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十三邀,我的一点说明,以及其他

小红书这个平台的诡异之处就是，它会把你自己推荐给你自己。于是，我今天刷到了一则小红书，博主说太喜欢费孝通了，然后按照自己的理解转述节目叙事，说到王同惠的时候，说“袁长庚与安孟竹这对当代人类学夫妇……他们翻遍档案与旧信……”，我看到这段话的时候有些抖冷，因为袁老师并没有参与王同惠这篇文章的写作。这篇文章的动议是王菁提的，后来许晶、叶葳和我一起通过读书和档案梳理和参与了这篇文章。我在接受许知远老师访谈的时候也刻意强调了写这篇文章的背景，许老师和我聊王同惠的时候，甚至刻意没让袁老师参与，大概就是为了避免这种误解。然而诡异的是，节目剪出来、被人看见，竟然还是会被解读成袁老师和我“翻遍档案与旧信……”。

每个人的观看和阅读理解能力各有差异，小红书po文也是自媒体，按理说没有必要处处计较他人的曲解。但我发现这位博主的关注人数高达2.2万，觉得这种不负责任的表达还是会造成一些破坏，尤其是我很在意其他几位co-authors的感受——毕竟她们也刷小红书，所以这件事不能坐视不理。我跟袁老师分享了这则令人难受的po文，他也一头雾水，表示自己不能莫名其妙居他人之功，于是去给这位博主留言解释。毕竟他跟其他三位作者也认识，陌生人在社交媒体上制造的这种叙事让他以后在朋友们面前如何自处呢？

一件说不定除了我们自己零人在意的小事，让我想到很多。包括当初为什么应允这个访谈，以及更多可能的误解。所以还是决定在自己的公众号上做个说明。毕竟是小小一片自留地的发言，关注我的人不多，相信并不会对节目本身有什么影响。

事情是这样的。几个月前，许知远老师先联系到袁长庚，说自己想做一期费孝通的节目，问他有什么推荐的访谈人和读物。袁长庚的建议是，别做，因为费在中文学术界已经被过度认可到让人厌烦了。我不知道沟通的后半程他是怎么被说服的，但可以确定的是，无论他说什么，当然都影响不了许老师的问题意识。他能做的只能提供点不同的角度，于是先推荐了李伟华和朱晓阳老师排了多年的魁阁戏剧，孙静老师在LSE发现并翻译的《茧》这部小说，又顺手推荐了菁、葳、许晶老师和我一起写的那篇Finding Wang Tonghui。

事实上，我们在文章中明确写，写这篇文章的目的之一，就是要去反思学术史上的一种性别化的记忆政治——这大概也是袁老师有时在课上推荐学生读这篇文章的原因，大家都想多多少少撼动一下这个陈腐的知识政治结构。我们在文章里追问，王作为一个田野先锋、一个为瑶山调查做过开创性贡献的人，仅仅在今天的学术史上被记忆成一个亡妻，甚至从一个印在封面上的作者变成费孝通文集中的一粒脚注，是为什么呢？她30年代就死了，墓却在文革期间被砸，承受无妄之灾，难道不是因为她是个右派的亡妻？而我们今天回溯那个时代的女性学者，能找到一丁点学术文本（还是在费文本的夹缝里，而这些文本又是因为对费的不断纪念才存在）的也只有她，不也仅仅因为她是个所谓“学术泰斗”的亡妻？所以我们决心打捞一个遗憾早逝的活人，把她从一个亡妻的位置上拔出来。

许知远老师说他很喜欢这篇文章。他说他也不想用造神的方式去做这期节目，他看重的是什么塑造、养成了费这个人和他的作品，比如王同惠对费的影响，比如在开弦弓村办工厂的姐姐费达生。许老师请袁老师转达邀请，希望我跟着节目组一起上瑶山，去广西看看王同惠的墓。其实这件事也是当时写文章时的遗憾，我那时虽然人在国内，却没有去现场找找更一手的资料和感受。然而因为暑假档期冲突，加上我并不是什么瑶山研究专家（比我有资格聊瑶山的大有人在I know it)，就拒绝了这个邀请。不过我把节目组的这个动议转达给其他三位作者，转问她们的意愿，大家虽然各有各忙，但都陪着我关于怎么参与这个节目讨论了一阵。

