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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时代,真正的铁饭碗是什么?

AI时代,真正的铁饭碗是什么?

写在前面的话
最近我常常在想一个问题:在AI时代,什么样的人不容易被取代?
很多人谈到AI,第一反应是焦虑:我的工作会不会被AI替代?我的专业还有没有价值?我过去积累的经验,会不会突然变得不重要?
但我越来越觉得,真正值得问的问题也许不是“AI会不会取代我”,而是:
我到底有什么独特价值,是技术无法轻易复制或取代的?
最近我想到的是这种独特价值,不一定是某个单一技能,而是你的人生经历、视角、审美、语言能力、专业训练、表达方式和长期生活积累,共同形成的一种独一无二的组合。
换句话说,真正的不可替代性,不是你比AI更快,而是你有一条别人复制不了的路径。
不可替代性,来自你的独特组合
拿我自己的经历做例子。刚开始读博士的时候,我只是大致确定了博士的研究方向是“人工智能与法律”这个交叉领域。
因为一开始就希望走国际学者的路径,所以我并没有把研究限定在某一个国家或地区。头一两年,我看了大量英文学术文献:欧盟的、美国的、中国的,新加坡的,只要和人工智能与法律有关,我都会去读。
后来我慢慢意识到,欧洲有自己的法律专家和学者,美国也有自己的法律专家和学者,而我真正能够贡献的地方,恰恰来自我的跨法系背景。
我接受过中国法的四年本科训练,硕士期间接受的是美国法训练,现在又在新加坡的法学院读博士。这样的经历,让我更自然地关注和更了解中国、美国、和新加坡的相关法律制度, 而不是其他国家的。
比如,同样面对深度伪造技术,也就是大家常说的“AI换脸”或 deepfakes,中国、美国、新加坡分别是如何回应的?各自有哪些具体的法律制度?不同制度之间又能给我们带来哪些启发?后来,我和新加坡的法学教授合作,把这些思考和研究写成了论文并在法律学术期刊上发表了出来。文章参见——

Huijuan Peng and Pey-Woan Lee, “Reimagining U.S. Tort Law for Deepfake Harms: Comparative Insights from China and Singapore,” Journal of Tort Law 18(2) (2025): 579–607.

