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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记叙文-种树郭橐驼传
种树郭橐驼传*
《种树郭橐驼传》
柳宗元（773年－819年），字子厚，唐代河东（今山西运城）人，杰出诗人、哲学家、儒
学家乃至成就卓著的政治家，唐宋八大家之一。著名作品有《永州八记》等六百多篇文章
经后人辑为三十卷，名为《柳河东集》。因为他是河东人，人称柳河东，又因终于柳州刺
史任上，又称柳柳州。柳宗元与韩愈同为中唐古文运动的领导人物，并称“韩柳”。在中
国文化史上，其诗、文成就均极为杰出，可谓一时难分轩轾
这篇文章是柳宗元早年在长安任职时期的作品。郭橐驼种树的本事已不可考，后世学者多
认为这是设事明理之作，此文是针对当时官吏繁政扰民的现象而为言的。中唐时期，豪强
地主兼并掠夺土地日益严重，“富者兼地数万亩，贫者无容足之居”。仅有一点土地的农
民，除了交纳正常的捐粟外，还要承受地方军政长官摊派下来的各种杂税。据《旧唐书·食
货志》记载，各地官僚为巩固自己的地位，竞相向朝廷进奉，加紧对下层的盘剥，于是
“通津达道者税之，莳蔬艺果者税之，死亡者税之”，民不聊生。
柳宗元在参加“永贞革新”前两年，即贞元十九年（803）至二十一年（805），曾任监察
御史里行，是御史的见习官，可以和御史一样“分察百僚，巡按郡县，纠视刑狱，肃整朝
仪”，可以到各地检查工作，民事、军事、财政都可以过问，品秩不高而权限较广。这篇
文章，可能就是在此期间写的，是针对当时地方官吏扰民、伤民的现象而作的。这篇文章
可以看成是柳宗元参加“永贞革新”的先声
这篇文章题目虽称为“传”，但并非是一般的人物传记。文章以老庄学派的无为而治，顺
乎自然的思想为出发点，借郭橐驼之口，由种树的经验说到为官治民的道理，说明封建统
治阶级有时打着爱民、忧民或恤民的幌子，却收到适得其反的效果，仍旧民不聊生。这种
思想实际上就是“圣人不死，大盗不止”“剖斗折衡，而民不争”的老庄思想的具体反映
唐代从安史之乱以后，老百姓处于水深火热之中，苦不堪言。只有休养生息，才能恢复元
气。如果封建统治者仍借行政命令瞎指挥，使老百姓疲于奔命，或者以行“惠政”为名，
广大人民既要送往迎来，应酬官吏；又不得不劳神伤财以应付统治者摊派的任务，这只能
使人民增加财物负担和精神痛苦。
文章先写橐驼的命名、橐驼种树专长和种树之道，然后陡然转入“官理”，说出—番居官
治民的大道理。上半篇为橐驼之传，目的是为下半篇的论述张本；下半篇的治民之理是上
半篇种树之道的类比和引申，前宾后主，上下相应，事理相生，发挥了寓言体杂文笔法的
艺术表现力。
全文共五段。
一、二段介绍传记主人公的姓名、形象特征，以及籍贯、职业和技术特长。这二段看似闲
笔，却生动有趣，给文章带来了光彩色泽。
在《庄子》书中所描绘的许多人物，有的具有畸形残疾，如《养生主》《德充符》中都写
到失去单足或双足的人，《人间世》中则写了一个怪物支离疏；有的则具有特异技能，如
善解牛的庖丁，运斤成风的匠人，承蜩的佝偻丈人等。柳宗元写这篇传记，把这两种特点都集中在郭橐驼一人身上，他既有残疾，又精于种树。
可见柳宗元不仅在文章的主题思想方面继承了《庄子》的观点，连人物形象的刻画也灵活
地吸取了《庄子》的写作手法。橐驼即骆驼，人们称这位主人公为橐驼，原带有开玩笑，
甚至嘲讽性质。但这位种树的郭师傅不但不以为忤，反欣然接受。柳宗元在这里不着痕迹
地写出了这位自食其力的劳动者的善良性格。
