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 AI 纪行:硬件乐观、软件悲观与被忽略的“异类”

本文作者名叫Jos Maria Macedo，美国摩尔菲实验室的联合创始人，这是他对中国AI行业的观察，视角颇有意思：

我在中国度过了两周，与 AI 生态系统中的创始人、风险投资人（VC）以及上市公司的 CEO 们进行了交流。出发前，我对应这里的生态持乐观态度，期待能发现一批估值仅为西方一小部分、却能构建出世界级产品的顶级 AI 人才。

离开时，我的视角变得更加微妙：对硬件的信心超出了预期，对软件的看法则更加悲观，同时对中国创始人的某些观察也令我感到惊讶。

关于创始人的追问
我投资过的伟大创始人通常都有着极具辨识度的“指纹”：独立思考、叛逆、极度专注且偏执。他们不听命于人，不断追问“为什么”，拒绝接受陈词滥调。他们做出的决定在局外人看来莫名其妙，在他们自己看来却理所当然。他们拥有一种发自内心的、不懈的强度，往往体现在某种长期的痴迷和卓越的成就上。他们的生命中有一种**“棱角”（Spikiness）**，在 VC 遇到的无数高智商精英中显得脱颖而出。

而我遇到的大多数中国创始人属于另一种原型——这让我感到惊讶。

他们极具天赋：名校出身、曾在字节跳动或大疆任职、在《Nature》发表过论文、拥有多项专利。那些在西方只有最顶尖技术天才才能拥有的成就，在这里只是“基本门槛”。他们比我见过的任何人都更刻苦。我们在各个时段、周末、不同的城市穿梭开会。甚至有一位创始人在妻子分娩当天赶来与我们见面！

但是，那种独立思考、叛逆精神和从零到一的远见，却更难寻觅。 创始人们的背景高度雷同，路演内容更趋于风险规避，他们的想法往往更像是对现有事物的出色升级版（V2），而非真正原创的赌注。考虑到中国培养的技术人才规模，我原本期待能见到更多从未听闻的奇思妙想。

我的看法是：中国的教育体系造就了卓越，但没有给“偏离”留出足够的空间。其产出是那些能够极其出色地解决已知问题的执行者，而非那种带着一个“没人知道其存在的问题”出现的人。

VC 正在强化这种模式
更有趣的是，本土投资者正在积极地加剧这种现象。

许多中国基金的整个投资逻辑都是围绕着支持来自字节跳动或大疆的顶级校友构建的——看重背景胜过棱角，看重资历胜过信念。 VC 自身的画像也反映了这一点：大多数人出身于大公司、咨询公司或投行背景，类似于十年前的欧洲 VC。

讽刺的是，从历史上看，中国最伟大的创始人——那些真正建立了代际公司的人——从未在大公司工作过。马云曾是一名英语老师，高考考了三次；任正非在离开军队后 43 岁创办了华为；刘强东是从摆地摊卖货开始创办京东的；王兴博士辍学从第一天起就投身创业；最近的梁文锋创办深度求索（DeepSeek）前，除了自己的公司外没在任何地方工作过。

这些才是异类，是那些“履历不合规”的人——而这恰恰是当前系统最容易错过的画像。在寻找这些画像中存在着真正的超额收益（Alpha），但在我看来，目前很少有人在往这个方向看。

深圳与硬件生态系统
我在中国看到的最令人震撼的事情不是某个创业公司的路演。

而是深圳的硬件地下生态——在那些工作坊里，工程师们有组织地获取西方的高端产品，并将其逐一拆解，以极其严谨的方法进行逆向工程。离开时，我真的不确定大多数西方硬件创始人是否明白自己在和什么样的对手竞争。这里的网络效应不是理论上的，而是物理的、密集的，且经过了几十年的积淀。

我们遇到的创业者用数据强化了这一点：超过 70% 的硬件投入源自大湾区，接近 100% 源自中国本土——这使得迭代周期达到了西方硬件公司根本无法企及的速度。

我见过的大多数创始人都遵循“大疆模式”：在某个垂直领域（如电动轮椅、割草机器人、下一代健身设备）构建消费级硬件，将营收规模做到几亿甚至几十亿，然后利用客户群或底层技术扩展到相关类别。其中一些业务的规模已经远超想象。我遇到的最令人印象深刻的公司是 拓竹（Bambu Lab），这是一家大多数西方人可能没听说过的 3D 打印公司，据称年利润已达 5 亿美元，且每年翻倍。