这个经历让我反思:单看自己的每一项经历,也许都没有那么特别。相对而言,研究法律的人很多,会英文的人很多,熟悉不同法系的人也有。但当这些经历叠加在一起,再加上个人的研究偏好和思考问题的角度,就有可能慢慢形成自己独特的位置和声音。
这在AI时代尤其如此。
很多标准化、重复性的工作,确实会被AI替代。但一个人真正走过的路、形成的判断力、建立起来的跨文化理解能力和问题意识,并不会轻易被复制。
所以,比起焦虑“我会不会被AI取代”,也许我们更应该问自己:
我身上有哪些能力和经历,组合在一起之后,是别人很难复制的?
可迁移能力,决定你能走多远
听第一代移民的故事时,我们常常会听到很多艰辛和不易。
有些人在原来的国家本是专业人士,换到一个新的环境之后,却不得不从头开始,做一些和过去专业积累完全无关的工作。
这背后其实有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当你离开原来的单位、城市,甚至国家之后,你过去积累的能力还能不能继续发挥作用?
换句话说,你的能力是否具有可迁移性?
对我来说,过去在中国工作时,我在大学教法律课使用的是英文;我的两个硕士学位也是用英文完成的。所以来到新加坡以后,无论是继续读新的学位,还是重新站上大学讲台教课,对我而言都相对顺利。
但我也常常想,如果过去十多年里,我的工作语言不是英文,我的工作环境不是大学,那么现在要面对的挑战一定会大很多。
这并不是说每个人都必须用英文工作,也不是说语言能力本身就代表一切。真正重要的是,我们需要不断问自己:
哪些能力,是离开现在的平台/工作单位之后,仍然能跟着我走的?
离开一所大学,离开一个单位,甚至离开一个国家之后,依然能够继续使用、继续创造价值的能力,才是真正值得我们去打造的可迁移能力。
它可能是语言能力,可能是写作能力,可能是研究能力,可能是沟通能力,也可能是快速学习新的知识领域的能力。
平台会变,技术会变,行业会变,但有些底层能力会一直跟着你走。
所以在AI时代,所谓的“铁饭碗”,不再是像老一辈那样一辈子不换工作,在一个单位待到退休。
真正的铁饭碗,它不是某一份稳定的工作,而是你拥有无论走到哪里,都能重新找到位置、重新创造价值的能力。
表达力,也是一种专业能力
我过去的职业生涯很长一段时间都是在大学教书。十多年的大学教学经验,让我慢慢意识到,自己理解一个复杂问题是一回事,把它向别人讲清楚是另外一回事。
尤其是法律、科技、AI这些话题,本身就有一定的专业门槛。如果只是在专业圈子内部讨论,当然可以使用很多专业术语。但如果希望让更多人理解这些问题,就需要有能力把复杂的概念转化成大众更能够听懂的语言。
这也是我越来越重视语言表达能力的原因。而我过去的教学经历,以及后来英文脱口秀的舞台经验,都让我对听众和观众的反应更加敏感。
我会很自然地去观察听众什么时候面部表情开始困惑,什么时候被某个例子吸引,什么时候在微笑,进而调整自己的表达节奏。
我也越来越意识到:表达能力不是专业能力之外的附加项,它本身就是专业能力的一部分。
在AI时代,信息越来越多,内容生成越来越容易,但真正稀缺的,反而是把复杂问题讲清楚、讲准确、讲得有人愿意听的能力。
能做学术研究,是一种能力;能把学术研究讲清楚,是另一种能力;能把学术问题和真实世界的挑战和难题连接起来,找到解决方案并让更多人理解它为什么重要,是更高一层的能力。
做时间的朋友
上个月,我在新加坡见到了西浦的席酉民校长。
新加坡是西浦“同心·同行”20周年校庆系列活动的一站。能够在这样一个有特殊意义的时间节点上再次见到席校长,我觉得非常开心,也很感慨。
看着席校长在台上和在新加坡的西浦校友们分享西浦的教育理念和未来十年的发展计划时,某个瞬间,我甚至恍惚觉得自己又穿越回到了当年自己在西浦的时光,我在西浦坐在台下听席校长讲教育、讲大学、讲未来,仿佛自己从未离开。
席校长这次在新加坡送了我一本书——李娜老师写的《和谐领导力:以生命影响生命》,还有一本英文书《Syntegrative Wisdom: Shaping the Future of Education》的中文伴读纪念册。
在这些文字里,我读到了西浦在当下这个充满变化和不确定性的AI时代,对未来教育的持续思考和探索;也读到了很多熟悉的前同事们的名字,感觉非常亲切。
后来我在领英上发了一条post,感慨时光的流逝。西浦走过20年,而我有幸见证了其中10年的发展。那10年,也是我生命中非常重要的10年。
我当年在西浦的很多经历:教学、备课、和学生们交流、参与大学的发展、不断在中英文之间切换、在不同文化语境里工作,这些事情看似只是日常工作的一部分,但时间久了,它们会慢慢沉淀成一个人的底层能力,一个人生命的一部分。
Singapore Rising Scholars Conference
下个星期,我会在新加坡参加 Singapore Rising Scholars Conference,并主持其中的一个Session—— “The PhD Journey: Common Challenges and Strategies for Success”。在这个环节中,我会和教授们、在读博士生们一起探讨博士旅程中的常见的挑战,以及应对这些挑战的经验和策略。
这也将是我个人第三年参加这个大会,我还在学者的路上rising:)去年,我的论文 “Copyright in the Generative AI Era: Challenges, Reforms and Global Insights” 获得了大会的 Best Paper Award。这对一个还在读博路上默默前行的人而言,是一份难得的鼓励。
我已经把会议的具体信息放在文章后面“阅读原文”的链接里,感兴趣的朋友可以点击查看。
写在后面的话
AI时代,变化会越来越快,不确定性也一直存在。
我们很难预测未来哪些职业会消失,哪些行业会重组,哪些技能会突然变得不再稀缺。
但我们仍然可以做一件事:回到自己身上,认真梳理自己的独特组合,训练自己的可迁移能力,积累那些能够穿越平台、工作单位和时代变迁的底层能力。
真正的安全感,从来不是来自“铁饭碗”,而是来自:
即使工作和环境变了,我也有能力重新学习,重新出发,重新创造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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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快速变化的AI时代,让我们用思考相遇,用文字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