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时代的写作——不可替代的人

AI时代的写作

——不可替代的人

冯俊龙

当前，我们正处在一个跨时代的历史节点：人工智能以前所未有的能力介入人类的文字世界。面对这一变局，我认为创作者既不应陷入技术恐慌，也不该盲目拥抱工具崇拜。真正需要思考的核心问题，是机器只是按照人的意志进行固化操作，而人是有思想的，创作者更应该传递思想。我们学习知识的目的，不是为了显摆，而是把不懂的事情弄懂，然后帮助别人也懂。研究学习人工智能的目的，是为了提高我们的速度和效率，而不是让它取代我们，因为它几乎很难取代我们。毕竟，我们是人，有思想，而人工智能只是为人服务的工具。

AI的本质追问

首先，要搞清人工智能的本质，它只是固化操作，而不能生成思想。

所有的人工智能都是工具。AI是收集、整理并且可以完成校正、检测的人工智能，是一种处理文字及数据等的工具，它源自设计好的套路化的操作方式。其运行逻辑是模式识别与重组。它可以生成符合语法、逻辑甚至风格模仿的文本，但AI没有“想要表达”的内在冲动，没有“非写不可”的生命经验。AI的文本是“计算”的结果，而不是“抒发”的产物。

我们今天在谈论AI的时候，应该知道一个更值得警惕的事实，是早在AI出现之前，已经有不少创作者在人为地自我“AI化”了。这些人将自己或者从他人那里总结出来（包括创作在内）的东西模式化、套路化，然后按部就班地加以运用。如此一来，看似效率高，写得多、发得快，但实际上“产品”高度模式化。别人看其几部作品，摸清了他的路数，看他作品的第一页，就知道他第十页、第一百页，甚至最后要讲什么。这样的作品在读者心中的地位也就可想而知。

这种现象并不鲜见。它和很多坐在主席台上讲话的领导如出一辙。他们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每次都讲得非常流畅、得体，没有听过他讲话的人，还以为精彩得很，听多了就知道他讲的其实是套话、空话。因为昨天他拿这些话讲张三，今天他用同样的话讲李四，内容毫无变化，只是被讲的人不一样。即使如此，他们还要美其名曰这是所谓的“个人风格”，其实完全是一种固化模式。

这种“自我固化”的写作，本质上与AI生成文本的逻辑并无二致，都是对既有模式的重复套用，缺乏真正的生命经验和情感投入。区别仅在于，AI的套路来自算法训练，而人的套路来自自我重复与惰性。前者尚可归咎于技术局限，后者则是创作主体创造力的自我阉割。

李银昭《母亲的蜀道》与AI的“无体之诊”

来看看真情写作的范例。

李银昭的亲情叙事与AI的“无体之诊”，对写作者在当下具有明显的启迪。

李银昭的亲情散文，是“思想在场”的典范。他的《母亲的蜀道》，写母亲和姑姑在20世纪“那些年月”从广元剑阁步行回盐亭老家的艰辛往事。这篇万字长文，表面上是写母亲这一路、这一生的不易，但读着读着，母亲身上承载的时代记忆慢慢凸显出来，一个人的母亲就成为所有人的母亲。

李银昭散文创作的特点，不但秉承了所有散文都具备的从小切口发掘大事件的特征，而且他尤其擅长把隐藏的情感用那些普通的文字表达出来。他的文字如同喝足烈酒却不声不响的壮汉，体内奔涌的激情通过暴涨的青筋、血赤的肌肤慢慢浸透出来。他写母亲走古蜀道时的惊心动魄，演变成多年后儿子的一笔一画——母亲艰难的人生、艰辛的生活、艰险的旅程，都是成年后的儿子默记在心的追忆，母爱的伟大呼之欲出。

