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7年高考作文针对性阅读资料:报刊时评文精选(080)

一 国事不是洪水猛兽，谈谈又何妨

莫谈国事，是旧专制下压制言论、高压管控的一种形态。它不允许百姓讨论国家政事、时局与敏感话题。百姓为了明哲保身选择噤声慎言、少谈政治，以免因谈论国事遭受牢狱之灾甚至杀身之祸。

掌权者之所以不允许百姓谈论国事，就是不想权力受到挑战。这样他们就可以“有权就可以替别人做主或者代表别人”“有预算就可以替公众花钱”“有管理权就可以先把人防起来”，让权力始终在自己的操控下。

公众所要了解和知道的，无非就是衣食住行、生存安全和个体发展，只要对生活没有影响，公众并不会纠结国事如何。出于同理心，公众也会想要知道事物发生的真相。事情总是由一到二的变化，关注他人就是关注自己。

任何一件公共事件或涉及国家的大事，公众都有权利知道，也都想了解。这是一个普通国民关怀国家的一种表现方式。虽然普通人并没有大的力量去改变什么，但他们都会用自己的方式为国家尽绵薄之力。

公众在讨论国事的时或许会带着情绪，但只要是有助于民生，公众并不会有过激的行为发生。除非在事件发生时，权力从中作祟，将公利化为私利，并不允许公众对公共事件进行讨论。越是压制，越容易激起反抗。

权力最怕的，不是有人质疑，而是自己一次次做出愚蠢、蛮横、丑陋、冷血的事情来，把民众本就不多的信任耗光。为什么社会信任会崩塌，就是权力一次次对公众进行了欺骗，或没有及时回应公众的诉求。

面对公共事件，虽然民众无力改变，但这并不是剥夺他们知晓真相的理由。如果少说、少问、少碰公共事务，真能让自己的日子过得更好，那先辈们就不必为建设一个民主、自由、强大的国家而呕心沥血了。

国家不是某个人或某家人的国家，而是所有人的国家；国事也不是某个人或某家人的国事，而是所有民众的国事。国事关乎着国家的公平、正义、安全、发展，它是决定个人命运的公共机构，两者息息相关。

讨论国事，对公共事务发声、追问、监督和参与，不是多管闲事。明哲保身、漠不关心是主动放弃自己对生活环境的发言权、监督权和责任感，才是对自己的不负责任。说白了，就是把自己变成逆来顺受的承受者。

国事从来不是别人的事，它关乎你的饭碗、你的病床、你父母的养老金、你孩子的学费、你脚下这片土地怎么对待你的事。面对公共问题总是沉默，面对不公总是忍耐，到头来一切有利于公共利益都会消失。

你不谈，不等于问题不存在；你沉默，不等于你不要付出代价。今天你对公共责任的放弃，明天就会变成落在你和你家人头上的生活代价。莫谈国事，不是规避风险，而是给权力掌握者不断滥用权力的机会。

国事不是权力阶层专属，不是知识分子的空谈，它本质上是每一个生活在社会中的人对自己生存环境所承担的最低限度的责任。不谈国事，不质疑权力，不是给权力减压，而是在放肆权力的任性与为所欲为。

谈国事是在保护每一个生存的自己，也是在约束权力的为所欲为。正是因为每一个生存的人对国事的讨论，才能发现公共事件的成因与权力是否被滥用。这不是对权力的挑战，而是给权力一个提醒与纠错机会。

权力有天然的盲区，权力越大，离具体生活越远；手里资源越多，接触到的群体越脱离底层；获取信息的渠道越多，被过滤的信息越不真实。位置越高，越容易把荒唐当合理，把傲慢当效率，把没人反对当支持。

谈国事并不是表达不满，而是对生存环境的关注。面对不公、邪恶、虚假，听之任之、沉默接受，只会让权力掌握者变本加厉地违规操作。不了解实情，脱离实际的制度，落实到真实生活只会变成笑话与灾难。

最危险的，从来不是有人谈国事，而是没有人敢谈国事、愿意谈国事，那就表明权力已经凌驾于一切规则制度之上，人们害怕得罪权力，麻木的做起来任劳任怨的奴隶。这样的社会没有生气，会一步步走向灭亡。

二 所谓的思想极度顽固，不过是被情结寄生的意识形态

我们常常误以为，一个人之所以死死抱住某种意识形态不放，是因为他被那套思想体系说服了。他读了某位思想家的著作，理解了其中的逻辑，权衡了利弊，最终在理性上认定这是最优解。然而，只要稍微观察一下那些真正对意识形态抱有执念的人，无论是饭桌上随时准备开启辩论的亲戚，还是网络中永远在输出同一套话语的陌生人，你就会发现，他们对这套东西的坚持，几乎与思想本身无关。那更像是一种情结，一种深植于生命经验中的情感结构，一套早已写好的内心剧本，而意识形态只是恰好被选中来扮演主角的道具。

所谓情结，指的是个体在生命早期经由特定经验所铭刻下的、凝聚着高强烈情感能量的心理印记。它未必浮于意识表面，却暗中决定着一个人对世界的感受方式：什么让他愤怒，什么让他感动，什么让他觉得天经地义，什么让他本能地排斥。意识形态之所以容易被情结捕获，是因为它提供了一套完整的叙事框架，把那些散落的情感碎片组织成有头有尾的故事。