我说了我的顾虑，其实我对这事没什么兴趣，毕竟文章也写过去一段时间了。大家也表示对节目本身不感冒，但并不抗拒参与。菁和许晶老师说，能有个机会去传播王同惠的故事也好，毕竟她死了，没什么人再以学者身份提她。葳说，如果能有一个讲王同惠故事的机会，还是希望由我们自己、而不是别的什么人去讲，这是在一件不可控的事情里唯一可控的部分。

制作组在昆明的行程订下之后，让袁老师再次转达邀请，说即便不上瑶山，也想找我聊聊。我听了co-authors的意见，觉得王的故事如果由他人来讲，恐怕又要落到“亡妻”的范式里去，沦为一个男学者的缪斯。能掌控讲述这件事的话语权也不错。大家还在群里开玩笑说，节目肯定不会放我对费那些徒子徒孙的看法（yea没错，我在文章里也写了这个）。我说我会讲，他们爱放不放。

和许老师的谈话发生在6月底的一个下午。那段时间刚好在为另一件破事烦心，几个晚上没睡好觉。制作组全程通过袁老师转达消息，我几乎忘了还有这茬。岔开一句，我获得消息的方式其实很典。无论是学术圈还是文化圈，大家经常默认袁老师和我物理上处于同一空间（事实上我经常出差、田野、开会，待在昆明大半是因为爸妈在这旅居），默认袁老师和我对很多事看法一致，甚至默认我们共脑（？？）。但我总是手头一堆事，懒得次次较真。事实上这也是一个典型的“妻子”处境。制造这个处境的与其说是婚姻这个选择，不如说是人们对婚姻中的人实在缺少想象。

那天我做了最坏的预期，没准许老师只是口头表示兴趣，其实压根不会读我们的文章。但事情有点超出想象。许老师出现的时候，手上就拿着我们打印出来的文章，皱皱巴巴，有些地方还划了线圈了圈。该说不说，肯定是读过的。我也试着收起一些愤世嫉俗的态度，愿意跟他坦诚地聊一聊，起码他在认真对待我们的书写，那我也需要回敬一些真诚。

起初我们的聊天完全围绕着我们的写作发想和王同惠本人。我跟许老师介绍，我们四个凑到一起干一件并不属于自己研究领域的事，其实是个偶然，菁那时候读到了Steinmüller那篇The Aura of the local in Chinese anthropology，吐槽说怎么the local 都是些男的。后来也跟其他朋友一起吐槽这篇，说problematize the local看上去挺对，但即便抛开性别，文章的论证也有点离谱（尤其是把某人和某人并置）。于是我们开始梳理本土学术史上的女学者和女性观点。那时候许晶老师因为在回顾Margery Wolf留下的台湾田野资料，也一起加入进来。我们发现，找20世纪早期本土女学者留下来的民族志是相当困难的事，留下的只是一些名字，一些就读记录，一些只言片语的社论或译文。活得久的也有，成为体制内干部或被唤作先生，育人多过作品。我们又去重读women writing culture，思考女人能否/如何写文化。那期间我向一些没怎么涉足过的方向拓展不少。以前自己很反感去看本土学术史的东西，算是对过去所受教育的某种反叛，但长大以后带着不同的眼光去读历史材料，才意识到不是要不要去理解本土学术史，而是如何理解的问题。

跟许老师说了一大串起因，我猜节目里也不会放多少。毕竟有点复杂啰嗦，也有点偶然，与节目主题也不怎么相关。但节目最终放不放，我也只能猜。为什么呢？因为我连腾讯会员都没有，看《一饭封神》都是和我妈一起用她的号。所以我至今也不清楚是不是剪辑造成了那位小红书博主的理解偏差。但录制前我曾跟节目组预先讲好，我就按我的方式回答，我不熟悉简中节目里说话的尺度，最后怎么剪你们看着办。节目组说我们会的，表示播出前会发给我相应片段来核对。最终我并没有收到过核对，还以为自己的部分被全剪了，甚至觉得有点庆幸。想来也可以理解，听上去挺大一个节目品牌，负责内容的其实就两三个人，做一集要跑七八个地方，忙不过来也正常。