这样的写作，AI无法完成。因为AI没有“母亲”，没有“童年”，没有李银昭在另外一篇散文《看母亲端碗时的端庄和享受》表达的那样，在深夜回想母亲端碗时端庄神态的那种发自心底的感悟。AI可以搜集“蜀道”的地理资料、历史沿革，可以生成“母亲”“步行”“艰辛”等词汇的组合，却无法理解母亲走蜀道时那种“既是为了生存，又带着对子女的牵挂”的复杂心境。AI不知道“母子连心”意味着什么，不知道成年儿子回望母亲一生时那种“最难放下的情感”究竟有多痛。

这就是AI的“无体之诊”——缺乏物理体征的感知，缺乏生命经验的在场。AI可以提供“蜀道”的数据，却提供不了走在蜀道上的人的心跳。这就有点像真正的中医诊断病症，高度依赖“望闻问切”中的物理接触和感官体验，而AI完全缺失这一环。创作同样如此。AI可以基于文字描述进行推理，却无法捕捉那些微妙的、非文字的情感信息。它（至少在目前）不可能将一个眼神、一次沉默、一个欲言又止的瞬间背后隐藏的情感，细致周详地挖掘出来。但是作为一个有着丰富创作经验的作者，只要亲身经历过、亲眼看见过、亲耳聆听过，他就有可能将之真实再现出来。

史铁生在地坛里的“概率统计”

史铁生的回忆抒情与AI的“概率统计”，是机器不能达到的深沉哲思。

史铁生的散文，是另一种“思想在场”的证明。《我与地坛》中，他写自己在地坛中得到的生命启迪和人生感悟：“死是一件无须乎着急去做的事，是一件无论怎样耽搁也不会错过的事，一个必然会降临的节日”。他以凝重笔触描写对母亲的后悔和无尽的思念，最后深情叙述他与地坛无法切割的情感。

史铁生写母亲的独特之处在于“节制之美”。他没有遵循亲情类散文的固有模式，以所忆对象为中心追述生平往事，而是选取自己瘫痪后，母亲与自己相处的部分片段、细节。文中对母亲的描写犹如简笔画，语言朴素，但善于抓住最能表现母亲内在心理的最富表现力的动作。《秋天的怀念》和《我与地坛》中写到母亲时多次用到一个词：“悄悄地”。一位坚忍、善良的母亲跃然纸上，其对儿子毫不张扬的爱让人内心悲怆。

史铁生对母亲的书写，愈节制愈见深情。他不作热烈的抒情或宣泄，只以一种平和内敛到近乎压抑的语调娓娓诉说他对母亲的爱、愧疚和思念。这是对“崇简尚淡”中国古典美学的最好诠释。

AI无法写出这样的文字。因为它的底层逻辑是大数据匹配和概率预测，也就是本质上是“概率统计”而非“辩证思维”。它可以分析“母亲”一词在文学作品中的常见搭配，可以统计“悄悄地”这个副词的使用频率，却无法理解史铁生坐在轮椅上、看着母亲“悄悄地”躲出去时那种复杂的情感，比如愧疚、心疼、无奈、深爱。AI无法理解“一个人可以被打倒，但绝不能被打败”的生命意志，因为它没有生命，或者说它的生命是人类给予的固定模式。

周闻道的“在场主义”与思想者的边界

说到“在场”，肯定绕不开周闻道。下面接着谈谈在场与思想，分析一下周闻道的散文实践与AI的边界。

在当代散文界，以创办“在场主义”在文坛开创出一方天地的周闻道，是一位值得深入讨论的作家。他的散文集《只为卿云》，既展现了AI所擅长的文史资料收集之广博，更彰显了作为思想者的深邃——而后一点，恰恰是AI永远无法企及的。

周闻道的写作，建立在对经典文献的长期深耕之上。他阅读积累之深，对传统文化理解之透，从他创作出来的作品可见一斑。无论作为学识渊博的文人，还是在商场纵横驰骋的商人，或者在政界稳扎稳打的官员，周闻道以其数十年的寒窗苦读、少有人能及的丰厚人生阅历，才成就了《只为卿云》中那种信手拈来却又恰到好处的知识密度。假如周闻道当初就有机会熟练运用AI搜集资料，他固然会省去大量爬梳文献的时间，但却会出现一个更深层的问题：“省去”的过程，恰恰是思想生成的过程。

