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桂茹 | 软件编码、界面美学与关系主义:网络文学的媒介物质性研究

刘桂茹

网络文学的起源问题引起多方讨论，尽管目前学界尚未达成普遍共识，但相关争论有一个共同的认知前提：网络文学因媒介变革而生，并由此确立自身特有属性。邵燕君等主编的《中国网络文学编年简史》，以互联网技术发展、互联网平台及社区建立、论坛时代、PC网站时代、无线移动及IP时代等五个媒介技术发展阶段，来描绘出近三十年网络文学的发展主脉。欧阳友权主编的《网络文学三十年》专章梳理网站、移动APP等网文平台与网络文学行业发展变迁的紧密交织过程。两部网络文学“编年史”均指明媒介技术更迭在文学新形态发展演变进程中的重要作用。随着数字媒介快速发展并全方位嵌入网络文学，各类移动终端、数字技术以及人机交互场景等成为环绕于网络文学全链条的物质要素，网络文学的媒介化属性及媒介物特点愈加突显。媒介物质性因而成为切入网络文学现场的有效视角。物质性并非技术性的代名词，而是从技术物发展的社会历史结构观察媒介技术物与网络文学的相互融通，既打开潜隐于网络文学内容中的技术文化空间，又从关系主义维度建构起网络文学“物质（技术）—内容—世界”的互动体系。从物质性实践考察软件等技术物对网络文学的编码与形塑，从物质本体论的层面考察内嵌于网络文学的技术物如何通过隐喻的界面空间连接现实的文化法则，有利于进一步深化媒介技术物与网络文学内容的关系主义研究，彰显技术与文化的双向互动。

文学研究习惯把文本性作为研究文学的重点，考察文本中的语言、思想、意义、精神等形而上内容具有某种先在的合理性逻辑。而与此相对，文本之外的媒介、社会物质等现实因素则往往被默认为背景式的存在而遭到悬置。这样的研究惯性在数字媒介重构文学生态的新阶段仍起着主要作用。最初面对互联网这样的技术“怪物”时，人们倾向于用崇拜和乐观的心态来想象一个现实物质世界之外的虚拟文学空间；而当互联网已是人们日常生活的常见物，技术文化日益成为一种普遍经验并带有某种“天然”的合理性和文化习性时，海量信息和数据被视为“非物时代”的标志，文学的技术底层逻辑和相关技术物则被遮蔽。就网络文学的现有研究来看，人们更多偏向于文本、符号、精神、类型等非物质内容层面，从网络文学虚拟想象的非物质性媒介特点、网络文学内容表征的非物质性媒介符号、网络文学生产消费的非物质性媒介劳动等方面来展开讨论，凸显了网络文学的新媒介特性，但同时也忽略了对媒介物行动潜能的观照，割裂了网络文学内容与物质性媒介现实的内在关联。

重内容轻物质、撇开物质性谈文本性，似乎成为一种不言自明的研究范式，主导着人们对媒介形态下的审美效果的判断。“科技总是试图找到新的办法，建构出非物质性的假象，也因此物质性的关注显得越发重要。”快速迭代发展的数字媒介不仅有自身独立的发展逻辑和体系，还以越来越强大的技术力量建构起社会文化发展的方方面面。文本形态和意义的生成是以文学媒介的物质性为基础的，媒介技术物在文学生产实践中具有重要作用。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谈到劳动手段作为劳动过程的生产条件时说，“不在于生产什么，而在于怎样生产，用什么劳动资料生产”。生产工具带来劳动实践手段和生产方式的变化，最终成为推动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力量。由劳动生产到工艺生产，马克思特别强调工艺生产的物质基础，“工艺学揭示出人对自然的能动关系，人的生活的直接生产过程，从而人的社会生活关系和由此产生的精神观念的直接生产过程”，这是“唯一的唯物主义的方法，因而也是唯一科学的方法”。也即，对工艺生产的社会物质基础的关注是唯一科学的唯物主义的方法。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还以希腊神话艺术为例谈到物质生产方式与艺术发展的关系，“希腊神话不只是希腊艺术的武库，而且是它的土壤。成为希腊人的幻想的基础、从而成为希腊［神话］的基础的那种对自然的观点和对社会关系的观点，能够同自动纺机、铁道、机车和电报并存吗”？无论是劳动生产的工具、工艺生产的社会物质基础还是艺术实践的生产条件，马克思始终强调作为物质性基础的生产工具变化会带来生产力的改变并形成与之相适应的新的生产关系。马克思关于生产“物质性”的理论揭示了社会生产与文化生产的辩证关系，对于当前深入理解数字媒介时代的文化实践有科学指导意义。随着数字媒介演变成为新的文学生产创作方式，媒介的物质性实践带来文学生产消费传播的整体格局和文化生态的巨大改变，考察网络文学与媒介物质基础的关系仍要坚持马克思“唯一科学”的唯物主义方法。

