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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法院案例41:未经批准运营APP平台 经营跨境期货交易构成非法经营罪——史某、杨某非法经营案

中国法院案例41:未经批准运营APP平台 经营跨境期货交易构成非法经营罪——史某、杨某非法经营案

在境外注册公司、买下证券公司拿到"金融牌照",再以技术服务合同做包装,就能在国内做国际期货生意吗?本案的回答是:不能。史某团队开发某1金融、某2金融等APP供境内投资人交易国际期货,资金流水4亿余元、入金1.4亿余港元加0.2亿余美元,最终史某获刑五年、罚金100万,连只负责写代码的首席技术官杨某也被判二年六个月。"境外持牌+技术外包"的灰色外衣,为什么挡不住非法经营罪?本案把认定逻辑讲透了。

一、案件基本信息

事由
非法经营罪
裁判法院
一审: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二审: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案号
(2022)京02刑终42号刑事裁定书
当事人
被告人史某(科技公司实际控制人)被告人杨某(科技公司首席技术官)
裁判结果
二人犯非法经营罪:史某有期徒刑五年、罚金100万元;杨某有期徒刑二年六个月、罚金40万元;责令退缴违法所得并没收;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基本案情

一套"跨境期货"架构:2012年11月史某注册成立科技公司;2013年1月杨某加入任首席技术官,负责开发某1金融、某2金融等软件。为经营期货业务,史某2016年在A国注册成立某公司、2018年购买证券公司——以上机构均非经中国证监会批准设立的期货经营机构。

APP承载真实交易:2017年4月至2019年1月,史某伙同杨某等人在未取得期货经营许可证的情况下,开发某1金融、某2金融等APP供投资人进行国际期货交易:投资人下单后,指令发送至境外公司在我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服务器,再通过某1、某2期货等平台下达给期货交易所;交易后果由投资人承担,史某实际控制的公司按交易笔数计提服务费。经审计,第三方托收平台及关联银行账户资金流水达人民币4亿余元;通过某1、某2期货、证券公司等平台入金数额1.4亿余港元、0.2亿余美元。

量刑情节:史某、杨某均自动投案并如实供述,系自首,且自愿认罪认罚;杨某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作用,系从犯。据此一审对史某从轻、对杨某减轻处罚,并判处上述刑罚。二人以犯罪金额认定错误、量刑过重为由上诉,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争议焦点:未经国家有关主管部门批准,开发、运营APP平台经营跨境期货交易业务的,罪名应如何认定?

三、法院裁判要旨

要点一:触及国家对期货业务的许可制度,即落入非法经营罪。《期货交易管理条例》禁止在依法设立的期货交易场所之外进行期货交易,未经批准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组织期货交易及相关活动。国家对期货公司业务实行许可制度,申请主体限于依法设立的期货公司或经批准设立的其他期货经营机构——科技公司并非经营期货业务的金融机构,境外某公司、证券公司也非经中国证监会批准设立的期货经营机构,连申请许可的前提条件都不具备。二被告人明知不具有经营期货资格,违反国家规定非法经营期货业务、扰乱市场秩序,符合非法经营罪的犯罪构成。

要点二:实质审查业务模式,"技术服务合同"包装挡不住定性。在案证据相互印证:二被告人从事的并非单一软件服务、托收服务,其业务模式是依托境外公司、利用APP实现为投资人开立账户、出金入金、发出交易指令、代理费用结算等期货交易的主要功能,完成境内投资人直接参与国际期货交易,并按交易笔数赚取服务费。虽然整个模式以境内外不同法人主体、技术服务合同、托收合同层层包装,意图在规避金融监管的"灰色地带"实现跨境期货交易,但刑事案件要求实质审查——是否经营期货业务不以形式上的技术服务合同认定。

要点三:资金流水4亿余元、犯罪金额亿元级,情节特别严重。审计显示托收资金流水4亿余元;经对三个平台中客户为某公司及史某的入金金额进行计算,犯罪金额已达亿元人民币级,属扰乱市场秩序、情节特别严重。鉴于史某自首、认罪认罚,依法从轻处罚;杨某自首、认罪认罚且系从犯,依法减轻处罚。

处理结果:一审以非法经营罪判处史某有期徒刑五年、罚金100万元,杨某有期徒刑二年六个月、罚金40万元,责令退缴违法所得依法没收;二审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 裁判观点提炼

1. 境外牌照 ≠ 国内通行证:在境外购买金融资质,只要在国内从事期货业务,仍须经国务院期货监督管理机构批准、遵守国内监管规定;

2. 穿透式审查:以境内外多主体、技术服务合同、托收合同层层包装的"灰色地带"业务,按实质审查认定其真实业务模式,形式外壳不改变非法经营的本质;

