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AI合作的“低垂果实”

玉渊潭天深入探讨了中美在人工智能领域合作的现状、潜在议题以及面临的深层挑战。

一、合作契机：“低垂的果实”与多层对话机制
• 建立AI事件沟通渠道：让中美AI实验室能跨洋对话，并与各自政府协同，为危险的人工智能事件建立报告机制。
• 防范AI滥用：防止最危险的能力被恐怖组织等恶意利用。

从联合国、G20、APEC等多边平台的官方交流，到汇聚技术人员与政策研究员的“二轨对话”。二轨对话形成的专业共识可传入政策圈层，最终在一轨（官方）对话中获得顶层确认。

二、认知错位：“南橘北枳”与风险理解差异
• 术语内涵不同：英语严格区分“safety”（侧重技术可靠性）与“security”（侧重防护与滥用），而中文统一译为“安全”，导致对话时指向的内涵可能不一致。
• 风险分类框架差异：中方（如全国网安标委）将AI风险分为“技术内生安全风险”“技术应用安全风险”“应用衍生安全风险”三大类；美方（如MIT）则总结为歧视、隐私、滥用、系统安全、社会经济与环境影响等七大类。
• 关切焦点不同：美方高度关注AI是否会给人类带来毁灭性灾难或失控风险；中方更聚焦AI在实际使用中产生的具体社会风险。这种错位使得双方口中的“重大风险”往往不是同一回事。

三、推进方向：校准坐标系与三大现实路径
1. 共同探讨AI风险分类和分级标准：明确“什么样的情形算重大风险”“哪些模型行为属于严重失控”等基础定义，这是后续复杂规则协同的前提。
2. 敲定AI风险事件通报范围、流程与要求：将建立沟通渠道的共识落地为具体机制，明确上报事件类型、通报时限、共享信息内容及违约处置方式，通过案例积累摸清风险演变规律。
3. 将AI治理置于更广泛的中美交流框架中：推动更多中方人员参与国际AI治理讨论，吸纳全球南方声音。可借鉴美国加州等地方层面先行先试的思路，逐步建立互信与制度框架。

四、核心结论：管控急迫风险，做实共识
尽管人工智能领域的竞争仍将继续，但确保人工智能向善、造福全人类是中美两国最大的共同利益。双方不可能一次性解决所有分歧，但可以先管住最急迫的风险，在“低垂的果实”上率先取得突破，逐步积累信任，让合作成果真正落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