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物质性转向”思潮的影响下，重内容轻物质的传统研究方法受到多方质疑，一批西方媒介研究学者纷纷以媒介物质性为起点重启思考。他们认为基于传统传播—接受效果而开展的媒介研究仅把媒介视为透明的中介的容器或工具，却忽略媒介技术作为物的实在性和建构性力量。在这里，媒介的物质性并不停留于传统观念中媒介的物理属性和载体特性，而是将以媒介基础设施为运行底座的媒介技术视为物质本体，关注其对社会文化发展实践的深度嵌入，以及对人与物的关系网络的新拓展。从“物质性转向”的发展脉络来看，西方媒介研究学者围绕媒介技术发展变迁中的物质性问题主要有三种较具代表性的研究路径：一是基特勒的媒介考古学，从留声机、电影、打字机的媒介发展历程来考察媒介物质的变化，以及由此引发的文学艺术物质形式的转型。在基特勒看来，媒介更迭所带来的物质性流变成为文学生产活动和机制变革的动力源。二是海尔斯的“特定媒介分析”，通过《书写机器》一书着重探讨了文学作品从印刷文本到电子文本的物质性变化，认为“文学批评太长时间以来满足于把文学作品看作是非物质的词语建构”，而事实上“物质性即内容，内容即物质性”。三是马诺维奇的软件研究，专著《软件掌管一切》聚焦当代媒体软件的基础和应用，分析软件所表征的新媒体语言对人的文化经验的形塑。“物质性转向”的媒介研究阵营还包括拉图尔、富勒、许煜、齐林斯基、德布雷等理论家，他们从各自角度深挖媒介传播中技术“物”的价值。尤其是拉图尔的ANT即行动者网络理论，“避开了主体/客体的二元对立，以及它们在称为社会的事物中的设定……某个行动者是人类与否，并非关切所在”，着重讨论的是媒介技术物作为行动者的力量以及由这一行动者所建构的文化网络。总体来看，这批理论家把媒介物质性纳入研究视野，突破了物质与非物质、人与物的二元对立观念，以“新唯物主义”的方法对技术物的行动力、本体性及其关系网络作出了颇富启发意义的研究。

马克思“唯一科学”的唯物主义方法以及晚近西方媒介研究学者的“新唯物主义”方法，为考察网络文学的物质生产基础及其媒介物质性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参照。从现有的网络文学“非物”研究可以发现，人们确实敏锐地捕捉到网络文学作为新的文学形态在想象力、文化元素、空间感、类型化、虚拟生存经验等方面所呈现的美学新质，但这种文学形态背后的媒介物质及其生产机制并未得到充分关注。数字媒介虽不是网络文学发展壮大的唯一动因，媒介技术物却是其赖以生长的土壤和现实，这样的现实并不是“非物”的。“信息的效力实际上源于物质性的存在基础”，无论是媒介变革生成文学演进的事实，还是技术物带来文学审美经验变化及新型社会文化关系构建，都与媒介的物体系和技术物基础紧密相关。媒介技术物作用于网络文学的生产方式、发展形态和表达与想象方式，形成网络文学中虚拟与现实的复杂关系，并重建了技术物与人的审美体验之间的逻辑，我们“再也不能忽视文学创作的物质性基础了”。可以说，网络文学作为“一种媒介性（以媒介为第一要素）的文本生产系统，是以媒介之变（数字化、新媒体、融媒体）为核心驱动而引发、支持、新创的市场化文本生产机制及生态形塑现象（包括传统层面的创作、传播、消费、评价等，文本也含有文体、文类、修辞、技术等）。作为前提条件的技术要素及其所形成的生产机制和过程，是第一位的”。“第一位”的技术既是媒介创新的产物也构成新媒介形态下网络文学的生长环境，标示了网络文学的技术物逻辑及物质性内涵。

