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 原生组织长什么样?字节和 Anthropic 走了两条路

这两天头条上有篇文章传得很广，标题叫《全球最卷的公司，Anthropic只能用离谱来形容》。它顺着网上一份爆料，拆了 Claude 背后这家公司的管理：没人派活，任务挂出来自己认领；全员透明，谁在干什么全公司看得见；活儿永远在转，别人休息你接手。

多数人读出来的是一个字：卷。

我读出来的是另一件事。今年 6 月底，国内以扁平著称的字节跳动，CEO（首席执行官）梁汝波发了一封全员信，要求中高层管理者“不能只会看报表、听汇报”，必须下到一线。一家在用 AI 把组织越压越扁，一家在用考核按住层级回潮。

两家都扁平，走的方向却是反的。把这两件事放在一起看，能看清 AI 原生组织到底长什么样，也能看清它的代价落在谁身上。

字节的管理理念里有一句标志性的话：Context, not Control，意思是给足上下文，而不是事事管控。这句话出自奈飞的文化手册，张一鸣多年前把它引进字节。

据《中国企业家》报道，张一鸣打过一个比方：Control 模式是机长自己去按每一个按钮；Context 模式是机长告诉副驾驶目标高度和天气，让副驾驶自己调。前者靠个人权威，后者靠系统。办法是学奈飞，“通过提高人才密度和充分的上下文，而不是增加规则和流程，来避免过度混乱”。

落到工具上，就是全员公开的 OKR（目标与关键成果，一种目标管理方法）和自己做的飞书。梁汝波今年 9 月在飞书大会上回忆，字节试过免费、付费、开源、闭源各种办公系统，“甚至认为这个事情限制了公司的发展”，2016 年才下决心自己做。做 ToC 产品一般 3 个月上线，飞书用了整整 3 年。

这套东西在移动互联网的红利期跑得飞快。问题在于，它是被增长撑着的。

员工从一万多人涨到十万以上，层级就自己长回来了。2024 年梁汝波在全员会上点名批评“多层级审批、重复会议、无效报表”，把年度关键词定成“始终创业，逃逸平庸的重力”。他举了个例子：一位前员工去了创业公司，1 个月就能推进以前在字节要 6 个月的事。

还有一个更扎心的故事。一位字节游戏业务的前员工对《中国企业家》说，几年前一位高层表达过“某个游戏要寻求商业化变现”，这句话传到中层，变成了“这个板块商业价值不大，直接砍了”。几年后这位高层想找这个部门，发现它早没了。

一句话往下传两层，意思就反了。这就是层级的老毛病。

于是有了今年 6 月 29 日那封信。十条领导力原则时隔四年第一次更新，改了三处：补上“做有高度的事”“敢于设定高目标”；把“深入一线”单列成一条；再次强调 Context over Control。这一次它从入职培训里的一句口号，写进了管理者晋升和年度考核的核心标准，做不到就调整岗位权责。

我的判断是：一条文化原则需要写进考核才能执行，说明光靠文化已经撑不住了。 这不是字节做错了什么。扁平本来就会退化，组织越大，退化得越快。字节这次是在用制度的力气，去对抗组织自己长层级的本能。

再看 Anthropic。

透明这一条，头条那篇文章说得不夸张。Anthropic 增长负责人阿莫尔·阿瓦萨雷今年 4 月在 Lenny 的播客里讲过：公司每个人，包括 CEO 达里奥·阿莫迪，在 Slack（美国的办公协同软件，相当于飞书）上都有一个对全公司公开的“笔记本”频道，像一条内部推特，谁在想什么、做到哪了，别人随时能看。全员大会上达里奥说了什么，有人不同意，会后就能去他的频道里公开争论。公司管这叫“鼓励你跟达里奥吵架”。

