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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被诉专利侵权,为什么应用商店也被告?

App被诉专利侵权,为什么应用商店也被告?

一个 App 被诉专利侵权,开发者说“要告去上海告”。法院没同意。因为东莞那家手机厂商,也被列成了被告。

图注|应用商店的首页、榜单与下载页,构成了软件产品对外销售的“货架”。图片来源:Pexels

11 月 16 日,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法庭官网首次公开一份管辖权异议裁定,案号(2025)最高法知民辖终 170 号,裁定作出于 2025 年 9 月 8 日。案子里,专利权人在广州知识产权法院起诉了一家 App 的开发运营方,以及一家手机软件商店的运营方,索赔 100 万元。开发方提出异议:商店只负责分发,不是适格被告,案子应当移送上海。

二审没有支持这个说法。法院看的是三组证据:一份可信时间戳证书,证明 2025 年 3 月 17 日通过手机预装的软件商店下载并运行了被诉软件;一份用户协议,写明“本软件及服务由某丙公司提供”;一份广告合作合同,约定按下载量、点击量结算。三样凑在一起,足以初步证明商店是为生产经营目的提供被诉产品,并从中获得经济利益。

01“许诺销售”比“卖出去”宽得多

专利法第十一条列了五种行为:制造、使用、许诺销售、销售、进口。多数企业只盯着“销售”,忽略了“许诺销售”。司法解释对它的定义是:以做广告、在商店橱窗中陈列或者在展销会上展出等方式,作出销售商品的意思表示。东西还没卖出去,只要把“我这儿有、可以卖”的信号放出去,就可能落进规制范围。

把这个定义套到应用商店上:货架是首页推荐位,橱窗是下载榜单,标价是下载页的按钮。用户在商店里看到、点击下载、装上使用,这条链路上商店既提供了展示,也完成了交付,还按下载量收钱。法院因此认为,它涉嫌构成许诺销售、销售,且已经达到“可争辩”的程度。

图注|软件产品的“展示”与“交付”往往发生在同一块屏幕上。图片来源:Pexels

02平台为什么不再是“中立管道”

过去平台最常用的抗辩是避风港:我只提供技术服务,不参与内容生产。这套逻辑在著作权领域有明确条文支撑,但在专利领域并不直接适用。专利法没有为“网络服务提供者”设专门的责任豁免,判断仍回到第十一条的行为本身——你做了什么,而不是你自称是什么。

更关键的是“获利”这一环。分发本身可以免费,但按下载量结算的推广位、搜索结果竞价、预装与联运分成,会把平台从“通道”变成“参与者”。一旦有分成记录在案,平台很难再说自己只是被动存储。这也是本案三组证据中,广告合作合同分量最重的原因。

管辖阶段只审“能不能争”,不审“是不是侵权”。但恰恰是这道门槛,决定了你在哪个法院打、面对哪位法官、要耗多久。

03但连结点不能“造”

同一天公开的另一份裁定,给的是反面。(2026)最高法知民辖终 66 号中,一家青岛公司就“一种 COD 分析装置”专利,另案主张 960 万元临时保护期使用费,并把一家购买并使用该设备的关联公司列为共同被告,把管辖地拉回本地。

最高法没有认。理由分三层:这家关联公司购买设备的时间晚于专利授权公告日,其“使用”与临时保护期间的使用费在法律事实上没有关联,两诉不属必要共同诉讼,应分别确定管辖;这家关联公司与原告、经办人之间存在密切关联,且经合法传唤拒不到庭;证明“仍在使用”的唯一证据,是原告代理人自己录的一段视频,被告当庭指出界面实为截图、机械臂位置不符合正常运行状态,原告无法解释。裁定认定“不排除人为制造管辖连结点之嫌”,使用费之诉移送宁波中院,侵权之诉仍留青岛。

图注|代码层面的权利要求比对,最终仍要回到实体审理。图片来源:Pexels

两份裁定要合起来读,规则才完整:连结点必须“可争辩且真实”。时间戳、合同、分成记录可以用;关联公司买一台设备、再加一段自制视频,不行。前者把原告送进想去的法院,后者让原告连主场都丢掉。

对企业的实用价值在两个方向。软件企业维权,可以把应用商店列为共同被告来择地,但立案前要先把下载行为、结算方式、商店主体标识三组证据固定,时间戳取证成本最低。被诉一方,仅以“我只提供分发”在管辖阶段抗辩,基本无效,这一仗得留到实体阶段。做 FTO 时也一样:检索边界不能只覆盖竞争对手的 App,还要覆盖它上架的那些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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