媒介技术物深度卷入网络文学的文化实践空间，驱动网络文学生产机制和文化生态的形成；其中，软件、地址、数据、程序语言、数字文化空间等物质性基础形构了网络文学独有的技术美学经验。在本雅明的意义上，技术作为客观环境的外部工具并非焦点所在，技术带来的审美转型才是让人“震惊”的。在AR、VR、人工智能提速的数字媒介时代，新技术对文学艺术的“渗透”已远超机械复制对灵韵的“破坏”程度。数字媒介技术不再只是信息的载体或主体的人的延伸，而是海尔斯“书写机器”中有操作符号功能的特定媒介，是拉图尔“行动者网络理论”中有行动能力和本体性的技术物，既具备深度搅动原有静态关系的建构性力量，也塑造了网络文学生态中的关系网络和基本物质环境，使网络文学的技术美学带有鲜明的物质性。深入理解网络文学的媒介物质性内涵，对网络文学的观察、理解和评价才能更加贴合其内核，形成新媒介语境下数字文学研究的新视野。

网络文学的物质性来源于互联网等新兴媒介崛起后与文学的融通共生。论坛时期的网络文学处于文学生产从传统媒介过渡到新媒介的特定阶段，最初的网络文学与传统文学差别不大，读者的阅读界面从纸张页面转移到电脑屏幕，纸张翻页的动作被鼠标点击滚动翻屏的动作所取代。网站时期的网络文学逐渐进入产业化发展阶段，作家队伍、读者群体、作品形式、阅读和消费方式都迥异于传统文学，尤其是作家积分制、粉丝打榜规则、同人写作、在线评论、交互体验、多媒介融合等等，使网络文学形成了自身的美学样式。移动互联时期的网络文学进一步把这种美学样式转化为即时触达即时生效的数字体验。三十年发展历程的网络文学拥有区别于传统文学的美学形态，这样的美学形态来自社会、经济、文化、技术等多重要素的综合作用，但我们还应看到，“类型化（叙事程式化、人物模式化、世界设定套路化等）、网络连载形式、读者向粉丝的转变、‘催更’和‘打赏’形式的出现等文学新惯例的形成，无不是网络媒介的产物”。也即是说，在网络媒介机制的持续运作下，网络文学才最终形成并确认其特有属性。

当人们越来越习惯于通过读屏或手指滑动界面来阅读网络文学时，除非硬件或软件出了故障，否则人们不会深究屏幕以及屏幕界面背后的技术运作机制。事实上，网络文学的美学样式和文学新惯例仅是计算机可视化操作系统下的一种透明幻觉，构成可视化操作的软件或数码物“由受结构或方案（schema）管理的数据与元数据组成”，其自动化、模块化功能越强大，网络文学的媒介平台就越完善，其技术可供性赋能读者的作用就越多元。因此，我们谈网络文学的物质性并不意在强调计算机的硬件设施，而是要着眼于那些通过0和1的指令把人带入特定数码空间并使人产生切身体验的软件或数码物。

网络文学与媒介技术物的动态交融带来了网络文学物质性的第一重表征，即网络文学丰富的技术形态。这种技术形态是网络文学不同发展阶段的表征，而且呈现网络文学发展过程的技术物效应。早在网络文学诞生之初，超文本性成为一个被反复提及的技术名词。尽管中国网络文学并没有沿着超文本的路径发展壮大，但不可否认的是，超文本性仍然是网络文学发展初期由网络超链接所带来的一种技术想象方式，一些带有超文本实验色彩的接龙小说正是此技术经验中的特有产物。随着网络文学的类型化发展，超长文本成为网络文学最为常见的外在形态。动辄几百万字的超长篇网络小说将印刷时代的连载形式无限延展，突破了文字和想象的时空限制，催生了在线互动和交互评论的审美体验，成为新媒介条件下特有的阅读形态。此外，网络文学的论坛体、同人体、游戏体、对话体、互动体等类型都隐含了技术载体的实践特性。写作软件、写作数据库、推荐机制、翻译机制、评分系统、消费系统等等技术的合力使网络文学的技术形态日渐明晰。