前谷歌、亚马逊工程师史蒂夫·耶格花四个月和近 40 位 Anthropic 员工长谈，今年初写了一篇《Anthropic 蜂巢思维》。他的描述是：这家公司“完全靠氛围运转”，没有一个集中拍板的决策者，新点子丢进群体里，被评估、被接纳或被否决；最外层的计划周期也只有 90 天；Claude Cowork 从有人冒出这个想法到公开发布，用了 10 天。

光看到这里，Anthropic 和早年的字节差别不大，都是高人才密度加高透明度。真正的分水岭在下一步。

6 月 23 日，Anthropic 发布 Claude Tag：把 Claude 作为一名“队员”拉进 Slack 频道，谁都可以 @ 它派活。官方公告里写了两句话：@Claude 已经是 Anthropic 内部“把事情做成的主要方式之一”；产品团队 65% 的代码由内部版 Claude Tag 写出。

Anthropic 2026 年 6 月 23 日发布 Claude Tag 的公告。关键句：@Claude 是公司内部完成工作的主要方式之一，产品团队 65% 的代码由内部版 Claude Tag 写出。来源：anthropic.com

9 月初 Claude Code 团队的一段官方访谈说得更直白：团队 70% 到 80% 的日常工作交给了 Claude Tag。一年前他们还要逐行看 AI 的每一次工具调用，现在丢一个目标过去，让模型自己找路。他们原话是，这是一种“有点吓人的强制性放手”，“信任比监督更重要”。

访谈里有个细节，我反复看了几遍。他们做一个新的内部工具，第一步是问 Claude Tag：“我在想这样一个点子，我应该去找谁聊聊？谁会对这个感兴趣？” Claude Tag 列出一份相关人员名单。然后讨论、出原型、埋点上线、盯数据，有反馈就催人改。

“这事该找谁”——这是中层干了几十年的活。知道谁在做什么，知道哪两拨人该碰一下，把一句话传到对的人耳朵里。现在它被一个能读遍所有频道的 AI 接走了。

所以两家的差别，用一句话说：字节的上下文写给人看，Anthropic 的上下文同时写给 AI 看。

Claude Tag 的公告里写得明白：Claude 会记住它所在频道里的相关信息，自己积累上下文，用户“不需要一遍遍从头解释”。笔记本频道、公开的争论、每个人的进度，原本是给同事看的，现在也成了 AI 的原料。透明度从一种文化，变成了一种基础设施。

两种扁平：左边是字节式，上下文在人和人之间流动，管理者负责消化和转述；右边是 Anthropic 式，上下文同时写给 AI 读，AI 接走了路由的活。

有意思的是，字节自己也看到了这一点。梁汝波 9 月 15 日在飞书大会说，两个月前字节把豆包、飞书、火山引擎整合到了一起，因为“Agent（智能体）、模型和协作环境需要紧密融合”，“飞书作为协作平台，承载了企业的上下文和工具”。

翻译一下：飞书过去是给人看的上下文仓库，接下来要变成给 Agent 读的上下文仓库。字节在用考核逼中层下一线的同时，也在悄悄准备另一条路，让 AI 去干中层原来那份传话的活。

要看清这条路通向哪里，得先问一个老问题：公司为什么需要层级？

经济学家科斯 1937 年写过一篇《企业的性质》，回答“为什么有公司”：因为在市场上一笔一笔谈交易太贵，把人圈进一个组织里，用命令来协调，更便宜。层级就是协调的成本结构。一个经理能直接管好的人有限，人一多，就得加一层。

中层在这个结构里，干的是第一件事：路由。上面的意图往下翻译，下面的情况往上汇总，横向的两拨人帮着牵线。字节那个游戏业务的故事，就是路由出了错：信息每过一层，失真一次，延迟一次，打一次折。

AI 做路由，比人便宜，也比人准。它能同时读几百个频道，不会因为站队而过滤信息，也不会把“寻求商业化”传成“直接砍了”。路由的成本一降，科斯那笔账就变了，层级自然被压扁。这是 Anthropic 几千人了还能保持扁平的原因之一。

