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解读第六课《从隋唐盛世到五代十国》

               粮仓、帽子与运河

大业十四年（618）三月，江都。

隋炀帝想迁都丹阳，保据江东。可这时，《资治通鉴》写下了四个字：“江都粮尽”。跟着他南下的骁果“多关中人，久客思乡里”，见皇帝没有西归的意思，纷纷谋叛。就在这个月，一批近臣和禁军将领发动兵变，杀死了炀帝。

奇怪的是，这个王朝并不缺粮。

教材“问题探究”引《通典》说，隋朝的几座大仓，“储米粟多者千万石，少者不减数百万石”。十九年后，马周给唐太宗上疏：洛口仓养活了李密，东都的布帛养活了王世充，西京的府库“至今未尽”。

粮仓是满的，皇帝身边却没有粮。

教材用六页篇幅，从581年写到960年，三个“学习聚焦”标出了三次转折：隋朝富而速亡，唐朝盛而转衰，五代十国分而趋合。至于这一路上的“为什么”，教材来不及细说。这张结构图想做的，就是把散落各处的知识点，挂到几根看不见的柱子上。

一张图，三层楼

这张图分三层。

最上面一层叫“表现”，是教材内容，分政治、民族、经济三条线，用的基本是教材原话：隋炀帝滥用民力，唐太宗轻徭薄赋，文成公主入藏，曲辕犁在江南水田推广……

中间一层叫“主干”，是政权更迭：统一、盛世、转衰、割据而未亡、分裂，最后一个箭头，指向北宋统一。

最下面一层叫“根基”，是三股深层动力：国家掌握人力物力，胡汉融合与开明观念，南北经济格局。

读这张图，顺序有点反直觉：先看最下面。这和看房子一个道理，先看地基。图题写的是“根基托起主干，主干带出各类表现”。红色箭头穿过三层，标的是因果；左侧三根竖箭头，标的是托举：民力决定政治成败，开明观念托起交融，经济格局托起繁荣。

上面那些考点，都长在下面这几根柱子上。

第一根柱子：粮仓

根基第一条，写着“户籍·土地·兵制”。古代国家的力量，说到底是三样：能把多少人编进户籍，能从土地上收多少粮，能把多少兵握在手里。

隋：聚得极好，用得极急。

隋文帝是个出了名的节省皇帝。有司用布袋装干姜进献，他嫌浪费，大加斥责。可就是这样一位皇帝，开皇十二年（592）听到报告：京师“库藏皆满”。他自己都纳闷：“朕既薄赋于人，又大经赐用，何得尔也？”只好另辟一座左藏之院来存放。

钱多得没处放，大概是中国历史上最让人羡慕的烦恼。

答案在户籍上。宰相高颎推行“输籍之法”，把依附豪强的“浮客”拉回国家版籍；乡间的义仓，也从村社劝捐，变成按户等定额、搬进州县。杜佑的结论很干脆：“隋氏资储遍于天下，人俗康阜，颎之力焉。”图上“编户扩充 仓廪丰实”八个字，说的就是这些。

父亲聚起来的，儿子要让它动起来。大业元年（605），营建东都“每月役丁二百万人”；开通济渠，征发河南、淮北“前后百余万”；又开邗沟，造龙舟，从长安到江都筑离宫四十余所。此后开永济渠、开江南河，西巡，三征高句丽。开永济渠时，《通典》说：“丁男不供，始以妇人从役。”