说回那天。关于王同惠的访谈，持续了近两个小时。许老师怎么问，我就怎么答，多数时候中规中矩，我也无意语出惊人，只是在尽表述责任。节目是关于费孝通的，必然会问到王同惠对费的影响。我其实还挺期待聊这个问题，因为终于可以说说我们读《桂行通讯》时候的发现。费当年被史禄国派到瑶山，的确是为去LSE读博做准备，但费在瑶山的工作主要是每天出门“量人”，早期体质人类学那一套。那时候瑶人的瑶还是反犬旁（这也是我们读花篮瑶35-36年版本的发现），这个地点的安排里其实包含着特定时代国族建构的知识意图。当然这个知识意图也要放在历史语境里看，每一种知识的引进和应用也都在回应它所处的时代。在费每天出门“量人”的时候，王是呆在家里的那个。她很快学会了瑶语，会跟村里的女性聊天，发现了当地有趣的“情人制度”和纠纷仲裁方式。更重要的是，她把当地人当成人，不是反犬旁的瑶。《花篮瑶》主要是王的调查笔记，她意外离世后由费在返乡养伤的途中整理出版。

我们在文章中提到，从《花篮瑶》出版后、到江村养伤期间，一个科学的、“量人”的费孝通变成了一个社会人类学家。他开始像王一样理解当地的社会关系、经济制度，甚至家长里短。是他在瑶山期间、以及在王死后整理她的笔记时受到了影响吗（事实上桂行通讯里他们也提到，每天两人就调查问题谈到深夜）？还是江村若即若离的观察给了他启发？抑或他原本就受吴文藻的影响更大，只是借着江村抒发了一把真实关切？斯人已逝，我们无从追问，但我们唯一可以指出的是瑶山前后费的这种关切转向。而王对费的影响是真实的。可以在王离世后、费与几位同学的通信中体现出来。我也把找到的这些历史资料复印下来带给许老师，想着节目或许可以用上，希望能尽力呈现两人关系里不太进入主流话语的一面。

记得许老师问我，找这些资料、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我对费的理解有没有变化。说实话，我对费兴趣普通、了解也浅，他几乎是个anthro of China第一堂课之后就不再出现的人物。而中文世界又太喜欢给他竖一块祖宗排位。大家都明白，祭祀供奉的意义主要在于确认当下的地位，谁有权力给祖先上供，谁就能言说他、给他树碑立传，甚至任意诠释和打扮他。写文章期间有一次跟葳聊，说这种学术祭祀实际上也消解了费本身的意义，他无法再活过来，只能任由弟子们借他的名头加持自身，挪用他的话给自己的意图增加合法性。这不仅是在贬低王，实际上也践踏费。所以许老师问我那个问题的时候，我说，其实在王的故事里，我发现费是一个更鲜活的“人”。作为有情众生，他也有脆弱到想要自杀的时候，他脑子里也不是随时随地家国天下，他也会在聪明的女性面前自惭形秽，他甚至会在经历了政治运动后怯懦到不敢出头。我们写那篇文章的意图并不是学术弑父，而是去讲述一个女性学者的故事、一个亡灵被裹挟的故事。但我对任何意义上的“打倒”都没有兴趣，即便有段时间的确很反感那些缺少想象力又无处不在的引用。

人只有跟曾经的经验隔开一段距离才能长大和释然。本科时候，我被摁着头读了费的几乎所有东西（包括不断自我重复的《行行重行行》），回想起来着实是给自己填鸭，是被灌注了某种开山鼻祖的意义之后再不容置疑地强迫自己去理解，其实最后也没理解多少。如果说我曾经对与费相关的事有什么反感，其实反感的也不是这个人、这个曾经真诚渴望理解社会的学者，而是一尊被子孙后代通过不断诠释和装点造出来的“神像”。毕竟神像连吃喝拉撒都不用，就是个死物。所以如果真的要认真对待费，首先就得把他从祖宗排位上拉下来，让成为一个vulnerable的人（vulnerable在英文里既是脆弱的，也是易感的、有情的）。