倘若一个人在成长中反复体验过“被压迫”的感觉，那么任何讲述压迫与解放的意识形态都会对他产生致命的吸引力——不是因为它论证得严密，而是因为它让他的个人经验获得了神话级别的意义。他的痛苦不再是偶然的、私人的、可被轻易抹平的琐碎，而是仿佛能被写进历史的必然进程。这种意义感所带来的精神满足，远非单纯的理智认同所能比拟。

思想本身是脆弱的，它需要被持续地审视、修正，甚至推翻。但情结是坚韧的，它不需要论证，也不需要证据，因为它本就生长在论证和证据抵达之前的土壤里。一个人可以因为读了新的材料而改变对某个具体政策的看法，却很难因为事实的堆积而放弃那种“世界应当如何”的直觉感受。当两种意识形态发生冲突时，表面上看是两种世界观的较量，实际上更可能是情结与新思想之间的彼此不适。你无法通过逻辑让对方放弃他的立场，不一定是因为他的逻辑比你强，而是因为他的立场扎根于他所经历的全部人生，而你拿出的只是纸面之上的道理，这场战斗从一开始就是不对等的。

情结驱动的意识形态执念往往呈现出一种特殊的气质：它缺乏真正的犹豫。一个被思想引领的人，会承认自己知识有限，会在某些问题上说“我不知道”，会愿意听一听反方的理由。而一个被情结引领的人，则天然地拥有全知视角。他不需要了解细节就能判断对错，不需要权衡情境就能得出结论，因为他的答案不是来自对世界的洞察，而是来自内心那个早已完成的闭环。这种确定性本身带有强烈的慰藉作用。在一个充满模糊和偶然的世界里，拥有一套自认为“绝对正确”的框架，等于拥有了一件心理上的盔甲。脱下它，意味着重新暴露在不确定性的焦虑之中。所以，执念的维护，本质上是一种自我保存。

有人会说，情结本身不也是思想的一部分吗？一个人所经历的一切，不都塑造了他的思想吗？这里的关键在于区分思想与思想的载体。思想是可传递、可批判、可修订的公共产品，而情结是私人性的、重复性的、非反思性的心理事实。当一个人说“我信仰某种主义”时，他可能真的以为自己在谈论思想。但只要追问下去，那些被反复提及的理由往往停留在比喻和类比层面，从不深入机制和前提。他所捍卫的东西，更像是一面旗帜，旗帜上写了什么字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这面旗曾经在他人生的某个至暗时刻飘起来过。他忠实的不是旗上的文字，而是那一次飘动带来的震撼。

这并不意味着情结驱动的执念就一定是错的，或者低人一等。事实上，几乎所有深刻的政治信念都带有情结的成分，纯粹理性的意识形态信奉者反而更像是虚构出来的理想类型。重要的是我们是否能够辨认出自己身上的情结，是否愿意承认：我之所以如此确信，不仅仅是因为道理站在我这边，更是因为我需要这个世界是这样子的，因为我内心的某种结构只能在这个叙事里得到安放。一旦有了这种自觉，执念就会松动一些。你不再需要把每一个持不同意见者都视为敌人，因为你开始明白，他看见的世界和你看见的世界，在事实层面可能并无太大出入，但在情感层面，你们从来没有站在同一片土地上。

因此，真正艰难的事不是坚持某种意识形态，而是与自己的情结对话。那意味着要问自己一些不太舒服的问题：如果这套叙事被证明有缺陷，我还能承受世界的沉重吗？我是在为真理而战，还是在为自己的过去而战？这些问题没有标准答案，但提出它们本身，就已经是一种从执念走向思想的努力。而我们所能期望的最好状态，或许并不是摆脱情结——而是不让它代替思想做所有的工作。

三 遵守规则就是维持正义

正义作为一种价值判断，天然具有主观性与歧义性。不同个体、阶层或集团对“何为正义”的界定往往相互冲突。若任由各自主张自己的正义，社会必然陷入“人言人殊”的争斗状态，若是强者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弱者也称为正义，这恰恰是最大的不正义。

所以必须寻找一种超越个体主观判断的公共尺度。历史上曾出现过几种候选：道德共识、贤君决断、实质结果导向，但它们分别受制于主观差异、权力偏见和不可预验性，均无法同时满足“明确、普遍、可强制”三个基本条件。唯有最后一个：成文规则，可事先公示、对所有人等同适用、并由外部强制力保障执行——能同时做到这三点。

在美西方观念中，规则被认定为衡量正义的唯一现实形态。遵守规则并非对规则的屈从，而是对正义客观化的承认——只有通过规则，正义才不再是掌权者随口定义的口号，而成为所有人都能依据的行为边界。

以欧洲专制王权与英国内战为代表的历史经验，揭示了这样一个因果模式：当君主或执政者被赋予“根据实质正义做出决断”的裁量权时，由于“实质正义”本身缺乏明确定义，执政者便可以将其解释为符合自身利益的任何内容。例如，查理一世以“国家必要”之名征收未经议会同意的赋税，克伦威尔以“上帝旨意”之名实施军事管制——两者的政策结果都由执政者单方面定义为“正义”，却没有任何客观标准可供公众检验或反驳。