文本生产方面，网络文学依托大数据、算法、代码、空间导航等软件技术，把世界观设定、角色设定、“梗”、类型化、故事架构、套路与反套路等内容与数据库写作技术相融合，使网络文学的虚拟经验与现实表征成为流动的组合形态，催生出数据库式生产的技术美学。“数据库将世界呈现为一个项目列表，并拒绝为这个列表排序”，而无论数据库要素如何排序组合，这些数码物正是“通过将自身置于数码环境中来展示其存在方式”。换言之，网络文学的数据库式写作既是数字技术编程的过程，也是数字技术编码的结果。除了内容生产的数据库应用，网络文学也在技术可供条件下探索新的文本形式。包括橙光互动阅读平台在内的许多网络互动小说，把影音画等多重视觉符号和跨媒介多界面的模式应用到文本故事中，以问答形式、对话形式、多媒体形式不断拓展网络文学的技术形态潜能。随着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AIGC成为网络文学生产传播翻译的利器。阅文集团发布国内首个网文行业大模型“阅文妙笔”，华东师范大学推出“灵咔灵咔”创意写作人工智能平台，起点国际借助AI翻译技术加速推动网文“出海”，网络文学借助AI进一步激发人机融合共生的媒介实践优势，在技术创新中不断生成新的美学样式。现阶段，网络文学所“携带”的生产工具和技术形态已成为其作为一种新媒介文学的公认惯例，成为其自身的文化语言。技术以类型化的方式迅速形成了某种规范化的秩序，而类型化的网络文学又以技术的方式成为具有某种共识的审美模式。此时的软件等技术物不再是游离于现实的技术想象，而是糅合于现实的技术编码，为网络文学发展创造了物质性的数码环境。

软件等技术物在网络文学中的编码作用还体现在对既有文学经验的重塑。基特勒曾在考察留声机、电影、打字机等技术文化媒介变革时指出其对于社会历史文化的重要影响，“它们所导致的数据流分化摧毁了连贯一致的听、说、读、写等感知过程，进而导致人之能力的机械化和主体性的消退”。基特勒秉持的媒介物质性观点虽被认为放大了技术物的决定作用，但不可否认的是，媒介技术更迭进化与社会文化发展紧密相关。技术物的力量一直参与文学经验的重塑，只不过到了数字智能时代，新的媒介技术成为社会场域的结构性要素和网络文学产业链的建构性力量，也因此进一步拓展了网络文学的审美经验。

网络文学出现之前，没有一种文学形态的发展始终与数据信息紧密缠绕。点击量、阅读量、评论数、转发量、在线人数、类型数、从业人数、社群人数、传播量、排行榜、月票榜、畅销榜……这份清单无法详列。从数量到数据到信息再到流量，超大体量的数的集合最终汇聚成包裹网络文学的流量池。看似“非物”的数据实则以信息物质主义的方式成为网络文学阅读注意力的另一种换算形式，数据“本身就是关系，也是关系的来源”。在这种数据物的关系作用下，智能算法的推荐机制因人因时产生作用，个体的阅读时间、阅读喜好、消费习惯、浏览痕迹、搜索词等都能成为生产更多数据的“原料”。网络文学排行榜、积分榜、消费榜、成长榜某种程度上就是数据流转化而来的注意力“数值”，为人们阅读评价网络文学提供某种参照。注意力“数值”的高低关乎网络文学作品的人气，也经常被等同于作品的质量。于是，以数据技术重构注意力的“引流”成为网络文学出现以来新的文学经验。这种“引流”的系统和过滤机制“可以培养更加稳定的、定义明确的，最重要的是可以操控的偏好”。数据流量打造了网络文学特有的生成机制，改变了阅读主体与新媒介文学的关系，重塑了文学审美经验。