3. 非法经营罪 vs 诈骗罪的界分:期货网络平台类案件的区分重点,在于是否存在"虚拟盘"、许诺高回报等虚构事实行为——平台真实接入期货市场交易的,定非法经营罪;自建虚拟盘控制盈亏、非法占有"投资款"的,定诈骗罪;

4. 技术人员不豁免:明知业务模式非法仍参与开发运营的,即使是"只负责写代码"的首席技术官,也构成共犯——但作用次要可认定为从犯,依法减轻处罚。

四、法官后语

行为人开发、运营APP平台交易国际期货是否构成犯罪,本案存在三种意见:其一,行为人仅提供技术开发服务,不应构成犯罪;其二,用户使用APP平台交易造成巨额财产损失,应认定为诈骗罪;其三,通过APP平台境内用户实现了境外国际期货交易且未经相关部门许可,应认定为非法经营罪。生效裁判采第三种意见。

(一)是否经营期货业务应实质审查,不以技术服务合同的形式认定

《期货交易管理条例》规定期货交易应当在依法批准设立的期货交易场所进行,禁止在其他场所交易。本案中史某、杨某不仅从事软件开发,其业务模式更依托境外金融公司、利用APP实现开立账户、出金入金、发出交易指令、代理费用结算等期货交易功能并赚取交易服务费。该模式虽以境内外法人主体、技术服务合同、托收合同等为包装,意图在规避监管的"灰色地带"实现跨境期货交易,但刑事案件要求实质审查;史某虽在境外购买了金融资质,其在国内从事期货业务仍应经批准、遵守国内监管规定。2022年4月20日颁布的《期货和衍生品法》对程序化交易、跨境期货交易的监管规定,也印证了本案裁判理由——从事上述业务应当经国务院期货监督管理机构批准。

(二)区分诈骗罪与非法经营罪,重点审查有无"虚拟盘"等虚构事实

期货网络平台类刑事案件中,表面业务模式均为投资交易,但犯罪手段与获利方式本质不同:诈骗罪案件中平台无法真正接入期货市场,而是以自行编写、控制的"虚拟盘"、许诺高回报指导交易等手段控制用户盈亏,最终占有"投资款";非法经营罪案件中交易真实进入期货市场,行为人赚取的是服务费。审查是否存在虚构事实时可能面临取证困难——本案服务器与域名设在境外,交易数据固定、封存困难。法庭通过将投资者交易记录与境外公司向期货公司的交易流水进行数据比对,在合约代码、买卖方向、数量、成交价方面匹配到相同数据,印证了跨境期货交易的真实性、排除了"虚拟盘",也为判断交易真实性提供了一条兼顾效率与公平的路径。

五、实务启示

给企业经营者:①金融业务牌照不能"曲线获取"——境外持牌不等于境内合法,凡在国内开展期货、证券等持牌业务,必须取得境内监管机构批准,"先上车后补票"没有空间;②别迷信合同包装:多主体架构、技术服务合同、托收合同层层隔离,在刑事实质审查面前全部被穿透,业务定性看实际干了什么,不看纸面写了什么;③业务模式设计阶段就应做刑事合规审查,等问题暴露时流水已是"亿元级",为时晚矣。

给技术人员:①"我只负责写代码"不是免罪金牌——明知平台从事无证金融业务仍参与开发运营,构成非法经营罪共犯,本案首席技术官获刑二年六个月;②入职、接单前审查业务合法性:公司主营业务是否需要持牌、收入来源是否来自无证金融交易,这些信号比劳动合同更值得琢磨;③一旦卷入,自首+认罪认罚+证明作用次要,是争取从犯认定与减轻处罚的关键路径——本案杨某正是凭这三点获减刑一半以上。

给投资者:①参与"国际期货""外盘"交易前,先核验平台是否具备境内期货业务许可——无论APP做得多么正规、服务器与牌照显得多么"国际化",无证平台本身就意味着法律风险与资金风险双重叠加;②本案平台是"真交易",尚有境外市场可对冲;更多同类平台是"虚拟盘",行情、成交、盈亏全部由后台控制,本金出金只是时间问题;③资金已投入无证平台的,尽早保留出入金记录、交易流水等证据,及时止损并向监管机关反映,而不是追加投入。

关联法条索引

1.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条(非法经营罪——未经许可经营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专营、专卖物品或者其他限制买卖的物品等情形)、第二十五条(共同犯罪)、第二十七条(从犯)、第六十七条(自首);

2. 《期货交易管理条例》第四条、第六条第一款(期货交易应当在依法批准设立的期货交易场所进行,禁止场外期货交易);

3. 《中华人民共和国期货和衍生品法》(2022年4月20日颁布,对期货程序化交易、跨境期货交易的监管规定——印证从事跨境期货业务应经国务院期货监督管理机构批准)。

案例来源:《中国法院2024年度案例·刑事案例一》(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22)京02刑终42号刑事裁定书|编写人:张慧心 吴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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