所以必须将“正义的实现”与“遵循既定程序”绑定，哪怕个别案例的结果看似不完美，只要程序被严格遵守，该结果就被认定为程序正义下的产出。即使承受个案错失的代价，也不能容许规则被变通——因为一旦允许变通，权力就会以“更好结果”为借口不断侵蚀规则，最终规则形同虚设，而正义便彻底失去保障。这条因果链正是“毒树之果”原则背后的制度理性。

正义不仅是一种裁判结果，更是一种社会信任机制。商业契约、公民权利、政府责任，都依赖共同规则的稳定预期。若无统一且不可随意更改的规则，任何交易或合作都无法预判对方行为，也无法预测公权力的反应，社会协作成本将急剧上升，甚至瘫痪。

只有规则具备神圣不可侵犯的效力，每个主体才能据此规划行动，并相信他人也会同样遵守。这种普遍的可预期性是正义在现实中的体现——公平竞争、守信获益、违约受罚。

这就是为什么美西方人会将规则视作维持社会运转的“生存底线”。破坏规则不仅是对个别条文的冒犯，更是对整个社会信用体系的动摇，从而与“维持正义”背道而驰。

在犹太—基督教传统的“圣约”观念中，将规则视为由更高神圣位格颁布的绝对律法，而非人定协议，康德哲学则将道德法则的普遍必然性奉为义务之源。这种文化基因使得规则在西方人心中天然带有超越功利计算的尊严——规则不应因情境便利而调整，也不应因结果利弊而妥协。

遵守规则被内化为一种道德义务，其正当性不依赖于具体后果，而源于规则本身所具有的普遍性权威。在这种心智结构下，遵守规则直接等同于维护道德秩序的完整性，而道德秩序的完整性正是正义的根基——破坏规则即是对道德秩序的亵渎，就是对正义的否定。

人性中天然包含自利、短视和权力扩张的倾向，个体在缺乏外部约束时，必然会倾向于利用自身优势谋取额外利益，而这正是权力滥用的根源。正因为这种倾向具有普遍性且无法通过道德自律彻底消除，所以必须构建一套外在的刚性规则体系，以强制力对行为进行约束和矫正。

对规则的敬畏，实际上是对人性弱点的清醒认知。任何一次例外或通融都会在体系中打开一个缺口，这个缺口一旦被权力者利用，就会逐步扩大，最终导致整个约束机制失效。而一旦规则失去其不可变通的权威性，那么权力滥用的后门就重新敞开，人性弱点便再次成为决定公共事务的实际力量，在这种状态下，所谓“正义”就失去了任何可操作的判断标准和制度保障，因而只能停留在空洞的主观宣称层面，无法在实践中实现。

四 旁观者并不安全：对一个人的不公，就是对所有人的不公

人天然拥有两种生存本能，一是趋利，二是避害。面对公共场域里降临在他人身上的不公，绝大多数人会下意识启动第二种本能，缩起自身的感知，筑起一道“事不关己”的精神围墙。

我们默认苦难有专属的归属，灾祸只会锁定特定的人，只要不主动涉足纷争、不发声介入冲突，便能安稳游离于伤害之外。这种旁观者的自我安抚，是根植于人性深处的错觉，它混淆了个体苦难与公共秩序的内在联结：任何针对单一个体的不公，从来都不是孤立的偶然事件，它是一套失衡规则向外延伸的一道裂痕。

很多人将旁观视作中立、自保的智慧，自己只需守住私人生活的方寸天地，不参与、不评判、不发声，就能隔绝一切风险。这套生存逻辑建立在一个脆弱的预设之上：不公的执行拥有精准的筛选标准，施暴的尺度永远不会越出既定范围，秩序的倾斜只会针对某一类人，不会扩散至整个群体。可现实的运行逻辑恰恰与之相反，不公本身不存在固定的目标，它的诞生源于约束力量的松弛，源于公共底线的持续退让，一旦底线出现缺口，伤害的范围只会不断扩张，不存在永久置身事外的旁观者。

当社会允许某一个无辜者承受无依据的苛责、无端的损害，就意味着规则不再具备普适性，正义不再拥有统一标尺。规则之所以能庇护所有人，核心在于它无差别地约束每一个人，无论身份、处境、话语权高低，任何人遭受侵害时都能获得对等的保护，任何人逾越底线时都将承受一致的惩罚。

倘若第一次针对个体的不公没有得到矫正，沉默的旁观者会向整个社会释放明确的信号：规则可以被曲解，弱者的权益可以被牺牲，发声维权需要付出代价，冷眼旁观是最低成本的选择。这种信号会持续消解公共秩序的约束力，让权力、偏见、群体情绪获得随意裁决他人的空间。

伤害不会止步于第一个受害者，施暴者不会因为无人反抗而心生收敛，反而会确认自身行为无需承担代价，继而放大自身的恶意，将目标投向更多普通人。起初受损的只是少数边缘者，随着底线持续下沉，评判对错的标准不断松动，原本安稳的中间群体，会逐渐成为下一批目标。所谓旁观者，只是尚未轮到承受伤害的潜在受害者。沉默看似保全了当下的安稳，实则是在默许一套伤害所有人的机制慢慢成型。

