应^[60]。

1.2.3 文献评述

整理发现，目前大多数学者是对股权激励和投资效率分别进行研究，很少有将两者结合起来研究的。具体来看：在股权激励方面，相关的研究是关于股权激励动机和实施的效果，通过分析比如净利润、现金流量等指标在股权激励前后的变化来判断股权激励是否产生效果、产生的效果如何。在投资效率方面，学者们对投资效率的评价角度非常丰富，比如现金流模型、DEA模型等。在股权激励和投资效率两者结合研究方面，学者们通过实证研究的方法主要得出以下两个研究成果：一是两者呈现正相关关系，股权激励能解决部分投资过度或不足的问题，有利于投资效率的提升；二是两者呈现负相关关系，公司的股权激励方案考核条件过于简单，使得激励成本增加，并没有提高投资效率。

目前国内确实有越来越多对于股权激励和投资效率相关性的研究，但是这些研究多数是通过实证研究的方法进行的，而通过具体案例来探究股权激励的研究较少。因此本文在已有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通过投资效率的视角以天银机电股权激励为具体案例进行分析研究，将财务指标和投资效率结合，更加全面、准确地分析投资效率在股权激励实施后的变化。从投资效率的角度对天银机电股权激励的实施效果进行评价，归纳总结股权激励方案中的有益经验，分析方案中的不足并提出优化策略以此达到更好的激励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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