但中层还干第二件事，很少有人说：减震。

老板拍脑袋定的指标，中层先接住，消化一下再往下分；客户的火气，中层先挨着；一个项目黄了，中层出面去扛；下面的人迷茫的时候，中层告诉他这活为什么值得干。它像汽车底盘上的减震器，不产生动力，但没有它，路上每一个坑都会直接传到车厢里。

AI 接走了路由，减震这件事，没人认领。

这就是“压扁”真正的意思。层级被压扁以后，原来被一层层吸收掉的压力，会直接落到每个人身上，没有缓冲。

中层的两种功能：路由（传递信息）正在被 AI 接走；减震（吸收压力、提供意义）没有人认领。

Anthropic 的员工评价把这一点写得清清楚楚。据科技媒体 Implicator 今年 2 月的汇总，Anthropic 在 Glassdoor（美国的匿名职场点评网站）上总体 4.4 分（满分 5 分），95% 的评价者愿意推荐朋友来；可在各个点评平台上，“工作与生活平衡”一直是最弱的一项，只有 3.6 分。Blind（匿名职场社区）上一条去年 12 月的帖子更直接：“混乱，什么都想同时做，优先级互相打架。”

耶格的文章里还有一个更锋利的说法。他说在这种透明到底的蜂巢里，“每个人都能看到你所有的错误和弯路，看到你干活到底有多快，你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藏”，这是“自我的死亡”。一位早期员工用的就是这个词。干扰蜂巢运转的人，会被“一股氛围的浪”轻轻推到边缘，再推出去。

网传的“抢单制”也该这么读：没有人给你派活，意味着也没有人替你挡着。活是你自己认领的，压力也就全是你自己的。

所以我不太同意把 Anthropic 简单读成“卷”。卷是结果。原因是它把路由交给了 AI，却没有找到一个东西替代减震。到目前为止，替代减震的是两样很贵的东西：极高的薪酬，和“我们在做一件改变文明的事”的使命感。耶格形容他见到的每一个 Anthropic 人，都带着一种“甜蜜又悲伤的超然”。这两样东西，绝大多数公司都给不起。

说到这里，我想把视线从公司挪开一下。被压扁的不只是组织，家庭也是，机制几乎一模一样。

先看结构。以前讲四世同堂，后来是三口之家，再后来单亲家庭多了起来，再往后是丁克家庭，是不婚不育。每往下走一步，家里就少一层人。走到最后，个人变成了社会的最小单元。

数字也是这条线。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平均每个家庭户 2.62 人，十年前是 3.10 人；据央视报道，全国一人户已经超过 1.25 亿户。民政部的结婚登记，2013 年最高时 1346.9 万对，2024 年只有 610.6 万对，不到当年一半；今年上半年 327.5 万对，比去年同期又少了 26.4 万对。单亲家庭没有权威的全国统计，能看到的旁证是离婚登记，2024 年 262.1 万对。不生的那一端最清楚：国家统计局数据，2025 年出生人口 792 万，比上一年少了 17%，是 1949 年有记录以来最低。

家庭一路被压扁：四世同堂、三口之家、单亲家庭、丁克家庭，最后是一个人。数据：七普户均人口与一人户、民政部结婚登记。

组织那一头也走到了同一个地方。我以前讲过，信息技术把树状组织压扁成网状，一直压到每一个个体都是独立的分子；AI 再往前推一步，一个人借助 AI 就能干过去一个团队的活，超级个体、一人公司开始冒出来。

家庭被压成一个人，组织也被压成一个人。两条线在同一个点上会合。

四世同堂的家里，祖辈、叔伯、兄弟姐妹围成好几层。孩子挨了骂有奶奶护着，夫妻吵了架有长辈劝着，手头紧了有亲戚帮衬着。这几层人，就是家庭的中间层，干的也是减震。一层一层薄下去，压力就一层一层直接落到更少的人身上；到了一个人的那天，就没有人替你挡了。