还有一种极具迷惑性的认知，分割了私人领域与公共正义，认为只要自身没有参与加害，仅仅保持沉默，便无需为他人的苦难承担责任。这种认知割裂了个体与社会共生的事实，人无法脱离公共环境独立生存，我们日常所享受的安稳、公平、安全感，从来不是凭空存在，而是无数人共同守护底线换来的集体成果。

沉默的旁观，还会重塑整个社会的道德氛围，形成恶性循环的精神困境。当漠视苦难成为普遍选择，善意与共情会逐渐失去生存土壤，人与人之间的信任持续瓦解。人们不再相信他人会为自己挺身而出，于是遭遇不公时，也主动放弃求助，独自承受所有委屈。

社会由此分化为无数孤立、封闭的个体，每个人都只关心自身得失，集体层面的正义共识彻底消散。此时规则失去人心支撑，仅凭强制力维持表面平稳，偏见、欺凌、随意的打压会成为常态。身处这样的环境，即便一时没有遭遇灾祸，人也会长期活在不确定的恐惧之中，永远无法获得真正的安全感。这种精神层面的消耗，正是旁观者最先承受的隐性代价，只是多数人未曾察觉这份代价早已落在自己身上。

个体的发声或许看似单薄，但无数个体的共情与坚守汇集在一起，便能形成约束恶意、修正失衡规则的集体力量。反之，倘若所有人都以无力自保为借口选择退让，再微小的恶意都会肆无忌惮地蔓延，原本可以被遏制的不公，最终演变为无法挽回的系统性倾斜。自保的沉默看似规避了眼前的风险，实则透支了整个社会长久的安全根基。

今日对他人苦难的旁观，本质上是主动放弃自身未来被庇护的权利。正义和规则具备极强的互通性，它不会区别对待受害者与旁观者，你不愿为他人的不公发声，当自身陷入绝境时，也很难期待旁人伸出援手。

人性的趋利避害具有统一的尺度，每个人都会参照他人的选择调整自身行为，冷漠会相互传染，共情也会彼此传递。当一个人愿意为无辜者的遭遇挺身而出，传递的是坚守底线的信号。当一群人集体选择沉默，传递的则是放弃正义的共识。没有任何人可以割裂于这套共识之外，共识崩塌带来的无序，会均等降临在每一个社会成员身上。

人类构建社会、制定规则、追寻正义，根本诉求只有一个：抵御无序带来的伤害，保障每一个普通人安稳生存的权利。这套体系成立的核心前提，是所有人共同认可“任何人的不公，都等同于全体人的危机”。

不存在只针对单一对象的伤害，所有被放任的不公，都是对公共秩序整体性的侵蚀。旁观者自以为身处安全地带，不过是短暂的幻象，这片由沉默搭建的安全区，没有任何稳固的屏障，只要失衡的规则持续运转，幻象终会破碎。

五 权力有天然的盲区，权力越大越容易把荒唐当合理

学会闭嘴，是很多人认为的处世哲学。说话很容易，只要你愿意说，都可以毫无顾忌地说，但你说的话别人不一定爱听，你可能因为说了别人不爱听的话而得罪别人，甚至带来巨大灾祸。

很多人不喜欢别人讨论自己的事、或者与自己相关的敏感话题。他人认为这样的多嘴多舌是对自己的伤害。因为聪明人为了明哲保身选择噤声慎言、少谈是非，以免因谈论他人是非遭受打击甚至杀身之祸。

人都有猎奇之心的，都想要知道别人的一些隐私或其他人不知道的内幕。对于自己关心的话题，则想知道发生的真相。事情总是由一到二的变化，知道的越多，机会也越多。

很多众人讨论的事不是某个人或某家人的事，而是所有人的事。这不仅仅只是出于猎奇，还可能关乎公平、正义、安全、发展、八卦。所以，放弃猎奇、学会闭嘴是很多人学不到的。 

即便你讨论的事对别人或大众有利，别人也不一定愿意听，更不愿意你说，觉得那是你对不是多管闲事，对他的挑衅，会想尽一切办法让你闭嘴。

明哲保身、漠不关心不是保全自己，而是主动放弃自己对生活环境的发言权、监督权和责任感，是对自己的不负责任。说白了，就是把自己变成逆来顺受的承受者。

并不是所有事都是别人的私事，它可能关乎每个人的饭碗、病床、养老金、孩子的学费等。面对一些问题总是沉默，面对不公总是忍耐，到头来一切有利于自己的利益都会消失。

不说，不等于不存在；沉默，不等于不要付出代价。今天你对责任的放弃，明天就会变成你要付出的生活代价。闭嘴，不是规避风险，而是给无耻的人不断为所欲为的权力。

公事不是特定阶层专属，不是士子的空谈，本质上是每个生活在社会中的人对自己生存环境所承担的最低限度的责任。不谈公共之事，不质疑权力，不是给权力减压，而是在放任权力的任性与为所欲为。

权力有天然的盲区，权力越大，离具体生活越远；手里资源越多，接触到的群体越脱离底层；获取信息的渠道越多，被过滤的信息越不真实；位置越高，越容易把荒唐当合理，把傲慢当效率，把没人反对当支持。

