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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教案:那件事,毁掉了曾国藩一辈子的名声
天津教案:那件事,毁掉了曾国藩一辈子的名声
我跟你讲个事儿，你可能不信。曾国藩，就是那个被后人捧成“半个圣人”的曾国藩，晚年被自己湖南老家的同乡冲进北京的会馆，把官爵匾额击毁了，名籍也削了。旁边还贴了副对联，骂得特别损：“杀贼功高，百战余生真福将；和戎罪大，早死三年是完人”。意思是你要是早死三年，大家还能念你点好。我头一回翻到这段，愣了半天。一个剿灭太平天国的人，怎么混到被自己人砸匾？更怪的是，他自己给朋友写信，写了八个字：“外惭清议，内疚神明”。外面骂他，他自己也骂自己。这事儿得从天津那年夏天说起。 1870年6月，天津望海楼教堂附属的育婴堂死了三四十个孩子。天热，疫病流行，埋得潦草，野狗刨出来，胸腹溃烂，肠肚外露。天津城里本来就到处在传“洋人拐小孩挖眼剖心做药”，这下炸了。偏偏又抓到一个叫武兰珍的拐犯，供出了教堂里的教民王三。可王三到案之后，供词反反复复，时供时翻，籍贯也对不上，没有坐实“教堂主使”的确据。但那时候没人等这个。法国领事丰大业跑去跟通商大臣崇厚交涉，半路上开枪打伤了天津知县的随从。人一拥而上，丰大业被打死，教堂烧了，修女、神父、洋人、中国教民，死了几十个。 七国联合抗议，军舰开到大沽口。清廷把曾国藩推出去。他当时六十岁，身体已经很差，出发前给儿子曾纪泽写信，说“今老年病躯，危难之际，断不肯吝于一死”。这话读着不像去办案，像去赴死。 到天津之后，他干了一件在当时极其不讨好的事。亲自问那些拦轿递状子的人，你们说洋人挖眼剖心，证据呢。问了几百人，“无一能指实者”，天津城内外也没有一户人家报案说孩子丢了。他给朝廷上奏，原话是“挖眼剖心，则全系谣传，毫无实据”。他知道这句话说出去，天津人会恨他。但他还是说了。 真正把他架在火上烤的，是接下来发生的事，而这件事他当时并不知道。他那份奏折里，其实不止写了“挖眼剖心是谣传”。后段还有五个“致疑点”，一条一条解释天津绅民为什么会积疑生愤，为什么谣言越传越凶，为什么“众怒不可遏”。那是替天津人说话的。可这份奏折发抄出去的时候，后段被删了。他的幕僚赵烈文在日记里记了曾国藩自己的话：“政府但欲吾为外人出头辨者，遂将后段删去方始发抄，致成一面之言，吾之得谤，有由然也。”翻译成大白话就是，朝廷只想让外面看见他替洋人辩白的那半张纸，不想让人看见他替天津人解释的那半张纸。他被定罪的那句话，是印出来的；他替民众说话的那句话，被剪掉了。 然后法国人咬住不放，要求处死天津知府张光藻和知县刘杰，军舰摆在那儿，法国海军司令发出最后通牒，局面撑不住了。最后定下来的方案：处死“为首滋事”的民众，流放二十五人，府县官革职充军，赔款，派崇厚去法国道歉。处死的人数，有说十六，有说十八，也有说二十一，赔款也有四十九万两和四十九万七千余两的不同记载。杀洋人，老百姓觉得没什么。杀自己人、罚自己官，那就叫卖国。骂声铺天盖地。匾额砸了，楹联毁了，曾国藩三个字从“完人”变成了“卖国贼”。慈禧让李鸿章来接替他。 我读这段的时候老在想一件事。曾国藩调查后知道“挖眼剖心”是谣言，他可以选择含糊过去，跟着民间的情绪走，把责任往洋人身上推，至少能保住自己的名声。但他没有。他选了把真相说出来，还替天津人写了五个“致疑点”。可发到外面的只有前一半。后一半没了，前一半就成了他一个人的罪证。老百姓看见的是一个替洋人说话的人。没人看见那个替天津人说话的人，被剪在了纸的背面。 后世有人说他是“爱国情怀在两难困境中的艰难闪现”。这话说得客气，也有道理。但我觉得更扎人的地方不在“两难”，在于那个结构。朝廷不想打，洋人逼着办，民众要一个出气的人。曾国藩刚好站在那个位置上。他办了，他就是那个出气的人。 今天回头看，这件事真正让人不舒服的地方，是它太熟悉了。一个说了两句话的人，一句被印出来，一句被剪掉，然后被印出来的那一句定了罪。你替两边都说了话，可外面只听见你替一边说的那半句。湖广会馆那把火烧掉的不是一块木头，是一个人对“清议”两个字的全部信任。 曾国藩不是完人。天津教案里他做的选择，代价是实打实的人命，这一点没什么可替他辩护的。但把他说成“卖国贼”，又太便宜了那个真正让他去办这件事、还把他奏折剪成“一面之言”的结构。一个人被骂了一百多年，骂他的人换了一茬又一茬，他当年调查出来的那个事实、和他替天津人写下的那五个“致疑点”，反而没什么人提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