注意力的重构使网络文学的生产消费传播成为一种依托超大数据流的超强连接。连接原本是互联网文化中虚拟共在的一种方式，体现出单一、间接、有序、可数等特点；而数字化智能化的超强连接则打通了现实与虚拟的边界，体现的是多场景中的强流动、强交互、强共享。超强连接是生长机制也是行动机制，赋予网络文学动态化的美学样式。动态化一方面指的是网络文学在超强连接技术下所形成的内部要素之间持续联动的发展形态。网络文学的动态化来自媒介技术物赋能下的动态生长。充满节奏感与速度感的“日更”“连载”“完结”“本章说”“打榜”“二创”“外挂”“金手指”“爆改”“逆袭”，把原本属于不同时空的作者—读者、写作—评论、生产—消费、原创—同人等多重关系情境聚拢到网络文学的特定场景中，通过这些关系的流动和衍生不断打开网络文学文本的内部空间，使超长文本世界持续处于增长状态。作为网络文学统计量化的类型数、榜单量、评论数、粉丝群等数据也始终变动不居，彰显超强连接的生长效应。以番茄小说APP为例，平台一年内累积的评论总数超过10亿条，杀虫队队员的《十日终焉》作为番茄“巅峰榜”作品在连载期间的阅读量达到3000万人，累计评论数更是高达千万条。动态化另一方面指向网络文学内部要素与外部要素之间融合发展的意义再生产形态。媒介物和软件编码系统不断拓展网络文学的向外增长空间，实现网络文学与影音游剧的融合转化互动。与传统文学的影视化改编不同，网络文学基于IP内容的改编应用在不同媒介形态的创新发展形成了立体式全链路格局。《诡秘之主》《斗破苍穹》《斗罗大陆》《庆余年》等IP的系列化整体性改编，搭建起从网络文学到漫画、游戏、影视剧、剧本杀、广播剧、微短剧、有声书、短视频等全产业链模式，以多种文艺形式构成了意义再生产的跨媒介实践。不同媒介的跨越融合彰显了数字媒介技术下超强连接的行动机制，进一步消弥线上与线下、虚拟与真实、人工与智能的区隔，使网络文学的审美经验持续扩容。

从软件编码讨论网络文学的物质性，还应包含技术物集成下的人机交互界面与网络文学数字文化生态的相互影响。这是因为，技术不可能悬置于社会文化场域之外而独立存在，软件等技术物编码所形成的“数码语境的物质性”不仅有内在的关系连接，也通过建构网络文学与人及世界的对应网络来营造一种虚拟环境下的真实感知，从而增强技术物与社会历史文化的现实关联。从物质本体论的层面看，网络文学的技术物通过隐喻的界面与现实世界的文化法则相连接，形成从物质到内容到世界的关系主义发展逻辑，使网络文学的意义空间和文化表征方式持续生产。因此，在网络文学数字文化生态中，作为“非物质”的内容能够以可见或不可见的方式展现其与现实世界的关联，彰显出文本意义生成的媒介文化机制。

在计算机领域，界面的概念“包括硬件与用户之间的边界（通过屏幕、键盘和鼠标进行交互）、硬件与其他硬件之间的边界（通过插槽和连接器进行交互）、硬件与软件之间的边界（通过操作系统和设备驱动程序进行交互）、软件与软件之间的边界（通过应用程序接口进行交互），以及符号、软件和用户之间的边界（通过图标和文本命令进行交互）”等五种不同的交互边界。网络文学的界面指向的是用户通过特定的软件图标进行交互活动。与传统印刷文学的纸质阅读界面不同，可操作的电子屏幕是人们阅读网络文学的中介物，中介物呈现网络文学的方式即包含了某种预设的物质环境界面。网络文学的界面沿用和转化了传统文学的呈现方式，并通过“物质隐喻”的方式为电子阅读时代的读者量身定制新的视觉界面。“物质隐喻”是海尔斯在对电子文学进行“特定媒介分析”时提出的概念。在海尔斯看来，“物质隐喻”以媒介的物质性驱动了文字符号的排列组合及其意义的生成。她认为，“物质隐喻”“强调了文字与实物之间的交流”，把一个词的象征符号转移到特定的物质装置，通过文学作品物理形式的改变重新构建文字与实物之间的隐喻网络。从符号到工具，从软件指令到视觉图标，从物质索引到物质装置，物质隐喻浓缩了概念能指和物质索引所指，而物质隐喻之所以不会混淆用户的认知和判断，全在于物质装置所串联起的词与物、物与人的对应关系以及这种关系下约定俗成的文化审美方式。