但作者这样写仍是有所本的。在《庄子》的《应帝王》和《天道》中，都有这样的描写，
即人们把一个人呼之为牛或呼之为马，他都不以为忤，反而欣然答应。这同郭橐驼欣然以
橐驼为名是一样的。这种描写实际上也体现了老庄学派顺乎自然的思想，即认为“名”不
过是外加上去的东西，并不能影响一个人的实质，所以任人呼牛呼马，思想上都不致受到
干扰波动；相反，甚至以为被人呼为牛马也并不坏。
雨果在《巴黎圣母院》中塑造了一个形貌丑陋而心地善良的敲钟人，这个艺术形象对后世
影响很大。直到电视剧《女奴》中的花匠也属于这一类型。其实，这种把外表丑陋而心灵
美统一在一个人身上的描写，在中国，可以说从《庄子》就开始了。柳宗元所塑造的郭橐
驼形象也是这方面的典型。不过柳宗元是把“丑”和“真”（他思想上认识到颠扑不破的
真理）统一起来，雨果是把“丑”和“善”统一起来，略有不同而已。
后一小段写郭橐驼种树的特异技能。他种树的特点有二：
一是成活率高；
二是长得硕茂，容易结果实，即所谓“寿且孳”。作者在后文没有写郭橐驼种树的移栽易
活的特点，只提到栽了树不妨害其成长的这一面。其实这是省笔。盖善植者必善移树，只
有掌握了事物发展的内部规律才能得到更大的自由。所以这里为了使文章不枝不蔓，只点
到而止。在这一小段的收尾处还布置了一个悬念。即“他植者虽窥伺效慕，莫能如也”。
读者从这儿必然急于想知道郭橐驼种树到底有什么诀窍。而下文却讲的是极其平凡而实际
却很难做到的道理：“顺木之天以致其性。”可见郭并不藏私，而是“他植者”的修养水
平和掌握规律的深度太不够了。从这里，作者暗示了一个道理，即“无为而治”并不等于
撒手不管或放任自流。这个道理从下面两大段完全可以得到证明。
第三段是郭橐驼自我介绍种树的经验。前后是正反两面对举，关键在于“顺木之天以致其
性”。为了把这一道理阐述得更深刻、更有说服力，文章用了对比的写法，先从种植的当
与不当进行对比。究竟什么是树木的本性呢？“其本欲舒，其培欲平，其土欲故，其筑欲
密”，四个“欲”字，既概括了树木的本性，也提示了种树的要领。郭橐驼正是顺着树木
的自然性格栽种，从而保护了它的生机，因而收到“天者全而其性得”的理想效果。
这正是郭橐驼种树“无不活”的诀窍。他植者则不然，他们违背树木的本性，种树时“根
拳而土易，其培之也，若不过焉则不及”，因此必然遭致“木之性日以离”的恶果。这就
回答了上段的问题，他们“莫能如”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学标不学本。继从管理的善与不善
进行对比。“勿动勿虑，去不复顾。其莳也若子，其置也若弃”是郭橐驼的管理经验。乍
看，好像将树种下去以后，听之任之，不加管理。事实上，橐驼的“勿动勿虑”，移栽时
的“若子”，种完后的“若弃”，正是最佳的管理，没有像疼爱孩子那样的精心培育，就
不会有理想的效果。他植者不明此理，思想上不是撒手不管而是关心太过，什么都放不下，结果适得其反，
“虽曰爱之，其实害之；虽曰忧之，其实仇之”，压抑了甚至扼杀了树木的生机。这两层
对比写法，句式富于变化。写橐驼种树，用的是整齐的排比句，而写他植者之种树不当，
则用散句来表示，文章显得错落有致。“虽曰爱之，其实害之；虽曰忧之，其实仇之”用
押韵的辞句，使重点突出，系从《庄子·马蹄》的写法变化而出。从介绍橐驼的种树经验上
可以看出，柳宗元的观点同老庄思想还是有差别的。
柳是儒、道两家思想的结合，他并不主张一味听之任之的消极的“顺乎自然”，而是主张
在掌握事物内部发展规律下的积极的适应自然。他要求所有的种树人都能做到认识树木的