谈论不是表达不满，而是对生存环境的关注。面对不公、邪恶、虚假，绝不听之任之、沉默接受。沉默，只会让胆大妄为的权力滥用者变本加厉地违规操作。

最危险的，不是有人谈论公事，而是没有人敢谈、没人愿意谈，那就表明权力已经凌驾于一切之上，人们害怕得罪权力，麻木的做起来任劳任怨的奴隶。这样的社会没有生气，会一步步走向衰败。

六 对“人”的定义为何非常重要？

人是什么？这不是一个遥远的哲学问题，也不能只用生物概念简单概括。对于“人”的定义，其实它每天都在你被如何对待、你被允许成为怎样的人、你的孩子被教育成什么模样中表现出来。无论我们有没有察觉，历史里每一次根本性变革，根源都是一批人率先重塑了对“人”的定义。

人类从未因为发明了更锋利的工具而自动走向开明，真正让旧世界崩解、新世界诞生的，是某个时代忽然对“人还能是什么”产生了新的答案。观念革命永远走在技术革命之前，它是变革的种子，技术只是它长出的枝叶。

文明的分野，从来不在技术的差距——铁器与蒸汽机的代差固然改变世界，但它们本身并未规定自己将被如何使用。技术的命运，取决于掌握技术的人如何理解自己。同一台机器，在一个把人视作关系节点的文明里，会被用来巩固阶层。在一个把人视作轮回过客的文明里，会被冷淡对待。在一个把人视作自然附属的文明里，会被谨慎限制。而在一个把人视作独立主体的文明里，会成为释放创造力的杠杆。

工具只是工具，决定方向的是工具背后那双眼睛如何看“人”。人类历史上出现过几种主流的“人”观，它们分别是：

把人看作关系中的存在。你是谁？这问题的答案从来不是一个孤立的“我”，而是一张关系网：你是谁的儿子、谁的臣子、谁的父亲、谁的老师。全部意义由血缘、阶层、社会位置赋予，不存在脱离群体的单独价值。这种文明天然倾向于秩序与等级，礼教由此而生。社会稳定是第一目标，个体要适配角色，服从框架。它的优势是凝聚力和延续性，代价是个体的意志被折叠进集体的尺度。

把人看作宗教轮回中的一段。这些国家有古印度列国、孔雀王朝、古爪哇印尼、阿瑜陀耶等等，这种思想认为肉身不过暂居之所，现世的一切——财富、地位、情感——都是束缚心灵的枷锁，是苦的根源。人生的核心命题不是改造世界，而是出离世界。不是建立丰功伟业，而是消解欲望执念。这种文明把重心引向内在，发展出深邃的精神哲学与修行体系，但也因此削弱了对现实世界的改造欲望——外部苦难被内化为需要超越的妄念，而非需要改变的现实。

把人看作自然的一部分。这些国家有挪威维京王国、基辅罗斯、日本传统文明、北美印第安各部落等等，这种思想认为人与草木山川同根同源，无本质高低之分。人类没有凌驾自然的特权，生存的要义在于顺应天地节律，克制改造自然的野心。这种文明蕴含着极珍贵的生态智慧，在现代环境危机中愈发显现其前瞻性。但它同样走向对人类主动改造、干预、征服、建设自然的一切行动持消极态度，在面对自然挑战时倾向于退守而非进取。

这三种人观，各自衍生出完整的文明体系，各有其内在逻辑与合理性。它们不是错误，只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关于人的不同理解。但受时代约束而各有偏颇，无力完全解开人类生存的全部困境。

于是，另一种人观登场了：现代文明！现代文明给出的答案是：人是理性、独立的个体 。这短短八个字，构成了现代社会的全部推导起点。

它意味着什么？首先，个体拥有与生俱来、不可剥夺的独立价值。这个价值是先于社会而存在的，不因血缘高低、阶层贵贱、性别差异而增减。人不再被定义为关系中的角色，而是被定义为一个拥有自我意识、自主意志的存在。这是对人作为“目的”而非“工具”的庄严确认。

其次，人凭借理性可以认识客观规律。这不是迷信或盲从，而是对世界可理解性的信念——自然有规律，社会有逻辑，人的思维有能力触及这些规律与逻辑。由此，科学成为可能，技术成为可能，人类第一次系统地、有意识地改造环境、创造未来。

因为人是独立且理性的，所以人拥有不可替代的主体地位。每一个人都是自己生命的主权者，有权利自主规划人生、自主作出选择、自主承担后果。规则与秩序存在的目的，是保护这种主体性不受侵犯，而非约束它、规训它、塑造它。

这就是现代性的逻辑链条：从“个体是独立理性的存在”出发，推导出人权，推导出民主，推导出市场经济，推导出法治框架，推导出义务教育，推导出对创造力的尊重——整个现代社会大厦的每一块砖石，都是从这同一个地基上生长出来的。

许多非现代文明在接触现代技术时，往往产生一种错觉：我们可以只拿走蒸汽机、电力和互联网，而保留原有的社会结构与价值体系。事实证明，这条路极其艰难。原因很简单：现代技术内嵌着现代人观。当你引入一套需要个体独立思考才能操作的系统，当你建立起一个需要自由契约才能运转的市场，当你传播着一种需要理性质疑才能消化的知识——你实际上已经在暗中输送着“人是独立理性个体”的预设。

