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替代论”真的成立吗?AI时代更应坚持“教师在场”

来源 | 中国教师报

作者 | 常淑芳

近年来，随着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AI教师”“智慧课堂”“未来学校”等概念席卷教育领域。但笔者注意到，从各地人工智能教育试验区的亮眼数据到各类教育科技公司推出的“AI助教”等工具，技术乐观主义的叙事不断强化着同一个预期“人工智能将取代教师”。那么，这种“技术替代论”真的能够成立吗？

“技术替代论”之所以流行，很大程度上源于人们对教育本质和人工智能能力的双重误解，其逻辑漏洞表现在三个层面。

一是混淆了“能力取代”与“主体取代”。人工智能可以在特定功能上模拟甚至超越人类能力，但无法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教育主体。生成式人工智能并不具备主体性中所蕴含的“施动者”维度，所输出的结果因缺乏“意向性”而不能被视为真正的知识。将技术的能力增强误读为主体取代，是替代论最根本的范畴错置。

二是遮蔽了人工智能在知识生产与价值判断层面的结构性缺陷。生成式人工智能本质上是基于概率的文本生成系统，它擅长组合既有知识，却无法判断知识的真伪与价值。人工智能“在结构上无法讲述真相”，由于训练数据的偏差，它可能固化甚至放大社会偏见，导致算法歧视；而在历史解读、价值判断这类复杂领域，又因缺乏真正的历史意识与伦理立场而产生严重误读。

三是隐含了“技术决定论”的错误思维定式。不少人认为技术发展遵循着线性进步逻辑，教育形态只能被动适应技术变革。这种叙事忽视了技术的“非中性”本质，实际上技术本身还受开发者价值观与利益取向的影响，可能异化为压制教师专业自主性的力量。教育是融科学、技术、人文和艺术为一体的复杂生态网络，技术的单向度叙事恰恰遮蔽了这种复杂性。

三大漏洞是“技术替代论”在理论层面的缺陷，其现实危害也早已在教育实践中显现。笔者注意到，当下许多教师面临着主体性危机。

一是从教育主体沦为“数据工人”。对智能化平台的过度依赖和对智能化监管的滥用，极易导致教师专业自主性的消退。当课堂上安装的摄像头实时监控教学过程，AI辅助督导统计学生“抬头率”，教学被拆解为“导入几分钟、知识点讲解几分钟”等可量化指标时，教师正在不知不觉中沦为AI教育产品的数据提供者、大模型知识图谱上的标记工人。

二是批判性反思能力的衰退。过度使用技术对教师专业思维的侵蚀同样触目惊心。一些教师逐渐习惯于接受AI生成的“标准答案”与“优化方案”，而放弃了独立思考和专业判断。更严重的是，这种依赖会形成恶性循环：越依赖技术，专业判断能力越弱；专业判断能力越弱，就越依赖技术。

三是价值引领功能的边缘化。当社会舆论、政策导向、学校管理都在强调AI的高效、精准、客观时，教师难免产生自我怀疑。AI时代教师的价值理性正面临教学目标的工具化倾向、教学过程的人文性缺失、主导地位的模糊化风险。当教师开始用技术的逻辑定义自己的价值，如以数据处理能力、技术操作水平为追求，视情感投入、价值引领为“低效”，便已在无意识中接受了技术替代论的价值预设。

四是职业认同感的瓦解。“技术替代论”更深层的危害在于动摇了教师职业的社会认同和自我认同。当“AI教师”被塑造成更客观、更耐心、更个性化的理想形象，现实中的教师便被置于“不够好”的对比框架中。这种对比隐含着一个危险的前提，即教育的核心价值被窄化为知识传递的效率，而教师的情感联结、人格示范、价值引领等不可量化的贡献却被边缘化了。当教师发现自己用心建立的师生关系、费心设计的价值引导在技术叙事中被视为可以被优化的低效环节时，职业认同感的瓦解便在所难免。

教育是发生在人与人之间的活动，本质上是一场“人与人”的相遇，那些真正改变生命的教育瞬间从来不只是知识的传递，更是思想的碰撞、情感的共鸣与人格的熏陶。正因此，“教师在场”不是技术时代的怀旧情结，而是教育本质的内在规定。“以人为师”的三重不可替代性构成了教师坚守“在场”的价值根基。