如今，平台、页面、榜单、书架、窗口、购物车、收藏夹、论坛、社区、月票、（网）站、（数据）库等一系列有着现实能指的事物早已成为网络文学平台中人机交互界面司空见惯的名词，这些名词以隐喻的物的方式重新定位数字媒介时代文学的视觉审美，并通过物的装置索引效应生成动态的阅读模式。所有进入网络文学空间的人经由操作系统的导航都会与这些物质索引方式面对面，进而形成特有的阅读方式和感知经验。由物的隐喻命名生成的界面，“将硬件藏在软件背后，将电子能指藏在人机交界背后”，以物的现实指向充当了软件与技术文本及用户无缝交流的连接中介。人们对日常生活中的书架、排行榜、论坛等常见之物再熟悉不过，而当这些表征现实之物的名词成为某种图标和链接的通道，日常生活中的意义就会很容易转移到相应图标的索引装置当中。当你想要集中保存自己感兴趣的作品，你会把它放到页面中的“书架”里面；当你想要了解某个作品的热度，你也自然懂得要进入相应的榜单查看。表面来看，这是一个可见的界面，人们只要沿着图标的索引，就能进入网络文学平台所搭建的技术文本空间。但不可见的界面其实隐藏于不透明的屏幕之下，所有的数据流、软件交互、数据库运算统统不在人们的视觉之内。而界面一方面把复杂的数字物质实践遮蔽起来，另一方面又尽可能用简单透明的操作方式让物质隐喻的功能发挥到极致。尤其是智能媒介应用下的移动阅读环境，人们用触屏的方式进入各类网文APP，由身体连接屏幕，由触觉激活文字、图片、声音、交互对话所带来的视听觉变化，虚拟与现实的界面在连贯的时间和空间中无缝对接，成为一种“平滑”的界面。

“平滑”的界面在这里并非意在指向后现代式的空间感。界面的平滑效果突显了作为物质隐喻的屏幕图形和人机交互系统所包含的透明性、移动性和连接性。网络文学正是以这样的界面设计连接数亿用户，“非物”的文本内容通过物的界面形成新的文学空间和物质性的文学经验。当然，如果说物质隐喻实现了网络文学的界面生成与人机交互，其实也还只涉及隐喻的功能本身。事实上，在网络文学的数字化实践中，物质隐喻“不仅组织了阅读、指涉和解释的方式，而且还配置了社会和文化实践”，界面以物的现实规约连接着社会的文化法则。界面之于用户而言不只是提供了技术的连接方式，更为重要的是，它提供了通往整体社会文化规制的想象与实践链路。这即是说，隐喻的界面及其作为一种嵌入社会的技术“必须被所嵌入的人类经验进行文化性地调制”。因此，以何种物质为隐喻，如何设计、应用、调动隐喻的符号，怎样通过隐喻的界面统合网络文学文本内容与现实世界，这些问题的背后潜藏着“不可见”的社会文化意义框架与现实秩序。

马诺维奇在《新媒体的语言》中把这种物质隐喻界面称为“文化交互界面”，认为这是“计算机呈现文化数据的方式，也是计算机允许用户与文化数据进行互动的方式”，而“我们不再与计算机‘交互’，而是在与以数字形式编码的文化‘交互’”。数字编码的文化是文化技术化的结果，也反映现实文化经验在计算机世界的空间化，并通过交互界面与人产生关联。在马诺维奇看来，文化交互界面是计算机文化与人机交互界面深化融合后逐渐形成的语言惯例，在技术、文化与人的关系网络和具体实践中搭建起了独特的文化叙事结构，并通过呈现或控制文化现象使界面成为某种文化语言，从整体性上对人机交互过程中人的活动及其意义产生内在影响。这也意味着除了技术使用的规范性之外，人们进入网络文学空间会受到既有文化审美方式的影响，也会受到文化交互界面语言惯例的影响。因为文化交互的界面语言会“试图把隐喻和人机交互界面中发展而来的计算机操控方法与其他传统文化形式中的惯例进行调和”，使之成为人们所熟知的社会文化形式，并凝定为网络文学审美经验的某种共识。因此，网络文学中即时体验的人机交互界面并不是自然而然的技术符码应用，而是人们文化生活经验的一种数字媒介语言转化；物质符号如何被叙述被表达被想象也并非任意可为，而需要遵循社会话语的分配和执行方式。人们对技术的使用“不仅受到技术的固有属性的塑造，而且也受到人们所持有的文化观念的塑造”。换言之，以人机交互为连接窗口的文化交互界面呈现的是人与技术、文化的多重交织关系。