周闻道的散文集《只为卿云》是一部采风作品集，但绝非简单的游记载录。周闻道理解的“采风”，不是文人骚客的山水消遣，而是主动寻找“在场”——通过近距离“抚摸”现场、剖析人性、浇筑思想，去蔽、敞亮、追寻本真。他在呼伦贝尔的蒙古包、山海关的城墙、茶马古道上的天全县、眉山的远景楼之间奔走，将目之所及化为心之所思。但是仅仅“在场”还不够。周闻道用他的文字告诉我们，采风作品如果只写现场的光鲜亮丽，就会沦为新闻报道。真正的创作，必须写出“现场”背后的深入思考。

《只为卿云》中的每一篇作品，都是这种思考的结晶。在《尼巴村的太阳》里，他看到藏人的房子不仅是财富的象征，更是精神世界的投射；在《山海为关》中，面对长城的雄伟，他没有止步于赞叹，而是写下“真正的长城，不在山海，不是泥砌砖垒，而是根本的国家体制，是民心”，进而喟叹“山海为关，原来阻隔了自己”。他从“天全”这个地名联想到“总有天性保全”的哲学境界，从古村的雨、路、屋中展现一个地方的前世今生。那些看似寻常的标题——“山海为关”“有坝姓尧”“一楼景远”——无不透射出作者广博的文学素养与深邃的哲学思辨。

这种写作，AI肯定无法完成。AI可以迅速检索“山海关”的历史沿革、建筑数据，可以生成“雄伟”“沧桑”之类的词汇组合，却无法理解周闻道那句“山海为关，原来阻隔了自己”背后的生命体悟。AI可以提供“尼巴村”的地理位置和藏人习俗，却无法像周闻道那样，从一座房子读出祖孙几代的奋斗与信仰。AI的文本是模式识别与重组的产物，它没有“非写不可”的生命经验，没有在长途跋涉后凝视一片废墟时的那种内心震颤。周闻道的思考，从地名到哲理、从景物到制度、从现场到民心，每一步跨越都需要直觉、判断和情感投入，都需要他深蕴于心的思想，这些都是AI的“无体之诊”所无法触及的。

有人或许会说，AI也可以进行联想和引申。但AI的联想基于概率统计，它可以在数据中找出“天全”与“天性保全”的文字关联，却无法理解这种双关背后的文化情怀和人生阅历。周闻道数十年寒窗苦读、商场驰骋与田野考察所积淀的“现场顿悟”，不是资料堆砌能够替代的。AI可以让他“知道”得更快——迅速获取所有相关文献和数据，却无法让他“理解”得更深。因为理解需要生命的“在场”，需要从真实的行走、凝视、沉思中慢慢生长出来。

周闻道的散文实践雄辩地证明：采风与在场结合的关键，是“思考”二字。没有思考，再华美的文字也会失去生命。而思考，恰恰是人之为人的根本，是AI永远无法僭越的边界。《只为卿云》打上的不是资料汇编的印记，而是思想者的印记。

姜明是宏大叙事中的“在场者”

除了以上这些，我们还可以从宏大叙事方面，以姜明的历史文化散文为例，来进一步讨论AI的“资料化准确”。

姜明的历史文化散文集《八千年的凝视》，是另一种思想在场的证明。他以“汉字”与“文明”为核心线索，将八千年岁月中的文化遗存、历史人物与地域风情串联成篇。从贾湖遗址八千年前的龟甲，到殷商甲骨文的神秘诡谲，从三星堆青铜神树的通天气象，到苏东坡的家国情怀，这部作品如一条奔流不息的文明长河，将远古与当下、中央与蜀地、个体与民族紧密相连。