图上从“隋炀帝 滥用民力”往下指的那支红箭头，写着“滥用民力→速亡”。

“问题探究”问：隋朝灭亡的原因与其他朝代有何不同？三层柱子摆出来，答案有三点：

1. 不是亡于缺粮。唐太宗的诊断是：炀帝“恃此富饶，所以奢华无道，遂致灭亡”。富足本身不致命，致命的是仗着富足怎么用；

2. 力量用得太快、太集中，十来年里一次次调向皇帝一人的目标；

3. 最后一击来自统治核心内部，杀死炀帝的，正是他从关中带来的军队。

也正因如此，同出关陇集团的李渊才能顺势接过隋朝的仓储、运河、都城和制度。“虽短命而亡，但影响深远”，说的就是这件事。

唐前期：用得稳。

唐太宗即位那年，和群臣讨论怎样止盗。有人主张用重法，他笑着驳回：“民之所以为盗者，由赋繁役重，官吏贪求，饥寒切身”，所以要“去奢省费，轻徭薄赋”。教材概括贞观之治的“轻徭薄赋”四个字，出处就在这里。

十三年前，炀帝也谈过“盗”：“天下人不欲多，多即相聚为盗耳。”结论是杀。

同一个问题，一个归罪于百姓太多，一个归因于赋役太重。

图上唐前期的根基写着“户口逐步恢复”。这里有一组很耐看的数字：隋大业五年，户八百九十万七千余，杜佑称“隋之极盛”；唐天宝十四载，户八百九十一万四千余，杜佑称“国家之极盛”。

两个“极盛”，只差七千户。唐朝用了一百三十多年，才追平隋朝。

杜佑自己把原因归于“所在隐漏之甚”。所以这组数字量的首先是国家的登记能力，不是社会的元气：唐朝在册的人，并不比隋多。这恰好是第一根柱子要看的东西。

唐的盛世，靠的不是国家攥在手里的力量比隋更大，而是用得更稳。“思考点”问隋唐盛世形成的原因，可以分两类来答：一类是国家做的，隋的家底、唐初君主的节制、武周和开元的持续经营；一类是社会自己长出来的，江南的开发、各族的交融。后两样，要到另外两根柱子上去找。

天宝：力量外流。

转折发生在边疆。教材说，开元年间版图拓展，边疆形势日益紧张，玄宗“增置军镇”，节度使兵力随之扩大，到玄宗后期出现“外重内轻”。

《资治通鉴》天宝元年（742）有一本兵账：全国边兵四十九万；安禄山后来身兼的平卢、范阳、河东三镇，合计约十八万四千人，超过三分之一。边费从开元以前每年“不过二百万”，涨到“衣千二十万匹，粮百九十万斛”。京城的宿卫呢？《新唐书·兵志》说“皆市人”，安禄山一反，“皆不能受甲矣”。

唐初对边帅的规矩是“不久任，不遥领，不兼统”。开元年间，三条一条条破了。李林甫又加了一个砝码，劝玄宗多用“寒畯胡人”。

安史之乱是必然的吗？必然的是失衡；叛乱的时间、主角和形式，并非注定。四十九万边兵对空虚的禁军，是结构；玄宗晚年“怠于政事，任人唯亲”，是教材写明的个人因素。两层都要讲，不能只讲一层。

唐后期：散而不崩。

叛乱刚平不久，乾元三年（760），朝廷能报上账来的，只有一百六十九州、一百九十三万户。五年前，还是八百九十一万户。

此后，藩镇割据一百多年。“史料阅读”引欧阳修的《新唐书·兵志》，说天子先失“土地、民赋”，再失“号令、征伐”，最后“至无尺土”，“遂以亡灭”。

问题来了：照这么说，唐朝为什么还撑了一百多年？

图上的主干，特意写成“割据而未亡”。答案有两半。一半来自另一位北宋人尹源：“唐既弱矣，而久不亡者，诸侯维之也。”河北强藩要借唐朝的名号互相压制，反倒维系着朝廷。他还有两句：“唐之弱者，以河北之强也；唐之亡者，以河北之弱也。”另一半是一本账：元和二年（807）的《元和国计簿》记，全国四十八个方镇，十五道七十一州“不申户口”，朝廷的赋税“倚办”东南八道四十九州。