反过来，如果社会根基处的人观没有改变，单纯移植制度和技术，往往导致扭曲：民主制度沦为形式，法治框架被架空，市场经济被权力捕获，教育体系成为规训工具。表层是现代，底层是前现代，两者之间的张力会撕裂社会运行的逻辑。

这就是为什么“人的定义”如此重要。它不是纸上谈兵，而是一切制度设计的底层操作系统。操作系统不换，应用软件无论如何更新，最终都会在兼容性冲突中失灵。

传统教育把孩子视作需要贴合身份、服从秩序、被规训塑造的对象。教育的核心是“使之合范”——把孩子放进既定的模具里，压制成型。德育是教规矩，智育是教服从的方法，体育是练纪律的身体记忆。

现代教育则把孩子视作天生独立的成长主体。教育的核心是“为之提供环境”——守护其自主成长，激发其内在禀赋，而非强行改造、塑形。尊重个性、培养独立思考、赋予自主选择的空间，这些现代教育理念的喊出，并非出于浪漫主义的冲动，而是源于对“人是独立个体”这一基本设定的逻辑延伸。

七 灾情报道可以有感动，但不能把问责忽略

灾难无情人有情，这是人类在面对灾难时一种互帮互助的态度。以当下的科技，可以对灾难做出大致的预测，但灾难的突发性总会让人措手不及。完全躲避灾难，那是美好的愿景，以现在的技术远远达不到。

人们讨厌灾难、害怕灾难，却又不得不面对灾难的无情。每次灾难之后总会留下一片狼藉，以及深深的哀痛。对普通人来说，面对灾难时的无力感，除了逃避，他们别无他法。即使重建家园，也有心无力。

人们痛恨灾难，对灾难中温情很渴望。所以每逢大灾，屏幕上总是出现这样一幅画面：是浑身泥水的救援军人，是灾民被从灾难现场救出时惊恐又茫然的脸，是领导灾难严峻有指挥若定的脸，是群众镜头下的感激涕零。

这些画面循环了近十几年，灾难场景换了一个又一个，导演换了一批又一批，演员却总是那几个符号：深情的官，疲惫的兵，感激的民，还有一个从不出场的责任人。整个灾情报道，就是换汤不换药。

这些场景都很真实，看得人热泪盈眶。救援官兵确实很辛苦，值得尊重；那些在危难时把有效的物资分给其他受灾的人，同样值得尊重。但问题不在感动本身，而在于出现报道的往往只有感动，遮掩了问题起因。

在这样的报道中，人们最容易记住的往往是那些灾难中冲在第一线的人，却忽略在灾难来临之前，预防措施做得怎样，平时的检查怎样，甚至很多只是在灾难发生后的表彰大会来一个举一反三的总结经验。

不可否认，灾难的突发性让相关部门无法做到准确性的预测，但某些防御工程的施工与验收验收严格把关，能让人们抵御灾难的能力大大增强。同时，预警与通知机制的完善，也能让灾难的影响面大大减少。

赞颂救援是必须的，那是人在绝境中对人的本能承担。可救援不该替代追责，承认错误是社会进步的标志之一。灾情报道如果只会歌颂灾后的英勇，却不愿意认真盘点灾前的失职，最终灾前的预防与预告就会变成空谈。

亡羊补牢，有时是为时未晚，但有时却是为时已晚。在灾难面前，人很脆弱。在救灾过程中，更是将新的生命置于危险之中。如果能够做到完备预防和预告，不仅可以降低普通陷入灾情的危险，还能保障财产安全。

人们需要的不仅仅是在灾难中被救助的感动，还需要知道灾难真相。灾难从何而来？何时离去？财产损失多大？生命是否安全？怎么救援？灾后如何重建？预防措施有没有效果？预警提示的流程是否规范？

这样的灾害报道，才能让画面更饱满。只有知道整个灾难的来龙去脉，才能真正做到举一反三，避免重蹈覆辙。一味地只有表彰与歌颂，灾难的处理就变成了情感的售卖，更是给预防工程施工与检查留下想象空间。

灾害最怕的，不是暴露问题，而是把暴露问题当成问题。正是因为对问题没有足够的重视，防御设施才会降低标准，所以才有“百年一遇”“千年一遇”的灾难频繁发生。暴露问题，重视问题，解决问题，才能让灾难伤害降低。

灾难发生，救助是第一要务，这无可置疑，但追究相关责任人的过失过错同样重要。功是功，过是过，不能混为一谈。不能因为亡羊补牢了，或者在救助过程中付出了很大代价，就可以把一切错误都免除了。

任何一个错误的出现，普通人都会付出巨大代价，甚至是生命。如果仅仅因为过错人或过失人参与了救灾，或者在灾难中牺牲了，他就可以成为“英雄”。那么因为他过错过而死去的普通人和参与救灾的官兵又算什么？

灾难报道，从来都不是歌颂和表扬的好场所。灾难从来都是悲情，是普通人挥之不去的哀痛。救援与问责从不矛盾，珍视每一个生命，才不能接受那些本可避免的伤亡；尊重每一个救援者的付出，才不能对预防工作马虎了事。

