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浚彦 | 几个名校生,如何用AI加速公司发展让第一年营收达七位数.

文章 | 谢浚彦

排版 | 何雪岚

如果说万瑶的分享是从宏观视角带家长看见时代正在发生什么，那么谢浚彦的分享，则把这个问题落到了一个更具体、更真实的创业场景里：

这个平均年龄20岁的年轻创业团队，究竟如何在 AI 时代完成高强度的内容生产、产品开发、客户服务和营地交付？

作为少年亿小步的创始人之一，谢浚彦今年 21 岁，就读于香港大学经济金融与计算机科学专业。过去一年，他和团队一边完成学业，一边创业，落地了多场寒暑假创业营和日常活动。入驻了港大孵化器、成为百里挑一的wteam成员，并多次受邀到创新教育领域机构和学校进行分享。

更重要的是，这支团队在很短时间里完成了七位数营收。

但真正让现场家长感到惊讶的，并不是这个结果本身，而是它背后的组织方式。

谢浚彦在现场亮出了一个“底牌”：

少年亿小步的核心团队，大约只有 6 个人。

这 6 个人中，大多数仍是学生，要同时兼顾 GPA 和创业。但在过去一年，他们完成了营地交付、活动策划、短视频生产、长视频制作、客户沟通、系统开发、产品迭代等大量工作。

在传统公司里，这些事情往往需要多个部门和大量专职人员配合完成。

而少年亿小步背后真正的“放大器”，是 AI。

谢浚彦把这套实践总结为：

AI 时代，一人公司 OPC 的三层探索。

谢浚彦认为，很多人听完 AI 时代的变化，第一反应是震撼，第二反应是焦虑，第三反应往往是：

“那我接下来到底应该做什么？”

而少年亿小步过去一年最直接的答案，是先用 AI 改造工作流程。

他举了几个非常具体的例子。

过去，一个人想学会剪视频，可能需要先学习 20 多个小时的剪辑软件教程。即便学完，也只是勉强入门；如果不自己学，就要花钱请剪辑师。

但现在，团队拍完一段素材，使用 AI 剪辑工具，几分钟内就能生成一条可发布的视频。字幕、节奏、画面缩放、音效、视觉效果，都可以由 AI 自动完成。

做网页也是如此。

过去搭建一个网页，需要学习 HTML、CSS、JavaScript 等多门语言。入门教程动辄几十个小时。但现在，通过 Lovable、Cursor 等 AI 工具，只需要用自然语言描述需求，就可以快速生成一个可用网页，甚至进一步修改、调试、上线。

谢浚彦提到，少年亿小步自己的小程序和网店，就在这种工作模式下不断迭代：

早上发现一个 bug，中午修好，下午就可能上线新功能。

做图同样被 AI 大幅重构。

现场周围的很多宣传物料，都使用了 AI 图像工具生成。谢浚彦讲到，其中一张包含他本人头像、古城背景、产品页面和标题文案的宣传图，过去如果交给设计师，可能需要半天甚至一天；而现在，只需要几段提示词，就可以快速完成。

这些案例让家长非常直观地感受到：

AI 首先带来的，不是遥远的未来概念，而是眼前工作效率的巨大跃迁。

剪视频、做网页、作图、改系统，这些过去需要专业分工的工作，现在正在被小团队快速完成。

但谢浚彦很快指出：

真正让他震撼的，并不只是“效率提升”。

在分享中，谢浚彦讲了一个少年亿小步内部非常真实的 CRM 系统案例。

随着家长咨询数量不断增加，团队需要管理数千位家长微信。如何记录沟通情况、识别家长需求、打标签、提醒后续跟进，成为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