图上那支“东南财赋→割据而不亡”的红箭头，指的就是这本账。这笔账先记下，第三根柱子还要再算一次。

平衡在唐末从两头被打破。

一头在东南。875年黄巢起义，韦庄的《秦妇吟》写下一句：“东南断绝无粮道。”粮道一断，长安就没了粮。图上的“粮道断→唐亡”，从这里来。黄巢的部将朱温降唐，朝廷赐名“全忠”。

一头在河北。魏博的牙军父子相继，骄横了一百多年，“小不如意，辄族旧帅而易之”。906年，节度使罗绍威借朱全忠的兵，先派人割断武库里的弓弦和甲襻，当夜合击，“凡八千家，婴孺无遗”。魏博从此衰弱。罗绍威后悔了：“合六州四十三县铁，不能为此错也！”

第二年，这位“全忠”废唐称帝。尹源那句“唐之亡者，以河北之弱也”，到这里落了地。

五代：从骄兵立帝到收兵归中央。

《兵志》说唐后期“兵骄则逐帅”。到了五代，士兵已经能决定皇帝。950年，后汉大将郭威行至澶州，将士撕下黄旗披在他身上，“呼万岁震地”。

转机在后周世宗。954年高平之战，禁军将领樊爱能、何徽带着骑兵先逃，右军溃散，千余步兵解甲投降。危急时刻，当时还是宿卫将的赵匡胤带兵力战，扭转了战局。世宗事后说，宿卫之士“累朝相承，务求姑息……每遇大敌，不走即降”。“姑息”二字，和《兵志》的“姑息之政”一字不差。于是他大简诸军，又下诏把散在各藩镇的骁勇之士“咸遣诣阙”，命赵匡胤挑选其中最好的，编为殿前诸班。

图上最后一支红箭头：“收兵归中央”。被藩镇收拢了两百年的精兵，开始回流京城。

第二根柱子：帽子

隋末，各地起兵的豪强纷纷向东突厥称臣，李渊也在其中。唐太宗后来说：“往者太上皇以百姓之故，称臣于突厥，朕常痛心。”贞观四年（630），颉利可汗被擒，押到长安。太上皇李渊在凌烟阁亲自弹起琵琶，太宗起舞。

更不寻常的是接下来的事。四夷君长到长安，请太宗做“天可汗”。太宗还推辞了一句：“我为大唐天子，又下行可汗事乎？”此后给西北君长的玺书，都称天可汗。

有两点要说清。第一，它不是唐朝自封，而是“西北君长”请上的尊号，吐蕃、新罗并不在内，教材写“草原各族”，限定是准确的。第二，“天”是突厥语Tengri的意译，“天可汗”是一个半意译、半保留原称的汉文名号。

降唐的东突厥部众怎么安置？太宗采纳温彦博的方案，“全其部落，顺其土俗”，设都督府，让部落首领当都督。他对突利说：“我所以不立尔为可汗者，惩启民前事故也。”这就是羁縻府州：首领世袭，“贡赋版籍，多不上户部”。回纥首领吐迷度，对唐是瀚海都督，在本部仍自称可汗。

唐的皇帝做草原的可汗，草原的首领做唐的都督。双方都戴两顶帽子。

这根柱子的底色，是图上那行“胡汉融合的统治集团”。清人赵翼说“周、隋、唐三代之祖皆出于武川”。所以太宗能说“夷狄亦人耳”，长安城里能住进近万家突厥人。

但图上从这根柱子伸出一支红箭头，写着“重用蕃将”，一路指向安史之乱。唐初用蕃将，“皆以大臣为使以制之”；到天宝年间，蕃将自己就是一方统帅。为了对付东北的奚和契丹，唐朝长期没有打散营州柳城善战的粟特部落，荣新江说，这“客观上也为安禄山的叛乱准备了力量”。不过他同时明言，不把这场战争看作民族之间的斗争。