再看权威。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 1970 年在《文化与承诺》里把文化传递分成三种：前喻文化，晚辈向长辈学；并喻文化，同辈之间互相学；后喻文化，长辈反过来向晚辈学。她写这本书时，面对的是二战后技术剧变带来的代际断裂；到了 AI 时代，这个过程被推到了头。

父母的权威，很大一部分来自信息差。我比你多吃了几十年饭，见过的事比你多，所以你得听我的。这和中层的权力来自信息垄断是同一个结构。

现在孩子有问题，先问的往往不是父母。美国非营利机构 Common Sense Media 2025 年对 1060 名 13 到 17 岁青少年的全国抽样调查显示，72% 用过 AI 陪伴类产品；在用过的人里，约三分之一曾选择跟 AI 而不是真人谈重要或严肃的事。

父母“路由”的那部分职能，查资料、讲道理、给建议，正在被 AI 接走。和公司一样，AI 只接走了这一件。

剩下的是什么？孩子考砸了，谁陪他坐一会儿；他做了一个错误的决定，谁替他兜底；他问“我为什么要努力”，谁给一个他信得过的答案。这些都是减震，也是意义。AI 能给出一个答案，但给不了“我信你”。

我把这两件事放在一起，是因为它们指向同一个结论：组织和家庭都是建在信息差上的金字塔。AI 把信息差拉平以后，管理者和父母剩下的，是同一样东西：兜底和意义。

谁把这两样东西当真，谁的组织和家庭就扛得住被压扁。谁还把自己当成信息的中转站，谁就会发现自己越来越多余。

到这里，很容易得出一个乐观的结论：既然 AI 接走了路由，那所有公司都会变成 Anthropic 那样扁平高效。

我的判断相反。对大多数公司来说，AI 先带来的不是扁平，是内斗。

还是耶格那篇文章。他在亚马逊和谷歌都待过，琢磨了很多年谷歌的黄金时代为什么在 2011 年结束，看到 Anthropic 才想明白：黄金时代里，活比人多；黄金时代结束，是因为人比活多。

2011 年拉里·佩奇接任谷歌 CEO，口号是“把更多木头绑在更少的箭上”，砍掉大量新项目，工程师一个没裁，可干的活少了一半以上。从那以后，人们开始抢剩下的活，圈地盘、搞政治、“舔饼干”——微软员工发明的说法，指先把一块活舔一口占住，其实根本不打算干。反过来，亚马逊一位首席工程师告诉他，亚马逊从来没人抢项目，因为“这里每个人永远都有点活多到干不完”。

用这把尺子回头看字节，也说得通。字节早年扁平，是因为业务在狂奔，活永远比人多；十万人以后增速慢下来，人开始比活多，层级、审批、报表就长出来了。梁汝波批评的“全员忙碌却无实质产出”，就是人比活多的样子。

现在把 AI 放进来。AI 让一个人能干过去一个团队的活。同样多的活，需要的人变少了。如果公司不去找新的活，它就会突然变成一个人比活多的组织。Implicator 那篇评论说得很冷：AI 会让大多数组织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把这个比例翻错方向。

那 Anthropic 为什么没有？因为它站在一个正在膨胀的球面上。耶格的原话是：Claude 本身就是那台“活儿发生器”，模型每强一次，就冒出一大片新的可干的事。Claude Code 团队说底层模型大约每两个月变一次样，他们得随时拆掉自己写的功能重想。活比人多，所以不用抢。

所以，AI 原生组织的第一条，不是用 AI 把旧活分给更少的人，是用 AI 去开新活。用 AI 只为了裁员的公司，裁完会发现剩下的人在抢更少的活，扁平没来，政治先来了。

扁平还有一个常被忽略的陷阱。美国女权运动者乔·弗里曼 1970 年代写过一篇《无结构的暴政》，观察到那些号称没有领导、没有层级的团体，最后总会长出一个看不见的小圈子在做决定，因为权力没有被写下来，所以也没法被问责。耶格自己也承认，蜂巢里“不是所有的蜜蜂一样大”，有一些关键节点在维持稳定。没有组织架构图，不等于没有权力，只是权力变得更难看见。