对中国软件持悲观态度
离开时，我对中国软件机会的怀疑程度比来时更高。

在模型层，中国的开源模型确实令人印象深刻——但闭源模型仍明显落后于西方最顶尖的水准，且差距可能会拉大。资本支出（CapEx）的差额是巨大的，GPU 的获取依然受限。西方实验室正日益加强对知识蒸馏（distillation）的打击。营收数据也清晰地说明了问题：据报道 Anthropic 仅在 2 月份就做到了 60 亿美元的营收，而中国最好的模型公司年经常性收入（ARR）仅在千万美元级别。

在软件创业公司方面，主导画像是前字节跳动的 PM 和研究员，他们正在开发针对西方市场的智能体或环境化消费软件。人才真实存在，但这类产品大多处于大模型厂商原生功能的覆盖范围内——一次版本更新就可能让他们变得多余。此外，我也被大规模、快速增长的私营软件公司的缺失所触动。在西方，除了模型公司，已经有多个创业公司以惊人的增长率实现了数亿甚至十亿美元级别的 ARR——如 Cursor、Loveable、ElevenLabs、Harvey、Glean。在中国，这一梯队的爆发式私营软件公司基本不存在——少数例外如 HeyGen、Manus 和 GenSpark，一旦发现机会，最终都选择了出海或迁往海外。

估值泡沫
尽管软件前景不明，但无论是在早期还是后期阶段，估值泡沫都是真实存在的。

在早期阶段，虽然来自字节跳动、DeepSeek 和月之暗面（Moonshot）的顶级人才仍比美国同等人才便宜不少，但中位估值已经趋同。产品上线前的消费类创业公司估值 1-2 亿美元很常见，超过 3000 万美元的种子前融资也不足为奇。

在后期阶段，这些数字更难自圆其说。MiniMax 在二级市场的交易估值约为 400 亿美元，而 ARR 不足 1 亿美元——市销率约为 400 倍。智谱估值约 250 亿美元，营收 5000 万美元。作为对比，OpenAI 巅峰融资轮次的估值约为 ARR 的 66 倍，Anthropic 约为 61 倍。

像月之暗面这样的私营模型公司正利用这些公开市场的对标，在几个月内连续以 60 亿、100 亿和 180 亿美元的估值融资。加密货币投资者对这种动态应该很熟悉：投资者正将私有估值与未解锁的公开市场价格进行对比。此外，支撑智谱和 MiniMax 维持这些高估值的部分原因在于，它们目前是获得中国 AI 叙事敞口的唯一途径，因此享有溢价。随着更多公司进入市场，这种溢价会被稀释。最后，IPO 窗口往往会毫无征兆地迅速关闭——你无法保证在对标物价格波动之前完成套利。

人形机器人领域也类似。中国大约有 200 家人形机器人公司，约 20 家融资超过 1 亿美元，几家估值达到数十亿——几乎全部处于营收前阶段，大多数计划在 2026 或 2027 年在香港 IPO。如果这个市场是真实的，中国在硬件上的统治力会让长期结果非常明朗。但商业化的落地可能比目前的融资节奏要慢得多，我怀疑香港市场能否承载目前管线中如此多数量的数十亿美元级的人形机器人公司。目前我选择观望。

值得关注的不对称性
有一点我没料到：我遇到的几乎每一位创始人，在考虑中国市场之前，都在为全球市场构建产品。他们使用 Claude Code，观看 Dwarkesh 的播客，对旧金山的创业版图了如指掌，甚至比一些不够专注的西方投资者还要了解。

西方对中国的敌意远比中国对西方的敌意要大。中国创始人认为，将中国的工程执行力、硬件深度与西方的进入市场（GTM）策略和产品愿景相结合，这其中并无矛盾。当这种结合在一个合适的创始团队中发生时，将会产生一些真正卓越的公司。

寻找这些创始人——那些不符合本土 VC 生态系统所偏好的“名校大厂”模板的人——正是我们目前关注的焦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