于是团队开始寻找客户关系管理系统，也就是 CRM。

他们与几家服务大企业的 CRM 厂商沟通过，希望系统能帮助团队自动识别家长来自哪个区域，比如华南、华东、华北，以便后续按照不同营期做服务和跟进。

但传统系统的逻辑，大多是关键词识别。

比如家长提到“深圳”“广州”“佛山”，系统就认为这个家长属于华南。

如果提到“杭州”，系统就可能打上华东标签。

问题在于，真实聊天远比关键词复杂。

一个家长可能说：“我是杭州人，现在住在北京，但想把孩子送到深圳营。”如果系统只抓关键词，就可能同时抓到杭州、北京、深圳，判断混乱。

又比如家长说自己在“福田”，作为人很容易知道这是深圳的一个区，但如果系统没有提前设置所有区县关键词，就识别不了。

谢浚彦总结说：传统系统只能认字，但听不懂人话。

而少年亿小步真正想要的，是一个能够理解聊天语义的系统。

也就是说，不是看家长说了哪个词，而是判断他这段话到底在表达什么。

当他们把这个需求告诉大厂时，得到的反馈是：这个功能暂时做不了。

于是，团队 CTO 开始结合大模型和自动化工具，自己搭建这套能力。他们尝试把企业微信接入后端，让系统实时读取真实沟通内容，做总结、打标签、提醒跟进。最终，他们真的把这件事做了出来。

系统不只可以根据语义判断家长画像，还能每天提醒团队：今天谁需要跟进、这位家长有什么特质、前面聊到了什么、接下来应该怎么服务。

这个案例让谢浚彦产生了非常强烈的感受：

AI 给小团队带来的，不只是效率提升，而是一种过去只有大公司才拥有的权利——业务定制的自由。

过去，只有大公司才有资源搭建自己的系统、定制自己的流程。

小公司只能购买通用软件，然后接受软件的限制。

但 AI 改变了这件事。

今天，当一个小团队发现自己的业务有特殊需求时，它不一定要等待大厂开发，也不一定要组建一个庞大的技术部门。它可以利用 AI 和自动化工具，快速做出最适合自己的系统。

在谢浚彦看来，这正是 AI 时代“一人公司”最重要的底层变化之一：

不是人少了还能勉强做事，而是小团队第一次有机会撬动大组织级别的能力。

但很快，谢浚彦发现了一个新的问题。

如果 AI 让做产品变得这么简单，那是不是意味着：

每个人只要做出一个产品，就能创业赚钱？

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他提到，现在有很多黑客松，参与者可以在 48 小时内开发出一个工具、一个网页、一个应用。但如果“做出来”就等于成功，那创业就太简单了。