天性，即懂得如何适应树木生长规律的业务。把种树的道理从正反两面讲清楚以后，文章
自然就过渡到第四段。
四、五段是正面揭出本旨，实为一篇之“精神命脉”。作者通过对话，运用“养树”与
“养人”互相映照的写法，把种树管树之理引申到吏治上去。对“养人”之不善，文章先
简要地用几句加以概括：“好烦其令，若甚怜焉，而卒以祸”，这与上文“他植者”养树
管理之不善遥相呼应。接着用铺陈的手法，把“吏治不善”的种种表现加以集中，加以典
型化，且有言有行，刻画细致入微，入木三分。如写官吏们大声吆喝，驱使人民劳作，一
连用了三个“尔”，四个“而”和七个动词，把俗吏来乡，鸡犬不宁的景象描绘得淋漓尽
致。
作者最后以“问者”的口吻点出“养人术”三字，这个“养”字很重要。可见使天下长治
久安，不仅要“治民”，更重要的还要“养民”，即使人民得到休生养息，在元气大伤后
得到喘息恢复的机会，也就是后来欧阳修说的“涵煦之深”。这才是柳宗元写这篇文章的
最终目的。
综观全文，应注意三点：一是无论种树或治民，都要“顺天致性”，而不宜违逆其道；二
是想要顺天致性，必先掌握树木或人民究竟怎样才能“硕茂以蕃”，亦即摸清事物发展规
律；三是动机效果必须统一，不允许好心办坏事，或只把好心停留在表面上和口头上。把
这三点做好，才算懂得真正的“养人术”。
这篇文章在艺术上，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色：
一、简洁而生动。
在一篇文章中，简洁和生动是不容易共存的。这篇寓言式的人物传记，就写得既简洁又生
动。简洁体现了史传的特点，生动则蕴含了文学的情趣。如第一段介绍人物，仅用“隆然
伏行”几个字，就写出了人物的形象特征；又用“甚善。名我固当”几个字，写出了人物
的性格。这样，通过简洁的叙述，生动的描写，一个不同凡响的“驼者”形象，便跃然纸
上了。在短短几句话中，这种史笔和文辞的完美结合，显示出作者高超的语言表现力。
二、对比与映衬。
以“种树”喻“治民”是这篇传记写作的出发点，对比和映衬的写法也是这种寓言风格的
需要。对比可以突出事物的特点，显现事物的差别，加强说理的力度，甚至收到不言自明
的功效。该文中的对比，有叙事性的，如两种种树方法的对比；有论述性的，如郭橐驼对
自己种树方法的归纳和对“他植者”的批评。映衬就是互相照应的写法，通过上下文内容或语意的遥相呼应，来强化表达效果。该文先
谈“养树”，后论“养人”，这本身就是运用了映衬的写法。这样写，有关树和人的话题
合二为一，互相补充，增强了文章的气势。在语意上相互映衬的例子，如郭橐驼谈“养
树”一段，开头说“橐非能使木寿且孳也”，最后则以“吾又何能为哉”回应，在自谦之
中，起到了强化观点的作用；论“养人”一段的首尾也是这样呼应的。
三、婉约而多讽。
此文结句道出了写作意图，那就是“传其事以为官戒”。以寓言的方式进行讽谏，是中国
古代文人向帝王或上层统治者提意见的传统做法，它有着委婉含蓄的特点，也间杂着幽默
的成分。柳宗元这篇人物传记，也是通过故事进行劝诫的，这决定了它“婉约而多讽”的
风格。这种风格基本上是通过所传人物的话语表现出来的，如第四段，一个“知种树而
已”的驼者，欲止又言，在朴实的简单类比中，揭示出了吏治的弊端，颇具讽刺意味。其
中的一些话语，如“理，非吾业也”，“若甚怜焉，而卒以祸”，“若是，则与吾业者其
亦有类乎”，婉转而幽默，含不尽之意于言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