我说这番话的时候，看到许老师也在点头。此后的一些交流节目里肯定是看不见的（我确信）。因为我们提到了一些名字。认为他们的胡说八道似乎让费死的更透了一点。然而重新构造（甚至是松动）费的叙事也并不容易，因为任何故事都有可能再度落入他人的诠释，同时也要面对一种对父权学术祖先的直觉性反感，就像我和袁老师一开始对这个访谈邀约的态度一样。

后来许老师让袁老师坐过来一起聊，一开始是瞎胡侃，后来又绕回费孝通。许老师问，如果费活在今天他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学者？袁老师说他有可能是个百万博主什么的。我起初觉得这个类比很别扭，后来想想也对，因为一个学者如果真的有能力长期面向公众发言、且能让公众听得进去，那一定不是因为他会搬运什么先锋文本或观点，而是因为他有能够准确把握住现实的鲜活语言。这一点费是能做到的，这也是他在那几个概念之外很少被提及的一种能力。许老师又问我，如果王同惠活在今天，她会做什么研究，是个什么样的学者？我记得我想了想，说我不知道，因为王死得太早，她去瑶山的时候甚至还是个大三本科生，问题意识继承了燕京学派的老师，言语中（根据费的回忆文章）也时常透露出二十几岁新青年中间常见的国族情怀；但她自己的人生、她的自我探索甚至还没有好好展开。许老师自己说（似乎是一种提示），他认为王同惠如果活着一定会做最前沿的研究，说不定会像我一样研究机器人什么的。我有点尴尬，毕竟一个研究前沿不前沿的也跟对象无关（而且我甚至觉得“前沿”这个词有点肉麻）。但我没接茬，脱口而出另一种可能性，“没准她依然不过是个妻子，因为在今天学术界的性别格局和意识形态并没怎么变。”

这些尴尬的对话最终放了多少进节目里，我不知道。我们其实聊了整整一个下午，但一个小型纪录节目的时长怎样都不会超过两小时，而我这段也不是什么主要情节。我很少用笃定的态度自我表达（大概是经常怀疑自己的缘故），也不知道那个下午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许老师对王同惠的认识。但通过这个半天，我对许老师倒是增加了一些认识。

摄影机关掉的时候，我问他为什么想做关于费孝通的节目。他说他就是拍脑袋想出来的。对于一个70后公共知识人来说，这也不奇怪（别忘了人家本科学计算机的）。但他可能并不在意这个名字对于一些人来说是太难以把持的话题——批判多了，整个学科都感到尴尬，稍有溢美之词，有人就要跟着鸡犬升天。他自己作为一个泛读人文社科、习惯以“中国”为思考单位的人，跟我们介入某个学科的方式其实非常不同，也从未搅合在知识政治的范畴里。而且在我看来，他过于信赖文本，或者说，文本是他的安全区。

我后来说到自己在英文世界里表述中国的尴尬（其实这也是peers中间普遍遭遇的问题，有些话不忍听，有些话不知从何说），谈到theory about China和theory from China，他激动地说，他就是在意theory from China的问题。我突然警铃大作，说这种思考可能要非常小心，一不注意就跟某些我们不愿加入的意识形态合流，比如（又是一些名字……），更何况我一直认为不是China而是plural China(s)——这么不正确的话，节目当然也不会放。他虽然也点头，但我觉得他绝对不会放弃找寻theory from China，所以他才对葛兆光、许倬云这么感兴趣。我后来也认真想了下这个问题，倒不是被他感染（事实上我认为他不讳言这个层面的关切、甚至不惜把自己放在一个可以被轻易嘲弄的位置上，竟然有点可敬），而是想通过面对他来逼迫一下自己，觉得不能总停在一个安全的站位上、失去言说和思考的勇气。直到有天意外听到涂丰恩采访葛兆光。葛说先秦考古学发现老百姓日常看的最多的不是经史子集，而是日书。我心说对呀，什么紫微斗数、八卦六爻，摸骨看相，风水堪舆，不都算是theory(at least wisdom or knowledge) from China么。其实theory也未必始于正儿八经，不见得要起什么大范儿，它首先得对指导生活有用。