真正的问题在于：

产品做出来，不代表有人需要。有人觉得酷，不代表用户愿意买单。

当创造产品的门槛被 AI 大幅降低后，创业真正的壁垒开始前移。

过去，难的是“我会不会做”。

现在，更难的是“我到底该做什么”。

谢浚彦把这称为第二层探索：当做产品变简单，问对问题变得更加重要。

因此，少年亿小步在内部越来越重视一线访谈和需求洞察。团队会花大量时间和家长深度沟通，去理解家长真正想要的是什么。

他们买的到底是一门课程？

是一个营地？

还是孩子迈向未来的一种确定感？

这些问题直接影响产品怎么设计、内容怎么迭代、服务怎么升级。

同样，在创业营中，少年亿小步也非常重视孩子是否真正理解需求，而不是一上来就沉迷于“做一个很酷的东西”。

在现场，谢浚彦分享了一个营地中的学生项目案例——“青悦行”AI 家庭旅游助手。

这个项目由一组平均年龄约 14 岁左右的孩子完成。

他们观察到一个非常真实的家庭场景：

一家人出门旅游，流程极其繁杂。

小红书查攻略，携程订酒店，美团找餐厅，去哪儿看机票，还要不断协调家庭成员的偏好。

于是孩子们提出了一个想法：能不能做一个 AI 产品，一站式完成家庭旅游规划？

这个产品最终可以根据用户输入的目的地、人数、天数等信息，自动生成从早到晚的详细行程，包含景点、交通、餐饮、时间安排。更重要的是，它还配备了个性化 AI 助手。

如果用户觉得第二天行程太紧，只需要说一句“帮我调松一点”，AI 就可以重新调整日程。

从产品结果看，它已经非常完整。但谢浚彦强调，他最想让家长看到的，不是孩子们两天做出了一个产品。

真正重要的是：

在 6 天营期里，他们只用了 2 天做产品，剩下 4 天都在想需求、跑调研、磨商业模式。

他们去附近商场做用户访谈，面对陌生人提问，也不断被拒绝。

他们反复验证：这个问题到底是不是真问题？

家庭旅游的痛点到底是查攻略麻烦，还是家庭成员需求难协调？

这个产品未来是否有商业化路径？

这才是创业训练中真正有价值的部分。

AI 让孩子快速完成产品雏形，于是他们有更多时间投入到更高阶的事情上：

理解用户，定义问题，验证需求，打磨商业模式。

这也是少年亿小步对 AI 教育的一个核心判断：

AI 不应该只是让孩子更快完成作业，

而应该让孩子从低价值执行里解放出来，去思考更真实、更复杂的问题。

如果有了 AI 工具，又问对了问题，还做出了好产品，是不是就一定会成功？

谢浚彦的答案依然是否定的。他说，这是过去一年自己最深的反思之一。

因为真实商业世界里，从来不缺真实需求，也不缺好产品。但真正创业成功的人，依然非常少。

原因在于：

创业最终不是工具问题，也不只是产品问题。

它最后一定会回到“人”的问题。

谢浚彦用自己的创业体验讲到，创业每天都在经历相似的循环：

被否定，调整；

再被否定，再调整；

发现问题，解决问题；

新的问题出现，再继续解决。

做产品的过程，可能因为 AI 而变得更轻松、更无痛。但创业本身并不无痛。

AI 可以帮你写代码、做图、剪视频、生成页面。

但 AI 不能替你承受市场反馈，不能替你做战略选择，不能替你对团队和用户负责。

谢浚彦说，自己站在台上，可以对少年亿小步的产品和营地负责。

但 AI 不能替他做这个负责的决定。

这也是他第三层探索的核心：

当 AI 接管了越来越多的执行任务，人本身的品质反而变得更加重要。

在他看来，未来真正重要的能力包括三类。

第一，是领导力

谢浚彦认为，很多人对领导力的理解仍然停留在表面。

比如上台讲话、大声表达、自信展示。

这些当然有价值，但真实创业里的领导力远不止如此。

真正的领导力，是能不能和人沟通，能不能协调别人一起做事，能不能推动一个组织高效发展，能不能在混乱中承担方向。

对孩子来说，这种领导力不是靠听课获得的，而是在真实团队协作和项目推进中被训练出来的。

第二，是同理心

谢浚彦特别区分了 AI 的“同理心”和人的“同理心”。

AI 可以非常会回应情绪。

当用户说想吃牛肉饭时，它可能会顺着用户说出十个理由，告诉你牛肉饭很适合你。

但这不是真正的同理心。

真正的同理心，是理解一个人没说出口的需求。

在和家长沟通时，很多时候家长口头表达的是一个问题，但背后真正担心的可能是另一件事。

孩子说想要一个东西，真实原因可能并不在那个东西本身。

AI 主要处理语言表层，而人要理解语言背后的情绪、动机和关系。

这也是未来人类仍然重要的地方。

第三，是韧性

在谢浚彦看来，韧性是创业中极其核心的品质。

他举了营地里另一个小组的例子。

这个小组一开始想用游戏化方式传承中国传统文化，于是做了一些国学小游戏，比如消消乐之类的形式。

但在导师复盘和路演过程中，他们意识到：

如果只是给传统文化套一个游戏外壳，其实并没有真正解决问题。

这更像是把文化教育换了一个包装，而不是找到新的商业路径。

于是，他们推翻了原本项目，重新思考如何通过商业模式连接非遗匠人与年轻消费市场。最终，他们设计了一个把传统匠人、国潮产品和年轻人消费需求连接起来的平台。

这个过程里最珍贵的，不是孩子们第一次想法有多好，而是他们敢于承认原来的方案不够好，并重新开始。

这就是韧性。

创业中会不断面对失败、推翻和重来。

如果孩子没有韧性，就很难穿越这种过程。

谢浚彦最后把自己的分享总结为三层探索：

第一层，是工具。

AI 能够极大提升效率，重构工作流程，让小团队拥有过去只有大公司才有的定制能力。

第二层，是问题。

当做产品变简单后，真正稀缺的变成了定义好问题、识别真需求的能力。

第三层，是人。

当 AI 能完成越来越多执行工作后，真正拉开差距的，是人的领导力、同理心、韧性和责任感。

这套逻辑，也解释了少年亿小步为什么要做青少年创业教育。

他们并不是想让孩子只是“会用 AI”。

会用 AI 很重要，但还不够。

他们真正想培养的，是孩子能否借助 AI，把想法变成现实；

能否在真实世界中找到值得解决的问题；

能否在失败和压力中继续承担责任、领导团队、解决问题。

也就是说，AI 时代的教育，不能只是工具教育。

它最终还是人的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