对于网络文学的文化交互界面来说，物质隐喻的界面一方面表明技术嵌入社会文化进而生成为某种新的数字文化范式，同时也表明技术嵌入的方式、程度、效果等方面无不受到特定社会文化经验的深度影响。随着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快速融入网络文学发展，智能大模型将搭建起新型文化交互界面，使诸如“大模型”这样的物质隐喻与新型人机交互关系双向延展，不断更新人们进入网络文学空间、感知社会技术文化的媒介物质路径。就此而言，网络文学的“窗口”“平台”不仅指向隐喻的物质功能，也以鲜明的物质内涵指向了网络文学的技术底座和资本运作；网络文学的“男频”“女频”不仅指向频道隐喻，也以男女结构性差异指向了网络文学的性别书写和文本想象；网络文学的类型不仅指向分类标签隐喻，也以标签化指向网络文学的文化资源和审美实践；网络文学的社区不仅指向空间集聚的隐喻，也以空间化指向网络文学消费的群体特征以及文化空间治理的现实需要；网络文学的智能模型不仅指向智慧生产的隐喻，也以智能化模式指向人机协同共创的产业发展未来生态。总之，网络文学一方面是技术物形塑与作用的结果，另一方面也以“文化造物”的形式和文化交互界面的语言惯例，彰显“所有内在的人与人、人与物、物与物的关系所产生的规则秩序”，展现出特定社会文化法则在网络文学中的回响。

从软件等技术物编码的实践活动来看，网络文学的技术形态和文学经验呈现出技术物的编织建构逻辑，技术物既推动生成网络文学的技术文本，也以特有的技术规则成为技术文本的有机组成部分。从技术物本体论来看，作为人机交互界面的物质隐喻内嵌于人与物的现实关系和意义表征之中，建构起从物到人再到物的关系网络；作为文化交互界面的物质隐喻则潜隐于“非物”的文本内容与现实的文化秩序之间，形成从物质（技术）到内容再到现实世界的界面连接与关系连接，彰显了网络文学技术与文化的深度融通对话。

从媒介物质性维度考察网络文学并非倡导唯技术论，也并非意在否定文本性研究。唯技术论或者唯文本论都难免陷入本质主义的泥潭，难以对网络文学做出全面客观的评论。事实上，“数码物产生的实体、作用的网络和体验的空间，是一种关系的整体”。随着生成式人工智能加速融入网络文学产业链，不断拓展更新网络文学的技术美学空间及媒介生产机制，开展网络文学的媒介物质性研究将有助于进一步加深对网络文学生产消费传播过程中技术物作用与复杂症候的认识，也有利于直面当下网络文学发展中的文本内容、形态类型、媒介形式等纷繁现象，在技术与文化双向赋能相互制约的关系主义中把握网络文学的发展脉络和成长空间。其理论价值可从以下三方面把握。

其一，进一步丰富拓展网络文学技术批评视野。围绕技术之于网络文学的作用已形成了一系列研究成果，它们聚焦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平台运作、数码人工环境、多模态媒介融合等技术应用为网络文学带来的审美经验重构，也不同程度存在强化技术决定作用的局限。网络文学在技术更迭浪潮中快速发展，直面技术效应的文学批评视野是研究者进入网络文学发生现场应有的理论自觉。然而，网络文学即使踩着技术的“风火轮”，也只能在历史文化和时代惯性的框架中飞奔，与固有文化形式及社会秩序紧密相关。从这个意义上说，基于媒介物质性的网络文学研究，既以唯物主义为方法，从数字时代技术物的表征实在性和建构性出发，探察媒介技术物作为网络文学生产的物质性基础和行动力量如何与网络文学内外部审美活动产生关系；同时也应该以唯物主义的眼光辨析网络文学的文化交互界面语言，探究社会历史文化中的文学话语对网络文学技术物行动逻辑的规约，以关系主义思维不断打开网络文学研究的新空间。关系主义意在强调网络文学媒介技术物、文本内容、现实世界的行动网络的整体性和互动性，弥补技术决定论对网络文学发展的社会文化语境的抽离，把握技术物作用的同时凸显技术物带来的文学新变与社会文化传统之间的承续与对话，使网络文学技术批评话语向技术社会文化话语的理论纵深延展。