帽子还是那顶帽子，只是换了人戴。

乱后，吐蕃占了河西陇右，边疆收缩；907年，契丹的耶律阿保机即可汗位；五代里有三代出自沙陀。图的右下角写着“北方民族政权崛起”，接上了后面的辽宋夏金。

顺带提醒一句：读教材上那幅669年的形势图，要分清两件事，影响所及的范围，和直接统治的范围。

第三根柱子：运河

开皇十四年（594），关中大旱，隋文帝带着百姓东去洛阳“就食”。唐太宗后来批评他“不怜百姓而惜仓库”。牟发松给了另一种解释：问题不在缺粮，而在运不进来。粮在关东和江淮，人和兵在关中。

这道题，儿子用一条运河来解。隋朝大运河以洛阳为中心，北抵涿郡，南达余杭，沟通五大水系。图上第三条根基，开头就是“运河连接南北”。

运河通了，南方的分量越来越重。晚唐陆龟蒙在松江甫里“身自畚锸”，向农民请教，写成《耒耜经》，记下曲辕犁的十一个部件，文末一句是：“江东之田器尽于是。”开元年间，裴耀卿改革漕运，三年运米七百万石。图上写着：“江南开发 漕运北输 支撑关中与边防”。

再回头看前面那两支红箭头，“东南财赋→割据而不亡”和“粮道断→唐亡”，都是从这根柱子上长出来的。唐后期活在这条河上，也死在这条河上。

五代除后唐都洛阳以外，都定都开封，而开封就在运河边上。政治中心东移，是顺着这条河走的。

“学思之窗”请学生结合皮日休的诗评价隋炀帝。皮日休还写过一篇《汴河铭》：“昼泣疲民，夜哭溺鬼。……在隋则害，在唐则利。”评价一个统治者，先把“做了什么”和“为何而做、用在何处”分开，再问一句：得利的是谁，付出代价的又是谁？修河的是隋朝的疲民，得利的是唐宋的漕运。

图底的两句话

图的最底下，写着两条结论。

第一条讲盛衰：国家能否掌握人力物力，又能否节制地使用。隋聚而滥用，唐初节用而盛，开元天宝根基松动、力量外流，安史之后兵财下移，唐“割据而未亡”靠东南财赋，五代由骄兵立帝到世宗收兵，走向北宋统一。

第二条讲趋势：胡汉交融与经济南移贯穿始终；割据是短暂的，统一多民族国家在曲折中巩固和发展。张国刚说，中国自古是“税收国家”，割据多是军事割据，缺少经济上的独立根基。五代十国的五十多年，就是军事割据重新被收拢的过程。

这张图也有画不出来的东西。图上的“人力物力”，在皮日休笔下是“昼泣疲民，夜哭溺鬼”；在杨国忠征南诏时，是“去者万不一全”。站在国家一边看力量，容易忘了力量的来处。

政权可以五十年一换。

那条河，至今还在流。刻着“舅甥二主”的会盟碑，至今还立在大昭寺门前。

主要参考

教材：统编《中外历史纲要（上）》第6课。

史料：《资治通鉴》卷180、182、185、192、193、197、215、216、237、255、265、289、291、292；《贞观政要·辩兴亡》；杜佑《通典·食货》；《隋书·食货志》；《新唐书·兵志》《地理志》；《旧唐书·马周传》《回纥传》；《宋史·尹源传》（《唐说》）；赵翼《廿二史札记》卷15；皮日休《汴河铭》；韦庄《秦妇吟》；陆龟蒙《耒耜经》；辛文房《唐才子传》。

论文：牟发松《论隋炀帝的南方文化情结》（《文史哲》2018年第4期）；荣新江《安禄山叛乱的种族与宗教背景》；张广达等《唐宋变革时期中原王朝与内陆亚洲主要族群政权的互动》（《东吴历史学报》第42期，2022年12月）；张国刚《关于唐代藩镇研究的几点新认识》（《光明日报》2023年11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