姜明的独特之处在于“在场者”视角。他将自己的观展经历、地域记忆、人生感悟融入文明叙事，让宏大的历史有了个人化的温度。他写自己在三苏祠迷路时的迷茫，顿悟“面对迷宫一样繁芜的苏轼，‘迷路’是正常的，谁都不可能短时间内‘抵达’”；他记录自己触摸古柏纹理的沉思，“植物成长需要光合作用，但活着的植物，本身就是一束光”。

AI可以做到“工具化的周详”和“资料化的准确”——迅速检索八千年文明史中的所有关键节点、人物、事件，生成一篇资料翔实、结构清晰的历史文化文章。但AI无法做到姜明那种“以我观史、以史照我”的“文学在场感”。AI没有“在博物馆凝视一件文物时的感动”，没有“在杜甫草堂想起诗人漂泊一生时的唏嘘”。它可以告诉你杜甫的生卒年月、草堂的建筑年代，却无法将“我的生活经历”与“千年前杜甫的漂泊”置于同一时空之中，产生那种跨越千年的精神共鸣。

杨献平在地域书写中的人文温度

我们还可以从杨献平的地域书写来看看人与AI的“人文真空”，也就是从深厚坦诚来论证人和机器的差异。

杨献平的地域散文，以其深厚坦诚著称。他的《作为故乡的南太行》写出了乡村的温暖和疼痛，坦诚的、智慧的、诗性的呈现。他的笔如一把刀子，剖开一个乡村断层，呈现出一个丰富复杂的万象世界——涵盖南太行乡域的历史、现实、风俗与人心、人性、人情。

杨献平不回避乡村的阴暗面：乡村竭泽而渔的通病，对物质的疯狂渴求，乡村暴力、因争夺宅基地产生的殴打、失败的青梅竹马。但他也没有停留在“卖惨”的层面，而是写出了超越性的领悟：“我厌恶的，可能只是人性当中某些阴暗部分，乃至某一地域文化和世俗观念对某些个性不自觉地限制与挟制惯力……而这一切，却不是地域本身的错，迁怒就等于无知，逃离就是背叛。”

这种写作的珍贵之处，在于它来自真实的生命经历。杨献平在巴丹吉林沙漠生活了十八年，这些经历沉淀为他创作与生命的底色。他在后记里说，即使现在再写，恐怕也不会写成当年的样子。不是文字的水准，而是文章当中的那种态度——客观、真实且不失诗性，尤其是对待乡村及其人事的那种宽容甚至还有些诙谐的态度。

AI是冰冷的算法，缺乏中医所说的“医者意也”中蕴含的同情、理解和人文关怀。治疗过程包含医生的同理心、安抚和暗示作用，这本身就是疗效的一部分。创作同样如此。读者在文字中感受到的温暖、悲悯、宽容，来自作者作为一个人对世界的态度。AI无法在读者困惑时给予耐心的解释，无法在作者枯竭时给予真正的激励，更无法理解“为什么要写”这个终极问题。它只能看到“数据化的文字”，看不到“鲜活的人”。缺乏人文关怀的“创作”，在任何文学理论中都是不完整的；没有思想的文学作品，就是一堆没有血性、没有骨头的文字垃圾。

当人把自己变成机器的“人工人化”

说了这些，我相信读者会明白当人变成了机器，套路化写作也就开始了。

与上述作家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那些“人工人化”的写作者。“人工人化”是指人工智能从被动的工具演变为具备情感共鸣、主动决策及类人特质的协作伙伴。“人工人化”写作者的写作特征，在上文中也提到过，是将自己或他人总结出来的创作模式化、套路化，然后按部就班地加以运用。他们的作品看似高产，实则贫血。读者看第一部时或许还有新鲜感，看到第三部、第五部时便会产生审美疲劳，因为其“路数”早已被摸清。

这种现象在教育领域尤为严重。有的语文老师直接挑选范文让学生背诵，并告诉学生无论作文是什么题材、什么内容，只要把范文适当修改移植进去即可。学生写来写去都是一个模子，写作思维也渐趋同质化。有小学语文老师组织学生分组抄写范文，再批量撰写不同评语“规避雷同”。每次观影活动后，学生被要求撰写的观后感最终沦为网上模板的“搬运工”，甚至某个活动之后要求的作文，也大同小异。小学二年级或者初学写作者可以如此引导，但作为成熟创作者，显然是不可取的。