其一，知识的活化与再生产。人工智能可以提取和组合既有知识，却难以实现知识从“静态”到“鲜活”、从“公共”到“个体”的转化。教师不仅是知识的传递者，更是知识的批判性阐释者与创造性重构者。有学者将这种能力概括为对人工智能技术的“教育性扬弃”，这不是简单使用或拒斥，而是在教育立场上的批判性转化。有教师让AI成为“效率助手”，而自身则专注于琢磨课程与学生。这种对知识的创造性转化，正是教师“在场”的独特价值。

其二，价值的引领与人格的示范。教育从来不是价值中立的纯粹技术活动。教师人工智能素养的价值旨归在于学生全面发展与教师相对解放的辩证统一。教师通过自身的言行举止、价值立场和人格魅力，对学生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这种以人格影响人格、以思维重塑思维的教育力量是任何算法都无法复制的。

其三，生命的互动与情感的共鸣。教育是生命对生命的唤醒。教师“在场”意味着师生在“主体间性”层面的相遇。通过眼神、动作、情感交流，教师能够感知学生的困惑与期待，学生能够感受到教师的关怀与信任。师生交往伦理的核心价值取向在于承认交往主体的差异性特征，强调师生角色间的依存性关系，坚守教学交往的育人性原则。这种生命的互动构成教育的温度，也是人工智能难以跨越的鸿沟。

坚持教师“在场”绝非走向技术排斥的极端立场，更具建设性的思路是从“替代论”转向“共生论”。人工智能与教师的关系应是“融合共生、迭代升级”，AI可以使教师从繁杂重复的事务中解放出来，更加专注于价值引领、情感互动和创造性教学，但这绝不意味着AI可以取代教师的主体地位，而是教师借助AI更充分地实现教育的本真意义。

面对技术冲击，教师需要的不是被动接受，而是主动重构自身主体性。这种重构不是对外部压力的妥协，而是教师作为专业主体的自觉选择，需要在观念、能力与制度三个层面协同推进。

其一，确立技术批判意识。教师应当超越替代焦虑，以更加审慎和批判的态度看待人工智能技术。教师人工智能素养本质上是对人工智能技术进行教育性扬弃的综合能力，其科学建构应遵循实践性、历史性、本土性三重原则。这意味着教师应既不盲目追捧技术，也不简单拒斥技术，而是在教育立场的引导下，理性审视技术的收益与代价、受益者与受损者、预期后果与意外后果。

其二，提升技术批判素养与专业的不可替代性。面对AI的冲击，教师需要清醒地认识到：AI擅长的只是可标准化、可程序化的工作，而其核心价值恰恰在于做到AI无法做到的事情。这要求教师发展三类新型能力。一是提升技术批判素养。理解人工智能的基本原理、识别AI生成内容的潜在错误、评估技术应用的教育后果，是驾驭技术而非被技术驾驭的前提。二是强化情感联结、价值引领、创造性思维等AI难以复制的核心素养，这是教师职业合法性的根基。三是提高人机协作能力。善用技术赋能教学，同时守护教育的人文底线是智能时代教师的必备智慧。

其三，捍卫教师专业自主权。教师主体性的重构不能仅靠个体自觉，还需要制度支撑与保障。教育界必须对人工智能的“教具属性”及其内在限度保持清醒认知。无论技术如何演进，终究是服务于教育目的的手段，而非目的本身。这意味着，要捍卫教师自主决定是否使用智能教具的专业权利，确保教学活动始终遵循教育“以人为本”的价值逻辑，免于跌入被教具宰制的技术陷阱。

人工智能对教师职业的冲击本质上是技术发展到特定阶段对职业形态的重新配置，而非对人类教师的根本性取代。那些被技术乐观主义者津津乐道的“效率提升”“负担减轻”等，如果以教师主体性的消解和专业自主性的丧失为代价，那么这种进步就需要我们保持足够的警惕。

| 作者系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教师发展研究所副研究员；本文系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中央级公益性科研院所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助2025年度所级部门项目“教师教育院校与中小学校协同育人体制机制创新改革研究”阶段性研究成果，课题编号：GYI2025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