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雨聆风
专访中欧王安智:大厂逼员工用AI,成了一种形式主义?
可能是为了裁员，有大厂把员工变成 AI 的对照组了。
某大厂员工润生（ 化名 ） 对知危表示，“ 公司现有项目被分成两组，一组是用 AI 的，一组是不用 AI 的。不用 AI 的是正常工作量，用 AI 的会安排 140% 的工作量，之后还会逐渐增加。”
他有些担忧地向我们表示：“ 感觉公司就是想看 AI 到底能提效多少，然后可能就要裁员了。”
如今，AI 提效正在成为大厂员工必须面对的一个话题。一边是大厂们正在强制所有人都要拥抱 AI，另一边是员工为了应付 AI 考核，开始用 “魔法战胜魔法”。
知危发现有些员工干脆用 AI 来写公司要求的 “ AI 使用心得”，还有人故意让 AI 去 GitHub 上面看上万行代码的项目来消耗 Token。这种通过 AI 去刷公司 AI 考核数据的行为，正在成为这场席卷全球的生产力革命中的某种形式主义奇观。
但是，不管是管理者还是员工，其实都应该考虑一个问题： AI 提效了，然后呢？
效率提升的红利是否真正转化为组织成长与员工福祉？还是仅仅成为了压缩人力、推高 KPI 的工具？或者甚至是干脆成了自己骗自己的形式主义呢？
为了探究这些问题，知危编辑部与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管理学副教授王安智在线上对话了两小时，以下是对话的主要内容。
*注：为方便阅读，对话进行了部分不改变原意的修改。本访谈在小宇宙和抖音分别有播客版和视频版，在相关平台搜索 “ 知危 ” 即可。
知危：现在很多大厂面对 AI 的迅猛发展，怕自己被落下，他们都是强制员工去使用 AI 的，甚至把 AI 的一些指标作为考核的标准或者说和绩效绑定，比如要求用 AI 写的代码占比多少、甚至是调用的 AI 的 Token 消耗量是多少。那您觉得这种指标是好的指标吗？
王安智：这个要回到一个蛮基础的逻辑，就是你用 AI 到底在用什么东西？我觉得这些现象基本上都是基于 “ 我要用 AI 来降本、来提效 ” 的逻辑建构出来的。可是，我们真的要用 AI 做这个事吗？
知危：所以您觉得，把某些 AI 相关的指标作为考核指标的话，这只是体现了 AI 作为一种工具的方式，长远来讲益处不大是吗？
王安智：是的，我觉得在 AI 时代，最终人还是要想一件事情：AI 时代何，以为人？人到底要在 这 AI 时代里面做什么事情？
知危：同时处理吧。
王安智：是的，但是很抱歉，人类的头脑是序列处理的，人类头脑设计出来的应用模式是这样子的，我们的注意力资源很有限，很多时候一次只能做一件事。
知危：但现状是，作为一个管理者，他可能在短期内会发现只要让员工去用 AI，肯定是能产生效率的提高的，这样他可能根本就不会去考虑太长远的问题。这就有了员工个人成长和管理者对效率的追求这两方的目的性的差异，该怎么处理这么矛盾呢？
王安智：你会观察到一个很有很有趣的现象，就是 AI 可以帮助一个个人提效 不止 5 倍 10 倍，那理论上企业应该要产值提升 5 倍、10 倍，但我们好像没有看到这种组织对不对？
知危：现在 AI 普遍被认为是一种新的生产力工具，企业或是组织通过行政的手段强迫去大家使用 AI，虽然可能不对，但会不会是技术革命必须经历的阶段？
王安智：如果你回顾历史的话，会发觉工业革命中，本来用的是蒸汽机，后来变电动机了。那这件事情的根源是一个技术上重大的突破对不对？可是真正以电动机为核心实现完全的工厂化，是什么时候呢？是电动机发明出来之后的 30 年后。
知危：我前面的提问，似乎对 “ 大厂逼员工用 AI ” 是抱有偏见的，默认这么做不对。但其实 20 世纪初，人们全面电脑化的时候，企业也都是强制员工去使用电脑的，它说明强制带来的结果不一定是错的。
王安智：我觉得这里有一个因果关系，我们要先搞清楚。