其二，进一步丰富拓展网络文学数字人文批评话语。近些年来，以数字人文为方法介入海量网络文学文本，成为数字人文研究领域的热门议题，许多研究借助新的技术手段打开网络文学研究的新空间。“远读”“计算批评”“数据挖掘”“可视化分析”等新的技术分析话语进入网络文学文本世界，从巨量文本中打捞出可进行量化分析的材料，并依据研究主题形成带有鲜明技术特征的文本批评。网络文学的数字人文批评基于网络文学的技术特性和媒介生长环境，呈现的是迥异于传统文学批评的理论方法和话语表述，推动人文学科开展跨学科研究的相关应用与实践。但从研究效果来看，单纯的技术手段应用所得出的结论，比如某种类型的词语出现的频率、某个情绪爽点出现的位置，是否能够较为全面展现网络文学技术与文学相融合的表现形态、内在逻辑及其复杂效应，仍是一个有待讨论的问题。因此，从媒介物质性视角开展网络文学研究，关注作为媒介物的技术如何以自身运行机制作用于网络文学全过程以及人的文学活动，能够为数字人文的技术量化分析提供网络文学创作生产的底层逻辑和媒介物质基础；同时，从媒介物质本体论出发可发现，作为媒介物的技术通过连接人与物、技术与文化、文本与社会等多重关系，打开了物的界限，也在物的媒介效应中不断生成文本的丰富审美内涵。这将有助于拓展数字人文研究方法定量式的技术分析话语，把那些不容易被量化被统计的文学经验和审美文化纳入研究视野，使网络文学批评更好体现技术方法与文学美学价值的相互融合。

其三，进一步丰富拓展新媒介文艺物质性理论。数字技术对新媒介文艺和文学生态的改变与重塑已然发生，人人参与文艺生产传播的新大众文艺时代正展现勃勃生机，网络文学无疑是新大众文艺不可或缺的实践版图。新大众文艺的繁荣发展既确认了新媒介物质对文学生产关系的作用，也体现出网络文学的实践性以及网络文学中媒介物质的实践性内涵。基于媒介物质性的网络文学研究，可在“物质（技术）—内容—世界”的行动网络呈现出富有张力的动态关系，并通过这样的关系网络彰显人与技术物在媒介实践活动中的相互影响，构建一种包含实践性的关系主义视野。实践性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显著特征，网络文学的物质性与人的实践活动的关系遵循的正是新时代语境中的马克思主义实践理论精神。技术物通过数字文化界面对人的文学审美实践产生影响，人的实践活动和社会文化审美范式也反过来形塑技术物作用下的数字文化界面，这种双向互嵌的关系形成了网络文学物质性的实践关系，“在社会历史的实践中保有唯物主义的基本逻辑：对客观实在性的存在论尊重，对主体创造性发生的现实性肯定以及人与物统一的历史性认可”，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立场的时代表现。当前新媒介文艺的物质性研究，普遍主张媒介物的本体论作用，对人的实践维度以及实践对媒介物的影响则较为忽视，缺乏深入探讨人的实践与技术物的关系，容易滑向媒介物的决定论。因此，从马克思主义实践论出发的网络文学媒介物质性研究，既有助于探察新大众文艺生产中技术与文化的双向互动，又能够在这种关系主义架构中体现大众实践的形态、特点、意义以及重要作用，使新媒介文艺的物质性研究突破单一维度，在技术物之维与实践性之维的关系中形成新的理论思辨，为更加系统地把握以网络文学为代表的新大众文艺生态提供技术审思与人文关怀相结合的研究视野。

作者单位：福建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本文原刊《文学评论》2026年第2期，原创内容如需转载，须经本刊编辑部授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