这种“套路化写作”的本质，是人把自己变成了机器。写作者放弃了思考，放弃了从生命经验中汲取素材的努力，转而依赖现成的“配方”和“模板”。他们追求的是“效率”和“安全”，而不是“真实”和“创造”。这与AI的生成逻辑高度同构——都是对既有模式的重复调用。区别仅在于，AI的调用是算法驱动的，而人的固化调用是惰性驱动的。这样的文字没有思想，而思想是把文字变成不同表达的根本。

AI的工具价值与致命缺陷

所以，我们必须对创作实践进行省思。人工智能的善用与误用，也就在本文的讨论之列。

我本人既写评论，也创作历史散文。在写作长篇历史纪实《晚清传奇朋友圈》时，收集资料的艰辛至今难忘。翻阅大量文献、核对不同来源的记载，在海量信息中筛选可靠的材料，耗费了我八九年时间。这实在是一项巨大而艰苦的工程。如果那时有AI辅助，时间无疑会大大缩短。但是，我在近段时间接触AI之后，又想到一个问题：利用AI这个工具，“证实”与“证伪”的工作，又将构成另一项巨大的工程。

以我这几个月对AI的了解，它其实是一个立场极不坚定的“花花公子”。比如我查资料时，问它一个问题的答案是A还是B，它答是A，并且给出了理由。我故意反驳说是B，还故作正经地给出了堂而皇之的理由——尽管我的答案其实是错误的——它立刻跟着说“对对对”，而且非常诚恳地检讨。由此可见，AI不敢全信。它会迎合用户的观点，会顺着你的话说，哪怕你说的明显不对。这种“讨好型人格”，在资料核实中是一个巨大的陷阱。

当然，AI也会不断进步。就目前而言，AI不能代替人的思想，但可以代替人做它适合的事。它适合做的，恰恰是那些不需要价值判断、不需要情感投入、不需要真伪辨析的机械性工作——这正是前文所说的“西医检测”层面的工作：资料搜集的初步筛查、语法拼写的基本校对、文本结构的量化分析。而证实证伪、价值判断、思想提炼，这些必须由人来完成。AI可以给你一百条资料，但哪一条可信、哪一条存疑、哪一条需要交叉验证——这个判断，AI做不了，也担不起这个责任。

那么，我们如何善用与防范AI？接下来我再试着谈谈在阅读书写时，AI运用的价值与它的致命缺陷。

AI是科技时代赋予人类的先进工具，在多个方面可以为阅读书写提供便利，但也存在致命短板，需要清醒认识、合理利用、谨慎防范。

AI可以提供哪些便利？

资料搜集与整理是AI最擅长的领域。当你要写一个发生在1990年代东北工厂的故事，AI可以迅速提供那个时代的物价、流行歌曲、工厂改制的时间节点等背景信息。这种“工具化的周详”和“资料化的准确”，能够极大提升创作效率。

文本校对与检测同样适用。AI可以发现语法错误、用词不当、逻辑矛盾，给出客观的文本分析数据，由人来判断如何处理。

结构分析与优化也是AI的用武之地。AI可以分析叙事节奏、人物出场频率、对话与描写的比例，帮助作者发现可能忽略的结构性问题。

这些工作，就像“西医检测”一样，精准、高效、客观。它们是创作的“准备工作”和“后期打磨”，而不是创作本身。写作者应该利用AI来解放机械性劳动的时间，将更多精力投入到真正不可替代的核心创作中。

AI的致命缺陷与防范策略同样明确。

缺陷之一是缺乏物理体征的感知，即前文说到的“无体之诊”。AI无法亲身感知世界。写作者必须坚持“身体在场”的写作，所有感受必须来自自己的生命体验，而非AI提供的数据。

