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宏:谋求核武装+AI投毒,日本“文武”大动作意欲何为?

直新闻：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阐述年底修订“安保三文件”计划时，再次公然推动关于引进核动力潜艇的讨论，甚至声称“国民也会理解”，这是否意味着日本“再军事化”已经越过政策试探期、进入了实质性的体系化推进阶段？

石宏：日本“再军事化”确实已经越过了单纯的政策试探期，进入了体系化、制度化推进阶段。日本安全政策的转变往往遵循一个固定模式——先打破政治禁忌，再把能力建设变成一个技术问题。一旦“探讨拥有核潜艇”被写入安保文件，日本防卫省就可以名正言顺地开展技术和政策研究，后续是否实际建造只是时间问题。

日本“再军事化”的推进目前呈现多个新特征：一是制度化。核潜艇讨论被嵌入“安保三文件”修订的正式流程，专家会议计划11月下旬汇总报告，执政党自民党内部协调同步推进，最终由高市早苗拍板。二是不可逆性增强。防卫预算增长、武器出口解禁、情报体系重组等一旦立法落地，很难轻易撤回。三是多线并进。日本不再是单一议题试探，而是防卫预算、装备、法律、体制、同盟同步推进，形成相互支撑的政策体系。四是时间窗口紧迫。高市政府明确以2026年底为节点完成“安保三文件”修订，节奏明显加快。

总之，日本“再军事化”已不再是试探性的政策气球，而是进入了以制度修订为框架、以防卫预算增长为支撑、以进攻性武器建设为核心的体系化推进阶段。日本进行核潜艇讨论的实质意义，不在于日本多长时间内能造出核潜艇，而在于它标志着日本战后和平体制的最后一批“政治禁忌”正在被系统性拆除。

直新闻：日本右翼势力持续向国际主流大模型投喂篡改过的二战语料，试图将侵略史实系统性“洗白”。在您看来，这种“AI投毒”与日本在安保政策上的激进转向之间，是否存在深层的战略配合逻辑？

石宏：日本右翼向国际主流大模型“投毒”篡改二战语料，与安保政策上的激进转向之间，是同一战略目标的两个相互咬合的齿轮。“AI投毒”是手段，“再军事化”是目的，前者服务于后者。尤其是今年以来，日本的“AI投毒”与日本安保政策动向几乎是同步推进，这显然是精心设计过的战略配合。

一是规模化生产，突破了“手工作坊”局限。过去日本篡改历史依赖少数右翼学者和出版机构，传播效率有限。如今，日本右翼通过众包平台付费招募、利用生成式AI批量炮制虚假内容。

二是污染全球认知基础设施，这也是日本“AI投毒”更深层的危险之处。日本正在争夺的不只是某一段历史的解释权，而是信息基础设施本身。日本数字厅斥资44亿日元打造的政务AI系统“源内”，刻意将语料采集起点锁定在“和平宪法”生效的1947年5月，系统性排除战前档案、投降文件和东京审判记录。日本国立公文书馆则主动适配算法偏好，更新检索系统使篡改后的资料更易被西方搜索引擎和AI大模型抓取。这就意味着日本精心炮制的错误史观一旦进入全球AI训练语料，就会形成“谎言生成-数据抓取-模型内化-再生成”的恶性循环，污染周期将会非常长。

概括来说，日本的“AI投毒”是以算法为武器，以公共数据为原料，以国家权力为背书，系统性地颠覆历史定论、争夺叙事主导权，为日本“再军事化”提供所谓的“认知合法性”。这正是日本“数字军国主义”的核心特征——它不是旧式军国主义的简单复辟，而是在当代国际法律框架内，以“正常化”“积极和平主义”为幌子，通过技术手段实现历史认知的系统性篡改，进而为突破战后体制约束、推进日本“再军事化”制造民意基础和国际舆论空间。

直新闻：日方近期就中方直呼“高市早苗”姓名而不加头衔提出交涉，与此同时，被中方制裁的日本议员古屋却透露，高市曾专门发邮件给他，称被制裁是“光荣”的。这种姿态反差反映出高市内阁怎样的对华认知与政治底色？

石宏：这种看似矛盾的姿态，恰恰暴露了高市内阁对华认知的完整逻辑链——不是精神分裂，而是一套高度自洽的政治操作。日本所谓的“要尊重”是表演给国内国际看的受害者叙事。对内塑造“中国不讲外交礼仪、不尊重日本首相”的受害者形象，为对华强硬路线制造民意基础； 对外则试图将中方的态度表达矮化为“外交失礼”，转移国际社会对其涉台错误言论、日本“再军事化”等实质问题的关注。