回到那天关于王同惠的对话。或许是我事先请袁老师帮忙传过话的缘故——我说如果我接受采访，希望是去讲述一个女性学者的故事，不希望让她在节目里继续变成男性大师的人生脚注；又或许是因为这个节目之前有过张赞英事件，所以许老师当天在我面前好像总是在刻意赞美王、贬低费。但也有可能是我想多了，这只不过是一种类似“真的吗我不信”的访谈技巧，鼓励我多说一点而已。比如在我跟他谈到王一个大三女生翻译了多少东西时，他说如果王同惠一直活着，作品没准比费多。但我觉得这个比较有点奇怪。王同惠毕竟死的太早，一个二十多岁的少女，为什么要跟一个出过国、经历了战乱和政权更迭、活到95的人比学术潜质呢？其实对我来说，王同惠也并不是什么要通过打倒男的而立起来的学术“祖母”，她也是个矛盾、鲜活的人类，有很多我们并不清楚的秘密。翻译《甘肃土人的婚姻》时，她问身边这个男人“中国人什么时候能写这样的书”，于是就和费一起去了瑶山；但室友在纪念她的文章中写，同惠幼年丧母，其实很渴望家庭的温暖，每天睡前会认真在床前读《圣经》。

许老师也谈到费的第二任妻子，蛐蛐说费孝通给孟吟生的孩子取名为费宗惠，这心理阴影面积也太大了。我心说这茬我都没提，你倒先提了。但他会不会把自己这段话放出来呢？我也很好奇。他问我对第二任妻子孟吟了不了解，我才发现自己其实对她全无认识，只记得一些回忆性文章里谈过她如何在战时艰难操持家务、抚育幼女。但一个照顾家庭的女性，就更不值得被提及了吗？如果说王的人生故事某种程度上淹没在了费的阴影里，那么孟吟难道不也被这种阴影包裹着？

最近好像节目播出了。我妈告诉我的，她可能刷到了小红书，然后去看了节目，说我俩加起来大概有十几分钟。我松了一口气，觉得幸好不多，但又有点担心对王同惠人生的裁减。想想其实也无所谓，文章写了，我们四个已经有了表述的空间，无意在一个关于费的节目里占据多重要的位置，未来我们也会有自己去讲王同惠故事的机会。据说Cho Mun Young老师读过并引用了我们的文章，到香港时还带了礼物给我，我已经非常满足。

希望这个说明让整个语境更加清楚了一些。毕竟是文化部重点审查节目，剪掉什么、剪成什么、为什么剪，也非我这个nobody可以掌控。但我的确有点介怀曲解，尤其是这件事涉及co-authors的感受（只关于自己我就懒得做这种解释劳动了）。毕竟切片短视频流行之后，人类的理解复杂性的能力雪崩式下跌，但表达意见的热忱又无限膨胀。那位博主说，节目找了我和袁老师作为当代镜像，我真是下巴都要掉下来！我和袁老师是各自在不同领域挣扎的人，站位有差异，很多时候关切也不一致（虽然看上去好像有些相似，但毕竟我有些可说不可说的乱七八糟分身）。我们在一起的时候大多是一起玩、瞎胡闹（我俩是很好的玩伴，没想到吧），很少交流什么知识问题。不像费和王，能谈到深夜。谈论费，我俩都没什么资格。甚至我猜，在参与录制的人里，我可能是仅有的谈到费就没什么话说的人。在这个领域，挟费以自重或对费有真感情、真受过他启发的，都大有人在，怎样也轮不到我和袁老师。之所以联结到我们，也只不过是因为许老师偷懒，他之前就跟袁老师认识，而我曾试图给朋友的书店和单读牵线。至于中国人类学，那就更轮不到我评论了（I’m not even part of it）。曾经在文章里批评过的那种学术政治我现在也get over。谁爱聚众祭祖那就祝他们玩得开心。与其盯着别人，不如找到自己的。

就这样吧。conference paper还没动，要去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