缺陷之二是概率统计而非辩证思维。AI的底层逻辑是大数据匹配和概率预测。写作者应当将AI输出视为初稿素材而非成品，用自己的语言、节奏和情感重新锻造每一个句子。

缺陷之三是缺乏人文关怀，即“无神之医”。AI是冰冷的算法。在创作的全流程中，必须保持“人”的主导地位，最终的判断必须由人来做出。

缺陷之四是责任主体的伦理真空。创作者必须对自己署名下的每一个字负责，建立“人工复核”的铁律，所有AI提供的信息必须溯源核实。尤其要警惕AI的“讨好型人格”——它倾向于迎合用户而非坚持事实，因此任何关键信息都必须交叉验证。

算盘的启示

写到这里，我忽然想到中国古老的计算工具算盘。用“算盘”与现代的“计算机”这两种计算工具对比，或许可以看出过程与结果之间的辩证关系。

算盘与计算机本质上的区别，比较深刻地揭示了人类创作与AI辅助的本质差异。

用算盘计算，每一步都是人主动拨动珠子，过程是透明的、可预料的，结果是在人的全程控制下逐步生成的。这与人类逐字逐句的写作高度相似。文学创作中的每一个词的选择，都像拨动算盘珠子那样，是有意识的参与，每一次修改都是思想的深化。写作的价值不仅在于最终文本，更在于写作过程中的思考、犹豫、调整——这正是思想生成的方式。

用计算机，你输入指令，它给出结果，中间的运算过程对你而言是一个黑箱。你只知道输出，却不知道它为什么选择了这个而不是那个。这与AI生成文本的逻辑一致——可以快速给出结果，却无法追溯其决策路径。虽然它给出的结果，一般都是正确的，但错得离谱的事，也时有发生。

因此，我们正确使用工具的方式，是用“算盘精神”来驾驭计算机的算力。创作者必须主导全过程，每一步判断都经过自己的意识审核，AI只作为提升效率的工具，而非替代思考的主体。那些习惯于“人工人化”写作的人，本质上是用计算机的思维在拨算盘——他们追求结果的快速产出，却丧失了过程中的思想生长。

真正的写作离不开人

最后，我想说思想的在场，才是写作的唯一理由。

机器只是按照人的意志进行固化操作——无论是AI的算法生成，还是人的套路化写作，本质上都是对既有模式的重复。而人是有思想的，创作者更应该传递思想。

李银昭的亲情叙事告诉我们：真正的写作来自生命经验，来自对母亲、对故乡、对岁月的深情凝视。史铁生的回忆抒情告诉我们：真正的写作来自对生命根本问题的思考，来自直面死亡的哲学勇气。周闻道的在场主义散文告诉我们：知识的广度可以借助工具来拓展，但思想的深度只能由生命本身来开掘——AI可以让他“知道”得更快，却无法让他“理解”得更深。姜明的历史文化散文告诉我们：真正的写作来自“在场者”的视角，来自将个人体验融入文明叙事的“文学在场感”。杨献平的地域书写告诉我们：真正的写作来自深厚的生命积淀，来自从创痛中生长出的悲悯与宽容。

而那些套路化写作者则告诉我们一个反面教训：当人放弃思考、放弃真情、放弃从生命经验中汲取素材，人就变成了机器——而且是一台效率远不如AI的机器。

再次重复文章开始时套用别人说的那句话：“我们学习知识的目的，不是为了显摆，而是把不懂的事弄懂，然后帮助别人也懂。”研究学习AI的目的，是为了提高我们的速度和效率，而不是让它取代我们。因为它很难取代我们——我们是人，有思想，而它只是为人服务的工具。AI可以帮助我们搜集资料、整理信息、校正语法、检测逻辑。但创作的核心“为什么要写”“要写什么”“如何写出只有我才能写出的文字”的问题，必须由人来回答。

真正的写作，永远是“人的声音”。而只要写作还在传递人的思想、人的情感、人的生命经验，那个写作的人，就永远不会被替代。