生活中需要光亮，但不能每次黑暗来临才临时点灯。灾难报道不该让感动成为灾难主旋律，应当帮助社会长出记忆。没有记忆，就没有改正；没有事实，就没有信任；没有责任，就没有真正的安全。防范于未然，才能让社会更健康。

八 买了机票登不了机，“超售拒载”不能让旅客吃亏

目前正值暑运高峰，不少人都会坐飞机出行。不过，一些人却可能在登机时被意外拦住，因为机票“超售”了。

据央视新闻报道，记者近日在黑猫投诉平台以“机票超售”为关键词搜索，共搜索出135条相关投诉。有网友投诉，到达机场后发现自己被超售了，航空公司没有任何补偿，拒绝退款；也有网友投诉航司处理超售问题时未遵守民航局相关规定。

所谓“超售”，通俗说就是旅客买完机票、办完值机、过了安检，到登机口准备登机时才被告知自己的座位“没了”。

“机票超售”，其实是国际民航业惯例，是为了降低航班座位虚耗的一种做法。航司为了避免旅客临时放弃行程、误机等情形导致座位浪费，通常会选择超售一定数量的机票。

正常情况下，机票超售后的流程是，若公务舱未售罄，航司会给部分经济舱旅客免费升舱，以确保旅客能够全部登机。当航班满座时，则由地面工作人员现场征集自愿放弃行程的旅客。

通常，航司会给予自愿放弃行程的旅客免费改签临近航班、免费保障过夜住宿等待遇，还会视情况给予额外现金补偿。

只有征集无果，航司才会根据值机先后顺序等原则，减掉对应数量的旅客，但后续同样要进行相应的补偿保障。因为，机票超售是航司的决策行为，由此造成的后果，自然都要由其承担。

目前，机票超售仍是小概率事件，因此导致的纠纷相对更少。有观点据此提出，应保障旅客的超售知情权利，但这并未切中要害。

对旅客而言，要求他们通读并理解万字之多的航司旅客运输总条件并不现实，且机票销售是一个动态过程，哪怕在购票过程中提示相关内容，也无法保证旅客就能关注或理解，可能反而给了航司已落实事先告知的免责借口。

基于此，机票超售纠纷问题的关注重点，应该落在如何畅通旅客权利救济通道上。一个好的市场环境，也不应该苛刻消费者事事都先自己做足功课，而是当其遭遇不公时，能够畅通主张自身权利。

正如前文所述，尽管已有一整套流程来应对机票超售，但大量的第三方投诉表明，航司在对待超售旅客方面，仍有较大提升空间，相关政策措施仍需完善。

比如，航司给予地面工作人员足够权限，在现场就能及时处理好“被超售”旅客的合理诉求。

又如，推动航司进一步解决客服电话打不通、等待过长等通病，同时提升客服的处理权限和业务能力，以免旅客不得不另行投诉甚至放弃维权。

相对于航司的强势，旅客个体的力量无疑是薄弱的。为此，也有必要优化当前民航局投诉机制，快速响应旅客诉求，以行政力量督促、推进航司做好市场服务。

这些政策措施，不仅是为了应对机票超售，对于旅客在航班延误、取消等各种非自愿行程变动时的权利主张，这也是一种保障，在推动航司不断提升服务质量的同时，也能增加航空在运输服务市场上的竞争力。

九 太原南站重启豪华吸烟室，背离控烟趋势 

“（吸烟室的）招牌很大很显眼，跟其他高铁站不同”，“就像是在变相鼓励吸烟一样”。

据羊城晚报报道，在多地讨论如何减少站台的二手烟时，太原南站却重启了站内的豪华吸烟室——在站内任何角落抬头，都能看见“吸烟室”和“烟草零售终端”蓝色的巨大招牌。一位不久前路过该站的旅客向记者抱怨，这就像是在鼓励吸烟。

这次太原南站内豪华吸烟室的开放，实际是重启。此前，该吸烟室就曾疑似因“收到投诉”而在5月末关停。这种从开到关，又关而再开的操作，未尝不是当前高铁站内吸烟室到底“何去何从”所面临的争议和纠葛的一个现实缩影。

一方面，在当前公共场所全面禁烟已是大势所趋的背景下，室内吸烟室注定会越来越面临质疑；另一方面，在规则层面，各地的执行标准不一，不少地方至今也未明确禁止设立室内吸烟室。

同时，也有观点认为，设置室内吸烟室至少可以减少旅客在候车区随意吸烟，算是一种“人性化管理”，也能避免烟雾影响其他人。

但就现实看，醒目、豪华的室内吸烟室，的确与越来越浓厚的公共场所禁烟氛围形成明显的反差。更何况，从实际运行效果看，不少室内吸烟室其实并不能完全阻挡二手烟外泄。

但这是否就意味着必须“一刀切”关停所有室内吸烟区？目前看，这恐怕也不现实。

一来，当前并没有这方面统一的强制规定；二来，简单关停可能减少了吸烟“场景”，但也可能会使得随意吸烟现象更加严重，反而弱化整体的控烟效果。所以，对这一问题，还是需要从长计议，寻求更切实际的解决之道。