而高市给心腹古屋圭司的邮件将制裁“光荣化”是其真实对华认知。这种认知的潜台词极为危险：一是将中方的正当反制视为“勋章”。这意味着高市内阁从根本上否认中方制裁的正当性，不认为干涉中国内政需要付出代价；二是将对抗本身作为政治资本。被制裁不是耻辱而是荣耀，这种逻辑只有在将中日关系定性为“零和博弈”的前提下才成立；三是向日本右翼基本盘示好。用"被点名"来抬高自己的政治身价，迎合日本国内的民粹情绪。对高市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的态度，日本民主改革协会会长小川纯的批评一针见血：“这算什么荣誉？她的判断力令人质疑，而且极其错误。”

高市内阁的“双面姿态”，本质上反映的是一种“对抗成瘾”的政治病理——既需要中国作为所谓的“外部威胁”来为日本“再军事化”制造借口，又需要中国作为“施压者”来为自身塑造受害者形象。在这种逻辑下，中方的任何反制措施都会被高市内阁“光荣化”为所谓“勋章”，中方的任何态度表达都会被高市内阁“武器化”为“不尊重”的所谓证据。

但正如中方反复强调的，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是不可逾越的红线。高市内阁无论怎样操弄叙事、变换姿态，都无法改变一个基本事实：在台湾问题上越线挑衅，必遭中方迎头痛击。

直新闻：从推动核潜艇讨论、到右翼“AI投毒”美化侵略、再到高市对被制裁议员的“光荣”定调，日本当局似乎正在系统性地消解战后框架约束。这种趋势如果持续下去，您认为地区国家乃至国际社会最需要警惕的是什么？

石宏：从核潜艇讨论、“AI投毒”到对被制裁议员的“光荣”定调，这三条线看似分散，实则指向同一个战略方向，就是日本正在以“制度修订+认知污染+政治动员”三位一体的方式，系统性地拆解战后国际秩序对它的约束体系。如果日本的这一趋势持续下去，地区国家和国际社会最需要警惕的，至少包括五个层面。

一是警惕“核门槛”被突破的连锁反应。日本是全球唯一拥有完整核燃料循环系统的无核武器国家，截至2024年底囤积约44.4吨分离钚，足够制造约5500枚核弹头。核潜艇讨论的真正危险不在于潜艇本身，而在于它是“无核三原则”被实质性掏空的第一步。高市内阁正在以“切香肠”方式把不可触碰的核禁忌合法化、常态化。日本核武装的“潘多拉魔盒”一旦打开，将严重破坏国际核不扩散体系根基，对国际和平安全造成不可逆的冲击。

二是“数字军国主义”对全球认知基础设施的长期污染。日本的“AI投毒”在危害性方面远超传统篡改历史的做法，其危害性在于污染周期极长、传播半径极大、伪装性极强。而且现在的实测已经显示，用日语向ChatGPT、Gemini、Grok等提问二战问题，多数回答与日本右翼立场高度一致。由此可见，如果不制止日本的“AI投毒”，将会直接扭曲全球公众尤其是年轻一代对二战历史的集体记忆。

三是警惕“军工复合体”驱动下的不可逆扩张。

日本“再军事化”已经开始形成“以军兴商、以商养战”的自我驱动循环。日本2026财年防卫预算突破9万亿日元，约9733亿日元集中投入远程反击能力建设；三菱重工、川崎重工、IHI防卫业务订单积压量合计达6.25万亿日元。2026年4月修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后，日本与澳大利亚签署了价值约70亿美元的“最上”级护卫舰出口合同。更值得警惕的是，日本的军工利益集团一旦形成规模，就会反过来成为推动更激进安全政策的社会力量。也就是说，军需订单培育出依赖扩军的产业集团，这些集团又会反过来游说日本政府采取更强硬的安保立场，从而形成“冲突催生军售、军售加剧冲突”的恶性循环。

四是警惕“篡改历史”与“军事扩张”的危险闭环。日本正在通过系统性篡改历史叙事，解构战后体制对日本的制度性约束，将“侵略者”身份重塑为“受害者”或“解放者”身份，为军事扩张制造“道义合法性”。

五是警惕地区安全架构的系统性崩塌风险。日“再军事化”对地区安全架构的破坏，最终体现在战略可预期性的急剧恶化。当日本同时发展远程打击能力、扩大武器出口、深化军事同盟、推进核潜艇讨论时，其战略意图的防御性与进攻性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对于周边国家而言，这种模糊性本身就构成重大安全威胁。

对于日本试图彻底挣脱战后国际秩序对其一切约束的“文武”系统性动作，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一切爱好和平的力量，必须以一切必要的方式，坚决遏制日本愈演愈烈的危险浪潮，共同维护二战胜利成果和来之不易的和平与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