之前我写过一篇组织转型的文章，把今天的企业分成传统组织、AI 转型组织、AI 原生组织。那篇讲的是“要不要转”，这篇想把第三种说具体一点。结合字节和 Anthropic 这两个样本，我的看法是下面几条。

第一，上下文先写给机器读。

一个决定为什么这么做，一个项目卡在哪里，一个客户到底要什么，如果它只存在于某个人的脑子里、某次饭局上，AI 就用不上。Anthropic 的笔记本频道、字节把飞书并进豆包，做的是同一件事：让组织的上下文变成 AI 能读的东西。

这要求一个反直觉的习惯：把过程也写下来，不光交结果。耶格提到一家 3 个人的创业公司，连说话都录下来自动存档，他们说节奏这么快的时候，一个按两小时前的信息干活的人，就已经落后了。不是每家公司都要做到这个程度，但“默认公开、例外保密”应该成为起点。

第二，管理者从中转站变成教练。

路由交给 AI 以后，管理者手里还该留着的，是定目标、验收结果、对结果兜底。字节把“深入一线”单列成一条原则，Claude Code 团队说“信任比监督更重要”，指向的是同一个方向：管理者自己也得上场。

梁汝波在全员信里要求中高层“不能只会看报表、听汇报”。放到 AI 原生组织里，这条要求会更硬：只会看报表、听汇报的管理者，没有位置。

兜底这件事，连 Anthropic 也没交给 AI。Claude Code 团队今年 7 月在一场开发者大会上讲过他们怎么审代码：外围的改动越来越多交给自动审查，重要的模块（比如系统提示词）都设了 code owner（代码负责人），任何改动都要他批准，他对那块代码的质量直接负责。AI 可以写产品团队 65% 的代码，出了事还得有人扛。

第三，盯住“活比人多”这个比例。

团队要小，小到每个人都“有点活多到干不完”。省下来的人力，优先去开新活。

这条对个人也成立。同一场对谈里，Claude Code 团队的工程师 Thariq 谈到，模型强到接走了大量手艺活，人会有一种失落；他的解法是“变得更有野心”，去做更大的事。活被 AI 接走以后，人要么去找更大的活，要么开始抢剩下的那些。

怎么知道一个团队有没有在开新活？耶格给了一个很实在的办法：看 token（AI 用量的计量单位）消耗。花 token 是一条“黄砖路”，你能从一个人花了多少 token 看出他练了多少。我们今年 1 月起把 AI 的 token 用量纳入了所有岗位的绩效考核，当时不少同行觉得太激进。现在回头看，它真正考的是这个人有没有在不断给自己找新活。

第四，把减震当成正式设计。

这是我认为最容易被忽略、也最要命的一条。

层级被压扁以后，减震不会自动出现。它得被设计出来：冲刺之后有强制的休整期；有人对失败的项目公开兜底，不让个人背锅；出错的过程可以被看见，但不会被拿来羞辱人；每个人都知道自己做的事为什么重要。

Anthropic 现在靠高薪和使命感顶着。耶格自己也说，蜂巢“很脆弱，可能有我们都不知道的规模天花板”。这家公司 2025 年员工翻了三倍，据 Implicator 估算已超过三千人。等到模型进步放缓、活不再比人多的那一天，它也得回答这个问题：没有了中层，谁来减震。

回到头条那篇文章的结论。它说 Anthropic 的卷是“卷得透明”，比“卷得糊涂”好。这话没错，但只说了一半。

透明解决的是信息问题，AI 解决的也是信息问题。信息问题解决得越彻底，剩下那个问题就越突出：压力最后落在谁身上，谁来接。

中层会越来越少，这一点我很确定。但中层干过的那件最不起眼的事，替下面的人挡一挡，不会消失。它只是从一个岗位，变成了每一个管理者、每一对父母都得亲自干的事。

AI 能当中层，当不了那个挡在前面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