知危：其实我们刚才一直都在聊老板和最下面执行的员工，但其实在一个组织里面，除了这两个角色还有很多中层管理者。一方面，他要向对 AI 表现得很狂热的老板汇报，另一方面，他又要应对下面这些执行的员工的不解，那有没有可能这些中层管理者，才是决定企业在 AI 这件事上走向何方的关键的因素？
王安智：如果老板不晓得用 AI 到底是要干什么，相当于舵手没有在喊口号，那中层怎么知道他现在的节奏要怎么带？
知危：其实有些员工也跟我讲了偏感性的烦恼，比如有个写代码程序员，他说使用 AI 的过程中，他感觉 AI 剥夺了他写代码的乐趣。这种心理变化，是作为一个领导者需要去关注的东西吗？
王安智：我觉得需要，人必须要具有充沛的意义感，才能够很快乐的活着和工作，在任何时代应该都是这样子的。
知危：我看您之前的视频，提到过速度感这个词，你怎么看 AI 时代的速度感？
王安智：我有的课上会跟同学说，速度感是一个很华人的东西，我们很在乎什么事情都要做快一点、高效一点。在这种感觉底下，我们那种被逼迫的焦虑感会比西方人还深。然后我们会发觉，当你的焦虑感高到一个程度的时候，创造力的产出就会明显的掉下来。
知危：我看您之前说过，经济增速放缓的时期，您教 “ 以人为本 ” 时，老板们会比较听得进去。那现在这一两年 AI 快速发展的背景下，您教这个，学生们还能理解吗？大家好像可能会觉得 “ 你不干有的是 AI 干 ”。
王安智：通常是人在越困顿的时候，反思会越深刻。所以外部机会很充沛的时候、外面的钱赚得非常快的时候 你跟他讲说要反思、要以人为本，他只会告诉你说 “ 我就希望先把钱赚到手，以人为本的事我以后再说 ”。
知危：我发现有一些员工，他比较愿意去探索 AI 这种新的东西，秉承着一些比较朴素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认为 “ 你们适应不了这些新变化的人，就应该被淘汰 ”。你怎么看待这种想法？
王安智：我这里有些高管同学就会有这种想法，觉得 “ 你如果做得不好的话，那你就应该被开掉，让我换一个更好的人 ”。
知危：我之前也看过黄仁勋的一些关于 AI 的看法，他也提到过那些靠裁员来应对 AI 的领导者可能是因为确实想不到更好的办法了、脑子里没有新的东西，那么您觉得在当前的背景下，是不是老板或者说领导者自己要对 AI 足够的了解，由他带领员工，组织才能完成变革？
王安智：作为公司的老大，你应该想这个东西怎么帮客户创造出价值，就算没有 AI 帮助你，你也应该要想清楚，这样你才会在所有的商业环境竞争者中脱颖而出。
知危：最近一两年。您作为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的教授，会接触大量的一线的企业家和管理者，他们会跟您反映一些 对于 AI 的迷茫或者说他们自己的思考吗？
王安智：其实对他们来讲，这是一个非常新的东西，现在来读商学院的高管同学可能是 70 后、 80 后，如果用年轻人的词汇来形容，整班我在教的人都是 “ 老登 ”。但是你说有没有愿意更开放的去接纳这些事情的老登？我觉得还是有的。
知危：这些企业家应该经历过很多风口的变化，这种变化和现在 AI 带来的变化，在他们看来会是本质上没有很大的区别吗？
王安智：有可能，比如说我在课堂上跟他们讨论 AI 带来的变化的时候，通常我们最后会导引到的结论就是，其实如果你要研究 “ AI 对这个世界带来什么变化 ”，这好像一个很新的题目，可如果你要研究的是 “ 变局对管理者所造成的影响 ”，那这个我们已经研究很久了，AI 也是一种变局。
知危：您现在会考虑 AI 时代教育产业要怎么去发展和改变吗？ 
王安智：有，比如说我们学校的 DBA 课程，他读完是有博士学位的，我也拿 AI 训练出一个对话的平台让 DBA 的同学跟 AI 对话，最后 AI 帮助他把他感兴趣的管理现象梳理出来，变成一个可以做的论文的题目。
知危：最后一个问题，假如我们设想未来 AI 已经强大到可以执行大部分我们日常工作的地步，您觉得职场会变成什么样？
王安智：我觉得如果我们就把所谓的 AI 时代再细分成几个阶段。（ 访谈全文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