比如，从短期看，可考虑关闭高铁站室内吸烟室，在站外通风处配套设置小型室外吸烟点。这种做法的好处是，既更契合“室内公共场所禁烟”的社会共识与立法方向，也有助于营造更加积极的控烟氛围。并且，已有一些地方作出探索。

如2016年，某地新版控烟条例实施，当地的火车站和机场随后关闭吸烟室，改为设置室外吸烟点；到2024年，当地又出台室外吸烟点的标准规范，成为进一步推进公共场所“控烟行动三部曲”，即“室内全面禁烟、室外不吸游烟、吸烟请看标识”的重要举措。

这方面的经验或可借鉴、推广。在此基础上，则可以进一步统一铁路与地方控烟执法标准，对室内吸烟室的设置条件给出更明确界定，乃至逐步从法律层面取消室内吸烟室。

更长远来看，还是要持续推动全国控烟立法的完善和法律执行，同时强化吸烟危害性的科普宣教，从而整体提升公众的控烟意识，并提供相应的戒烟公益服务。

在全球范围内，控烟都是一个相当复杂的议题，不可能一蹴而就。因为这背后既涉及不同群体的诉求和社会认知水平的变化，也牵扯一些现实利益的考量。

所以，在控烟上，注定只能以分层、渐进、兼顾多方诉求的综合治理，替代简单“设立”或“取缔”的二元选择，在“日拱一卒”式的坚持中，持续巩固效果。

十 “我不喜欢！”“小艺考”要听见孩子们的呼声

一个12岁的女孩，在练习本背面画了一个小人，用圆珠笔在它身上、四肢上、头顶上画满了黑色的叉，旁边歪歪扭扭写着四个字：“我不喜欢。”

这样的画面让人不忍多看，却是新京报记者在小艺考培训调查中的真实记录（新京报报道，点击链接可查看：被测量的身体，被计算的童年：难以通过的小艺考窄门）。画画的孩子叫小雨，刚刚经历了一整年为冲刺小艺考的极端训练。她脱离了校园，每天被控制饮食、测量体重，穿着暴汗服在没有空调的教室里绕圈跑步。

围绕小艺考的考前培训已经形成一条完整的灰色产业链，在这条产业链中，儿童的身体被精确计算，童年被系统性地征用。

更让人忧心的是，这一现象绝不只是出现在小艺考这条赛道上。小雨在画纸上给自己打满叉时的无助感，在很多孩子身上都能找到对应的版本。

一个被奥数班填满周末的三年级学生，一个被钢琴考级压得喘不过气的中学生，一个被保研焦虑驱赶着报高大衔接班的高中毕业生。他们未必会被要求控制饮食，未必会在纸上画叉，但他们和小雨一样，都在他人规划好的轨道上，失去了说“我不喜欢”的权利。

龚自珍在《病梅馆记》里描写过一种病态的审美标准，有人把梅花的枝条弯折、捆缚、修剪，做成“欹、疏、曲”的姿态，认为这样才美。龚自珍说，这种做法是“斫其正，养其旁条，删其密，夭其稚枝，锄其直，遏其生气”。

把健康的梅花折腾成病态的模样，然后告诉世人这就是美。今天一些人对待孩子的方式，和这种病梅审美如出一辙。只不过，用的不是剪刀和棕绳，而是日程表、体重秤、辅导班和升学率，被修剪的也不是树上的梅花，而是儿童的童年。

成人世界对儿童的规划早已无孔不入。在身体层面，身高体重有硬性指标，吃什么吃多少有精确规定，发育正常的孩子为了多长几厘米也要被送去打“增高针”。

在时间层面，从早教班到兴趣班再到补习班，从PET到小托福再到雅思出分，每个年龄段都有对应的安排。孩子从很小的时候就被反复告知什么是“正确的路”，什么是“有用的事”，与之相冲突的“闲书”与“不务正业”则要被坚决抵制。

这些规划的出发点可能是好的，家长希望孩子有出息，机构宣称自己提供专业服务，学校执行的是社会认可的评价标准。没有任何一个环节在主观上想要伤害孩子，但这些环节叠加在一起，就构成了一整套精密运转的“修剪”系统。

孩子天性中那些“长歪”的枝条、“多余”的叶子、“不听话”的生长方向，在成长过程中被逐一剪除。没有人问过这些枝条孩子想不想要留下，也没有人告诉孩子，你有权利决定自己长成什么样子。

在这些规划者的视角下，孩子不是独立的个体，而是一个尚未完成的“半成品”。童年的核心功能，就是为成年做准备，而准备的质量，就要用成绩、证书、录取通知书来衡量。孩子喜不喜欢不重要，孩子有没有自己的想法也不重要。

教育家杜威说，教育即生长。生长本身就是目的，而不是为了将来的某个结果。

但现实中很少有孩子能按照自己的节奏生长。正如小雨不能决定自己吃什么、练多久、考哪里，她只能在纸上给自己画满黑色的叉。那是她身体被支配、童年被征用之后，留下的最后一点属于自己的痕迹。

保护童年，不是为孩子选一家更靠谱的培训机构，也不是帮孩子规划一条更稳妥的升学路径。保护童年，是要承认孩子不是一件半成品，不需要被修剪成别人喜欢的样子，是要尊重每一个孩子，让他们有选择自己长成什么样子的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